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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有“四海”的概念，《荀子·王制篇》便论及环绕中国的四海，但其四海与今人的观点不同。唐代的杨倞注释：“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荀子·王制篇》中“西海”和“北海”都是生产皮革牲畜，只有东海和南海有海产品。可见，时期战国古人眼中的四海并不都是指海洋，其中“西海”和“北海”都是指陆地。当时中国人接触的海洋只有东海和南海，但二者的概念都与今人不同。其中东海是指山东半岛周边的海洋，而南海是指扬州以东的海洋。所以，早期文献中，一般只有东海、南海的并述。其时，渤海是东海的一部分，尚无确指。
在古人眼里，东海与南海的出产大不相同。《荀子·王制篇》记载，东海出产鱼盐、紫菜等物，战国时期齐国凭鱼盐致富是有名的，“中国得而衣食之”。但齐国的海洋文化似与海外商业无关。南海则一向是商业发达区域。“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唐代的杨倞对南海物产注释：“翮，大鸟羽。齿，象齿，革，犀兕之革。”
这一些产品不完全生产于本地，也可能来自外国。《荀子·王制篇》记载这些物产，表明早在战国时期，来自南海的珍奇物产已经在中原贸易。李斯在劝谏秦国不要驱逐外来游士时指出：秦国若是拒绝外来之物，那么“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其中“犀象之器”便产自遥远的南方。历史上，广州一直以出产奇珍异物闻名中国。三国时期顾征《广州记》曰：“黄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吕瑜发赵婴齐冢，得金蚕、白珠各数斛。”
吴国的薛综论南海，“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
《广州通志》总结南海的历史，认为早在陶唐时期，南海诸宝就进入中国。“黄帝时，南彛乘白鹿来献鬯及褐裘。唐尧南抚交趾，三苗来宾。虞舜时僬侥氏来贡没羽。夏禹扬州之贡，岛彛卉服。弼成五服。声教讫于四海。商汤命伊尹正四方献令正东，越沤鬋发文身，命以鱼皮之鞞，蛟瞂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周武王克商之后通道八蛮，八蛮谓天竺、陔首、僬侥、跂踵、穿胸、儋耳、狗轵、旁舂也。成周王会，东越海蛤，瓯人蝉蛇，于越纳□且瓯文蜃，共人元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
蛮扬之翟，仓吾翡翠，皆南方之贡也。按上古书缺有间不得而详。然考其地与物，粤东海外，诸国近之矣。”
南海是一个与印度洋有着广泛联系的海洋。沈约的《宋书》言及海外国家：“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
《宋书》又载：“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
自古以来，南海就与海外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事实上，由秦汉至唐宋时代，正是印度文化东进的时代。那时的东南亚国家，多是印度教国家或是佛教国家，可与长城、金字塔相提并论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和柬埔寨的吴哥窟，都是印度文化东传的遗迹。印度早在希腊时代就与地中海国家发生联系，考古证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中有地中海文明的因子。此外，印度与古波斯的交通一向存在。因此，早在秦汉时代，印度不仅与东南亚国家有着交通往来，它与地中海国家之间也有长期的贸易关系，也就是说，早在秦汉时期，南海与印度洋周边国家就有着贸易联系，这种贸易可能是间接的国际传递性贸易，但已经能够将印度洋的商品输送到南海的港口。中原商人在南海得到的商品，不完全是本地的产物，有的来自国际贸易。《广州通志》溯及古代广东的对外贸易史：“西汉朱崖郡南有都元、谌离、夫甘、都卢、黄支等国。近者十余日，远至四五月程。其俗略与朱崖相类。其州境广大，户口蕃滋，多异物。武帝时常遣应募人与其使，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贾船转送致之。外番珍货流入中国始此。东汉光武时，交趾、日南徼外蛮来贡，马援建铜柱后，西屠亦改国名哥罗，属于扶南。自是各国名屡易矣。桓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贾番自此充斥于扬粤矣。三国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番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数百国。泰立记传，谓之扶南土俗。晋武帝平吴，林邑、扶南入贡之后，曰牟罗，曰横卢，曰末利，曰卑离，曰满都，曰□余，曰沙楼，曰蒲林，皆昔所未闻。宋齐南方至者，若师子、毗加、梨干、陀利、阇婆、狼牙、修盘、盘顿逊等，盖十有余国。梁武帝时，婆利、丹丹、毗骞始通，毗骞王知神圣未然之事，此其尤异者也。隋遣使通赤土、致罗刹，他若投和边斗之属，贡于隋者，颇多。大抵皆南海中小国。其贡金宝、香药等物，亦有献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罗门之教也。”
据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一书，汉代曾派遣使者出使南海，并向西到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访问。三国时期，又有朱应、康泰访问南海周边国家。
又据晋代法显的《佛国记》，晋代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经常有大船往来。法显在狮子国搭商船东行，十几天后抵达信奉婆罗门教的国家——耶婆提。休息五个月之后，法显再搭乘商船从耶婆提到广州。按照船上商人的计算，大约五十日可到广州，后来该船遇到风暴，一直航行到山东半岛的青州。南朝拘那罗陀曾在泉州和广州等候回印度的船只。
在汉唐时代，南海几乎就是财富的象征。因此，南海对中国人吸引力极大。《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以与越人战。”
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发动五十万军队征伐南越，便是为了夺取南方产宝之地。迄至汉代，汉武帝为了摧毁南越诸国，在长安开挖昆明池，试造楼船。后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二十万从豫章南下讨伐南越国。消灭南越国之后，汉武帝又转向闽越用兵，除了楼船将军外，还派出了横海将军等数路大军。这都反映了中原朝廷对南方的看重。南朝宋的开创者也认为来自海外的财宝十分重要。“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太祖以南琛不至，远命师旅，泉浦之捷，威震沧溟。未名之宝，入充府实。”
萧子显的《南齐书》记载：“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以至南齐王室：“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
这是丝绸进入海外贸易的少见记载。一直到隋唐时期，仍有类似的记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臣子们往往将南海作为富裕之地。《梁书·王僧孺》记载王僧孺：“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乃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视事。”《旧唐书·韦皋传》记载韦皋任岭南节度使以前的情况：“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旧唐书·李勉传》也说：李勉大历年间任广州刺史，“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晋代葛洪原在中枢任职，晚年“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后在广东罗浮山炼丹。
以上所提诸人，都是重视政事忽略财富的人杰，但其他官员就未必忽略财富了。
东亚国家最早的货币并非铜钱，而是被称为“宝贝”的贝壳！三国东吴的陆玑解释宝贝：
贝，水中介虫也。龟鳖之属，大者蚢，小者为贝。其文彩之异，大小之殊，甚众。古者货贝是也。余蚳黄为质，以白为文。余泉白为质，黄为文。又有紫贝，其白质如玉，紫点为文。皆行列相当。其大者常有径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为杯盘实物也。
《尔雅翼》解释古代的贝币：
贝，古者货贝而宝龟。周则有泉，至秦废贝而行钱。故“释鱼”于贝之名色尤详。而古者货赂贡赋赏赐凡属于货者字，皆从贝也。至王莽反，汉犹以贝四寸八分以上至寸二分为五品，故有大贝、牡贝、么贝、小贝之名。不盈六分不得为货。今大贝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盖贝之在水者，即蠃之小者也。今此物等既不复为货，晋宋间犹以饰军容服物。盖鲁颂称戎服之盛，有贝胄朱
。则以贝为饰旧矣。东方朔称“齿如编贝”，盖用以为饰必编之故也。
东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云：
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烂。《本草》唯载紫贝。唐本注云：形似贝，大二三寸，出东海及南海上。紫班而骨白。图经曰：苏恭注云，紫贝即蚜螺也。形似贝而圆大二三寸，儋振夷黎采以为货市北人。惟画家用砑物。贝之类极多，古人以为宝货。而此紫贝，尤为世所贵重。汉文帝时，南越王献紫贝五百是也。又车螯之紫者，海人亦谓之紫贝。《埤雅》兽二为友，贝二为朋。《诗》曰：锡我百朋。百云者，言锡贝之多也。
宋代的《岭外代答》解释紫贝：
大贝，海南有大贝。圆背而紫斑，平面深缝。缝之两旁，有横细缕，陷生缝中。本草谓之紫贝。亦有小者，大如指面，其背微青。大理国以为甲胄之饰。且古以贝子为通货，又以为宝器，陈之庙朝。今南方视之，与蚌蛤等。古今所尚，固不同耶？
如其所云，贝币主要出自南海，最著名的是较大的紫贝。在中国使用的时间很长。
当我们研究宝贝时，要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贝壳都可以作货币使用，古人所用的紫贝是一种特殊形状的贝壳，即子安贝。它的背部隆起，像龟壳，所以又有龟贝的说法。子安贝与普通贝壳最大的不同在于：多数贝壳都是圆形和椭圆形的，而子安贝在龟背的反面，有一个相对平整的平面，当中是一道缝。台湾民俗，妇女生产时，可将一只宝贝握在手中，以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因而又有“子安贝”的称呼。它有紫色的，亦有黑色的，今名黑星宝螺，或是龟甲宝螺（Cypraea mauritiana）。
中国使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桓宽编辑的《盐铁论》论及古代货币时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贝？），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道也。”
这是说，从夏朝到商朝、周朝，都使用宝贝作为货币。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大量的宝贝，河南安阳商都遗址的贵族墓，几乎都以宝贝为殉葬品，妇好墓的宝贝多达数千枚。殷墟和周原都出土过青铜铸成的贝币，说明商周二代仿制海贝作为货币，而后还将其铸成青铜；在中原之外，四川三星堆遗址中，都发现过宝贝；殷墟遗址出土的贝壳，当中穿了一洞，原来应有绳索穿过。古人就是用这类穿在一起的贝壳作为货币使用。所以，当时的货币，是以“朋”作为计算单位。“朋”，即串在一起的宝贝。朋的计算单位随时代而变化，最早4枚贝壳为一朋，后来是20枚贝壳为一朋。一朋宝贝的购买力很高。有人提出，当时的一朋宝贝可以购买数十名奴隶，真是不愧“宝贝”之名。宝贝大小也有级差。古人应是将这些贝壳编成货币组合，例如，10枚小贝壳换一枚中型贝壳，10枚中型贝壳换一枚大贝壳。这样就建立了等差货币体系。商人拿着这些宝贝，便可四处购物。事实上，周朝一直到东周时期才开始铸造铜币，此前应当也是使用宝贝。东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又说：
乃有大贝，奇姿难俦，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而莹，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
这个故事是说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羑里之时，他的大臣用新得大贝贿赂商王，才得释归家。可见，商周之际，人们非常看重大型宝贝。
《尚书·禹贡》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该书提到扬州的贡品“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织贝”是什么东西？许多人将此文中的贝，解释为纺织品——吉贝，其实，它更有可能就是用于交换的宝贝。据林惠祥的调查，台湾少数民族中，有一种以珠贝编成的衣服。宋代的《诸蕃志》记载，海南岛的万安军：“妇媪以织贝为业，不事文绣。”琼州的妇女“以纺贝为生”。可见，编贝为衣，是古人的一种生产方式。由此推论，《尚书·禹贡》所说的“岛夷”，估计就是台湾、海南岛的原住民。
台湾岛盛产“宝贝”，因而很早就引起古人的注意，因为，它是宝贝的来源。贝币在南方使用很久。《西汉会要》记载南越王赵佗给汉朝进贡：“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陆贾还报，文帝大说。”
其中有紫贝，应是这一器物很受北方欢迎。
汉代已经使用五铢钱，但南方许多地区犹然重视紫贝，海南岛的文昌在汉代的原名就是紫贝县。紫贝被当作县名，可知当时人很重视它。一直到唐代，紫贝在海南岛仍被当作货币。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载：“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唐末陆龟蒙咏海南：“賨税尽应输紫贝，蛮童多学佩金钩。”
宝贝作为货币使用面极广，不仅在古代中国使用，东南亚诸国也曾大量使用，菲律宾人称货币为“比索”，据说“比索”一词的词根，即是“贝”。其他东南亚古国在中国铜钱侵入之前，一直使用贝币。《诸蕃志》谓天竺国，“以齿贝为货”。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使用“
子”为货币的国家有：暹、罗斛、北溜、朋加剌、放拜、大乌爹国，翻译成今日的国家地区，是从泰国到缅甸、孟加拉、马尔代夫、孟买等一系列国家和港口。汪大渊论大乌爹国：“国以
子、金钱流通使用，所以便民也。成周之世，用钱币，汉武造皮币、铸白银，无非子母相权而已。如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虽无其币以兼之，得非法古之道者欤。”
他在讨论乌爹国（今属缅甸）货币时又说：“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
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以二百五十
子籴一尖罗熟米，折官斗有一斗六升，每钱收
子可得四十六罗米，通计七十三斗二升，可供二人一岁之食有余。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海商每将一舶
子下乌爹、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余。盖彼番以
子权钱用，亦久远之食法也。”
明代南亚一带仍然使用贝币。以孟加拉国来说，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旁葛剌条：“市用银钱，海贝，价定打手，虽万金不改悔。”至于非洲，使用贝币的历史也十分悠久，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曾将大量贝币运到西非采购黑奴。有一个商人说，120英担的贝币曾可以购买一船五六百黑人。
研究表明，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曾是宝贝的主要产地，也成为当时南亚的金融中心，印度洋周边的非洲及南亚国家都使用当地出产的贝币。受其影响，云南一直到明代初年还使用贝币。所以，在东亚历史上铜钱未使用之前，宝贝是极好的货币，它的流通之广不亚于后世的铜钱。其使用范围北至中原，南至印尼诸岛，西至四川、云南，东至台湾，在那一个时代竟有人类共同承认的交换媒介，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它表明海洋文明对人类影响之大。
对宝贝的分析还使我想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颇深，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共同使用宝贝这一货币系统，肯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共识。看来在远古时期，中国东南及东南亚沿海区域最早选择了宝贝为货币，并产生了共同的贸易制度，而后影响了中国内陆，迫使他们也选择宝贝为货币。这就是四川三星堆和殷墟都使用贝币的缘故。闽粤等中国南方区域，一直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商人跨越大海及崇山峻岭，将海边的宝贝运到中原，其数量之大，可以让中原民众以其为主要货币。这说明当时的滨海文明的经济力量比内陆更为强大。直到中原区域发明铜钱，才扭转了贸易上的不利地位。而后铜钱随着汉军的南下步伐，一直深入到东南亚的腹地，并取代宝贝，成为通行的交换媒介，这也是中国贸易圈扩张的典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