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视野，新的课题。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内容、基本格式都有待商讨。这里首先谈一谈我的看法。
“丝绸之路”最早是中国与西域贸易之路的代称。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以中国丝绸为主的商品被运到西域销售，后经西域国家的传递，最远到达地中海及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与东方商品逆向而动的，还有输入中国的香料、药品等异域商品。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最早是亚欧大陆诸国之间商品交流之路，它以陆路贸易为主。
陆上丝绸之路位于亚欧大陆的北部。秦汉之际，在亚洲南部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从中国南部的交州、广州出发，经南海到印度洋的海路抵达南亚和西亚。不过，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够成熟，它是一条探险之路，伤亡率较高。所以，秦汉晋隋以来，使用较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
唐宋之际，中西交通的情况大变。首先，中国与西域交流的物资越来越多，而陆上丝绸之路的骆驼队载运量有限，人们必须寻找运量更大的运输线。其次，陆上丝绸之路多次因战乱而堵塞，这对长期交往不利。其时，有很多商船往来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之间的海路，形成了一条海上商品贸易链。那时的木帆船可以载重数十吨至数百吨，一艘船的运载量可比一支驼队。于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道路从陆地转到海上，这就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因这条贸易链上丝绸是价值最高的商品，后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各国之间的财富之路。鸟瞰亚欧大陆各民族的发展，可以发现，中世纪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大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等，无一不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缺少的一环，乃至地中海沿岸最发达的国家也和丝绸之路有关——中世纪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都是在承接丝绸之路向西欧延续的贸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商业繁盛的国家人们劳动价值得以实现，容易致富。其二，丝路是古代科学技术传播的主要通道，沿线国家可以得到最先进的科技，因而发展较快。
第一方面，我们可先探讨商业的重要性。
马克思将人类的经济生活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其中交换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商业行为。商业的重要性在于：它还是人类劳动价值实现的必要途径。人类每一个生产单位的产品，本身消费量是很少的，大多数商品都要出售于市场，只有在市场上售出，商品才能实现生产的目的，换取当量的价值，从而继续商品的再生产及循环。可以说，商业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重商主义来说，国家之间的盛衰也和市场有关。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若能在国际市场上长盛不衰，便能给其带来利润，使之富裕。相反，某个国家失去国际市场，商品竞争失败，这个国家便会相对衰落。
古代丝绸之路是财富的传导之路。与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本身致富，这是商业的普通原理。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小国与中国贸易，会在中国的发展中分一杯羹。大国与中国贸易，双方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中世纪东方的经济强国，大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能够出售较多商品的国家。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链上，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的棉布、钻石，阿拉伯国家的珠宝，都是长盛不衰的商品，这些商品给其宗主国带来可观的利润，也是其富强的一个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性的第二个方面，可以从科学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商道往往是科学技术传播的主要通道！
人类的生产效率和劳动价值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对于这一点，已经不会有人提出质疑了。必须认识到：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大都是人类文化因子相互交融之后形成的。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发现，是因为他所掌握某个学科的文化因子较多，当他思考某个问题时，这些文化因子相互融合，有序排列，这就是发现。所以，某个民族的发明潜力，通常取决于本民族文化因子的含量。然而，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局限性，要突破这一局限性，就要突破传统文化的认识范围，这就需要与异文化交流，汲取异文化不同的文化因子。因此，交流是文化突破的基点。不同文化各民族在相互交流中相互认识，他们的科技也在交往过程中交流。中华文化能在中世纪领先于世界各国，是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各民族的区域文化都在这一熔炉中融合交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发明。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的融合发明都是很多的。
科学技术的产生，往往是某一民族文化在交融过程中的闪光。而其闪光点，又会被其他民族学习。可以仔细观察某一文明共同体的科学技术的形成过程，它主要是自创的，还是学来的？结论不出意外，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科学技术，大都是向其他民族学来的，只有少数是自创的。这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向别人学习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是较为简单的，科技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点而通。即使是复杂的内容，也可以用渐进学习的方式掌握。因此，那些有活力的国家，会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科学技术，并在吸纳这些科技的基础上进一步自创。
从科技产生和交流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交流是提高某一文明共同体科学技术水平的主要通道。理解这一点，我们便可知道，为什么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商道有关。古代人类之间的交流受到空间的制约，这类文化交流大都发展在主要商道上的主要城市。商道不仅是商品传播的通道，还是科学技术传播的通道。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传播道路。东方诸大文明共同体的强盛，是因为它们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链之上，能够较快地得到新的文化因子，从而带动了诸国共同的强盛。例如，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给西亚及欧洲国家的促动，棉花、占城稻各种海外植物流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可以进一步推理，中世纪繁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方，是因为有一条联络这些国家的商道在起作用，这条商道就是丝绸之路。它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沿线国家中传播科学和技术，带动了沿线国家共同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被看作世界的边陲，海上丝绸之路的尽头，才是欧洲商道的起点，他们距离国际主要商道太远，了解东方国家的科技也太迟了，因此，它的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东方国家。中世纪末期西欧国家向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是为了打通西欧与东方的海上联系。这样他们才能进入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汲取所需要的东西。从科技传播的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异域文化之间科技传播的主要通道，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有助于汲取先进科学技术，从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反之，则有吊车尾的危险。
总结贸易和科技传播两个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
其一，海上丝绸之路是中世纪最为兴盛的国际商道，它是海丝诸国之间贸易的主要渠道，也是国家有形财富及无形财富的重要来源。只有在海丝道路上取得一个位置，才能参与世界各国财富的创造和文化的交流。在同等努力的背景下，那些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链枢纽的国家和港口最为得利。因为，他们能够较早汲取海外科技知识，并且较早得到商品贸易的信息，从而在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掌握主动。利润和文化财富的积累，会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
其二，各个国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获利，取决于人的主动性。谁参加海丝交流多一些，谁就会获得较多的发展可能性。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参与程度和努力程度，以及对异文化的吸取程度。而各国对财富运转及文化交流的兴趣，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那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能够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好处。
其三，古代史上的制海权争夺，主要是商道贸易权的争夺。谁能控制主要贸易线路，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并在科技传播的道路上获得更多的优势。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交换及文化交流原本是自发的，根本态势是自由的。在自然状态下，获得利润和科技是自由竞争。但是，竞争的趋势渐渐会演变为国家利益的争夺，早期的自由竞争逐渐成为垄断。谁能垄断世界主要通道，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总之，考察丝绸之路，应当着眼于影响各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例如商业互动导致经济实力的升降，以及科学技术的传播对彼此产业的影响。它的中心线索应是某个区域在与其他地区互动过程中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的商品交换之路，同时也是中国与世界改变彼此的历史。科学技术及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国曾经改变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同样改变了中国。
在历史上，中国传统丝绸的输出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输出。它的华丽曾让第一次触及丝绸的人们赞叹不已，中国人之所以被称为“华夏”、“中华”，都与他们最早创造华丽的丝绸衣饰有关。丝绸向世界的传播，也曾引起世界各国的轰动。墨西哥中心至今保留着“中国姑娘”的青铜铸像，那是一个大航海时代的故事，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姑娘在墨西哥引起轰动，她那飘逸绸缎衣服衬托下婀娜的身姿，引发了墨西哥人的激情。他们的女性由此开始学习中国姑娘的衣饰风格，使用丝绸制作衣裳。为了购买中国丝绸，西班牙人不远万里，驾船到中国外海的菲律宾，每年付出数百万银两购买生丝和绸缎。美洲和中国的贸易从此兴盛起来。
在丝绸之路上，另一个引起世人赞美的中国商品是陶瓷器。古代中国人关注自然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变化，他们用水调和陶泥，用木刀雕饰陶瓷罐的花纹，以金属工具挖山洞而修成陶窑，以木炭燃烧形成高温，从而将陶泥烧成器皿。如果说世界各民族都能烧制陶器的话，中国人的秘密在于：能使用更高的温度将高岭土制成器皿烧结，从而获得靓丽的瓷器。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瓷器伴随着丝绸成为中国经久不衰的输出商品，不论是在遥远的印度洋东非之岸，还是南海近邻，都能在海岸及山坡上找到中国陶瓷的碎片。在那些区域，中国商人用丝瓷换来珍贵的香料与珍宝，而当地人将中国的陶瓷器视同财富的象征。他们用中国的大瓮藏米酿酒，以细瓷器皿招待贵客，中外文化得以交流。如果说丝绸是易朽的消费品，那么，陶瓷则是历经时光的文明碎片。不论岁月轮回有多少年，瓷器的碎片总是闪耀着文明之光。可以将碎瓷看成文化交流导引的线索，瓷器所到的地方，就是中国商品所能抵达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地方。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将“海上丝绸之路”改为“海上丝瓷之路”，也许更能反映这条中国贸易之路的历史内容。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消费的香料越来越多。檀香以及胡椒等海外各种香料，成为中国基本消费品。其中龙涎香等名贵香料，更是中国商人不惜代价追逐的商品。华商向海外国家出口丝绸等商品，主要目的是换取香料、珠玑、钻石、象牙、犀角等海外商品。不过，给中国带来最大利益的，应当是占城稻、棉花、玉米、番薯、马铃薯、辣椒等海上丝绸之路上传来的海外物种。这些具有独特性能的植物，多次引发中国农业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构成。
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东方各国的联系之路，它是当时主要的国际商道。丝绸、瓷器、茶叶还有蔗糖、大黄等商品以及随着丝路传播的四大发明等文化内容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从海外获得的香料、珠宝、白银以及美洲植物等海外科技，则是推进中国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滥觞于秦汉时代，它的初步兴盛是在唐代。通常认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最盛阶段是宋朝和元朝。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它的历史延续。仔细思考历史上海丝之路的商业互动和科技传播，就可知道，元朝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而仅是海丝之路的一个阶段。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宋元时期，还应当研究它在明清时代的延伸。明清时代是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从局部发展到全球的时代。明代中叶，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了发现新航路的远征，在他们打通西欧与印度洋诸港的联系后，东方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的港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的环球航行，更使美洲与旧大陆联系在一起。这样，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为环球贸易体系。这一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可说宋元海上丝绸之路是环球贸易体系建立的基础。
晚明中国仍然保持着手工业生产的优势，丝绸、瓷器、蔗糖等中国商品的输出，导致海外的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入中国。中国因此而富裕。就贸易内容而言，明代才是中国丝绸输出最多的时代，而其原因与美洲、欧洲人大量购买中国丝绸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的另一种“商品”是作为货币的白银。中国在汉唐时期的主要货币是铜钱。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开元通宝”曾经是中国市场上的主币。宋元时代，白银进入货币市场的同时，纸币在中国大发展。从宋代局部流行的交子，到元代唯一通货大元钞，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纸币时代第一个辉煌，同时，中国也最早遭受了纸币带来通货膨胀的危害。大元钞的无限制发行导致大元帝国的灭亡，明朝在大明钞发行六十多年逐步失去信用之后，不得不重视白银稳定的购买实力。明中叶以后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以丝绸、瓷器、蔗糖等商品换取海外的白银。历史学家早已看到白银流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殊不知，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引发全世界的白银革命，以白银为货币的习惯从中国推广到日本、印度、欧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从此，白银成为环球贸易的第一货币，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整整四百年都可称之为白银时代，这一时代，世界贸易中主要使用白银。欧洲传统的金币退到次要地位。白银时代实际上是中国给世界的赠礼。19世纪后期，控制世界金融霸权的英国使自己的金币取代白银成为世界贸易主币，世界从白银时代进入黄金时代，再后进入纸币时代。不管怎么说，白银时代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
茶叶是近古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丝瓷贸易有所衰退之时，武夷茶一枝独秀，成为清代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商品。清代的欧美各国风行喝武夷茶，以茶叶混同牛奶的下午茶成为英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后来，下午茶随着英国文化传遍世界，武夷茶的市场也从英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扩及世界各地的英属殖民地。武夷茶使这些国家的白银像流水一样进入中国，这是白银时代中国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的秘密。武夷茶贸易也给世界带来变化。在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美国人民起而反抗。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便是美国人民反抗茶税的事件，它引发美国革命，最终导致一个大国的崛起。美国独立，又使英国人倾注全力开发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给澳洲带来了近代化过程。英国人因茶叶消耗过多的白银，又在印度等地发展鸦片种植，港脚商人出售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导致鸦片战争发生。东方格局因而改变。总之，茶叶贸易与世界上太多的事件有关。一旦清末红茶贸易转向印度，中国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国际贸易的衰退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东亚海上贸易的枢纽。在历史上，有许多海外商人到福建贸易，同时，福建商人也从这里远航东西洋，将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销售到海外国家，可以说，东西商界的互动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闽商是创建海上丝路的主要角色之一。
福建位于中国东南，这里的地形起伏较大，拥有众多的深水港湾。历史上，福建人民充分利用了闽海的地理优势向海外发展，建立了遍及东北亚、东南亚以中华贸易圈的商业体系。所以，他们是海上丝路上的主人公之一，是中国海洋史过程很多细节的参与者。因此，本书的主体是研究福建商人在海上丝路活动的历史。
长时段的福建海上丝路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福建海洋史的第一个阶段属于土著越文化时代。台湾海峡属于古南海范围。就战国时代的史料而言，古南海范围——从长江口到岭南，都是百越人的区域。他们自远古时代就生活在这个区域，自然形成了古老传统的越族海洋文化。福建沿海的疍家文化，实际上是越族海洋文化的延伸。疍家海洋文化向南传播，便是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岛海洋文化。学界通常认为，南岛语系的海洋文化起源于远古的闽中，而后传播到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澳大利亚等南太平洋地区，所以，传播于南太平洋、印度洋的南岛文化起源于福建沿海。
在福建本土，以越人为主的越文化大致延续到唐代中后期，而后，土著越文化在北方移民大举南下的背景下融入汉文化中。在这个阶段，中国沿海的开发程度不高，多数地方地广人稀，经济力量不够强大，对外辐射力较弱。其时，东海各岛屿之间虽有船只往来，但其贸易量有限，海上贸易主要是宝石、香料之类的奢侈品，没有强大的内陆经济为后盾，海洋经济的发展其实是有限的。探索这一时段海洋文化的理由在于：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起源过程，它是由阿拉伯传来的，还是本土产生的？它是属于中原汉文化的，还是属于越文化的？远古时代，台湾海峡土著隔海相望，他们之间有来往吗？本来属于越文化的海洋文化主要承载者是谁？越族的海洋文化是怎样融进福建文化的？总之，这是一个涉及中华海洋文化起源的问题。对疍文化的研究表明，中国海洋文化有自身的起源，并非来自印度洋周边国家。
第二阶段是汉人开发海洋建立东亚商业网络的时代。这个时代起始于唐末五代，在宋元及明代中叶达到高峰。这一阶段的发展背景是东南海疆的开发。大约在唐末五代，北半球的气候变冷，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越过长城一线大举南下，迫使中原汉族南迁中国东南区域。大量的中原人口进入东南沿海地带，刺激当地经济的开发。宋元时代的两浙八闽，人口众多，文化发达，并且逐渐成为中国最发达区域。在两浙与八闽以及岭南渐次开发的背景下，东南民众开始向海洋发展。由于东南沿海的疍家人擅长航海，他们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多数人与汉民族民众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新的福建人。于是，越人古老的航海传统成为东南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成功。唐宋之际形成的新的福建人具有海洋意识，乐于向海洋发展。他们改良古老的越人船只，向东洋和西洋进发，将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蔗糖等商品销售于海外，建立了福建与朝鲜、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遍及东北亚及东南亚的商业网络体系。必须说明的是，福建民众的海上成就与本土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宋元时代的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其中又以东南区域最为典型，福建、浙江以及岭南区域的经济实力，足以使福建民众组成强大的船队，并且支付他们远航的巨大开支。实际上，唐宋时期的东南亚，阿拉伯人海上力量更胜于中国。可是，中国东南区域的经济实力使福建商人集团逐步赶了上来，迄至元明时期，以福建人为核心的中国海商是东亚最强的海商集团。
研究这一时段必须注意的是，中古时期海洋文化在中国经济中所占地位不高。这是因为，唐宋时代的中国在海外缺少真正的贸易对象，当时中国的丝绸之路向西仅到西亚、南亚，而南亚、西亚的国家大都是自给自足，所需外来商品不多，而且主要是瓷器、丝绸之类的奢侈品。因此，中国丝绸之类的商品无法在西亚和南亚打开广阔市场，这些国家消费中国丝绸与瓷器的主要是上层社会人家。实际上，中国商人主要出没于东南亚国家，而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消费的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都是有限的，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宝石、象牙等奢侈品，出售陶瓷器、铁锅等制成品。尽管这类贸易使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繁荣起来，但其总贸易量远不如国内的贸易。从唐末至明代前期，中国真正繁荣的城市是运河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城市，这是因为，以长江和运河为运输管道的商品量值远胜中国对外贸易额。唐宋中国最富的是盐商而不是海商。因此，尽管宋元时期中国海商力量世界领先，但其在国内的地位不是太高。
这里我们涉及两个看起来有些矛盾的观点：其一，宋元时代中国海洋文化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海上实力可与中国相比。其二，宋元时代中国海商实力远不如内地的盐商等商人集团。这两个观点能够并存，是因为宋元时代的中国经济非常强大，领先世界各国上百年，但这也造成中国在海外没有真正的贸易对象，海上丝路网络给中国带来的利润不如国内的贸易。中古时期，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海上贸易仅占次要的地位。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福建商人在中国东南经济的支持下向海外发展，建立了遍及东南亚的海上丝路网络。福建商人在东南亚的经济地位渐渐赶上阿拉伯商人。迨至明代前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商力量进一步发展。郑和航海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阶段华商力量的顶点。
海上丝绸之路第三阶段开始于明代中叶，延续至晚清。第三阶段最大的特点是“东洋国家”的兴起和西洋国家的参与。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南海国家。那时东洋国家较贫穷，所以，郑和到海外贸易，一路下西洋，基本不考虑东洋。明初中国进入了白银时代，因本土银矿开采量急剧下跌，白银的购买力大增。明中叶以后，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这使东洋贸易利润大增。由于美洲白银主要由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群岛，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东洋国家成为中国商人主要贸易对象。在白银滚滚西来的背景下，中国的丝绸之类商品也向东洋国家输出，西班牙人又将马尼拉的中国丝绸之类的商品运到美洲，加上欧洲消费的中国和美洲商品，这个世界就这样旋转起来，形成了最早的世界市场。
明清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之后，中国与世界市场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丝绸之类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给中华贸易圈带来源源不断的白银，全国经济因而活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商品主要来自东南诸省，产自福建的武夷茶、白糖，产自浙江的丝绸、绿茶，产自广东的生丝和白糖，来自台湾的黑白糖，以及产自江西的景德镇瓷都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商品。所以，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东南数省的对外贸易，而不是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来自海外的白银使东南数省繁荣起来，而中国东南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内地经济。于是，外贸在中国经济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东南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加强。
明代福建的港口在东亚贸易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一，当时漫长的中国海岸线，只有月港（即海澄县，位于漳州与厦门之间）的福建商人获准到海外区域贸易，以漳泉海商为核心的华商集团因而驰骋海外，继续他们的环中国海海上商业网络。其时，广东的澳门虽然也是对外通商港口，但是，它渐成为葡萄牙人独占的港口，葡萄牙人不允许荷兰人、英国人等其他欧洲国家到澳门经商，而葡萄牙人主要经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他们的航路一定要穿过台湾海峡。因此，明代后期的台湾海峡十分重要，它控制了明代两大港口的主要航海道路。谁控制了台湾海峡，便有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中国丝绸之类的商品，从而保证东亚贸易线上基本商品的供应。总之，晚明的台湾海峡是东亚最为重要的国际通道，明代末年，日本、西班牙、荷兰都想染指台湾，其目的都是想控制福建的对外贸易港口，获得最大利润。这一格局导致东亚商业战争的兴起。
在中国经济占优势的明清之际，闽商是中国商品的主要输出者。他们从闽南的月港、安海港以及后来的厦门港出发，远航日本、琉球及东南亚诸港，给他们带去各式中国商品。远道而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发展对华贸易，都与闽商发展关系，并想在台湾海峡寻找贸易的据点，从而造成明末清初台湾海峡的独特地位。那一时代，台湾海峡不仅是东亚贸易中心，同时还是世界贸易的重点区域之一。不过，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欧洲殖民者主要关心的是福建而不是台湾，这是因为，明末的福建是中国商品主要输出口岸，荷兰人及西班牙人占据的台湾仅是中国商品的转运站，荷西殖民者最关心的是福建海商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丝绸和瓷器，然后将其转运四方贸易。因此，妄言明末清初台湾是东亚航运中心那是不对的，实际上，那时台湾海峡的航运中心是海峡西岸的福建而不是东岸的台湾！也就是说，这一时代，闽南的月港、安平港及后日的厦门才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的贸易和对东南亚的贸易都掌握在福建商人手中。可以说，福建是带动东北亚贸易圈及东南亚贸易圈的主动力之一，也是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贸易的枢纽。
明末清初，还是世界市场上古老的丝绸贸易的顶峰。这一阶段，江南湖州周边各府县生产的湖丝以光泽、坚韧著称，其产品质量超越世界所有的同类商品。因此，它也成为世界各国丝绸生产的基本原料，不论是欧洲、美洲还是日本的丝绸业都以浙江湖丝为精品原料。由福建商人运到国际市场上的湖丝，往往可以两倍至三四倍的价格出售。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丝绸畅销世界的时代，除了苏杭二州外，福建漳州、泉州、福州等城市生产的丝绸得以出售海外国家。然而，过了这一时期，海外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对丝绸的花样各有要求，中国丝绸输出减少，生丝销售增加。福建生丝质量较差而绸缎缺少海外市场，丝织品输出减少。在瓷器方面，随着欧洲人开始自制瓷器，德化瓷的销量也减少了。此外，欧洲的糖业的发达，抵制了福建白糖的输出，这都使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变化。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销售最多的商品不再是丝绸而是新兴的茶叶！
武夷茶是清代兴起的一个新的贸易内容，淳香味厚的武夷红茶引起了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兴趣，下午饮用武夷茶渐成为英国的主流生活方式。于是，武夷茶很快成为环球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使武夷茶输出量大增。武夷茶生产于福建武夷山周边各县，最早在厦门口岸出售，但因朝廷限制欧洲国家来华贸易口岸，武夷茶输出主要口岸转至广州。这对福建口岸影响很大。
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清代台湾海峡在东亚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迨至清代中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离开福建的月港、厦门港，转向台湾海峡的两端：先是广州，后是上海。但这一时期，因武夷茶转埠贸易及传统的东南亚贸易关系，福建外贸仍然重要，只是外销市场仅限于东南亚诸港，并以生活用品为主要内容，丝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从整体而言，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繁荣区域明显向沿海转移。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都成为欣欣向荣的沿海港市，广州更是成为远东最大的海港。相对而言，运河沿岸的临清、扬州都衰落了。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国沿海繁荣的港口主要在台湾海峡的两端，上海、宁波、广州的繁荣更胜于福州、厦门、汕头、台南。这是因为，在台湾海峡的两端，东北亚贸易圈和环南海贸易圈各自发展起来。在东北亚形成了上海到长崎的贸易主轴，在南海周边，广州成为中国主要对外贸易口岸，广州通向内陆的贸易线经过江西、浙江，却不经过福建。事实上，就连福建最重要出口商品武夷茶，也要由广州出口。因此，台湾海峡在中国乃至在亚洲商业中的地位都在下降。不过，台湾海峡也有不同于地中海的地方。在清代晚期，国际上最热的茶叶贸易转到福州港，再度给台湾海峡带来繁荣。然而，自从世界贸易重心转到北大西洋之后，以伦敦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逐渐控制了世界贸易，在英国金融资本的引导下，印度、锡兰茶叶种植园兴起，形成了对武夷茶的竞争。1888年，印锡红茶在世界市场上击败武夷茶，以茶叶为主的台湾海峡贸易跌落低潮，导致台湾海峡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放眼世界，这一时代的世界更是海洋的时代，决定世界富裕程度是环球贸易体系，控制海洋的国家获得最大的利益并相继建立世界霸权，它们在海上得到财富，在海洋贸易中发展，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是如此。明代的台湾海峡本是东亚贸易的热点区域，而且东亚贸易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明清内乱之际，世界贸易重心从东亚转移到北大西洋，东亚沦为区域经济中心而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随着时间流逝，北大西洋两端的贸易越来越重要，使之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
此外，欧洲人凭着对海洋的掌握，建立遍及世界的根据地，而这些殖民地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城市，使其富裕远胜于东亚国家。在这一背景下，英国人率先发起了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实际上是针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革命，英国人以集约劳动的方式产出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工业品，从而击败中国传统手工业，一项又一项夺占中国商品的优势产业，从而称霸世界市场。于是，中国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欧洲产品的竞争，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转型，只要这些产业未能达到理想的境界，转型引发的社会震动就不会停止。
以上是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大势。
海上丝绸之路的本质是海洋经济史研究。对于福建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可以分成两大块，其一为唐宋元阶段，其二为明清阶段。对唐宋元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时，国际学术界对刺桐港的探讨揭开了唐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面纱。
在中国海上交通史领域，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
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世界汉学界。而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国学者罗香林、冯承钧、张星烺、向达都对宋代的泉州港进行了研究，并卓越有成绩。学界渐得出统一的认识：古刺桐城就是古泉州城！1926年，厦门大学文学院组织了一次泉州史迹调查，得出了中国文物“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的结论。张星烺等学者还发表了《泉州考察记》等文章。中国学者中，宋晞进一步研究了宋代去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
全汉昇对宋代沿海的粮食贸易进行了研究。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1968年发表了《宋代商业史研究》（台北县：稻禾出版社1997年），该书用了一章研究宋代福建的商业和商人，其史实之丰富、用力之勤，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赏。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海外学术界掀起了对泉州研究高潮，1981年至1982年，有三部研究泉州的博士论文完成，台湾大学的李东华著有《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澳洲大学的苏基朗著有《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代表了苏基朗20世纪研究泉州主要的成果。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休·克拉克（Hugh Clark）亦有关于唐宋福建南部经济史的相关博士论文，该书于199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 以上三本著作对唐宋元时期泉州对外贸易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陈信雄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台南，甲乙出版社1992年），亦有涉及宋元福建外贸史的内容。
中国大陆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关注宋元泉州港研究，其中以闽籍学者为多。韩振华先生对海上交通史的研究坚持数十年，成果累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为其编成《韩振华选集》，已经面世的有《中外关系历史研究》、《诸番志注补》、《航海交通贸易研究》等，其中涉及福建外贸史的论文多篇。泉州学者如庄为玑、吴文良很早就开始了泉州港的研究。1957年泉州吴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出版，该书收入作者二十年来在泉州各地搜集的宗教碑刻，引起多方面的兴趣。“文革”结束后，吴文良之子吴幼雄先生继承父业，继续收集新发现的碑刻，于2005年由科学出版社再版。新的《泉州宗教石刻》近98万字，是福建宗教研究上好的资料。而庄为玑关注唐宋的泉州考古，是泉州宋船的发现者，也是最早的研究人员。他的专集《海上集》由厦门大学出版于1996年，体现了他在泉州学方面的开拓历程。陈自强研究月港及漳州的海洋文化，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漳州古代海外交通与海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佳荣研究员著有《南溟集》（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2005年），对家乡泉州外贸的研究是其重点之一。厦门大学郑学檬先生的《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是一篇重要论文。他认为五代、宋福建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商品生产与出口的比重迅速增加，并指出受外贸发展影响的商品生产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没有的活力，因而能够反过来促进各种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使沿海经济产生优于内地的优势。郑学檬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唐宋）一书探索了唐宋时期中国东南经济的发展，从而为阐释唐宋时期东南区域外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郑先生并对唐宋海上航路进行了探讨。
近三十年来，专门研究福建史的多部著作问世。朱维幹先生的《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着力探讨宋元时期的泉州外贸；郑学檬先生主编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对唐宋元福建外贸史有专门探讨。庄景辉长期研究泉州的海外交通，著有《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该书收集了作者相关论文近三十篇，作者关注泉州的交通史遗迹、碑刻、瓷器等问题，由此推及郑和、郑成功等人的研究，颇具特色。韩振华的学生廖大珂著《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我对唐宋元福建外贸史颇有兴趣。早年《占城稻质疑补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3期）通过对《福州府志》一条史料的分析，提出占城稻确实是在宋真宗时期传入福建，而后传播江淮地区。并对五代时期传入占城稻一说提出质疑。1997年我出版了《闽国史》
一书，对唐五代时期的福建历史进行了整理；1999年出版了《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
该书建立了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的架构，其中闽南文化是我的重要研究对象，本书因而在泉州一带引起轰动；2004年出版了《闽南史研究》，
探索了闽南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2006年出版了《福建通史·隋唐五代卷》、《福建通史·宋元卷》，
以较大的篇幅阐述福建外贸史。近年我又出版了《宋代福建史新编》（线装书局2013年）、《闽国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在唐宋元外贸史方面有些新发现。
在明清福建区域史研究方面，香港的李金强副教授说：“综观国内外福建研究之发展，仍以福建省之研究成果最为重要。盖因无论在教研机构，学者及出版方面，质量具备。”
就傅衣凌开拓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及海外贸易史研究而言，它兴起于20世纪的30年代。傅先生研究海洋经济史的主要论文有：《明代福建海商》、《清代前期厦门洋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
后收录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纂的《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一书。其后，傅先生还发表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1、2-3期）；《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读李光缙〈景璧集〉何乔远〈镜山全集〉两书札记》（《泉州文史》第5期）等论文。傅衣凌先生重视史料的挖掘，关注海洋贸易给福建社会带来的变化。他的风格和方法给后学极大的启示。
全汉昇和梁方仲是都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大师，他们对资本、货币、财政、外来商品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作为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基点。
林仁川教授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全面论述了大航海时代明清海上私人贸易，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其后，林仁川先生又有《福建海关暨贸易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一书出版，展示了对海洋史的开拓。李金明是韩振华的学生，主要研究明代对外贸易，对福建史的关注体现于月港研究。1996年杨国桢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提出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杨国祯发表了《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东溟水土——东南中国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突破了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多个难点。近著《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是对中国海洋文明史理论的全面探讨。杨国祯先生所带博士多选择海洋史课题，十多名博士的著作，形成了海洋史团队，从而构成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他还主持编纂了《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等系列丛书。其中涉及福建海洋经济史内容的颇多。
徐晓望为傅衣凌的学生，研究方法承袭傅先生开拓的南派史学道路，注重地方志等地方和民间史料收集，关注下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多从下层社会关注经济的变化。尤其注重海洋史的开拓。1988年，徐晓望的《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征》一文发表，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纠葛是不可忽视的线索。1999年，徐晓望的《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一书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以海洋文化的视野观察台海两岸的海洋史，开篇探讨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结构、特点，认为中古时期的中国在世界海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闽台海洋文化的地理环境、起源内因、航海文化、海外贸易、沿海贸易、海商集团、海路移民、海神崇拜、海外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在海洋史考证方面，徐晓望的主要突破有：论证王景弘为福建漳平人，考证郑芝龙家族长期在澳门谋生，迄至郑芝龙已经是第四代了。他对严启盛的研究揭示，早在明代前期，漳州人就活跃于香山沿海一带。2000年，徐晓望师从郑学檬老师研读博士课程。郑老师重视傅衣凌先生的史学方法，关注欧美学界经济史理论的进展，着重于商品经济市场理论的开拓，对徐晓望的影响颇大。徐晓望撰写的博士论文是：《16-17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在该论文中，徐晓望提出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有三大贸易圈，环南海（东南亚）贸易圈子和东北亚贸易圈，以及中国贸易圈，台湾海峡是连接三大贸易圈的枢纽，在那个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晓望的海洋史专著还有《闽商研究》、《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商海泛舟——闽台商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是研究福建经济史的另一个重镇。除了朱维幹先生的《福建史稿》之外，唐文基领衔的《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林庆元领衔的《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都有涉及福建对外贸易史。师大学者自徐恭孙先生以来，在中琉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谢必震著有《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有关中国与琉球交通的著作。林金水的著作更多地倾向中外文化交流史。2010年，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团队完成了《福州台江与东南海陆商业网络研究》（福州，海峡书局2011年），其重点为福州海港与内陆、海洋的联系。参加本书研究的专家除了徐晓望、罗肇前之外，还有潘健、黄洁琼、许莹莹、张燕清等新一代专业研究者。其中徐晓望、潘健、黄洁琼、许莹莹的合著还有《闽台商业史新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
台北中研院自1983年以来，坚持海洋史的研究，每隔数年编一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集》，现已出版了十多集了。其中朱德兰、刘序枫教授在福建与日本贸易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他们的特点是掌握许多日本的史料，用以解释明末清初福建商人的活动。陈国栋在清代厦门港的贸易史方面撰有专文，以发掘清代档案史料闻名。在日本学术界，研究福建外贸史成果较多的是松浦章，他依据日本文献史料，展开清至近代福建的对外贸易及航海史研究，成果累累。此外，福建外贸史上的郑和、郑成功都是学术界关注的人物，相关论文不可胜计，此处只能付之缺如了。
福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大都与福建人有关。因此，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若能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弄清楚，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线也就基本清晰了。从商品的视角而言，福建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以陶瓷、香料贸易贯穿始终，分别以丝绸、茶叶、蔗糖为不同时代的高潮，或者说：起于丝绸，终于茶叶。它的历史上，是中国与海外商品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当然，它的主体是对外贸易史。近来许多学者渐渐认识到：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长期是物质文化领先世界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历史正是最好的证明。建立对本土文化的信心是中国向更高层次跃进的基础，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棒奋斗。
[1] Hugh Clark， Community ， Trade ， and Networks ：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 Eng：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