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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从夏朝建立国家开始，一直都在寻找合乎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治理方式，并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的以道德治理国家的思想和以法家为主的以法律治理国家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所谓“道德治理”，主要是指依靠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的影响力、优良的社会风气和惠民的安分守己来进行政治统治。他们靠自己对于社会之道的领悟，靠对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心，以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维护社会秩序。
道德治理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其历史相当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这说明在中国政治文明早期，道德治理就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追溯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发现，尽管道德治理思想早已有之，但在不同的时代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继承了这种道德治理的传统，提出了以道德为治理主要手段，以政刑为辅助手段的国家治理思想，这种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思想。
1.国家治理方式思想渊源于尧、舜、禹时代
从社会形态来看，这一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道德治理思想的萌芽着重体现在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实行。“禅让制”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尧、舜、禹之所以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领袖，除了他们天资聪颖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树立起来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领的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
2.国家治理方式思想发展于奴隶制社会时期
这一时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西周统治者灭商以后，继承了商代的神权思想，宣称他们是受天命取代商王朝来实行统治的。但西周统治者总结商代灭亡的教训，对商代天命说做了一定的修补，强调用“德”作为“天威”的补充，“以德配天”的伦理观为西周统治者取代商王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
周公等人认为：“惟命不于常”，
“天命靡常”，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这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根据这一点，他认为天命不可恃，唯有敬德才能保民，才能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道德治理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对君主的要求，对道德规范“礼”的重视，对民本意识的强调，等等。当然，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张，仍然是以“君权神授”说为思想基础的，神权思想仍然是他们统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们提倡的“明德慎罚”的主张，也并不是要削弱刑罚，而是要使刑罚变得更加有效以为维护其统治服务。
3.国家治理方式思想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从奴隶制的衰亡到封建制社会的兴起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子产，在统治老百姓的方法上，最早提出了“宽”、“猛”两手的问题。“宽”即强调取善于民，怀柔养民；“猛”即强调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子产在执政期间，特别强调“宽”，认为“为政必以德”。孔子曾多次称赞子产能“惠人”，认为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但是子产晚年的思想有所变化，他临死时对其继任者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不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在这里，子产虽说“以宽服民”是“有德者”的统治方法，但实际上强调的不是“宽”，而是“猛”。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不同于轻视道德的老聃，而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实行“德治”，能够让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才是最理想的治理活动。
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将“德主刑辅”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法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猛服民”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轻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论。这一时期，儒、墨、道、法等诸子伦理思想的争鸣，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瞻。孔子继承周公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成为儒家道德治理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强调统治者应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是孔子学说中非常有价值的思想。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论和原则，那么，国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而和谐。《大学》是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出发点。
孔子的德治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靠“德行教化”的作用来实行统治，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人民施加小恩小惠进行怀柔；二是用统治阶级的道德进行教化，使劳动人民就范。当统治者的“以德服人”不能奏效时，孔子又极力主张“以力服人”。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可见，孔子提倡“德治”，并不是不要刽子手的职能，而是主张“宽猛相济”，“德”与“刑”交替使用。不过，孔子特别强调的是“德”而不是“刑”，主张“德主刑辅”和“以德去刑”，很显然，这些都不是为劳动人民着想的。
孔子倡导“仁”，并从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对“仁”做了阐释，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作为实践“仁”的方法。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孟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则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至此，儒家道德治理思想基本上趋于成熟。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唯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自此以后，儒家的德治思想一直被历代王朝奉为经典，直到封建王朝的结束。
孔子在提倡“礼治”与“德治”的同时，还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认为只有“贤者”当政，才是治理国家的最好的选择，即所谓的“贤人政治”或“人治”。尽管孔子的“人治”思想具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贬低法律作用的消极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一是“人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礼的“亲亲”原则，即在政治上“任人唯亲”，贵族们凭借血缘关系世袭高位而成为统治者。二是“人治”特别强调当权者应该以身作则。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政”字的本意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端正。他认为，让有德之人当政，政治就会清正廉明。可见，“礼治”、“德治”和“人治”是儒家治国之道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给儒家伦理思想以理学的思辨形态，把正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
作为一种统治者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的手段，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治理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不断演进，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自汉代以来，基本上都尊崇儒家的治国方略。宋代至清代，儒学始终居于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
儒家治国思想“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
道德治理在儒家治国思想的整体之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我们需要从儒家治国学说的整体来把握儒家道德治理思想。
1.儒家哲学思考的主题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认为：“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求道而有得，斯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盖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
由此可以看出，“道”在《论语》当中具有天道的含义，是孔子主张“仁”的基础，“仁”是人对道的深层认识。《易经》、《系辞传》中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之间，以人为重心，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
以天地为根本，所谓“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
这说明儒家不是孤立地就哲学而论哲学，而是把上天、社会和人结合起来理解哲学问题的。儒家通过其哲学观为道德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后来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当中有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哲学观铸就了儒家政治哲学观念的特点。一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以人为本；二是主张协调差异和冲突，讲究以和为贵。
儒家以“允执其中”、“发而皆中节”来规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和为贵的哲学精神，一方面承认差异，另一方面又促成协调，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这也是我们认识儒家道德治理思想的重要前提。儒家典籍体现着以人为本思想的论述不少，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就转换为民本思想。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其后，孟子、荀子对民本思想也有所发展，经历代儒家大师的继承，民本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
2.儒家施行的仁政涵盖了仁治、德治、礼治三个方面
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通过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德治理方针。荀子则更加重视通过制度化手段对社会加以道德治理的问题。他把仁义与礼结合起来，以仁义为礼制的精神，以礼制为仁义得以实现的规矩。荀子说：“将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也。”
“礼者，政之挽也。”
认为仁政需要以礼制为制度依托，礼制是道德的载体和实施道德治国的有效工具。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注意礼制在实现其政治理想当中的作用，要求严格依照礼制规范言行，这种寓道德于制度的礼制是儒家道德治理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礼为为政的基础，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礼与治国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
孟子要求统治者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条件，使民众“养生丧死无憾”，只有在民众生计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实施道德教化，才能够确保统治者的地位，实现统治的目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主要是以民生作为基点的，以利民为内涵的，对民众生计给予高度重视，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面。孔子讲“富之”、“足食”、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孟子为仁政的落实提出了具体措施，把解决民众土地问题作为实现仁政的制度化的基点。“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在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前提下，孟子又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即举办专门的学校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规范社会风俗。
儒家把仁政作为整个道德治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在全部政治活动中都要贯彻道德治理，推己及人，爱利民生。“仁政是指儒家将仁德推行于国家政事，实行以仁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儒家治国思想中，仁政、德治、礼治都属于仁政观的范畴体系。”
这种广义的仁政位于儒家全部政治理想的最高地位，把道德始终贯穿于整个政治制度的社会治理活动之中。
3.统治者的率先道德修养和民众的道德教化
在道德和国家强制力之间，在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道德修养的作用，把天下太平归结于最高统治者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的这一理念贯穿于儒家思想整个的历史脉络。孔子赞美舜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所以要“格君心之非”。
先秦儒家正是在以平治天下为根本出路的意义上来看待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的。
儒家还强调读书人的道德修养，这在儒家思想当中居于重要地位。“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始，读书人就被儒家赋予了推行仁道于天下的重任。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现在和过去，整整两千年以来，始终是士”。
儒家对这个群体道德修养的要求成为其德治理论的中心内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所讲的道，就是“安百姓”的利民之道。由此出发，读书人就需要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读书人要做官，修己是根本，在修养自己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与君主和民众的关系。
除了对统治者率先作用有一定的要求外，孔子也十分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来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作用。他主张对民众要“道之以德”，
认为道德教化比政刑措施优越，它能够实现社会秩序，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它还能够唤醒民众的廉耻心。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促使民众从内心里归服政权，这就是德治的最高境界。孟子特别强调“得民心”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就要凭借道德教化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荀子从人性恶出发，认为道德教化就要使人们闻道，从而化其恶性。他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贰，所以成积也”。
所有儒学思想家不论其对于人性判断如何，都一贯主张人性存在着修养和教化的可能性，从而把道德治理思想置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