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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吸收先秦道家美学“道”论所提出的“道”为原初构成域的思想，指出，“文”是与天地同构并生的。换句话说，“文”是构成的，其发生构成是自然而然的，基于“天道”“自然之道”。这类自然而然、发生构成的“文”，即他所谓的“天文”、“地文”、“人文”、“万物之文”，也即“道之文”，作为“道”之构成的“文”，是变化无穷的，此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从“文”的本体、文体、风格、创作方法、发展史，及文与道、文与德、文与质、文与思、文与意、文与旨、文与心、文与气、文与骨、文与风、文与美、文与理、文与志、文与情、文与术、文与采、文与神、文与形、文与藻、文与辞、文与体、文与变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认为，“文”与天地同构并生。
也正由于此，所以，刘勰指出，在事物方面，“文”的构成体现为“道原为始”，在人方面，则体现为“道沿圣以垂文”（《文心雕龙·明诗》）。同时，从意义给予出发，作为存在者，“文”又是会通、变异的，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不难看出，刘勰研究“文”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极具民族特色，体现出中国哲人所主张的“道”论、“道法自然”、阴阳生化论中的构成思想。下面试分析之。
要考察清楚刘勰研究“文”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首先必须辨析清楚其所“原”之“道”。据刘勰自己说，他之所以写作《文心雕龙》，就在于为文学“索源”、“寻根本”，而在他看来，“文”之本，在“道”。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寻根，观澜而索源。”这里就表明他要论文，其目的就在于要为“文”开拓“衢路”，要为“文”“振叶寻根，观澜而索源”。同时，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还指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以确认“道”是“文”之本。故而，他首先原道，以追索生成“文”终极本源，并把天之文、地之文，以及为天地之心的人“心生”而“言立”的，“言立”而“文明”之“文”，即所谓的“人文”，都看作是“道”之文。指出“文”构成于“道”，并与“天地共生”。刘勰这里所谓的“道”，乃道家之“道”。因此，刘勰这种认为“文”构成于“道”，并与“天地共生”的观点体现了道家哲人所提出的“道”论，即万物都是由“道”所化生化合、发生构成的思想。
所谓“道”论，是先秦时代的中国哲人，特别是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哲人提出的一种思想。“道”先于自然万物，为自然万物纯构成的本源域，是“道”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含义。老子说，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它先天而存在。可以称之为天下万物的母体。这就是“道”，再勉强给它起名叫做“大”。道之所以被命名为“大”，是因为其无边无涯。道不止于大，又能不分昼夜地运行不息，故又可谓之“逝”。其愈逝愈远，无法穷尽其源，故又可谓之“远”。但虽远至六合之外，无穷无尽，却始终未尝离“道”，仍然依“道”不断发生构成，故又可谓“反”。“反”表明境域的构成绝不依靠任何现有的存在者。这是老子对“道”这种构成域的全面描述，它构成天地万物，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作为万物构成本原的道，它生成宇宙自身所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张祥龙指出：“对……老庄而言，这最终的根源都不是任何一种‘什么’或现成的东西，而是最根本的纯境域构成。”“老庄的‘道’也同样不是任何一种能被现成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湍流’，总在造成新的可能，开出新的道路。”
换言之，“道”是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总生机，万物发生构成于“道”，又内含着“道”而得其生命之常。所以老子以最崇敬的心情讴歌大道，指出“道”是生命能量的总体与万物的本原，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莫过于“道”，它就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力。
在老子看来，作为万物发生构成本原域的“道”，不能说它有，因为所谓境域就是在终极处的发生构成，所有的现成存在性都不能达到本源域。“道”不是现成的物，无形无象；又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可以独立于万事万物而“生出”万事万物，因为它缘于有而成就有，所以老子指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以构成异彩纷呈的动态世界。所以“道”体是无，“道”用是有，“道”是无与有的统一，两者同出而异名。他说：无，是天地的原始；有，是万物的根本。所以应当从无形无象处去认识道的微妙，应当从有形象处去认识万物的终极构成境域。所以说，作为大道本体的“无”，也就是“道”，是宇宙最原始的构成域，此原始之构成域并非绝对的空无，它朦朦胧胧、浑然一体，其中包孕着生成天地万物的基因，这就是“精”。西汉时期的道家学者曾经比喻说，老子之“道”就像一个鸿卵一样。鸿卵看上去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头又没有尾，既没有翅又没有腿，可是包孕着鸿的一切；“道”看上去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天又没有地，既没有人又没有物，可是却包孕着天地人物的一切。老子认为，“道”这种东西虽然恍惚不清，好像什么也没有，但实际上有“形”、有“象”、有“精”。这个“精”就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因。正因为内蕴着构成天地万物的基因，所以“道”才可以生成天地万物来。当然，这个生成宇宙万物之“道”并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而是纯粹境域之“道”，它超越了人类一切感官的知觉作用，这就是老子说的“不可致诘”。作为原初构成域，“道”看起来什么也没有，所以可称为无。说它是无，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是一种无形无象、无分无界、朦胧不清、浑然一体的。正由于“道”无分无界，混然一体，所以又可称其为“一”。这样一来，“一”就从“无”中生发了出来。老子把这个发生构成的过程称为“道生一”。这个“一”，具象地表征了阴阳未分之前混沌一体的宇宙，体现了“道”的这种纯境域性。这个混沌未分的宇宙，“其中有精”，在自我的构成之中，逐渐生成为阴阳二气，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一生二”。“二”就是阴阳。阴阳间的对话交流，犹如强大的动力，激活并构成了宇宙间的“精”，从而生成天地，生成了人类，他们与道并存，老子把这个过程称为“二生三”，所谓“三”，即指天、地、人三才。宇宙间有了这三种东西，万物得以发生构成，即通过阴阳运动生成新的统一体后，生化出世界万物，老子把这个构成式称为“三生万物”。在对道生化天地万物的构成式做了描述之后，老子总结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明确指出，天地万物皆内涵阴阳，阴阳二气又在冲和之气中相构相成，相互召唤，万物亦在冲和之气中氤氲摩荡、化生化合，从“道”这一无形无象最原始域，生化构成气态宇宙，生化构成固态天地，乃至形形色色的物体；其发生构成的根本缘在便是阴阳两种元素的相激相荡。在整个宇宙发生构成生成的各个层次上，阴阳间的交流对话是万物生成、生命构成的活力，“道”则是先于任何现成状态的最本源构成、通达万有的终结本源，其构成与最原初的“道”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老子把它形容为“玄妙之门”。
概括而言，作为天地万物原构成域，“道”是生成万物的总根源，“道”具有能生而又不被生的永恒不息动力。同时，“道”的构成态势又表征为“通”字，正由于此，所以由“道”所发生构成的宇宙万物相互依存，“自身的缘构发生”的境域就是道，万物最终构成于道，道虽然无形无象，却是万物存在的普遍根据，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庄子·渔夫》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杨雄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王弼亦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宇宙间一切物象皆有滞而成，道通而无滞，故可以为物象之本，它不是“迹”，而是所以“迹”；它“无象”“无为”，故可以“摄有”，可以称为“虚变”、“无为”。
总之，在道家哲人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纯粹构成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发生构成的，都从“道”那里构成自己的形体和性能，所以它们的本性和“道”是一致的，它们的行为都以“道”的自身缘构为构成式。
可以说，正是受道家学说中这种以“道”为原发生构成境域思路的影响，刘勰指出，“道”也是“文”发生构成与存在的方式及其内在的缘由。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讲述到研究“文”的方法时，认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那么，“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故而，他在《文心雕龙》中首先“原道”，接着才“征圣”、“宗经”等。之所以开始要“原道”，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原于“道”。刘勰所谓的这个“道”，即“自然之道”，也即先秦道家之“道”。纪昀说：“文原于道，明于本然。”黄侃说：“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文心雕龙·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龙札记》）范文谰说：“按彦和于篇中屡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启外饰盖自然耳’；‘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综此以观，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文心雕龙注》）杨明照也说：“刘勰所原之道，则为自然之‘道’。”杨明照强调指出：“文原于道，是刘勰对文学的根本看法，也是全书的要旨所在。”（《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道家哲人认为，大化流衍，旁通弥贯，但是追究其终结构成境域，则只能是“道”本身。“道”本身是有无相生、动静相成、阴阳相合的发生构成，是永恒的实在和无限的生命本体。它融化在天地万物的构成存在、生化流行之中，规定着社会和人生的一切发生构成；大化迁易，莫不是“道”的造化伟力所致。万物万化，只是一道。道是天地自然的原构成境域，主宰着一切存在事态的构成与存在，道虽无形、无名、惟恍惟惚、虚无空廓，而存在事态的最终构成却来自于它，天下一切事理情尽皆由此而生成。显而易见，刘勰所采用的“原道”以探究“文”发生构成的本源，并由此而得出“文”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洞见和识度，“文”发生构成于“道”的这一观点就是受中国道家哲人所主张的“道”论、“道法自然”、阴阳生化论中的构成思想的影响。“道”既然是宇宙万物发生构成的终极域，那么，推而广之，“生于道”与“原于道”则自然成为“文”发生构成与存在的方式及其内在的缘由。刘勰认为，“文”是与天地同时发生构成的。《文心雕龙·原道》篇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辞之所以能鼓天下之动者，乃道之文也。”自开天辟地以来，天上有日月，这是天的“文”；地上有山川，这是地之“文”；人生长在天地之间，是万物之灵，自然有人之“文”；自然宇宙中的一切，包括龙、凤、虎、豹和云霞、草木，以及林籁、泉石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文”的一种存在事态。在刘勰看来，所有一切之“文”，包括“天文”、“地文”、“人文”，都是“道之文”，其发生构成的原初境域都是“道”。“道”是“文”之本然。由“道”所生成的“文”，千差万别，各不相同。
同时，刘勰认为，“文”的发生构成，乃是“自然之道”。即“文”不是预成的，而是原发构成的，其构成态势与构成存在之道是自然而然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谓的文，含义非常丰富，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是天之文；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是地之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草木贲花”，则是万物之文。如果称以上的文为“形文”的话，那么“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等自然界的“天籁之鸣”则可以称为“声文”：而作为“有心之器”的人，将其独具的灵秀之气，通过审美创作活动，外化而成的“文”，则可以称之为“情文”、“心文”，但无论是天上的“日月叠璧”还是地上的“山川焕绮”，无论是“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草木贲花”，还是“心生而言立”之文，无论是“形文”、“声文”，还是“情文”、“心文”，“傍及万物，动植皆文”（以上引文均见《文心雕龙·原道》），即天之文、地之文、物之文、人之文，都是“道”之文。
如前所说，刘勰所说的“自然之道”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实体，如后世将自然作为天地的代称，而是一种自由自在、自然无为的构成状态。
这里所谓“自然”，在刘勰之前，最先出现在《老子》中，为道家首创。即如陈鼓应所指出的，“自然”的观念是“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对《老子》中所提出的“自然”，朱谦之解释说：“黄、老宗自然，《论衡》引《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此即自然之谓也，而老子宗之。”
他认为《老子》的“自然”，就是“帝力”无作用于我的自由状态。蒋锡昌则解释说：“《广雅·释诂》：然，成也。‘自然’指‘自成’而言。”
即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然的状态就是本然、天然、自然而然。可见，“道”的构成态势为本然、天然、自然而然。这在老子“道法自然”的表述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对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汉代河上公解释说：“‘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吴澄解释说：“‘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
意思很清楚，他们认为，作为万事万物生成本身的境域所在，“道”的构成式与构成状态，都是“自然”。这就是说，“自然”是对“道”发生构成状态的描述，这也就是说“道”的构成状态是“自身的缘构发生”，即所谓道任天势。而“天势”，其本身就鲜活“自然”。对此，王弼解释说：“道不违自然，方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
宋吕惠卿解释道：“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为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道德真经传》）也就是说，在道之上并不是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主宰，而只是强调道作为纯粹构成境域，不是缘境之外的实体或意义单位，而是在境域中构成自身，必然表现出自然而然的构成态，从而突出了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来状态。这一强调和突出，展示了老子学说的终极目的，这就是通过对万事万物生成本身的境域所在，与“道”的构成式与构成状态都是“自然”的探寻，以揭示“道”的构成是“自身的缘构发生”，天地万物的发生构成总的缘在于“道”，总的构成态则是自然。既然如此，域内一切事物的发生构成都是自然而然，便成了无可异议的事情，因为道是纯粹构成境域，而天、地、人、物则都是由“道”生成。万事万物的构成态为自然，其构成式则表征为自然。因此，可以说，法自然，宗无为，是老子思想的核心。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突出地强调了“道”的构成态势。后来的学人大多依循其旨，去探究事物发生构成的态势。
显然，刘勰就吸取了道家哲人“道法自然”的思想，标举“自然之道”，把一切“文”，包括“天文”、“地文”、“人文”，都认为是“道之文”，即“道”的构成的表征与表显、外化。在刘勰之前，提出“天文、地文、人文”观念的是《周易》。《周易》最先创立天、地、人三材之说，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天道、地道、人道相融相合、相交相流、相互统一，因此，天文、地文、人文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的。《周易·系辞》云：“物相杂故曰文。”《国语》云：“物一无文。”强调“文”是杂多的统一。所谓“物相杂”就是“天文、地文、人文”的杂多统一。单一的事物，是不可能构成“文”的。而在《周易》看来，众多的事物的最基本构成要素是乾与坤，即天与地，宇宙万事万物及其各种属性，包括阴阳、刚柔、动静、仁义等等，都是由乾坤天地所构成的。因此，韩康伯解释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刚柔相错，玄黄错杂。”《周易·贲卦·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就是以天文、地文、人文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相互构成的观点来解释“文”的发生构成的。“贲”的本身就是“文”。所谓贲卦，离下艮上，离代表火，属柔，艮代表山，属刚。“文明”指“离”，“止”指“艮”，所谓“文明以止”也就是“刚柔交错”。可见，无论是“天文”，还是“人文”，都是由“刚柔交错”而相构相成的。天文、地文、人文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的，即如天道、地道、人道的相融相合、相交相流、相互统一，都是自然而然、遵从天势的。汉代王充也曾运用天文、地文、人文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相构相成的观点来论述人不能无文的。在他看来，“人文”的构成也是自然而然的。他在《论衡·书解》中说：“山无文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刘勰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文”发生构成的自然状态。
为了说明“文”的发生构成乃是“自然之道”，刘勰从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表述。首先，他通过“文”的发生与发展来加以证明。他指出，“文”的发生构成最早“肇自太极”，外化、符号化为八卦。他这一思想来自《周易》。《周易·系辞》云：“古者包牺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是最初的“文”，因此，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又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所谓“风姓”，就是庖牺的姓。可见这里的“太极”，即指《周易》中的“太极”，也即“道”。而“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中的“道心”、“神理”也就是“自然之道”。“道心”在《文心雕龙》中出现三次，都是指“自然之道”；“神理”在《原道》篇中就出现三次，另外在《正纬》、《明诗》、《情采》、《丽辞》等篇中也多次提到。所谓“神理”之“神”，韩康伯《周易·系辞注》解释“阴阳不测之谓神”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不思而玄览，则以神为名。”解释“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云：“夫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者，则知神之所为。”《周易·说卦注》解释“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云：“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则无物，妙万物而为言也。则雷疾风行，火灾水润，莫不自然相与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也。”都认为所谓“神”就是“变化之极”、“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不知所以然”、“以道为称”、“不思而玄览”、“不为而自然”、“莫有使之然”，也就是天然、本然、自然而然。王弼《周易注》解释《观卦·彖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云：“神则无形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这里也把“神”看作是“道”的构成状态，即天然、本然、自然。可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所谓的“神理”就是“自然之道”；“神理”之“神”也就是“自然”；“道心”与“神理”互文见义，意义相同，“原道心”、“研神理”，都是讲“文”的发生构成状态是自然而然、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的。
通过对“文”发生构成态势的揭示，明确了“文”是“与天地共生”，发生构成于终极的构成域“道”，其自身的缘发构成态表征为“自然”，同时，刘勰还从“文”的创构过程来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作者曰圣。”“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得“道”，与“道”同体，与“道”合一；自然之道通过圣人以内化于“文”之中，圣人通过“文”以符指自然之道，故而“《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圣人创构的文，是“道之文”，是作为构成境域“道”的外化和表显。因此，“文”的构成，为“道”所贯通。以其终极构成境域而言，是谓之“道”，其在作者而言，则谓之“圣”，以其在“文”而言，则谓之“道之文”，而“道之文”的构成态则为“自然”。
总之，即如刘勰所指出的，在中国古代，“文”是与天地同构并生的，其发生构成是自然而然的，基于“天道”、“自然之道”。这类自然而然、发生构成的“文”，即他所谓的“天文”、“地文”、“人文”、“万物之文”，也即“道之文”。正由于“文”是构成的，所以“文”是开放、杂多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悉备，有天道焉。——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云：“参伍之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文”是杂多的构成，是“道”的会通、变动的表征，是“道之文”，故兼容天文、地文、人文。所以说中国文学观念的开端即终点，终点即开端，文、史、哲相通圆融、相互构成、会通变化、与世推移，是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学的独特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