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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洪秀全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第一，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第二，产品分配原则和方法：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贪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天朝田亩制度》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它以土地为中心全面改造封建社会建设农民理想社会的方案，前所未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然而，《天朝田亩制度》也有很大局限性，主要有：绝对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违背了小生产者的阶级本性，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具有空想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纲领只能反映其迫切的现实愿望，追求平等、平均和小私有制基础上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资政新篇》的核心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革故鼎新的改革，在政治上，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国家，在经济上，要通过建立、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以求富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提的方案，尽管有更深入的见解，更详细的计划，但是，都远不如它的规模宏伟。特别重要的是，它是建筑在推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维持这个土地制度反对农民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阶级本质的差异。《资政新篇》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现以前，最富有革命色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当时最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它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将以第一个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而载入史册。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
然而，《资政新篇》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
洋务派的主张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势。国际环境迫使中国中断自己的历史发展程序，从西方移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即推资本主义之陈，兴资本主义之新。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则是以一批满汉军政要员为中坚的洋务派，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他们是由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为杠杆，“借法自强”，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方学用”的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从而促使中国国防从传统迈向近代化，促使中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方向蠕动，促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近代科技体制。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而且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尽管在这一自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企图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错误论调。
这种指导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有两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与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中体西用”还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中体西用”是当时一种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第二，“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并且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然而，它只单纯停留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来抵制西方的入侵，没有进行全面的实践，而且主观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客观上愿意引进新的社会生产力，却又要先进的生产力适应没落的封建制度，这便使生产力和制度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而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维新派进行的改良运动——“百日维新”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十分弱小，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远不是封建势力的对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虽然广泛地进行了变法维新的舆论动员，但所争取到的有力支持者甚少，只有不掌握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帝党官僚。维新派既无严密的组织，又不掌握军队，也没有发动群众的支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维新派有其自身的弱点和局限，主要表现在：第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维新派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而是幻想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君主立宪制，让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政权。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却没有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维新派提倡学习西方，但却仍要借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之名来“托古改制”。第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一直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而帝国主义列强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与日本，虽然为了抵制俄国的扩张，曾对中国维新运动表示同情并拉拢维新派，但始终未能给予实质性的具体援助。在戊戌政变前，维新派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第三，脱离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基本上局限于一些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维新派不仅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人民群众。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当维新派得知守旧势力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能求助于袁世凯，结果被其出卖。
戊戌维新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朝气，表达了这一新兴阶级的政治追求。戊戌维新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不仅暴露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戊戌维新失败后，“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