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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我国原始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也是主要的繁衍生息地之一。原始人类文化遗址分布广，特点鲜明，且史前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均有发现，具有较为完整的时间前后连续性，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陕西地区不仅得地理环境之优势遗址众多，而且有多个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渭南老官台、长安客省庄、高陵杨官寨、神木石峁、南郑龙岗寺等都是各个时期突出的代表，对研究我国史前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陕西史前文化遗址在陕北、关中、陕南分布广泛，陕北有铜川的王家河前峁遗址、神木石峁遗址，陕南有花石浪遗址、龙岗寺遗址、宝山遗址、李家村遗址等，其中陕西关中地区是史前遗址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是对陕西史前文化历史的研究，还是在我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地区，东西长约三百六十公里，渭河横贯其间，地形主要由渭河冲积平原和两岸黄土台地组成，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南北方向又有多条河流注入渭河，因此，水资源也很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地貌特点。
关中地区以平原为主，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港口，南依秦岭，北有北山山系，东西长且西窄东宽，总面积 39064.5 平方公里，近百年的史前考古资料显示，关中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遗存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发现发掘地区之一。早期史前文化遗址除安特生对十里铺遗址等进行简要粗略的调查之外，1933 年主要由徐炳昶带队的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调查发现了米家崖遗址及秦渡镇、冯村、大原村、姜城堡、斗鸡台遗址。1938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在淳化发现了焦家河及三水坊两处仰韶文化遗址。
其后在彬县、耀县（今耀州区）、长安、户县、武功、扶风、岐山及凤翔又发现了福应寺、姬家堡、礼贤村、姜原庙、白龙湾、飞凤山、车头坡、瓦窑头、三岔河等史前遗址十多处。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史前考古蓬勃发展。1951 年至 1953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调查发掘队对长安的沣河流域及皂河、浐河中游一带展开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十六处（包括解放前已发现的鱼化寨、米家崖遗址），
在苏秉琦、吴汝祚的记录中介绍这次调查曾扩大到潏河一带，使西安附近的仰韶文化遗址增加到二十一处。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57至 1959 年在西安皂河、涝河地区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四十五处，西安以东的浐、灞河流域发现二十九处。1958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全省作了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仅在六十八个县内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百九十五处，195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渭河北岸的兴平、武功、岐山、扶风、凤翔等地发现三十二处。
20 世纪 80 年代起，陕西省在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又发现了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址，总数增加到 2040 处，“以关中地区最多，约占总数的 60％……其中以渭河、泾河、北洛河流域最为稠密，一般县都有二十多处，凤翔县多达四十九处”。
关中地区史前遗址的众多与其地理、地势的特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原始人类的演进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人类本身和自然界各种因素的干扰和阻碍，自然灾害、野兽侵袭、疾病等等都可能使其生活生产方式产生重大的改变，因此，人类发展的史前时代主要是发挥自身优势适应自然环境。
史前时期人类对聚居地的选择是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举动，也是适应与利用自然环境的主动行为，是除了气候因素、人类自身的生理因素之外，能够保证其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选择优良的生活环境不仅能避免自然界不利因素的侵害，而且还能够比较方便顺利地获取人类生存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聚落位置通常都经过非常慎重认真的选择。
原始人类对生活环境的选择主要注重在能方便获取水源和便于从事种植采集、狩猎捕鱼等活动的地形地势两个方面。
水源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们为了保证生存维持生活需要水，河谷、泉湖边也是渔猎的最佳场所，使他们能够较为方便地获取食物。在自然环境原始恶劣的史前时代，人类主动获得水资源的能力以及更大范围活动的能力均较为低下，因此，有意识地逐水源河流而居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为生存创造优良便利的条件。
狩猎、采集、种植是原始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新石器时代由于原始聚落的形成、人口的密集增加，狩猎、种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相比较而言，河谷平原、黄土台地丘陵地带，由于面积较广，地势起伏平缓，人们只需砍伐森林简单平整土地即可进行耕作种植，同时，平原、丘陵、台塬地带森林茂密，视野开阔，活动方便，也更利于狩猎活动，因此往往成为原始人类对聚居地的主要选择。
史前时期尤其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人类聚居地一般都位于河流谷地的第二台地上和两河交汇处的丘陵台塬地带，兼顾满足了水源和地形地势这两个重要条件，既得水源之便，又取采集、耕种、渔猎之利，因此，河流岸边的台地、平原、丘陵成为仰韶文化时期原始人类聚居生活的理想之地。
关中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地貌及自然环境条件，为原始人类聚居地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关中地区水系发达，河流众多，东西横贯关中的渭河是关中地区最大、最主要的河流，也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水量丰沛，流域面积广，渭河以北比较大的重要河流有泾河、洛河、千河、漆水河、金陵河等，这些河流自北向南汇入渭河。渭河以南因接近秦岭，河流流域面积小，但河流更加密集，形成了自南向北流入渭河的丰富水系，主要有浐河、灞河、沣河、黑水河、石头河、涝峪河、清姜河等等，除此之外，渭河以北的泾河、洛河等在各自的流域内又有众多的小流域河流，构成了关中地区水资源丰富的总体布局。
关中地区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平原、黄土台塬、丘陵的分布广泛。关中地区的主体关中平原属于地堑式断裂盆地，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的，是一个由河流阶地、山前洪积扇、冲积洪积平原、古三角洲及槽形凹地组成的地貌综合体，渭河河槽地势低平，海拔 326—600 米，河流阶地地区是其主体，由河漫滩和两级阶地组成，从渭河河槽向南北两侧，地势呈不对称性阶梯状增高，渭北黄土台塬东西延伸，北接陕北高原山地南缘，塬面广阔，连续分布，海拔一般在 460—800 米，因受到渭河一些支流的长期切割，河谷纵横，形成大量台塬，主要有宝鸡塬、贾村塬、周塬、咸阳塬、荆山塬等。渭河以南的台塬呈断续分布，面积均较为狭小，主要有五丈塬、神禾塬、少陵塬、阳郭塬、高塘塬、孟塬、吴村塬等等，这些台塬和分布在秦岭北坡的与渭河冲积平原相连接的小河流洪积平原，共同组成了地势起伏平缓，土地肥沃，适宜耕作的关中地区地貌。
原始人类正是鉴于上述区域特点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在关中地区得以繁衍生息。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均是依托河流、河谷平原台地创建生存空间。西安半坡遗址南依白鹿塬，面临浐河，遗址位于距河床 800 米左右的河东岸，高出河床约为 9 米的二级台地上，虽然台地未完全发育成较为平阔的地形，但这里于水源距离适中，周围丘陵山地、土塬地形平缓，又可避免河水的涨落形成的水灾影响，是较为理想的生活生产自然地理环境。关中地区具有这种地理环境特征的遗址较多，如史家遗址、南殿遗址、新街遗址等等。
宝鸡北首岭遗址位于金陵河西岸的二层台地上，向南遥望渭河，塬面平坦，下为陡崖，属于两河交汇的高地，这里地势平阔，土地肥沃，选择的聚居地点可得充足的水源和渔猎资源，是关中地区又一类型的史前遗址地势类型，这种选择在灞河沿岸出现较突出，“在四十公里长的灞河沿岸，发现了十处遗址，它们都分布在河的东岸，且大部分在支流和主流的汇合的地方”。
渭河南岸邻接秦岭，由秦岭发源的河流密集，其主要特点是河流短促，长一般在30—50 公里，河流两岸为比较陡平的冲积扇地形，这一区域以秦岭为屏障，北面开阔，也较适宜耕作，史前遗址较丰富，典型的如临潼姜寨遗址，其南依秦岭支脉骊山，北望渭河，临河位于遗址西侧，由南而北汇入渭河，遗址附近东西两侧还有数条大小河流，因此，“水源十分充足，地势也十分平坦，对于原始的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都是很方便的，这样的自然环境，在仰韶文化早期的村落遗址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与姜寨基本相同多位于渭河南岸的典型史前遗址有华县泉护村遗址、元君庙、横阵遗址等。
综合陕西地区众多的史前遗址，从个体上看地理分布各具特色，从宏观空间分布上又有相对区域集中的特点，如陕北秃尾河、洛河流域的史前遗址，陕南汉江及其流域内的牧马河、湑水河，商洛的洛河沿岸等均较为集中地发现有大量史前文化遗址，相对于陕北、陕南而言，陕西关中地区的遗址更为集中，并形成了三大密集分布区，成为陕西史前文化遗址分布的一个突出特征。
关中东部地区地形开阔，南北宽达一百多公里，渭河在这里汇入黄河，形成典型的三角洲地带，渭河以北有洛河汇入，以南有发源于秦岭的罗敷河、赤水河、沋河、遇仙河、香沟河等汇入，渭河以北黄土台阶地由北向南渐次降低，以北由于接近秦岭，东西狭长，地形较陡，河流一般较短促，虽流量小但密集而流急，留下了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和台地。关中东部土壤发育良好，原始人类多选择在这些河流之间的二级台地上建立聚落，众多的史前文化遗址多集中发现于此，形成了关中东部文化遗址群。主要有洛河流域的大荔人遗址，沙苑遗址，渭河以南的史家、西关堡、南城子、横阵、泉护村、元君庙、太平庄、北刘等等，这一地区史前遗址的特点是各时期时间跨度大，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集中。
关中中部地区以西安为中心，是关中平原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渭河以北有泾河汇入，地形台塬起伏沟壑纵横，而渭河以南由于浐河、灞河、沣河、滈河等河流的汇入，间以神禾塬、白鹿塬、少陵塬等黄土台塬，形成了广袤的河谷平原，地形平坦，史前文化遗址也较为集中，形成了关中中部文化遗址群。主要有西安半坡、零口、杨官寨、新街、客省庄、姬家堡、南殿、十里铺、米家崖等等。特别是沣河沿岸“发现了十三处遗址……都密集地分布在五楼以北至客省庄之间土地最肥沃的长达十多公里的中游两岸”。
关中中部史前文化遗址的特点是，地形选择上一是土丘式的遗址多，以沣河两岸为代表，二是两河交汇的台地多，以浐河、灞河沿岸为代表，时间上以仰韶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主。
关中西部地形由东向西沿渭河南北距离逐渐缩窄，北部有金陵河、千河、漆水河、雍水河等注入渭河，南部贴近秦岭，地形狭长，河流短促，渭河北部的地形由于诸支流对黄土堆积台塬的切割，形成了沟谷发育，河谷较多，两岸的台塬具有临河断崖上部平坦的特征，这里也是史前文化遗址发现较多的地区，形成了关中西部文化遗址群。主要遗址有宝鸡北首岭、扶风案板、浒西庄、赵家来、福临堡、王家嘴、岐阳堡等。
关中西部文化遗址群的特点总体上表现在多集中在渭河以北，南部较少，这些遗址基本上都位于河谷两岸的二级台地上，呈散点分布，靠近渭北各支流与渭河交汇的地带较集中，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各个时期都有较为典型的文化遗址存留。
陕西在史前各时期主要有以下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及遗址。
旧石器时代：
蓝田人与大荔人。蓝田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是1963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蓝田县城西北约十公里的泄湖镇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的，出土的重要化石包括陈家窝发掘的下颌骨化石，以及公王岭发掘的头盖骨化石，根据古磁测年数据公王岭化石约为 80 万—75 万年，甚至早到 115 万—110 万年，陈家窝化石约距今 65 万—53 万年。在上述两个地区及其周边的十三个地点还发现了大量的具有鲜明旧石器特征的打制石器，这些地点包括陈家窝猿人化石地层，公王岭猿人化石地层，涝池河、陈家村、平梁、司马沟、赵村，公王岭附近沙河沟、毛家坪等，这些石器多为石英岩和脉石英打制，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盘状器、石片石核等。石器的制作方法为砸击法，石器较为粗糙，绝大多数未进行二次加工，比较原始，在我国史前旧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
大荔人化石是 1978 年在大荔县段家公社甜水沟被发现的，西北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大荔县文化馆等单位先后又在化石出土地点做了三次较为深入的调查发掘工作。这里出土了一个完整的青年男性个体头盖骨，年代据测定应为 23 万—18 万年，属于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体质特征具有很大进步，在人类发展阶段上处于由猿人向智人进化的过渡阶段。在化石发现地点出土石器数百件，这批石器采用的原料为石英岩、燧石和脉石英等。大荔人打制的石器，加工及类型简单，器形也较小，以单刃的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复刃少见，如直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及凸刃刮削器，类型则包括刮削器、雕刻器、石球、石锥等，总体上石器制作许多仍保留着砾石石面，刃缘也较厚钝，较为原始。
蓝田人与大荔人遗址及其文化的发现，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说明着我国古人类生活区域的分布广泛，也填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较为完整的化石及有关旧石器的发现，如蓝田猿人的石器制作方式及类型，大荔人制作的小石器，对研究我国及其关中地区原始人类的生活、生产、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新石器时代早期：
老官台文化。1958 年北京大学考古人员在对华县柳子镇、老官台、渭南白庙、北刘等遗址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有别于已知史前文化的遗迹遗物，1959 年对老官台遗址进行了试掘，同时也对周边的元君庙等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工作。在这些发掘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陶质疏松，烧制火候低，陶色多不纯正，陶器多为手工制作，陶胎厚薄不均。器物类型主要有三足罐、三足钵、平底罐，种类少、器形简单较粗糙，口沿部常见红、黑带状装饰彩绘，也常见锯齿状的捏塑，器身纹饰多见似网状斜方格交错绳纹，另外还有线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磨光陶少见。出土的石器打制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半月形石刀等，还有少量的骨器、蚌器和磨制的绿松石、骨环、蚌环等小装饰件，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基本特征，表明“老官台文化是分布在渭水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类型，并发展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发展脉络基本是清楚的”，
“与半坡类型的关系是一种渊源关系、继承关系”。
老官台文化的发现与确立，弥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一环，使陕西地区仰韶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老官台文化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在距今 7800—7100 年之间，早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属于新石器早期的文化类型，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老官台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集中在陕西关中、甘肃陇东的渭、泾河流域，在陕南的汉水、丹江上游也有发现，已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华县老官台、元君庙、渭南北刘、白庙，大荔梁家坡，临潼白家村，长安鲁坡头，宝鸡北首岭等十多处。
北首岭遗址位于宝鸡市区的东北部，南向距离渭河两公里左右，坐落在河北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西靠岭塬，东近渭河支流金陵河。自 1958 年起至 1978年北首岭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七次科学的发掘工作，共发掘遗址面积近五千平方米，发掘房址五十座，灰坑七十五个，陶窑四座，排水沟两道，墓葬四百五十一座，发现陶器皿九百余件，其他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及装饰品等共五千余件。
北首岭仰韶文化时期的堆积基本上可分为上中下三层，陶器的特征十分显著，下层的陶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陶色不纯，陶胎较薄，种类较少，素面陶器多，装饰以绳纹为主，彩绘在个别器物上时有出现，中下层的陶器种类逐渐增多，以红陶为主，烧制技术成熟，陶色一致均匀，陶器装饰丰富，彩陶纹饰有鱼纹、鸟纹、人面纹、波折纹、钩叶纹等，绳纹、弦纹、戳刺纹、指甲纹、堆纹数量大增，器型主要有三组罐、圆腹平底罐、尖底器、碗、钵等。
北首岭遗址发现的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石刀、敲砸器、骨铲和陶刀等，另外还常见渔猎工具石网坠、骨簇、研磨盘、磨石棒、陶锉，材料有辉绿岩、角岩、角闪石、片麻岩、玄武岩、石英岩等，制作以打制、琢制、粗磨以及细磨四种，以粗磨者最多。遗址发掘中还发现一百五十多件装饰品，包括用于头饰的石饰、蚌饰、骨珠、牙饰、骨笄，用于腕饰的陶环，这些饰品有绿松石、大理岩、蛇纹岩等材质，制作形式多样，造型美观，打磨细致精巧，反映了一定的审美情趣。
北首岭遗址的聚落布局在其中心是一块南北长一百米，东西宽六十米左右的广场，周围的房址房门均面向广场中心，形成椭圆形的排列形式。墓地位于东南。其“晚期的村落布局情况与临潼姜寨仰韶村落布局情况大致相同”。
宝鸡北首岭遗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仰韶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对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认识提供了同时期不同仰韶文化村落的发展状况资料，便于相互对比，相互佐证，是关中地区继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后又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
李家村遗址位于汉中西乡县城关镇牧马河南岸的一级台地上，1960 年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一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135 平方米，发现一处 36.81 平方米的房址，该房址内有灶坑，地面为未加工的生土面，发掘了四座墓葬，包括一座成人墓和三座儿童瓮棺葬，同时，发现一座竖穴式的陶窑和大量袋形、圆形的窖穴。
李家村遗址出土的陶器基本为手工制作，陶质疏松，由于火候较低而陶色不纯，以泥质外红里黑和夹砂灰白陶为主。陶器装饰常见绳纹、刻划纹及少量堆塑纹，尚未见彩陶，代表陶器有圆足碗、三足器、平底钵等。李家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占 56％，其利用卵石打制的尖状器和刮削器特点鲜明。
李家村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具有新石器早期文化特征，夏鼐先生称其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线索”，出土的石器、陶器兼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某些特点，为研究各地区史前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据碳十四测定，李家村遗址距今 7000 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中期：
陕西关中地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非常集中的区域，自 20 世纪初安特生对这一区域展开初步的调查工作至今，属于这时期的文化遗址大量被发现，这些遗址中的大部分不仅发掘规模较大，遗址保存状态较好，出土了大量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遗迹遗物，而且其中的几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我国史前历史文化发展的考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黄河流域，以至北方广大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缩影和典型。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遗址主要有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扶风案板遗址、华县泉户村遗址、高陵杨官寨遗址等。
1953 年在西安城东浐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与发掘，正式发掘始于 1954 年，前后共发掘了五次，历时三年。半坡遗址的发掘面积约一万平方米，计有房屋遗迹四十余座，圈栏两座，储藏用的窖穴二百余座，烧制陶器的陶窑遗迹六座，还有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包括瓮棺葬七十余座）。整个遗址分居住区、窑厂、墓地三大部分，中心为居住区，面积约三万平方米，建筑群的中心是一座群体活动使用的大房子，周围分布围绕着几十座小型房屋，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围绕居住区还挖筑了一条深宽约六米左右的具有防御功能的大型环壕，其外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为窑厂，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村落遗址。
半坡原始人的生产生活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七百三十五件，其他工具五千多件，其中最多的是石斧、石刀、陶刀、石锛，另有石铲、石杵、石研磨器、石凿、石砍伐器、石锤、骨刀、陶错等，石器的制作方法除一 28 些石砍伐器及刮削器为打制，其余绝大部分均经过磨制，其他工具还有骨、角、蚌、牙等质料的，制作工艺发达，均经过磨制而成。
半坡遗址的陶器主要为生活用具，发现的陶片有五十万片以上，其中可复原成完整的陶器近一千件。这些陶器种类较多，主要有碗、钵、盆、杯、盘、瓶、罐等，以小口尖底瓶、蒜头细颈瓶、红顶钵最具特色。陶质包括有粗砂陶、细砂陶和细泥陶，红色、红褐色为最多，大量的陶器进行了彩绘和纹饰修饰，彩陶的颜色多为黑彩，少量红彩，几何纹、动物纹、具有图案特点的宽带纹、菱形纹、直线纹、网格纹、三角纹及人面、鱼、鹿、蛙等纹样具有特色，陶器装饰的编织纹、线纹、弦纹、绳纹、剔刺纹、附加堆纹独具一格，另外，还发现有一千九百多件装饰艺术品，有环饰、珠饰、坠饰、管饰等，其中的几件陶塑人面、鸟兽塑造生动，在这一时期的史前艺术品之中较为突出。
此外，半坡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发现计有二十二种，一百一十三个，对研究我国文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半坡遗址的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发掘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料，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代表性遗址。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从 1972 年至 1979 年对位于临潼城北约一公里处的姜寨遗址进行了共计十一次的科学发掘工作，揭露面积约两万平方米，遗址中心等重要区域保存基本完好，在其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房址一百二十座，灶坑二百五十九个，窑穴和灰坑二百九十七个，窑址三个。聚落中心有一个面积约四千平方米的广场，居住区的房屋都围绕广场而建，每个居住区又以大型房屋为主体，中小型房屋围绕而形成，位于广场的西部还有看管牲畜的夜宿场两处，西北东南走向的道路两条，且均以料礓石铺垫，村落四周有壕沟三条，出入口位于西南部，墓地位于围沟之外的东部、东南部和东北部，构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原始聚落。
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等也很丰富，计有生产工具三千八百多件，生活用具仅陶器就有九百三十九件，装饰品三百八十五件，其他二百多件，陶片一百余万片。
石器大多经过磨制，通体均磨光及钻孔的石器大量出现，器形以斧、锛、铲最常见，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细泥红陶为主，多为手工制作，少数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器形主要有钵、盆、罐、瓮、瓶、尖底器等，平底碗、大口鼓腹瓮、葫芦瓶、短颈壶最具特点。
姜寨陶器的装饰与彩绘也很突出，彩陶多为黑彩，有鱼纹、鸟纹、圆圈、圆点纹及黑条带纹等，多施于器表和口沿，指甲纹、席纹、布纹较半坡少见而多绳纹、弦纹。姜寨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其“一是发现了仰韶文化一、二、三、四期连续发展的地层叠压关系，为陕西地区仰韶文化各期各类型的研究树立了标尺。二是发现了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基本完整的原始聚落布局及其内部的各种设施，为研究仰韶文化早期居民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于1976 年对位于渭南城南十五公里的史家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沋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调查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二百五十平方米，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出土了大量随葬的陶器，石器、骨器较少，陶器以泥质红陶、细泥红陶、夹砂粗陶和夹砂细红陶为主。这些陶器主要为生活用具，多以钵、罐、葫芦瓶为组合，器形有敛口圈底或平底钵、溜肩尖底瓶、带盖直沿敛口鼓腹平底罐、侈口鼓腹瓮、葫芦瓶、细颈瓶等。
史家遗址的陶器制作较为粗糙，但造型多样，通体施绘图案的葫芦瓶、肩上捏饰四个对称的尖状突起、盖的顶部把手捏塑成双头鸟型的带盖矮罐和口部微呈外翻型的葫芦瓶是史家遗址的基本器型，也是最具特色的器形。史家遗址陶器的纹饰最常见为绳纹，彩绘较少，纹饰有直线、水波、折线、圆点、鱼鸟纹等，由于史家遗存的特点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均有区别，“它可能是介于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是“晚于半坡类型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因此，将其归为仰韶文化新的史家类型。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东泾河左岸的一级台地上，2004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其先后进行了五次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杨官寨遗址面积达八十余万平方米，共发掘出各类房址四十九座，灰坑八百多个，壕沟九条，陶窑二十六座，墓葬四十五座，瓮棺葬三十二个，出土的各种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七千余件。
杨官寨遗址文化遗存可分半坡四期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陶器以泥质红陶、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主要器形有重唇口尖底瓶、折沿曲腹彩陶盆、重唇盆、宽沿盆、缸以及折肩瓮等，陶器的装饰丰富，彩陶纹饰以圆点、弧线和弧形三角纹组成的图案为主，另有少量的动物纹。纹饰则以绳纹为主，线纹、弦纹和戳压纹、刻画纹、附加堆纹较常见。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陶塑艺术品有人面陶饰、猪头陶饰、镂空人面饰陶盆等。
杨官寨遗址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房址、陶窑和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环壕，发现的十四座房址，平面基本为“吕”字形的前后结构，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南北向布局，周长约一千九百四十五米，另有配置门道、排水设施的门址一处，当为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所罕见的中心聚落遗址。
该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更进一步解决了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河、渭河流域地带的文化内涵，对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
客省庄遗址 1955 年发现于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它所代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布于关中东部地区，或称陕西龙山文化。
与其有关的重要遗址还有岐山双庵遗址、华阴横阵遗址、武功赵家来遗址、临潼康家遗址、宝鸡石嘴头遗址等。
客省庄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占全数的 80％以上，其次是红陶，黑陶很少。陶器的制作大量使用泥条盘筑法，轮制很少且只限于小型陶器，器形以三足器为主，有鬲、斝、鬶、盉，其中鬲是该遗存的基本陶器类型，不仅数量较多，形制也很复杂，平底陶器包括无耳、单耳、双耳和三耳罐，另有瓮、盆、碗、豆、盘、壶等。陶器素面和磨光的不多见，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最为丰富，有一些装饰有刻划纹、方格纹、附加泥条和乳丁样纹饰。
客省庄遗存的石器多为生产工具，种类有刀、斧、锛、凿、盘状器等，制作以磨制为主，石刀多呈长方形，较为典型，有单孔或双孔，其他如骨器、蚌器也很丰富，种类有鱼钩、镞、匕、锥、针、镰等，均磨制精致，还发现有玉器、绿松石装饰品等。
居住房屋有单室和双室两种，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最具特征的是“吕”字形房屋，室内有灶坑、壁炉和地窖。客省庄遗址遗存经测定其年代约距今 4600—4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