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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作背景
福楼拜在创作《圣安东的诱惑》时，邀请好友杜刚和布耶来聆听初稿，令福楼拜意想不到的是，杜刚和布耶对其“大作”嗤之以鼻，他们反对小说的抒情风格，建议福楼拜用自然和朴实的手法来创作小说。布耶给出了进一步的提示：
“你的缪斯必须依靠面包和水，否则抒情风格会扼杀她。去写一部像巴尔扎克（Balzac）的《穷亲戚》那样讲究实际的小说吧。例如，像德拉马尔（Delamare）那样的故事……”
德拉马尔？福楼拜心中一震，神色开始变得从容淡定，反问道：“为什么不呢？德拉马尔是鲁昂医院的住院医生，他的故事广为人知……”
于是，受到“德拉马尔”故事的启发，福楼拜开始构思《包法利夫人》一书。“德拉马尔”这一故事于 1848 年发表在《鲁昂日报》上。德拉马尔（Eugène Delamare）是福楼拜其父医院的一个实习生，毕业之后，前往一个小镇开业从医。这位实习生为人忠厚老实，资质平庸，胸无大志。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阔小姐戴尔芬·古杜睿耶（Delphine Couturier）。戴尔芬的父亲是个小地主，守财奴的性格，生怕女儿外嫁而使自己财产受损，迟迟不肯把女儿嫁出去，一拖再拖，拖到女儿二十有三。戴尔芬心急如焚，急中生智，用手帕做了个假肚子，对外宣称自己怀孕了。其父开始恐慌，不能再等之时，匆忙将女儿嫁给了医生德拉马尔。婚后，育有一女的两人貌合神离，戴尔芬心高气傲，向往豪华富贵的生活。结识了一个荒唐鬼，两人成了地下情人，这段感情没过多久，这位荒唐鬼就因破产抛弃戴尔芬跑到美洲去了。伤心的戴尔芬又遇到了另一个情人，这是一个小书记。为了他，戴尔芬开始精心打扮，导致自己最终负债累累，羞愧自杀。善良的德拉马尔为妻子立了个“贤妻良母”的墓碑后，伤悲过度，不久也去世了，徒留了个可怜的女儿在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戴尔芬与德拉马尔的故事是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的源泉。
然而，也有人提出“德拉马尔”的故事并非《包法利夫人》的唯一题材来源。1846
年，在鲁昂图书馆的《吕多维加夫人回忆录》（
Les Mémoires de Mme Ludovica
）中，有人发现了雕刻家雅姆·普拉迪埃（James Pradier）的妻子路易丝·普拉迪埃（Louise Pradier）的人生经历与爱玛十分相似，两人除了结局不同，其他故事基本吻合。
而事实上，福楼拜出于同情心和作家的敏锐直觉，也经常去这位雕塑家中拜访，因此，对普拉迪埃的事情十分熟悉。所以，这也有可能是《包法利夫人》的创作源泉之一。
但福楼拜为了打断一切对其作品溯源的调查活动，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Madame Bovary，c’ est moi. ）”。 [1]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两位好友的建议，福楼拜还是接受了批评，并按照他们的建议再次放下《圣安东的诱惑》，从 1851 年起，开始了《包法利夫人》的创作。
此外，福楼拜之所以会接受好友布耶和杜刚的提议，放弃铺排华丽的《圣安东的诱惑》，转而使用朴实、自然、严谨、精确的语言创作一部新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这与福氏自身的成长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福楼拜生活的时代既是社会确立新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时代，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创建的启蒙时期。
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更迭极易催生众多社会问题，科学研究的建立会潜移默化影响教育，进而影响作家的写作。
福楼拜当时所处的时代正值法国“七月王朝”建立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这18 年。新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外国势力在法国卷土重来，交织混战，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农民羡慕小资产者的自由，小资产者羡慕大资产者的财富，大资产者羡慕贵族的身份象征，社会矛盾重重。福楼拜敏感的发现了时代和社会的矛盾并通过一部《包法利夫人》淋漓尽致的以客观的手法表现出来。
“有一时期，霍乱流行，教堂扩大坟地，推倒一堵墙，在旁边买了三亩地；可是这块新开拓出来的地区，难得有人用，墓冢照常朝大门那边挤。看守又管掘坟，又当教堂管事（这样就从教区死人身上得到了两笔收益），利用空地，种了些马铃薯。”
教堂管事不真心传教，反而唯利是图，福氏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揭示了令人唾弃的社会现状。
福楼拜指出，艺术是展览，不是教诲，好和歹全要描述，这样的描述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公正的。福楼拜取法科学研究的冷静观察和精细准确操作，也就是他所追求的文学的科学性。因此，冷静客观的写作风格，细致严谨的描写是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的创作中体现的首要写作特点。在福楼拜眼中，关于场面中的人物描写是这样的：
“妇女坐成一排，摇动画扇，微笑的面孔被花遮住了一半，白手套显出指尖的轮廓，紧紧扣住腕上的肉，手松松攥着一个金塞鼻烟壶，在手心转来转去。花边缀饰在衣服上颤动，钻石别针在胸前闪烁，镶坠子的手镯在光胳膊上作响，头发贴在额头，盘在后颈，插着勿忘草、素馨花、石榴花、黍穗或者矢车菊，有王冠样子、花簇样子、树枝样子。”
人物描写注重细节，细致传神，活灵活现。而关于乡村婚礼宴席的描写，可以体现出福楼拜对乡间风俗的熟悉：
“酒席摆在车棚底下。菜里有四份牛里脊、六份炒子鸡、煨小牛肉、三只羊腿、当中一只烤乳猪、边上四根酸模香肠。犄角是盛烧酒的水晶瓶。一瓶瓶甜苹果酒，围着瓶塞冒沫子，个个玻璃杯先斟满了酒。桌子轻轻一动，大盘的黄色奶油就晃荡，表皮光溜溜的，上面画着新人名姓的第一个字母，用糖渍小杏缀成图案。他们到伊弗托找来一个点心师傅……他捧出颤巍巍的一盘东西。首先，底层是方方一块蓝硬纸板，剪成一座有门廊有柱子的庙宇，四周龛子撒了金纸星宿，当中塑着小神像；其次，二层是一座萨瓦蛋糕望楼，周围是独活、杏仁、葡萄干、橘瓣做的玲珑碉堡；最后，上层平台，绿油油的一片草地，有山石，有蜜饯湖泊，有榛子船只，还看见一位小爱神在打秋千：巧克力秋千架，两边柱头一边放一个真玫瑰花球。”
数词的使用使人感受到乡间婚礼的淳朴和热情；菜色粗制而单调反映乡间婚礼的简单。但聘请的蛋糕师傅制作的精美别出心裁的蛋糕又十分符合爱玛喜爱幻想、憧憬浪漫的性格。福楼拜不仅是一位功底深厚的语言大师，更是一位窥探人心灵的心理大师。
这些入木三分的细致描写，没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是不可能的。可见，文学的科学性不在于词语的堆砌，而在于对生活的理解。
从 1849 年到 1851 年，福楼拜游历东方返回法国后，便专心致志于《包法利夫人》一书的创作。接着从 1851 年 9 月到 1856 年 4 月，历经 5 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小说。小说自 1856 年 10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15 日，以连载小说的形式由《巴黎杂志》（ Revue de Paris ）连载。后来，全书于 1857 年在米歇尔·勒维（Michel Lévy）出版社出版。
2.故事梗概
小说讲述了一位富裕的农场主女儿爱玛·卢欧企图通过婚姻走入上流社会的故事，小说女主人公天生感性，后嫁给一位姓包法利的小镇医生，成为了包法利夫人。婚姻生活伊始，她曾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很快她便嫌弃丈夫的无能，要求搬离小镇，到更加繁华的地方去生活。她的丈夫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不惜放弃已经熟悉的工作环境和累积的口碑名声。于是，包法利夫妇一同搬往永乐镇。在永乐镇，爱玛结识了一位名叫赖昂的公务员并与他保持着婚外恋情，后来赖昂因懦弱始终不敢表明自己的感情，最后选择抛弃爱玛。失恋的爱玛曾想自杀，却遇到了情场老手罗道尔夫，再次坠入情网。怎知罗道尔夫只是相中了爱玛的皮囊，眼见爱玛要和自己私奔，立刻见风使舵，抛弃爱玛。爱玛痛不欲生。在去鲁昂散心之时，再次偶遇赖昂。和赖昂几经分合，最后还是做了赖昂的情人。幻想着荣华富贵的爱玛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与情人私会而负债累累，后来情人们也离她远去。爱玛先是爱上赖昂，后又与罗道尔夫纠缠不清，接着又与赖昂再续前缘。当丈夫得知了这一切以后，但出于对爱玛的爱，还是愿意原谅她和她的情人们，包法利先生直到去世时手中依然紧握一缕爱玛的发丝。
3.主要人物介绍
（1）爱玛·包法利
爱玛·包法利是本书的女主角，是乡村医生查理·包法利的第二任妻子，是农村地主卢欧老爹的女儿。
她是一位面容姣好，举止得体的女子。牙齿美，眼睛黑，由于睫毛的缘故，棕色的瞳孔仿佛变成了黑色。脸蛋是玫瑰红色，嘴唇有点丰腴，常常咬嘴唇。头发黑乌乌、光溜溜的，长得如同一位巴黎女子。十三岁那年，其父送她去虞絮修道院，在修道院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跳舞，地理，素描，刺绣和弹琴。对爱情充满幻想，甚至在修道院布道时，所说的那些比喻，诸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等，总能在她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喜悦。因为其父的腿伤，与查理·包法利相识。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她，遇到了在大城市学成归来的医生包法利，成为了他的妻子。
她是一位对爱情充满幻想和憧憬，内心热情似火的女郎。与包法利结婚时，提出在半夜举办火炬婚礼，想法颇多，性情浪漫，可惜无人理解。婚后，不堪忍受查理如人行道一样平板的谈吐，似寻常人一样激不起情绪的庸俗见解，医术平平，不思进取。向往上流社会奢侈豪华生活的爱玛，在参加过侯爵晚宴后，内心产生巨大落差，终日郁郁寡欢。劝说丈夫迁居至乡镇永镇后，遇到自视清高却又胆小懦弱的文书赖昂。爱玛与赖昂成为文学之友，赖昂由于生性怯懦且为了自身的前途，离开永镇前往巴黎完成法科学业。失去心灵伴侣的爱玛，又一次陷入愁苦之中，面无血色，鼻子的皮朝毛孔抽搐，整日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甚至鬓角都出现了几根银发。来寻医的罗道尔夫是个风月老手，爱玛被他迷得团团转，却惨遭罗道尔夫抛弃。已经厌恶丈夫的爱玛重遇脱胎换骨的赖昂，见过场面的他不再胆小懦弱，大胆勾引爱玛，爱玛再次陷入情网，为讨情人欢喜，爱玛欠下巨额债款，赖昂只是贪恋她的美色，见她债台高筑，便舍弃了她。
爱玛·包法利是一位自私自利，毫无母爱的母亲。怀孕伊始，爱玛觉得惊奇，她对新生儿不是喜爱，急于分娩是惊奇做母亲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对新生儿的渴望。不能给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置办物品时，怀孕的喜悦一扫而空，直接撒手不管了。给女儿取名，也是出于自己对上流社会女子生活的渴望，将自己的欲望移植在女儿的名字上。自己衣着靓丽，却将女儿寄养在穷苦人家，只能睡在柳条筐里，就连赖昂看见都觉得不是滋味，她却不心疼。自己追求爱情失败，欠下债务后，不负责任的选择了自杀，留下孤苦伶仃的女儿。正如李健吾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提到：“爱玛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
她同时也是一位自命清高，实则爱卖弄又虚伪，却又令人扼腕叹息的“女才人”。她订杂志是为了感受大城市的风花雪月，她画画是为了展现个人才情，她念书则像她刺绣一样，开了个头，就全丢进衣橱了。拿起来，放下去，又换了别的活做，别的书读。但她也是个可怜人，他的父亲为了节省嫁妆，将她嫁给了死了老婆的包法利；爱玛死后，出殡仪式结束后，卢欧老爹居然像没事人似的，吸着烟斗，连郝麦看着眼里都觉得很不应该。
最后，爱玛也是一位敢于为爱牺牲的情人。爱到深处，甚至想抛家弃子，与罗道尔夫私奔，可惜后者对她只是逢场作戏，背弃了她。没有放弃追求爱情的爱玛，在偶遇赖昂后，又重燃爱火，惨遭债务压迫的她，走投无路，勇敢的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查理·包法利
查理·包法利是爱玛·包法利的丈夫。乡下孩子，老实拘谨。儿时在课堂上聚精会神似布道一样用心，循规蹈矩，反应迟钝。
这是一个意志力不坚定，资质平平，不思进取的人。他靠死用功，却在班上永远接近中等。
没人唆使，一次不上课后，尝出了偷懒味道的他开始沉沦，养成了坐酒馆的习惯，爱上了牙牌。读书不到五分钟就酣然入睡。受了其他医生的嘲笑和难堪，只会回到家里温吞吞地讲给爱玛听，爱玛气得破口大骂，他却好像在转述其他人的遭遇。在爱玛的鼓励下，他鼓起勇气为跛脚的伊玻利特医治残疾，却导致伊玻利特最终被迫截去一条腿。他抱着一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如井底之蛙一样安于现状。
包法利先生也是个粗心大意、为人木讷、平庸无趣的人。在婚礼期间查理就显得很短于应付客人，他不适合各种社交场合，在爱玛称赞为梦幻的侯爵舞会上只会打呵欠，在不适时宜的时候进入梦乡。从舞会回到家后，他“一幅快乐神气，搓着手道：‘回到家里，开心多了！’”查理的谈吐如行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查理穿着随便，不修仪表，不解风情，举止粗俗不雅，听不懂歌剧；结婚之初，爱玛为查理吹去花瓣或树叶，照着书上的套路吟唱诗歌，可惜没有读过爱情小说的查理不懂得如何接受这些举动，他毫无表示，仍是习惯性地机械地表示对爱玛的感情。
包法利还是天真善良、忠厚老实的一个人。从儿时求学开始，查理就是个遵纪守法的“模范生”，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于连放学后都得老师提醒，才敢离开座位回家。第一次医生考试失败后，心怀愧疚的查理，勤奋用功，把所有的试题都背诵下来，才通过了考试。面对与爱玛的新婚生活，查理自以为幸福得好像生活在了无忧无虑的天堂。他从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中，都感受到了他梦想不到的欢愉。“他责备自己不爱她，起了再看看她的心思；他迅速回家，走上楼梯，心直扑腾。”
他尽职尽责的扮演丈夫的角色，生怕有任何一点最细微之处没有表现出他对爱玛的爱。忠厚老实的他，即使在得知爱玛出轨之后，也懦弱的不敢接受：先是发挥阿Q精神，认为只是别人对已故妻子的爱慕之情；后来证据确凿，见到妻子的姘夫，他居然说了句：“我不生您的气。”忠厚至此，老实至此，既是对妻子的莫大宽容也是自身的懦弱性格使然。
（3）罗道尔夫与赖昂
罗道尔夫·布朗热是于歇特的地主，他有两处庄田，新近又买下一个庄园，亲自耕种，但不是十分经心。每年有一万五千法郎以上的收入。罗道尔夫·布朗热认识爱玛是因为他来找包法利医生替其马夫放血，这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约莫三十四岁光景，性情粗野，思悟明敏。他见爱玛生得标致，与包法利夫妇初次见面时，眼睛不怀好意的看着爱玛，打下勾引她的坏主意。随后，罗道尔夫看出了爱玛对爱情和激情的渴望，利用在永镇举办农业展览会的机会接近爱玛，为她当向导，向她倾吐衷曲，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没有朋友、没人关心，郁闷到极点的可怜虫。虚伪的表示只要能得到一个真心相待他的人，他将克服一切困难，去达到目的。他自私自利，欣然接受爱玛的馈赠；他阴险虚伪，不负责任，当爱玛提出要和他一起离开永镇、开启新生活之时，他就仓皇逃脱；他更是吝啬钱财，爱玛最后走投无路向他借钱还债时，他的态度骤然剧变，狠心无义的说他没有钱。罗道尔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爱情对他而言只是无聊生活的调味剂。
赖昂是永镇公证人的文书，这是个金发青年，性格内向，在包法利夫人来到永镇前，他总是一言不发的在金狮饭店默默地吃晚饭。遇到爱玛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对生活充满憧憬，志趣相投使他们之间默契十足。但是赖昂天生懦弱胆小，不敢向爱玛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他绞尽脑汁寻思如何向爱玛表白，却永远瞻前顾后，唯唯诺诺。爱玛心中的爱情如暴风骤雨，而赖昂则是细雨连绵润物无声。对爱玛的拿捏不定最终使赖昂逐渐疲倦，面对生活的千篇一律，他又开始感到苦闷。爱情之于他终究没有巴黎的前景诱人，虽然前景迷茫令人畏惧，但他还是放弃了爱玛。直至多年以后赖昂遇到了被罗道尔夫抛弃的爱玛，两人才变为情侣关系。即使这时的赖昂不再懦弱、变成风月场的老手；但是，即将升为首席文书的赖昂最终还是为了自身的前途放弃了爱玛，爱情的漠然再次占了上风。所以，赖昂和爱玛之间由相互欣赏，相互爱恋，到最后相互厌恶。他们之间存在过爱情，只是赖昂相比较爱玛来说更爱名誉和自己的事业。
（4）郝麦与勒乐
郝麦是永镇的药剂师，几乎垄断了永镇的所有药品买卖。此人虚伪至极，看似满腹经纶，实则内无一物，与包法利初次见面时，谈到当地气候、人口情况头头是道，实则都是事先看过几小时的报纸上生硬背诵下来现场卖弄的。包法利夫妇初来乍到，郝麦特别热心，表面看似乐于助人，实则是无执照行医的恐惧使他故意与医生交好。身为药剂师，他私自在药店开设诊所给人看病，为了私人利益不择手段，毫无医德。同时，他也是趋利避害，见利忘义的小人：他怂恿伊玻利特接受包法利的手术，手术失败被揭发后，立刻见风使舵站在卡尼韦医生一侧，不帮包法利辩护。他还利用卑鄙手段排挤同行，沽名钓誉，在包法利死后，前后排挤三位在永镇行医的医生，行贿当局，居然荣获十字勋章！郝麦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医德药剂师。
时装商人勒乐是个狡黠精明的生意能手，虚虚的胖脸上不留胡须，仿佛抹了一层薄薄的甘草汁；一双贼亮的小黑眼睛，衬上白头发，越发显得灵活。他攻于心计，逢人胁肩谄笑，腰一直哈着。他看出爱玛是个爱装饰的“风雅妇女”，便自动上门兜揽生意，并使手段一步一步的引诱爱玛，赊帐给她，满足她各种虚荣的爱好，使她身陷债务危机。在目睹了爱玛和赖昂的奸情后，对她步步紧逼，唆使她出卖包法利房产，使她最后山穷水尽，债台高筑，自杀身亡。可以说，如果罗道尔夫和赖昂是在爱情上残忍扼杀了爱玛，那高利贷商人勒乐则是为爱玛寻死提供了索命绳。
在出版《包法利夫人》一书时，福楼拜曾四处碰壁，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其中有些故事并非能够迎合当时读者的喜好，所以出版商不愿意完整地出版这本小说。于是，福楼拜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出版社谈判，最终以修改赖昂与爱玛乘坐出租马车的场景换来了连载出版；但作为交换条件，福楼拜坚持在杂志中题上“部分截取原件”的说明。随着作品的出版，出版社又开始担心该作品对于共和国政府的政治立场问题。尽管福楼拜向他的朋友们一再澄清“女士们深受我作品的感染，尤其是博沃（Beauvau）公主，她也是狂热的包法利主义者，她曾两次到王后那里去阻止这些反对者” [2] ，但是，在 1857 年 1 月 29 日，福楼拜还是因为社会道德问题被提起诉讼，反对时政的《巴黎杂志》也遭受了政治攻击，但在辩护律师雄辩及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最终福楼拜被宣告无罪。谁知《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却因祸得福，借这场官司变得家喻户晓。
1857 年 4 月起，《包法利夫人》开始在书店上架，两次出版共发行了 1 万 5 千余册，小说一经出版便销售一空，这部作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读者对于这部小说的肯定一扫之前对其无社会道德的审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这部前所未有的作品在文人阶层引起了何种反响呢？实际上，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家在小说出版后的数月中，对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也不乏几位文学大家发表文章对该作品赞叹不已。但出于对小说之前所引起的政治异议的忌惮，也有评论家压抑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并以极其委婉和谨慎方式来发表言论。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圣·伯夫曾毫不忌讳的表达了自己对于福楼拜的赏识，他于 1857 年 5 月 4日，在《世界大家》（ Le Moniteur universel ）中写道：
“《包法利夫人》一书是一部故事情节复杂，有思想并凝结了作者深思的著作。作者（或应该称其为艺术家）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他内心的所思和所想。”
后来，圣·伯夫又补充说：“如果说福楼拜有他独特的文风问题，我们要说他的这种风格太过淋漓尽致……”。他还说：“小说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善良的，‘善’在这部作品中是缺失的……”
当然，除了赞扬福楼拜的作家，也不乏有讥讽他这种现代风格之人，他们批评了福楼拜的精确成癖，还有人指责福楼拜抄袭他人的写作风格。其中，在 1857 年5 月 1 日出版的《两世界杂志》中，查理·德·马扎德（Charles de Mazade）明确指出福楼拜在模仿巴尔扎克，他认为福楼拜的写作风格并无新颖之处，若说有所创新，那也不过是作者的自以为是罢了。
著名文学评论家，法兰西院士古威利埃·孚勒利（Cuvillier-Fleury）在 1867年 5 月 26 日出版的《论战报》（ Journal des débats ）中指出，福楼拜模仿了小仲马（Dumas Fils）的文风，《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不过是第二个《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夸大其词的指出近十年来的所有小说和戏剧中的女主人公都是一个人——都是小仲马的女主人公，她们只不过是起了不同名字的“玛格丽特”。
当然，虽然批评不断，但赞扬也不止。在收到拉马丁的鼓励之后，雨果也在逃亡中向福楼拜寄来了亲笔书信：
“《包法利夫人》是一部著作。先生，您是年轻作家的先锋和代表。请您继续高举艺术之火，照亮众人。我虽深陷黑暗，但我渴望光明，我热爱您，我向您致敬。维克多·雨果。”
随后，当时还未出名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为福楼拜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他抵抗来自外界的批评。
“当世人释放热量的时候，我们要做讲述激情与冒险的冰雪；那些学院派的学者说我们应该客观并且不代表任何人的言论。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耳朵已经被这些幼稚的学院派折磨得痛苦不堪，正如那个名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所说的那样——那些令人不快的诽谤应该被扔到所有的分析家面前，他们使用的是粗俗的词语并非是一种新颖的创作方式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描写。我们应该受益于这些思想的碰撞带来的批评和他们的无知。我们要坚持他们平凡的文风上创造出一种敏感的、华丽的、细致入微的、精确的文体。我们要在最为平凡的冒险中表达最为炙热的情感，让最愚蠢的人物说出最为神圣和坚定的语言……”
作为学院派的继承人，左拉也在《现实主义小说家》（ Les romanciers réalistes ）一书中，坚决支持福楼拜，他说：
“《包法利夫人》的出版带来了一次文学革命。似乎只有巴尔扎克的鸿篇巨著才能诠释的“现代小说”一词已经被这部 400 余页的小说完美地诠释了，这部著作是通向新艺术的经典之作。《包法利夫人》语言简洁、经典、用词精确，成为了新小说的完美之作，也决定了新小说的创作模式。” [3]
直到 1921 年，福楼拜的作品才被引入中国，第一个翻译福楼拜作品的中国人是周恩来。周总理曾赴法国巴黎留学，精通法文。他曾翻译过福楼拜的《萨朗波》（
Salammbô
）片段，出版在《东方杂志》（
La revue d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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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
），名为《阿米尔卡如何救子？》（
Comment Hamilc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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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il sauvé son fils
）。福楼拜的作品一经翻译，便立刻拉开了其在中国传播序幕。随后，沈泽民翻译了《一颗简单的心》（
Un
cœur
sim⁃
ple），他将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并分别发表在《小说月报》
的第 13 卷的第一、二、三期上。至此，中国读者第一次有机会阅读到福楼拜的一部完整作品。然而，沈泽民的翻译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译者沈泽民从未向人提起这个译本，所以读者对他的翻译意图毫无头绪；其次，这个译本并非由法文原文直译，而多半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就像我们在前文当中说到的那样，当时中国的学者中，精通法文的少之又少，许多文人的法文水平并不能使其胜任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所以，这一时期的法文作品的汉译本多是由日语或英语译本翻译而来，这种二次翻译很大程度上折损了对原文的忠实度和可理解度。沈泽民虽然翻译了《一颗简单的心》，但他并不了解法文，译本是当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的。他弟弟在回忆起沈泽民时，说沈泽民经常给《小说月报》投稿，以便赚得稿酬来支撑留学的开销，其中一类很重要的文章就是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他经常去东京的书店买英文书籍，然后翻译成中文。至于《一颗简单的心》译本的出处，因为小说在发表时，沈泽民在日本留学还不到一年，所以日语水平应该不足以使他有能力翻译日文小说，我们可以推测这部小说是其由英文译本翻译而来。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翻译还是被中国学术界看做是“1922 年的伟大事件之一”。
[4]
在沈泽民之后，一批中国作家掀起了福楼拜作品的翻译浪潮。
众所周知，翻译并非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受社会文化需求的制约。如果一部作品的首个译本以介绍一种文体、艺术或者是思潮为目的，那么它随后的译文则更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经不完全统计，从《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译本出现在中国至今，它的重译和再版在中国一共有近一百版（见附录一）！这样大的一个翻译量充分证明了其不朽的文化价值！从这些译本的发表年代来看，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国（1949 年）前的译本；一类是文化大革命（1966 －1976）后的译本。
《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译者是李劼人，译本于 1923 年翻译完成。当时，译者李劼人正在法国蒙彼利埃留学，直到1925 年11 月，译文才被中华印书局出版。在《包法利夫人》一书正式出版之前，译者李劼人曾于 1922 年在《年轻的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在文中他曾把福楼拜看作是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过渡的引路人，他说：“《萨朗波》宣告了浪漫主义的终结，与此同时，《包法利夫人》象征着自然主义的开端”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争的混乱中，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能够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作品来唤醒他们的反抗意识，于是，福楼拜和他的作品便大受中国群众的欢迎。作品一经被介绍到中国，便引起了大批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感兴趣的文人志士们的高度关注。其中，李劼人深受福楼拜文风的感染，用了 20 年时间来翻译了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他将这部福楼拜的代表作前后翻译了三次，还模仿着此书的文体风格创作了自己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除了李劼人之外，李健吾和李清崖也相继翻译并出版了该小说的译著。
如果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之前关于《包法利夫人》的翻译活动看作是对福楼拜和这部作品的介绍，那么，可以说这部作品在 1980 年即文化大革命后的再译则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外国著作，尤其是福楼拜作品的热衷。虽然说那时的中国也出现了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荒诞文学等文学流派，但是这部文学作品一遍又一遍地被翻译家所翻译，则反映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李子云在《最佳中国著作（1948—1989）》一书中曾说过：
“尽管中国作家不断地用新的表达形式和丰富文体风格的方式来扩大他们的写作主题，但他们都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创作。他们描写社会演变、人民生活和普通群众的心理活动。这一类作品要么批评挥霍时间，要么反映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或是表现不同阶层人民的精神状态……随着社会现实的日益复杂化和描写艺术的不断完善，对于现实的描写方式与 20 世纪的现实主义相比要更加丰富。但是，从批评功能、人文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表征和作家的社会地位等视角来看，中国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延续。”
文化大革命两年后，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再译本很快就出版了，而从 1988年起，这部作品的翻译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成功，这表明这部法国著作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广受中国读者的好评。
《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译本出版时，中国正值伪满洲国的统治时期，社会极其动荡和混乱。一方面，军阀统治的政府面对国外的政治和经济入侵软弱无能。（实际上，当时中国许多地区都由外国侵略者把持，他们压榨人民，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国内军阀野心勃勃，企图占领整个中国。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国文学也深陷窘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既对立又依存，进入了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模仿外国名著的主题和结构。从文体上来看，主张描写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更受中国文人的欢迎。但是，除了出版在学术期刊上仅有的几篇介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理论的文章，中国人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学派的文学评论。《包法利夫人》的出版，弥补中国人民的这一空缺，它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如何在文学著作中还原真实的生活，这给中国苦难的社会带来了宝贵的财富。许多中国作家受现实主义的影响，纷纷模仿福楼拜的写作风格，精确且忠实地描写社会现实，这就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包法利夫人》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表现在他们对作品主题的选取和内容的描述上，因此，当我们对比一些中国作品和《包法利夫人》时，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作品中最典型的要数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丁玲的《阿毛姑娘》和茅盾的《子夜》，随处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子。
为什么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能够引起中国文人的兴趣呢？为什么这些文学流派一经引入中国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文学流派？这是因为这种文体风格对中国读者影响深远，读者很自然就把这类作品与清末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外敌入侵、人民生活环境和国家命运等联系起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更能引起民众思想的共鸣，从而引导了人民思想的进步。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一位作家——茅盾，他也曾在国内介绍过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茅盾在刚入文坛时，曾是文学评论家，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茅盾看来，一直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发展的中国文学不及西方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有以文学为游戏消遣的问题和想当然不务实地观察世界的毛病，茅盾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自然主义，需要学习现实主义中的科学理性精神，这是拯救中国文学的良药。
此后，他便致力于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介绍到中国，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由于福楼拜是现实主义先驱，所以茅盾开始研究福楼拜及其作品。他曾说过：“我们认识这轰动世界文坛的自然主义的真面目，我们要知道从浪漫主义蜕变到自然主义的关键，我们就得注意，一部早在 1852 年就已经出版的小说——《包法利夫人》。”
茅盾初读福楼拜的文学作品就被他科学的观察和细致的描写所折服，透过《包法利夫人》他看到了真实的法国外省生活。在茅盾看来，这与他所研究的文学功能问题不谋而合：艺术源于生活。福楼拜将现实生活原貌还原在小说中，茅盾为此深深折服。《包法利夫人》是现代文学创作者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想模板。深受福氏《包法利夫人》影响的茅盾不仅在精神上接近了福楼拜，而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开始模仿福氏模式。福氏借助科学理性精神认识和探索人类自身的困境和弱点，了解现实社会中个体人性的复杂，用有限的生命思考无限的人类命运。而在茅盾的作品中，他塑造的人物也凝聚着他对中国社会、时代和人类本身的深刻思考。尤其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早已蜕去了理想化的外衣，完全生活在人世间，七情六欲、形象饱满。桂奶奶、章柳秋等女性人物形象身上散发的新女性，已经完全摆脱了男权社会的阴影，简直就是包法利夫人的翻版。
在福楼拜诞辰 100 周年之际，茅盾为他举办了纪念仪式，目的在于启迪近百年来致力于浪漫主义创作的中国文人以更科学的方式描写现实，对文学创作保持一种严谨的态度。《包法利夫人》一经引入中国，便被思想开放的文人争相阅读、模仿，这部小说由此在中国迎来了全盛时期。
随着社会和民族灾难接踵而至，中国从20 世纪40 年代至80 年代期间对外国文学的探索和研究也中断了，《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进入了停滞期。
文化大革命之后，法国文学作品重新被引进中国。在这一时期，《包法利夫人》迎来了它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的繁荣与之前 30 年代不同，因为这一时期的接受是一种批评之后的思考。在鲁昂大学福楼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张岩的论文中，记载了从 1978 年至 2003 年期间在中国所发表的所有关于福楼拜的文学评论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我们也看到了 2003 年至今也出版了几百篇关于福楼拜的文学批评论文。鉴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下面我们来对这些文章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
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福楼拜文学评论的论文可分为三个方向：政治评论、比较文学评论和文艺美学评论。
受政治和社会环境影响，文化大革命之后十年出版的文章都以社会阶级性为视角。朱谢青侧重于研究小说的故事，尤其批判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者之所以欣赏福楼拜，是因为在福楼拜的小说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差距。在他看来，福楼拜的悲观主义导致了他的思想狭隘。郑克鲁指出福楼拜并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的没落，他的作品过于听天由命，缺少抨击的力度。但陈云彰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福楼拜并不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他认为不应该从出身阶层和身处的社会环境来判断一位作家，对于文人的评价就要看他的文学观和哲学思想。
随后的研究更侧重于比较研究，这一类的文章致力于对比爱玛·包法利和其他作品中的女主角，对比的方面主要有她们的生活、外貌、爱情观、性格和思想演变等等。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被用来和包法利夫人进行比较的女性有鲁迅的祥林嫂、丁玲的阿毛、李劼人的蔡大嫂和匿名作家笔下的潘金兰。此外，在国外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有作家发表此类著作，其中同包法利夫人比较的人物有苔蕾丝·德斯盖鲁和安娜·卡列尼娜。
后来，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政治研究逐渐消失，并被文艺美学学研究取代，这种纯粹的艺术研究在中国文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钦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福楼拜的研究，这些文章都是在法国关于福楼拜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有《论“福楼拜问题”》、《论“福楼拜问题”（续完）》、《重审福楼拜的现实主义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福楼拜的客观主义与科学主义并不存在，福楼拜与后现代主义
毫不相关。除了批评之外，年轻作家们也表达了他们对福楼拜的看法，他们着重研究了福楼拜表达思想、构造人物和构思故事的方法。
《包法利夫人》一经翻译，便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读者最喜欢的外国文学著作之一。关于它的研究也从未淡出文学界，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毋庸置疑，在中国，关于福楼拜其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将会不断地发展、繁盛。
《包法利夫人》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译成多种语言介绍到亚洲、美洲各国。许多作家深受福楼拜的影响，用细腻严谨的手法创作了反映真实社会现实的作品。在中国和日本，相当一部分作家将福楼拜尊为“现代小说非形象派作家第一人” [5] 、“自然主义流派的先驱” [6] 、“新小说的鼻祖” [7] 。
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于 19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于英、法等国，并于 1850 年左右达到发展的繁盛时期，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真实的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资产阶级“金钱统治观”。因此，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宣扬客观、细致入微地描写现实，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人与事，展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不能刻意美化、修改现实。正如《罗贝尔大辞典》法文中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解释：“它是一种艺术观、文学观，强调艺术家不应着力于改变、理想化和片面化现实。” [8] 如果把这个定义中“详细客观的描写事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人物形象、展现平淡无奇、现实的日常生活”这三点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三个最基本特征，那么文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则并不能作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了。司汤达所感兴趣的是感情的真实性，英雄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而巴尔扎克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文笔应该超越简单的“对现实的拷贝”，并对写作材料进行象征化处理。安德烈·古耶（André Guyaux）把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主角的特征总结为“众生相中最为突出的性格的高度浓缩，由充满活力的笔触强有力地写出”。而无论是司汤达的“英雄主义”还是巴尔扎克的“性格高度浓缩”，实际上都对现实做了典型化、戏剧化的处理。相反，纵观福楼拜的作品，在放弃了其早年的抒情风格之后，更加贴近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因此，将福楼拜尊为“现实主义大师”一点不为过，他擅长运用“无动于衷”的原则，采用真实可靠的素材，摒弃了异乎寻常的虚拟情节，能够创作出看起来十分平常却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作品。福楼拜虽然取材于真实生活，但是他十分重视作品风格、艺术形式和美。
1853 年，在写给露易丝·科莱的一封信中，福楼拜提到了这部小说的现实性：“人所创造的一切，全是真实的！所以和几何学一样，诗是同样的正确；归纳法和演绎法有同样的价值……就在如今，就在同时，就在法国二十个乡村里面，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苦楚着，唏嘘着。”
在《包法利夫人》的整个写作过程中，福楼拜就像一位科学家，以客观、精确的态度来对待笔下的文字。1853 年 7 月 22 日，他向科莱说道：
“今天，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早上，我在《鲁昂日报》中找到了一篇市长发表演讲的报道，其中的一句话与我昨夜写《包法利夫人》时用的句子一模一样（省长在农展会上的发言）。不仅基本含义、用词一模一样，而且就连押韵的手法都相同。我毫不隐讳地说，这样的事情让我欢欣鼓舞。当文学达到与科学一样精准的程度时，是那样的刚强有力。” [9]
《包法利夫人》的现实性不仅在作者的通信集中得到证实，其同一时期的作家们也纷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莫泊桑在《献给居斯塔夫·福楼拜》（ Pour Gusatave Flaubert ）一文中赞扬福楼拜的创作是“对人类生存状况深入、全面且令人惊叹的研究，是生活原状的呈现。” [10] 当读者翻阅这部小说时，一定震撼于眼前鲜活的人物，通过作者细致入微地描写，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悲伤、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空气中弥漫的味道。为了不加入任何作者情感，福楼拜采用了“非个人化”写作原则，莫泊桑将这一创作手法比喻成一种“隐形的、无处不在却又不知所踪的力量”。 [11] 安德烈·泰维尔也曾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福楼拜将司汤达的影响推向一个更高点，《包法利夫人》是一部历史性小说，体现了最通俗的现实性。
真实性是福楼拜小说创作的最高原则。《包法利夫人》取材自鲁昂医院实习生德拉马尔的个人经历，爱玛的故事原型是无数法国外省女子的真实写照。正如李健吾先生在《福楼拜评传》中对小说主人公的原型的真实性有一段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作者的创造是一种真实，和人生一样的符合；这种真实是永在的，普遍的，艺术的最高成就便在于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而普遍的真实。
批判性是《包法利夫人》的文学内核。该书出版于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时期，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利己主义至上的社会现状令人窒息。人与人之间仅存的只有唯利是图的交易关系，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拉大。郝麦是个无证药剂师，却通过贿赂当局领导，药店正常营业，最后居然获得了十字勋章。农展会上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辛苦付出了 54 年，却只得到了一枚 25 法郎的银质奖章。老奸巨猾的罗道尔夫只是贪恋爱玛的美色，当爱玛走投无路向他求助时，他一句“我没有钱。”让爱玛失望透顶，自私自利的嘴脸跃然纸上。高利贷商人勒乐则是一条吸血虫，伸长了罪恶贪恋的触角，逐步蚕食爱玛的心灵。受浪漫主义影响的爱玛，抛家弃子，与情郎混在一起，欠债累累，连累家人。福楼拜通过一个个看似普通的人物形象，折射出他对当时黑暗卑俗的社会现状的痛恨和对腐朽糜烂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评判，以及对浪漫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
与现实主义文学比较相近的是自然主义文学，这是近代西方文学的另一个流派，产生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9 世纪末和 20 纪初传至欧美和世界各国。自然主义文学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极致蜕变的产物，也是生物学、遗传学等科学理论影响文学创作的结果。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生命力并不强，其成就基本也只局限于文学领域。在富尔·蒂埃尔（Faure Gautier）字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
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的描绘真实的社会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创作的印象。强调遗传因素的内部环境对下一代的影响，并善于利用社会环境来推动个人活动的发展。《包法利夫人》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文学特性是毫无争议，在之前的各类文学评论中也多有体现；但是，如果我们近距离深挖这部世界名著的写作风格，却也可以发现它显著的自然主义特点。因此，左拉认为福楼拜创建了现代小说，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他的《包法利夫人》被自然主义者尊为典范，自然主义作家主张要像福楼拜那样，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就像医生一样，做一个冷漠的解剖学者。
实际上，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是正值现实主义鼎盛和自然主义孕育的时期，他的这部代表不仅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也是自然主义启蒙之作，作品起到了承上（现实主义）启下（自然主义）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福楼拜同时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师”和“自然主义小说之父”的原因。
福楼拜的小说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福楼拜自己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就提出了某些与自然主义不谋而合的创作观点并且直接体现在他的《包法利夫人》（1857）一书中，如：注意使用直接观察或间接获得的材料，注重对人物的生理学分析，注意利用社会环境来推动个人活动等等。具体的说，福楼拜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地描写：
“难道您认为做农学家，本人就该耕田、喂家禽吗？他首先应当知道的是，倒是有关物质的成分、地层的次序、大气的作用、土地、矿石和雨水的性质、不同物体的密度和他们的毛细管现象！……他们应该彻底掌握全部卫生原则，以便指导、批评房屋的构造、牲畜的管理、仆人的饮食！”
寥寥数语，既体现了科学严谨的写作风格，又勾勒出郝麦爱卖弄学问的性格特点。而关于人物和场景描写，福楼拜更是将这种直接观察后的准确真实描写展现得淋漓尽致：
“草地上开始拥挤。管家婆挟着大雨伞，提着盒子，拖着孩子，朝你身上撞。还得经常回避一长列乡下妇人、女佣人，她们穿蓝袜子、白底鞋，戴着银戒指，你从旁边走过，闻见一股牛奶气味。她们走路手拉手，从那排白杨起，到宴会的帐篷为止，熙熙攘攘，满草原都是。”
福楼拜没有直接讲述农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但通过对她们的描写，可知她们每日不但辛苦带孩子，还得做家务，挤牛奶，生活水平不高，只能戴着银戒指来参加展览会。福氏这种通过直接观察，真实描写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一大批作家的写作。
同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暗含了遗传因素的内部环境对下一代的影响。首先查理·包法利的父亲查理·德尼·巴托梅罗·包法利（Charles-Den是个不得志的军官，在征兵事件中受了牵连，离开军营后利用英俊的外表娶了一个富商之女，捞了六万法郎的嫁妆，开始了不学无术，入不敷出的生活。查理从小看着父亲在外花天酒地，看着母亲在家里逆来顺受，他的行为和性格自然而然的被父母所影响。外出求学的包法利不需别人引诱，自己就养成了上小酒馆的习惯，迷上了骨牌，即使生性木讷，也逐渐学会了对女伴唱小调。这些和他父亲酗酒、追女人的遗传基因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婚后，当他发现爱玛出轨后，他浑浑噩噩，畏畏缩缩，面对给她戴绿帽子的罗道尔夫，他居然只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不是，我现在不怪您了！”就原谅了自己的情敌，一声“一切都要怪命！”就轻而易举地将责任推给了上帝。懦弱无能，忍气吞声的性格与其母如出一辙。自然主义文学强调运用遗传学的理论来关照人，强调人的本能、情欲、遗传基因、生理机能在人的生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这种科学式的写作方法也是《包法利夫人》的文学价值之一。
自然主义在强调人生物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即社会和时代等因素，自然主义小说家在进行创作时则更加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便强调了外部环境对主人公影响：
“爱玛读司各特，醉心历史故事，梦想着大皮柜、警卫室和行吟诗人。她巴不得自己也住在一所古老庄园，如同那些腰肢细长的女庄主一样，整体在三叶形穹窿底下，胳膊肘支着石头，手托住下巴，遥望一位白羽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田野远处疾驰而来。……爱玛小心翼翼，掀开美丽的锦缎封面，就见每首诗底下，陌生作家署名，大多数不是伯爵，就是子爵，这些名字让她看呆了。”
爱玛在去侯爵的田庄渥毕萨尔（Chateau de la Vaubyessard）做客时，见到有着意大利风格的庄园、庄重威严的大厅、精心布置的美丽花园、高雅的客人、珠光宝气的舞会场面，这些都是她梦中所想、梦中所见的，她完全被眼前的世界迷住了。一位风流潇洒的子爵来邀她跳舞，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种种这些都在爱玛的生活中“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不到一夜的工夫，就成了这般模样：再也看不惯她的木头般的丈夫，开始整天没事找事、无病呻吟。爱玛是富农之女，在修道院受到浪漫主义的熏陶，希望自己婚后的生活也能像书中那样浪漫奢华，但是现实却和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包法利的平庸和木讷远远无法满足爱玛的想入非非，所以才促使爱玛将自己的浪漫梦想转嫁到情夫罗道尔夫和赖昂的身上。爱玛的修道院教育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外因。
尽管福楼拜恪守写实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以及科学的自然主义风格，但其浪漫主义的思想在小说《包法利夫人》中还是有诸多体现的。爱玛对于异国风情的向往、她与赖昂对于自然风光的情感抒发，甚至是爱玛的尸体以及唱歌的瞎子所隐含的暗喻，都保留着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因此，在我们判断这一时期福楼拜的文学审美观时，只能说他是一位同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及科学严谨写作风格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备的作家。
很多现代主义作家认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法国现代小说一般是指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作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按照传统创作方法写作的作品，另一类是反传统体小说。在后一类作品中，写作方法和艺术特点都与传统小说大相径庭。反传统小说淡化情节，语言不经雕琢，人物性格不典型。
福楼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对小说进行了大胆深入的探索和尝试。他的《包法利夫人》呈现出鲜明的现代小说的色彩：主体的虚无，人物的非典型性。
在这种虚无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福楼拜的文学审美观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回避现实世界的残酷，对于资产阶级的丑陋和败坏，他只能转身逃到艺术世界中，埋头于创作。他主张“艺术和人群的分离”，甚至是“人和人群的分离”，他拭去作品中一切个人痕迹，让“作者的人格完全从作品中消失”。这种“非人格化”的创作观念从他撰写《包法利夫人》时就已经开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坚信只有这种写作方法才能使作品不受历史和时间的制约。对于小说的内容，这个粗鄙的现实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让福楼拜厌倦。他无法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也无法热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福楼拜而言，小说的主题以及内容的存在仅仅起到“跳板”的作用，其目的只有一个：烘托形式之美。只有小说的形式才是真正的“永恒之美”，他是这样解释他的写作原则的：
“我觉得美的，我希望做的，是一本没有主题的书，一本与外界没有直接联系的书，这本书仅靠其文学形式的内在力量而存在。如果可能的话，这本书应该没有主题，就像漂浮在空中的土地，或者至少主题十分隐晦。最美的作品就是那些几乎没有实质内容的作品；所表达的内容越是贴近思想，所用的词语越是显得微不足道，作品越是优美。我相信这就是艺术未来的走向。” [12]
这种主张创作一本“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仅靠形式而存在”的文学作品的思想与后来的现代主义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查理·包法利刚一出场就是存在感极低、行为迟缓的插班生。少年时期，当别的孩子都开始寻找梦想之时，他浑浑噩噩，盲目听从父母之命，学习医学，毫无主见。就连婚姻都是听从母亲的安排，与爱玛的婚事也是在卢欧老爹的撮合之下完成的。查理的一生，自己始终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爱玛从修道院生活开始，就心心念念过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嫁给包法利的平淡满足不了她炽热的心，两次出轨，情人们也没有给她带来她心中轰轰烈烈的爱情，她在最终的挣扎死亡中仿佛看到了天国的样子。爱玛用生命追求了一生的幸福，到头来究竟什么是幸福，她自己也恍惚了。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吕埃尔（Pierre Bruel）把福楼拜的“主题几乎不可触摸（虚无），描写微不足道的事物之书，列在了《包法利夫人》的名下。”
这种人物的毫无特点性、人生惨淡毫无意义感都反映了福楼拜虚无的思想。
阅读过《包法利夫人》之后，波德莱尔对爱玛·包法利，特别是她萌蘖初生的女权主义意识青睐有加。为了具有和爱玛类似思想的女性辩护，他写过如下评论：
“［…］所有有知识的女性都会感谢她（包法利夫人）把女性提到了一个如此高的位置，远离纯粹动物性，接近理想中的人，获得了完人的理性思考和浪漫想象的双重特征［……］” [13]
在那个时代，这种境界对于一个普通女性来说是很难达到的，虽爱玛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波德莱尔所说的那么大，但他的文章足以证明爱玛心中萌生的女权主义精神。这一点在爱玛的服饰和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证。
“她像男子一样，在上身衣服两颗纽扣中间，挂了一只玳瑁眼镜”，这种装束也给查理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赖昂出发去巴黎的第二天，她“头发靠旁边挑一条缝，像男人一样朝下卷”，然后，她把出格一做到底，在哑口无言的丈夫面前吞下了“大半杯烧酒”。之后，在罗道尔夫家，她用他的梳子梳头发，欣赏“用他刮脸的镜子刮脸。床几上放着柠檬和方糖，靠近水瓶，还有一支大烟斗，她经常叼在嘴里”。她甚至“甘冒不韪，和罗道尔夫先生一同散步，口噙香烟”，“见她走下燕子，学男人穿一件背心，最后就连还不相信的那些人，也不再怀疑了”。在鲁昂的最后一夜，她在狂欢节的假面舞会上扮成了一个男子：“她穿一条丝绒长裤和一双红袜子，梳一条打结辫子，一顶小三角帽戴在一只耳朵上。”
这种打扮毫无女性阴柔之美，也与当时的妇女打扮大相径庭。
在农产品展览会上，罗道尔夫大谈他所处的阶级，爱玛的回答中参杂着苦涩，“我们这些可怜的妇女，就连这种消遣也没有”。她很清楚的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低下地位，急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男孩，当她知道生下的是女孩儿的时候，她深陷绝望。故意为之也好，无意识如此也罢，福楼拜创造了一个不满两性间不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
爱玛·包法利身上的女性主义体现在多个方面。最直观的体现在外貌的描写上。她像男子一样，在上身绣两颗纽扣中间，挂了一只玳瑁眼镜。头戴一顶男人帽子，喜欢像男人那样挽着自己的情人，嘴里叼着烟斗走在马路上。视线无忌惮，言辞更放肆。她学着男人穿一件背心，陪医生给病人放血时，如同男人一样的冷静自若。
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爱玛的爱情观念上。爱玛与罗道尔夫的爱情，虽然罗道尔夫只是逢场作戏，但是爱玛却是全身心的投入。罗道尔夫了解女人的心思，不像包法利只会傻傻的笑，不解风情。罗道尔夫看起来家财万贯，而包法利只是个行医匠。包法利在鲁昂读书时，从未动过上剧场看戏的念头，不会游泳，不会骑马，不会比剑，不会放枪。睡姿丑陋，一到早晨睡帽里的鸭绒和乱糟糟的头发粘连在一起。脚蹬一双笨重靴子，紧绷绷的，像极了一双木头脚。爱玛对此十分厌恶，查理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这在乡下已经够好啦”。爱玛整日闷闷不乐，她的忧愁包法利看不懂，她感觉他们俩生活上越近，精神上却愈发疏远了。相比而言，罗道尔夫抹着带着香味的生发油，与爱玛谈起梦、预感、催眠术，滔滔不绝。爱玛难过，罗道尔夫就和她谈内地的庸俗，生活的窒息和理想的破灭，爱玛内心为之一振。她发现罗道尔夫与爱玛在修道院中所读的浪漫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是那么的吻合，所以爱玛不顾当时法国外省的守旧观念，抛开了世俗的束缚，跳出了道德的圈子，勇敢的追求自己所认为的爱情。对爱情的不懈追求是爱玛对她所处时代的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权制度的有力反抗。爱玛这种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行为已经显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萌芽。
爱玛与法律实习生赖昂的爱情则更加立体的表达了福楼拜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爱玛与赖昂的爱情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赖昂离开永镇之前，爱玛和赖昂只是心灵伴侣，两人志趣相投，爱玛愿意和赖昂一起谈天说地，弥补心灵的空虚。即使两人的心灵伴侣的亲密关系在永镇传的风雨飘摇，但是爱玛依然我行我素。而之后两人在鲁昂再次相遇后，爱玛经历了罗道尔夫的背叛后，仍然相信爱情，并且全身心的投入新的恋情之中。这一次，为了不重蹈覆辙，爱玛颠覆了当时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成为了这段恋情的主导者。在恋情关系的维持上，爱玛绞尽脑汁。
“可是好景不长，终有一别！分离是凄凉的。他有信可以交罗莱嫂子转；她教他用两个信封装信，她的偷情打算，清楚明白，不由得他五体投地，佩服之至。”
……
“所以查理再度谈起钢琴的问题，爱玛一听，就酸溜溜地回答：顶好拿她卖掉。这架可怜的钢琴，曾经多次满足她的虚荣心，如今卖掉，在包法利看来，就像亲手处死她的某一部分一样，他说：‘万一你愿意的话……偶尔学一次钢琴，话说回来，也不见得有多大破费。’”她就这样设法得到丈夫允许，每星期进城一趟，会晤她的情人。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人以为她弹琴很有进步。
一方面，她通过编织一张巨大的谎言网为自己创造随心所欲与赖昂约会的机会。爱玛永远把握着这段地下恋情的主动权，主动教赖昂如何私下通信；利用药剂师等人说服包法利，同意她每周去鲁昂学习钢琴，实则是会情郎。在自己追求的爱情中，爱玛像男性一般静静把握着，主宰着这段感情。
“的确，她对他的关心，从菜肴的精美，直到服装的俏丽和视线的缠绵，无所不包，无微不至。她从永镇来，怀里揣着玫瑰，见了他，朝他脸上一丢。她担心他的健康，指点他的行为。她要他一心和他想好，希望得到上天的协助，往他脖子上挂了一个圣母像牌。”
……
“幽会成了她的节日。她要排场！他一个人应付不了开销，她就大大方方来补足：几乎回回如此。”
另一方面，她频频向勒乐借钱，来满足她幻想中的浪漫爱情所需要的面包和蜡烛。一反男士送给女士玫瑰花的传统，爱玛大胆的向赖昂丢玫瑰；爱玛所处的社会是绝对的男权至上社会，男士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而爱玛和赖昂的情侣关系中，却是爱玛大大方方的应付一应开销。可见，在爱玛的爱情观中，她渴望两性的平等，渴望获得伴侣的真正尊重。
“她三番四次自言自语到：‘我有一个情人！一个情人！’她一想到这上头，就心花怒放……她想到她读过的书中的女主人公，这些淫妇多感善歌，开始成群结队，在她的记忆之中咏唱，意气相投，使她陶醉。就像她自己变成这些幻象真正一部分一样，实现了少女时期的长梦……再说，爱玛还感到报复的满足。难道她没有受够折磨？可是现在她胜利了。”
儿时的清规戒律、压抑人性的修道院生活、农庄里辛勤劳作的日日夜夜、与平庸呆板的包法利相处的分分秒秒，爱玛时刻感受到父权的压迫和夫权的束缚，一个情人的出现，使她心旷神怡，惊喜万分。她通过自己的婚外情给予了这个夫权和父权的社会强有力的回击！福氏以其独到的眼光，窥探出法国当时的女性争取男女平等、渴望自由的萌芽，具有其社会的先进性。因此，爱玛身上很多女性主义痕迹是福氏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之一。
《包法利夫人》的写作具有真实、具体、细致、逼真的特点，这得益于福氏严谨的写作态度和他近乎病态的对于文字的美感追求。
福氏对文字的严谨认真首先体现在他的写作过程中，《包法利夫人》初稿写成时长达1000 多页，随后福楼拜开始了漫长的修改，最后修改为500 来页，删掉了近一半的文字。福氏信仰实证论，强调“真实”、“简洁”。在文字的推敲上极为谨慎，他善于通过三言两语的白描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
“头发剪成平头，像教堂唱诗班的孩子那样。肩膀不算宽，可是他的黑纽扣绿呢小外衣，台肩一定嫌紧，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的红腕子。”
作者只是准确真实的描写，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拘谨稍微木讷的小查理，而不表现自己，更不添加任何评价。福氏在教莫泊桑时，说到：“不论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东西，要将它表现，只有唯一的名词；要对它赋予动作，只有唯一的动词；要对它赋予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应该苦心搜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在《包法利夫人》中，他也一以贯之的遵循着这一法则，呕心沥血的精心推敲着每一个字句。关于杜比克太太的外貌描写十分传神而简洁。“杜比克太太虽然长得丑，像柴一样干，像春季发芽一样满脸疙瘩……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剑入了鞘一样”。关于爱玛发饰的描写“头发黑溜溜的，两边都像一整块东西一样，几乎盖住了耳朵尖，盘道后头，绾成一个大髻，又像波浪一样起伏，朝鬓角推了出去。”
一场爱玛找东西的普通场景，一连串动词的转换，生动活泼：
“爱玛小姐瞥见了；她伏到小麦口袋上。查理表示殷勤，连忙跑过去，也同样伸出胳膊，女孩子弯在底下，他觉出他的胸脯蹭到她的后背。她涨红了脸，立直了，朝后望，递鞭子给他。”
从《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手稿的成千上万的修改之处，我们随处可见作者福楼拜的严谨、精凿以及对于文字的美感要求，使读者能够很容易具象化所描绘的场景。克洛德·沙布罗（Claude Chabrol）在对这本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时，曾感叹作者描写的如此精确使其很容易将文字变为画面：
“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无法直接改编成影视作品，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然而福楼拜的作品从来没有这个问题：连一个人物从窗边走到门口走了几步，走了多久，期间还发生了什么都能重现的不差分毫。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改编起来毫无问题，编导的工作都已经包含在写作中了。” [14]
福楼拜有一种绘画式的想象力，他可以把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来描绘人物、服装、风景、街道和花朵。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色彩。查理在书中的登场是具有滑稽性的，他穿着黑纽扣绿呢小外衣，红腕套，蓝短袜，浅黄裤子。爱玛注视着黄昏：“林荫道的树叶，密密层层，映下一片绿光，照亮地面的青苔。青苔在她的脚底下，细声细气嘁喳。夕阳西下，树枝之间的天变成红颜色，树身一般模样，排成一条直线，仿佛金色底子托着一排棕色圆柱”。
从乳母家回来的时候，爱玛发现赖昂穿着一件领口是黑色天鹅绒的礼服，他栗色的头发散在上面。当爱玛从窗口第一次看到罗道尔夫的时候，他穿着蓝色天鹅绒的礼服、戴着黄色的手套。在农业展览会上，罗道尔夫用眼角审视艾玛：“一道玫瑰红颜色照亮鼻孔之间的中隔。头朝一边歪，嘴唇当中露出皓白牙齿的珍珠似的尖梢。”
这些颜色激活了读者的视觉想象力，在福楼拜的时代，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小说是一种把生活视觉化的工具，对颜色的侧重给叙事增添了真实性。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格理论由三部分组成：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结构部分，由性冲动构成，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自我是意识的机构部分，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遵循“现实原则”；而超我则是道德化的、理性化的我，是理智和审慎的结合体，贯彻“理性原则”。爱玛这一人物形象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爱玛一方面欣赏赖昂得体的谈吐，整洁的外表和儒雅的风度，所以自然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是性冲动因素促进而导致的，是“本我”的外在表现。爱玛身为包法利夫人，应该认清自己已为人妇的现实，正确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是爱玛“现实原则”指导下的“自我”发挥作用。但是心怀爱慕之情的爱玛受到“超我的理想原则”的制约，即爱玛所接受的教育、社会舆论等影响，她又不得不苦苦压抑这种欲望。本我、自我、超我这三种力量在爱玛的身上斗争，使爱玛心理不平衡，外在表现为郁郁寡欢。福楼拜笔下的爱玛令无数女性读者产生共鸣，可见爱玛身上突显的人格命运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不谋而合。
此外，小说中还运用了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面临挫折或冲突的紧张情境时，在其内部心理活动中具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解脱烦恼，减轻内心不安，以恢复心理平衡与稳定的一种适应性倾向。一般来说，心理防御机制会在自我不知不觉之中，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自我调整，缓解冲突双方（超我和自我）的关系，达到双方的和谐点。调整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升华、幽默、反向形成等。
其中，以下三种形式更为常见：
隔离：将令人不快的事实分隔出意识之外，以逃避精神上的不快。这种方式体现在爱玛和包法利的身上。爱玛在侯爵的舞会之后，现实生活的平淡使爱玛度日如年，将画板扔到了一边，不再精心打扮自己，将自己与舞会的梦幻隔离开来。而包法利则是在爱玛死后，设想爱玛是出远门旅行了。
否认：否认眼前的事实，主观将自己潜意识内的想法臆断成事实。包法利在爱玛死后，发现爱玛出轨的事实后，居然不肯相信，还自我安慰，认为只是正常的通信往来。
补偿：是指个体利用某种方法来弥补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从而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爱玛在决定和罗道尔夫私奔后，对包法利母子一反常态，十分温柔，叫老太太好生纳闷爱玛低眉顺眼甚至低声下气的模样。其实，在爱玛潜意识中是自己的补偿心理作祟。
福氏在《包法利夫人》中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建立适当的自我防御机制，是该作品在心理学角度的可取之处。
当我们谈论《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的心理学价值时，就不得不提到“包法利主义”（Bovarysme）。“包法利主义”源于小说《包法利夫人》，这一专有名词的产生见证了该小说的轰动与成就，它是一种怎样奇怪的病症呢？“包法利主义”一词是由戈蒂耶（Jules de Gaultier）于 1902 年首次提出的，戈蒂耶在他名为《福楼拜的才华》（ Le Génie de Flaubert ）一书中说到：“福楼拜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与现实相反的想象力，在这一典型的代表作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15] 从爱玛写给自己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爱玛严重脱离实际，成为了一个只有幻想的人，甚至是一个被梦境与激情所充斥的生物，她深陷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中不能自拔。随后，拉鲁斯字典对于“包法利主义”这个词给出了如下的解释：“这源于一种对情感和社会状况的不满足，常常发生在一些神经质的女性身上……从本质上来看，这其实是一种虚荣，一种伴随着自我暗示的幻想，亦或是对超出自身条件的一种渴望”。包法利主义的首要特征是主观臆想的折磨，或精神上的挫败感。“包法利主义”既表现为情感的空虚又表现为欲望的饱和，在现今社会，它通常是由神经抑郁症所导致的。爱玛在生活中“包法利主义”的心理特征随处可见，碍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详细探讨。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自诞生以来，一直吸引着文人，学者和读者的研究和阅读兴趣，尤其是女主人公爱玛的形象曾经令无数法国少妇为之潸然落泪。究竟爱玛有何魅力，能令文人墨客对她心心念念，不断与本国的文学形象进行比较。作为世界文学史上鲜活而神秘的女性形象之一，本节笔者将从爱玛的形象溯源、性格特征、人物遭遇和最终命运这几个方面探究爱玛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之处及她的命运结局成因。而爱玛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的呢？
1.爱玛·包法利——外省风俗的产物
福楼拜在书信中曾表明了《包法利夫人》的创作意图，他起初希望创作一个在外省生活的处女，在痛苦中孤独老去，最后进入一种由神秘主义和幻想出来的激情的状态。但是，为了让作品的可读性更强，福楼拜加入了一个更加贴近人性的人物形象。因此，我们从这点可知，福楼拜创作爱玛·包法利的重点在于借人说事，他更关心的是人物所处的环境。因此，我们看到在《包法利夫人》完稿之后，福楼拜给这一作品添加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一书开始写于 1851 年，完书于 1856 年，历时近六年。在这六年间，法国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 －1852）过渡到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 －1870），法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尽管女工和男性一同走在街上反对旧体制，国民公会议员们还是支持宣扬女性没有司法权的 1804 年《民法典》，议员们在众多社会变革之后依然不愿承认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1848 年的改革中，尽管几位巴黎的先锋派女性代表积极要求恢复女性的投票权和婚姻自由权，但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于男性，社会也不承认她们所拥有的各项权利。在法国思想最先进的首都巴黎，女性的地位都如此低下，何况是封闭落后的外省地区呢？《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角爱玛便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
首先女性没有自治权，要依附于男人生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爱玛在怀孕时想生一个男孩的想法是如此的强烈；爱玛在经历种种考验之后，对爱情失望，对巨额债务束手无策，除了自杀别无他择。
“她（爱玛）希望养一个儿子，身子结实，棕色头发，名字叫乔治：‘她过去毫无作为，这样生一个男孩的想法，就像预先弥补了似的。男人至少说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处处受到法律的拘束，她的意志就像面网一样，一条细绳拴在帽子上头，随风飘扬。总有欲望引诱，却总有律法限制。’”
其次，受宗教学说影响和社会旧俗的制约，在一个丈夫对女性言语、衣着、装束都严格限制的社会中，爱玛醉心打扮，时而身着华服，时而身着男装，时而大口地喝下烈酒，甚至与情人散步的时候，嘴里都要叼着一支烟卷。她所做的一切都被他人看作是可耻的行为，认为是乱了规矩的不正经女人，这种外省市民的鄙俗陋见是外省风俗阴暗面的一部分。
此外，爱玛热爱读书也与当时的社会道德形成极强的反差，人们认为女性不必接受古典教育，也不必掌握科学知识，更不必学会经商，于是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的首要任务便是学会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好主妇。如果说女性要学习一些知识，那么她们被教授的通常是历史、地理和文学相关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对于她们支持丈夫或子女的社交活动会有些许帮助。在这一点上，爱玛也没有跳出传统的陈规陋俗，尽管她读过很多书，但并没有将阅读中获得的信息用于帮助丈夫的事业，或者教育女儿；相反地，这些阅读滋生了她的浪漫主义想象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见 19 世纪法国外省人们思想落后程度。一个先后有两个情人并且致使丈夫破产的女人，当时的法国社会显然无法接受像爱玛这样的女性的存在。
2.爱玛·包法利——浪漫情怀的牺牲品
爱玛十三岁时，被父亲送入修道院寄宿学校，缺少母亲的关怀。身为富农之女，她本应在大自然中成大，成为一名淳朴能干、善理农活家务、脚踏实地的女人。但是，自小在修道院长大的爱玛却远离了乡村的淳朴自然，终日与贵族的浪漫故事，骑士的风流传奇作伴。就这样，贵族化的教育将她的心灵种在了浮华奢靡的贵族生活之土中，开出的必然是美丽、畸形、脆弱的花儿。
在修道院长达三年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却遭遇了少女青春萌动时期，爱玛内心煎熬却不知为何。修道院的宗教教育实际上是对常人心灵的残害，一边是禁欲主义的说教，修女们谆谆教诲卢欧小姐应当克制肉体，拯救灵魂；而同时宗教音乐和布道又会刺激人的欲望，在小说中，福楼拜写道：“布道中间说起的那些比喻，诸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等，总在爱玛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喜悦。”
在修道院里，爱玛还接触到了消极浪漫主义思想，这来源于每月来修道院的老姑娘，她会吟唱前一世纪的情歌，会讲故事，围裙中总是放着一部传奇小说，借给女孩子看。就这样，她手里的传奇小说给爱玛打开了通往幻想的大门，她如饥似渴的阅读大量浪漫主义的作品，将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女主角，为自己编织一个又一个飘着肥皂泡的少女梦，殊不知，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已经悄然荼毒了她的心灵，使她沉迷于幻想。因此十六岁时，走出修道院的爱玛已经压抑不住炽热的心灵了。
其实，在早期作品《激情与美德》（ Passion et Vertu ）中，福楼拜已经塑造了一个爱玛的翻版式人物，同样对爱情充满幻想，同样为了爱情大胆出轨。而在《包法利夫人》中，同样的桥段在女主人公爱玛身上上演。修道院教育中接触的压抑人性的清规戒律和无条件的屈从令爱玛“水土不服”，但阅读浪漫故事却成为了她的精神寄托，却也将她推向死神。修道院的修女教她压抑本我，无欲无求，然而接触到浪漫爱情的少女似脱缰的野马，你越是拉紧缰绳，它越是向往脱缰后的海阔天空。爱玛·包法利终究不是圣女，不是修女，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女人！
上文中，我们提过包法利主义（ bovarysme），其中一点重要的表现就是不满足于现实，而过分依赖浪漫的幻想。在修道院中，爱玛接触到了大量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勾起了爱玛对浪漫色彩的幽会和资产阶级情调的向往。整日附庸风雅的爱玛，想入非非，满脑子都是诗情画意。爱玛读司各特，终日醉心在历史故事之中，梦想像贵族女人一样拥有大皮柜。巴不得自己也能住在一所古老梦幻的庄园，如同那些腰肢和自己一样细长的女庄主，手托着下巴期盼着、遥望着属于自己的白羽骑士，胯着黑马，从田野远处向她疾驰而来……子爵、伯爵充斥着她的脑子……
查理的出现唤起了爱玛对新生活的热望，她自以为这个男人的存在会给她刺激，会带给她梦寐以求的不可思议的爱情，如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在灿烂的天空翱翔。但是，她逐渐发现这种安静的生活并不是她梦想的幸福，包法利的平庸与无趣、愚钝与不解风情、踌躇与脆弱、与爱玛心中英勇的骑士、浪漫的子爵截然不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
修道院中所见所闻的浪漫爱情为什么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爱玛不断寻找答案，她首先试着从自己的枕边人身上重塑自己心中的英雄。爱玛鼓励包法利为跛子治腿，结果弄巧成拙，越治越糟糕，包法利名声扫地，爱玛失望透顶。然后爱玛将自己的梦想转嫁到情人罗道尔夫那里，他是一个风月老手，看似浪漫多情，体贴入微，实则虚情假意，玩弄女性。罗道尔夫对爱玛厌倦后，就堂而皇之的将她抛弃。爱情梦碎的爱玛，心中的火焰并没有完全熄灭，星星之火在遇到赖昂清风般的关怀后，迅速燃起了燎原之势。可惜全心投入的爱玛输给了赖昂资产阶级的本质，再次惨遭抛弃，债务缠身，可怜的爱玛借钱无门，只能去拥抱死神。
整本书中，爱玛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深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想，但是总是事与愿违，她梦想得到的东西却从不是她现实生活中拥有东西。爱玛家乡诺曼底省（Normandie）不似巴黎浪漫唯美；爱玛的伴侣查理·包法利、罗道尔夫、赖昂不如书中王子那样情深似海、高贵优雅。爱玛试图把书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原封不动的复制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然而，她也不是伯爵的女儿，这种尝试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3.爱玛·包法利——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19 世纪的法国女性饱受排斥和压迫。从司法上来看，未婚女性能够享受全部的公民权利，然而，已婚妇女则毫无司法权利：她应该听从于自己的丈夫（《民法典》第 231 条），并完全依存于他，一切司法行为都要得到丈夫的准许。在伦理道德上，丈夫有权决定妻子的行为。寡妇无权继承丈夫的财产，寡妇再婚要得到家族的准许。离婚的不平等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任何一方宣布出轨都可导致婚姻破裂，然而，女性却常常要忍受丈夫的“三妻四妾”。无论出轨的丈夫多么罪责深重，他只需付一笔不超过 2000 法郎的罚款，无需判刑并有权在孩子满 7 岁时，夺回孩子的抚养权；如果是妻子宣布出轨，她则被判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教育理念来看，女孩儿自出生后就一直被灌输男强女弱的思想，被告诫女性无论在精神上、智力上、体力上还是物质上都次于男性，处于弱势地位。妇女不能外出工作，没有经济独立的权利。
在福楼拜的早期作品《激情与美德》（
Passion
et
Vertu
）中，福楼拜塑造的女主人公也初步具备了女权意识。为了爱情，她没有选择委曲求全，反而高调追求，只是手段过于极端：毒死丈夫和孩子。同样是对爱情充满幻想，同样是为了爱情大胆出轨，《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的女权痕迹相对缓和些。爱玛同样多次表达了对男人特权——“自由”的向往。在生贝尔特时，她希望是个儿子，因为男孩可以肆无忌惮的出去海阔天空。在安慰佯装楚楚可怜的罗道尔夫时，爱玛一句“你至少是自由的”令无数读者心碎。爱玛为了满足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包养情夫、不顾家务、忽视子女、私卖夫宅。在借钱受辱后，好斗情绪被激起，恨不得打男人们一顿，啐他们的脸，把他们踏的粉碎。
每一条都是对男权社会的大胆挑战。冷酷的社会现实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蔑视和挑战存在的，爱玛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4.爱玛·包法利——资产阶级时代的陪葬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掌握着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中，公共空间只属于男性而女人只能在被强加的私密空间活动。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之中，于是全职主妇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但是，女性不外出工作并不等于女性可以生活地游手好闲，她们有责任和义务维持家庭生活并确保家庭成员的幸福、舒适，这就要求她们既要有智慧又要勤劳有责任心。女性常常要将家务工作在自己、子女和仆人间进行分工，因此，她们还要教育那些没有诚信的仆人；与此同时，已婚女性还要负责接待客人、准备宴会、一次成功的家庭接待直接关系着丈夫的社会名誉，会给丈夫的事业带来帮助。除此之外，女性还承担着照料和教育子女的责任，丰富孩子们的个人经验和社会常识。总而言之，在家庭中，女性任务繁重，她既是妻子、主妇、女主人，又是母亲和孩子的启蒙教师，却唯独缺乏了作为女性本体这一身份上的认同。
在《包法利夫人》中，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有渥毕萨尔舞会上形形色色的旧贵族，有正襟危坐的州行政委员廖万，有自私盘算的地主卢欧老爹，有溜须拍马却无药剂师许可证的郝麦，有无情无义的乡绅罗道尔夫，有精明市侩的高利贷商人勒乐，还有兢兢业业能力平平的医生包法利。在这些人物搭建起的故事网中，钱财和情欲是永恒的主题。为爱玛挑选夫婿时，卢欧老爹选中包法利是因为他认为包法利不会对嫁妆问题斤斤计较。药剂师对爱玛大献殷勤是为了堵住包法利的嘴，免得他无证卖药，遭人检举。勒乐想尽一切办法满足爱玛的愿望，实则将爱玛拉进了债务的深渊。罗道尔夫看中爱玛，竟是为了她的皮囊。没有任何一个人将爱玛视作一个独立自主的有个体意识的人，被资本主义道德规范压制的爱玛寻求精神和生理的解放，然而时代的悲剧性不容她反抗，她终究成了资产阶级时代的陪葬品。
5.爱玛·包法利——福楼拜自己
福楼拜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关于福氏此话的来源，据考证，一则福氏为避免读者对包法利夫人——爱玛的原形溯源，便用此话来回应读者的好奇心。二则是福氏内心深处对爱玛这一文学形象的自我认同。
福楼拜少年时期染上颠狂症，症状复发时，异常恐怖，他自己描述到：“发病时，右眼有一团火，左眼也一团火，看到的东西都金灿灿的。”这种连其父这样名扬四海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的疾病给福楼拜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福楼拜终生未婚、未育，虽情妇无数，但用情不深，只有一位初恋艾丽莎始终坐在福楼拜心中的圣台上，遥不可及。少年时期深受消极浪漫主义影响，在乡间与三五好友疯狂自虐。悲观主义过早的浸泡了他的灵魂和笔触。中年丧父、丧妹的接连打击让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层寒霜。巴黎的求学生活给福楼拜提供了实现悲观主义的温床：
“他感到，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自己的心境对浪漫蒂克的表述。蜷缩在冬冷夏热的宿舍里，他羡慕‘一年开销三千法郎的清纯’，可每晚去歌剧院、滑稽剧场，与标志女人调笑，作为调剂，和法科同学走动，不时光顾一下妓院，他认为生活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不是有妓院可以得到爱的安慰，有美酒可以忘掉残剩的理智？”
爱玛的爱情观与福氏却有相似之处。福楼拜在爱情上的悲观主义传染给了爱玛：爱玛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爱情，而福楼拜终其一生都在酒肉爱情中向往着、崇拜着初恋艾丽莎——一个自己永远得不到的女人。为此，爱玛不断包养情夫；福楼拜不断更换情妇。福楼拜少年时深受消极浪漫主义的荼毒，在乡下险些和好友一起自杀，没了性命；爱玛在修道院期间，捧读大量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为她一生的爱情悲剧埋下了导火线。爱玛为爱痴逛，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福楼拜晚年凄凉，生计日蹙，亲友破产，家财用尽，却不肯接受朋友的帮助，放弃文学，在政府某个一官半职；爱玛到处借钱，走投无路，宁愿自尽，也不愿失身于阴险、好色、趁人之危的收税官。两人秉性之近，不得不使我们相信爱玛就是福楼拜借文学作品为自己的情感呐喊，为自己的生命实现延续！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爱玛自杀的原因就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矛盾来看，爱玛所处的七月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执政，他们崇尚“金钱万能”，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利”字当头、精于算计，大资产阶级压榨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压榨农民，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从内因来说，爱玛自身性格使她对浪漫爱情和上层贵族生活的向往也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爱玛的自杀并非出人意料，是外在社会和她的本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性格”一词是指区分和判定某人、某物与其它人或事物不同的独有的特征。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人物的不同命运是由其不同的性格决定的。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热衷于幻想、极为浪漫的女主人公爱玛。在性格上，包法利夫人美丽、虚荣心强、爱幻想又很固执。她一生都在追寻爱情、享乐，不断地和命运斗争。
1.向往浪漫爱情与贵族生活
爱玛不甘平庸、极富有浪漫主义情怀，她情感充沛、敏感、爱幻想又虚荣。这一切都导致了她对于生活的理解错误以及缺少对残酷社会的认识。在修道院，爱玛读了许多浪漫主义作品并习惯了在幻想中生活，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深陷于上流社会的美梦中。当她在修道院上学时，每每阅读浪漫主义的书籍时都“小心翼翼地掀开美丽的锦缎封面，就见每首诗文底下，陌生作家署名，大多数不是伯爵，就是子爵，这些名字让她看呆了”。在爱玛看来，这一切都是她梦想的浪漫主义生活的一部分。“她爱教堂是为了花卉，爱音乐是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在修道院阅读时的爱玛渴望激情，她认为“爱情应当骤然来临，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仿佛九霄云外的狂飙，吹过人世，颠覆生命，席卷意志，如同席卷落叶一般，把心整个带往深渊。”但是，她偶尔也梦想着温柔而浪漫的爱情：“眼泪与吻、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她受沃尔特·斯各特（Walter Scott）小说影响，她梦想着自己可以生活在城堡中，身着华服等待白马王子的出现。“所以她由着自己滑入拉马丁的蜿蜒细流，谛听湖上的竖琴、天鹅死时的哀鸣……”。在爱玛看来，她的丈夫应该是“穿着一件花边袖口、长裾青绒的燕尾服、踏着软靴，戴着尖帽的翩翩贵族青年。”这个人“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启发你领会热情的力量、生命的奥妙和一切秘密……”。
上流社会中的浪漫爱情和奢华的生活成为了爱玛的最终梦想。她在梦境中虚构了奢侈的生活并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这种幻想导致了她的悲剧。
查理的出现曾使她一度觉得找到了真爱，但婚后不久，爱玛立刻就感到厌烦：“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结婚？”
爱玛在渥毕萨尔的舞会上遇见了她的梦中情人——子爵。伴随着舞会的结束，一切也都结束了，虽然爱玛的梦想破灭了，但她还是珍藏着和这次舞会有关的一切来纪念这破碎的爱情。这种对丈夫的厌倦和对舞会的怀念使她生活在病态之中。尽管查理的工作已经有了些许的进展，但他为了能使爱玛快乐起来，不得不迁就妻子的情绪，放弃了已经在事业上积累多年的乡村道特，选择了与城市不远的永镇重新开始行医生涯。然而爱玛所梦想的却不是永镇这样的城镇而是巴黎那样的大都市，所以“在爱玛看来，巴黎比海洋还大，到处金碧辉煌，闪闪发光。”
爱玛对巴黎的迷恋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用手指无数次的游历巴黎每一个街道，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关于巴黎上层社会沙龙和舞会的杂志，她对巴黎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她在脑海中试穿了所有流行的服饰，温习着上层社会贵族的生活习惯：“其次是公爵夫人的社会，这儿的人面色苍白，四点钟起床：女人们，可怜的天使！裙子下摆都镶着英吉利花边……”
于是，在第二部分第五章，作者直截了当地对爱玛的性格特征做了如下描写：“她内心却充满欲念、忿怒和怨恨。衣褶平平正正，里头包藏着一颗骚乱的心；嘴唇娴静，并不讲出内心的苦恼”。
当爱玛从乡村到巴黎的梦想被摧毁以后，任何闭塞的地方，无论大小都不能使爱玛如愿，查理的搬迁只能换来她暂时的平静。
年轻的实习生赖昂的出现重新燃起了爱玛对生活的热情，她开始重新找寻真爱。但是，由于道德的约束和懦弱的性格，赖昂逃到巴黎，爱玛重回病态的生活。随后，罗道尔夫出现并吸引了爱玛的视线。不懂得保护自己的爱玛深陷罗道尔夫的谎言之中，并疯狂地付出了自己的感情。“比我看好的女人有的是，可是我呀，我懂得爱！我是你的奴才、你的姘头！你是我的王爷、我的偶像！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强壮！”
几年之后，爱玛还总是会回忆起与罗道尔夫共度的那些岁月，她说：“可是我呀，为了博得你一个微笑，让你瞧上一眼，听你说一句‘谢谢’我什么都会给你，什么都会卖掉，做苦工，沿路乞讨！”
她仅在与情人争吵时，才会回过头去照料女儿和丈夫。爱玛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盲目的，除了爱情，一切都变得一文不值。但是，最终罗道尔夫还是抛弃了她，爱玛的爱情之梦又一次破碎了，她第三次落入了病态的生活中。在鲁昂偶遇赖昂，这次相遇使她产生了比之前更加强烈的情感，她决定付出一切来把握这次爱情。为了体验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她选择在最奢华的宾馆里和赖昂约会，爱玛毫不犹豫地负债，欺骗查理，卖掉房子直至破产。爱玛的一生都感性而任性的生活着，因此，她迷失在现实的生活中。依据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写作原则，福楼拜向我们描述了爱玛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其感性和理性、爱情和道德、本能欲望和社会约束之间的矛盾。
爱玛始终生活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她看似“放荡”的行为都源于自认为崇高的爱情。在爱玛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既高尚又害人的欲望。在爱玛经历的爱情历险之中，和她的情人们相比，她总是积极大胆、忠诚盲目的追求爱情。尽管她意识到了与罗道尔夫和赖昂关系之间的破裂，尽管这两段婚外情均使她失望，她还是对他们抱有微小的希望，因为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她爱的其实并不是罗道尔夫或赖昂，而是自己编织出来的梦境。当这些美梦被现实无情的打碎后，当她深陷商人勒乐阴谋之中的时候，她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被税收官羞辱：“先生，您丧尽天良，欺负我这样落难的人！我可怜，但是并不出卖自己！”
沉醉于幻想的爱玛、追求浪漫生活的爱玛、醉心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爱玛，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爱情成为了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和意义。
2.虚伪自私、极度利己
爱玛亦是一位虚伪自私、极度利己主义的女子。新婚伊始，她对家庭和丈夫还充满着热情：她装点房子，为丈夫准备美味的饭菜，帮助丈夫给病人寄收据，从她委婉讲究的语言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用心和在意。然而，当她意识到这些行为中没有带给她任何利益时，她便开始放弃这一切，“凡是不能直接有助于她的情感发泄的，她就看成无用之物，弃置不顾”。
于是，她每天便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包法利先生资质平庸、碌碌无为，爱玛没有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识人不清，反而认为是丈夫无能，“我就恨人物庸俗、感情平缓，和日常见到的一样。”
没有根据包法利的实际医学水平，就不切实际地劝说他医治坡脚病人，以满足她成为名医夫人的虚荣心，弄巧成拙是必不可免的。包法利声名扫地，爱玛恨其无能，没有鼓励丈夫，转而投入赖昂的怀抱，在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那里寻找虚荣心的慰藉。女儿与她亲近，她居然因为自己心情不佳，就一把将女儿推倒，毫无母爱的温情。爱玛的一系列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丈夫是能引导她走出农家生活的阶梯，可惜婚后生活索然无味；想生个儿子是为了满足她作为女子无法拥有一颗自由闯荡的心灵，可惜还是生了个女儿；投入罗道尔夫的怀抱是为了满足她对梦幻奢华的上层贵族生活的期盼，可惜罗道尔夫只是逢场作戏，对她更是一毛不拔，心狠手辣；与赖昂花前月下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可惜赖昂将事业看得比她还重。爱玛始终为了自己的欲望，从未尽到人妻人母的责任，未考虑过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甚至还背着丈夫抵押家产，供自己和情人幽会时享乐，最终导致破产！她是个极度自私自利的女子。
3.怀揣女权主义反抗意识
爱玛还是一个始终怀揣反抗意识的女人。李健吾先生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爱玛的悲剧命运从内因角度来看，很大程度是由于爱玛自我身份的错位引发的自我同一性危机造成的。自我同一性是精神分析大师埃里克森（Eriksson）提出的，是指个体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爱玛是富裕农家的女儿，被父母送到修道院接受上层小姐所受的修道院教育，让这个农庄之主的女儿养成了爱幻想的缺点。爱玛家庭富裕，其父“生活贪享受，花得起钱，手下雇了一干伙计”。爱玛颇有姿色，药剂师郝麦评价她是一个天资卓越，做县长夫人也绰绰有余的女人。修道院的生活给她充裕的时间来幻想贵族的生活，领略爱情故事的浪漫。她现实生活中的乡下身份和她幻想中的贵族太太身份发生了同一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本性禁锢在一种不能承受的冷漠平淡之中，吞噬着人的热情和激情。爱玛不甘平静的本性使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社会，“她问自己，她有没有方法，在其他巧合的机会，邂逅另外一个男子。她试着想象那些可能发生的事件、那种不同的生活、那个她不相识的丈夫。”
所以她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反抗。渥毕萨尔的舞会上，金碧辉煌的大厅、衣着华丽的男女，暗中传递情书的绅士和夫人都让她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这一切给她不甘平凡的心打了一剂强心针，自命不凡的她再也无法自怨自艾平淡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她暗自把今后的生活自我定位在贵族的身份上。于是她与自己的命运展开了抗争。并先后试图通过扶植丈夫与情人私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终究到头来，她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的。爱玛从始至终都没有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直在自我定位，一直在和命运抗争：在修道院时她纪律散漫，幻想浪漫爱情，与修女顶嘴，被父亲领回家里；在贝尔特农场时又自视甚高，不屑与农民共同生活；对于爱情表现的过于狂热，爱玛曾想通过与查理的婚姻走出和父亲的单调生活，然而这次婚姻却使她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重；她受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启发，梦想嫁给一位骑士或是贵族，在城堡里度过余生，结果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他无知，甚至对于工作也是如此；于是，爱玛将改变生活的无趣寄托于腹中的孩儿，她希望生下一个男孩来弥补她作为女人而遭受的一切，然而，她最终还是产下一名女婴；她梦想与梦中情人过着探险一样的生活，追求浪漫爱情，奢华生活，敢于蔑视世俗眼光，包养情夫，并成为婚外情的主导者。这里就出现了爱玛情人身份和妻子身份所引发的同一性危机。在外人眼中的包法利医生是一个“有身份”、“忠厚老实”、“医术高明”、“没有架子”的人，但是这样一个老好人却不是爱玛的心头爱。爱玛渴望的是一个晓得风雅，无所不知，风流倜傥的男子。丈夫和理想情人的巨大差距使爱玛对婚姻开始厌烦。失望之下，百无聊赖，内心空虚的爱玛数着日子，度日如年。罗道尔夫的出现开始在爱玛干涸的心里洒下丝丝细雨，这时爱玛的情人身份和妻子身份开始出现同一性危机。爱玛为了抗争平板无聊的日子，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有了一个情人”！
爱玛以为自己对命运的对抗是对自我的拯救，可惜所托非人，她的第一位情人抛弃了她，而第二位情人又使她厌倦。爱玛一直在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她在人生的舞台上不断起舞，跳到筋疲力尽。爱玛只能抗拒地生活着，因为“她还真不想活了，要不然就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
爱情观崩溃的爱玛在这一切的幻想、不幸、梦境和抗争下最终选择了自杀。她在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挫败之后，福楼拜写道：“多少绮梦！现在什么也没有！她已经把它们耗光了，耗在她灵魂的高低波澜上、环境的前后变动上、处女、婚姻和恋爱的各个阶段上；——它们就这样跟着她的生命，一路丢光，好像一位旅客，在沿途家家小店，留下一点他的财物一样。”
婚姻、亲情、婚外情和对于浪漫的狂热构成了爱玛抗拒生活现实的主要原因。和福楼拜作品中的众多主人公一样，爱玛·包法利的人生充满挫败感，这是生活的幻想所无法弥补的挫败感。
以上部分，笔者从文本角度，从小说故事情节、主人公性格和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对爱玛的死亡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但是，如果跳出故事情节本身而站在福楼拜作为创作者的高度上来看待爱玛之死，则有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小说的作者福楼拜“杀死”了爱玛，为她设计了凄惨悲凉、可悲可泣的一生。在下一章中，笔者将继续探讨作者福楼拜是如何将自己的死亡意识附着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以及它的主人公爱玛·包法利身上的。
[1]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话最早出现于热奈·德查尔玛（René Descharmes）于 1919 年发表的著作《福楼拜——生活、性格及其 1857 年以前的政治观点》（ Flaubert . Sa vie ， son caractère et ses idées avant 1857）的注解中：“一个十分熟悉福楼拜的通信人布什凯小姐的人最近对我说，布什凯小姐曾经问过作者包法利夫人的形象来源，福楼拜十分干脆地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来源于我’，这句话他后来曾经多次重复过。”但是，在福楼拜的通信集及其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类似的表述；也就是说，这句话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2] FLAUBERT Gustave， Correspondance ，édition établie，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BRUNEAU Jean，Tome I-V，Gallimard，Paris，1973，Tome II：662.
[3] 所有引文摘录自 étude de Madame Bovar y. FERRARO Thierry， étude de Madame Bovary ，Marabout，Alleur （Belgique），1994.
[4] 《中国现代文学大事记》，《吉林大学社会研究报》（ Revu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l ’ Université de Jiling ），1981（4）：33.
[5] ROUSSET Jean， Forme et signification — Essai sur les structures de Corneille à Claudel ，Paris：José Corti，1995：111.
[6] LACOSTE Francis， La réception de Madame Bovary （1852 －1882），Université de Bordeaux，http：／／ flaubert. univ-rouen. fr／ revue ／ article. php？ id ＝ 74 ［on-line］，2012 年 4 月查询。
[7] 福楼拜的艺术成就广受“新小说”作家的称赞，他们对其称赞的角度各异，有娜塔莉·萨欧特（Nathalie Sarraute）的“新精神存在”分析，有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描写方式分析，还有让·里卡尔都（（Jean Ricardou）对其如何打破传统小说结构的分析。转引自BEAUMARCHAIS Jean － Pierre （ de）， 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ngue française E － L ，Paris：Bordas，1995：876.
[8] ROBERT Paul （ texte remanié et amplifié sous la direction de REY-DEBOVE et REY ALAIN）， Le Nouveau Petit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2010，Paris：Le Robert，2010：815.
[9] FLAUBERT Gustave， Correspondance ，édition établie，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BRUNEAU Jean，Tome I-V，Paris：Gallimard，1973，Tome II：387.
[10] MAUPASSANT Guy （de）， Pour Gustave Flaubert ，Bruxelles：Complexe，1987：46.
[11] MAUPASSANT Guy （de）， Pour Gustave Flaubert ，Bruxelles：Complexe，1987：47.
[12] FLAUBERT Gustave， Correspondance ，édition établie，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BRUNEAU Jean，Tome I-V，Gallimard，Paris，1973，Tome II：31.
[13] BAUDELAIRE Charles， Madame Bovary par Gustave Flaubert ，l’Artiste，18 octobre，1857. Citée d’après PHILIPPOT Didier， Vérité des choses ， mensonge de l ’ homme dans Madame Bovary ，Paris：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1997：191.
[14] FLAUBERT Gustave， Madame Bovary - Gustave Flaubert ，Paris：Hartier，1990：443 －444，引自Pierre Assouline，entretien avec Claude Chabrol. Lire，octobre，1992
[15] GAULTIER Jules （de）， Le génie de Flaubert ，Paris：Mercure，191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