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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庭僚 蔡泽恩
采访：孙敬中 刘南方 冯 晨
整理：刘南方
时间：2015年5月14日
自1948年11月创刊以来，《开封日报》历经坎坷，先后经历了三次停刊、复刊。1982年3月1日第三次复刊以来，《开封日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由复刊初期的周六刊、四开四版小报，发展成为目前的周六刊对开八版彩印大报。《开封日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主动服务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热情讴歌开封发展的辉煌成就，生动展示开封人民的精神风貌，积极书写时代发展的壮丽篇章，为开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也得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王庭僚：1982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个年头。在新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经过近六年时间的清理、整顿、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肃清“四人帮”流毒等一系列工作，开始抖掉“左”的桎梏，乘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这股东风，走向新的时代，踏上新的征程。
此时，开封也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经历过这样一场长达10年、痛彻骨髓的暴风雨的洗礼后，上上下下，人心思进，人心思定。特别是一些敏于时事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痛感安定的重要性、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尽快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人人意气风发，个个豪情在胸，愿为祖国美好的明天出力流汗、添砖加瓦，奉献出最大的热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尽快恢复出版一张曾经有着光荣办报历史和优良办报传统的《开封日报》，以便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记录历史、宣传群众，不但是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是有着优良文化传统的古城广大读者的迫切心声。
《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筹备工作从1980年就已经开始了。1980年举行的开封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文中等人民代表提出了复刊《开封日报》的提案，受到市委的高度重视，从此进入实施过程。1980年2月1日，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向市委常委会报送了《关于恢复〈开封日报〉和市广播电台的请示报告》。1980年9月24日，市委宣传部又向省委宣传部报送了《关于出版〈开封日报〉的请示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1980年10月4日作了批复。这样，《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政策通道便打开了。
我是1980年10月根据组织安排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开封日报》的，到《开封日报》的时候，正赶上筹备《开封日报》复刊的困难时期。前任总编辑饶震、曹远谋是这一届报纸的创业人，当时我担任副总编辑。那时候，可以说是“一穷二白”，首先是没有办公室，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就先在郊区招待所和劳动路租房，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始终不是办法，后来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宋门里的开封胶印厂盖起一幢办公楼，并建立了印报车间，这才算是初步具备了出报条件；其次是没有队伍，由于之前的“文革”运动，造成了全市有办报经验的同志少之又少，我们就克服困难，多方协调，由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局与报社联合选调干部。经过认真调选，从筹备到1981年10月共选调了50名同志，其中采编人员38人。经过短期培训和上岗实习，就深入基层采写稿件了。有了办公场所，有了队伍，我们又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编委会由饶震、曹远谋、我、王孝永、任学礼、李克明六个人组成。下设总编室、政文部、工交部、农财部、副刊专刊部、美工摄影部、群工部、办公室。总而言之，当时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等到一切都比较成熟了，我们便向市委汇报了关于《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的方案，得到了市委的认可。市委于1981年11月24日专门下发了《中共开封市委关于复刊〈开封日报〉的决定》，这样《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筹备工作算是初步完成了。
1982年1月1日，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停刊12年之久的《开封日报》终于出版了。试刊号我们以鲁迅手书选字，报头套红。此期报纸被列为“试刊一号”，接续上届报纸序号为2625号。“试刊一号”在一版上平栏位置转发了《人民日报》1982年元旦社论，以此表示以后凡是中央发布的重大或重要新闻，《开封日报》都要刊登。“试刊一号”在报眼位置刊登了《试刊告读者》，全文不到170个字，文笔简短朴实，如叙家常，如道心声，一亮相，即凸现出了报纸的贴近性。试刊号共出了11期，其中1月1日至1月23日为旬刊，自2月14日开始，转为日报，连续出了8天。
《开封日报》试刊出版后收到了许多来信，广大读者也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如开封皮鞋厂党委副书记刘公德给我们来信说：“我是《开封日报》的老读者。过去《开封日报》如同我的三餐茶饭，一天看不到，就好像生活中缺少点什么。盼望已久的《开封日报》元旦试刊了，我买了一份，一口气读完，情不自禁编了个顺口溜：元旦欣逢‘报’试刊，新年又把喜事添，元旦社论鼓斗志，开封必将胜往年。”开封毛纺厂陈宽木同志来信说：“元旦试刊的《开封日报》送到工厂之后，广大职工争相传阅，奔走相告，异口同声地说办得活、办得好。厂党委书记说，《开封日报》要订到车间班组。”
1982年3月1日，第三次复刊后的第一张《开封日报》
前期的“旬刊”是为了对即将正式出版的《开封日报》进行“预热”，旨在让读者对未来的《开封日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主观的印象，同时也是对新一届刚刚组合的日报人进行的“磨合”和实战练兵。另外，借此机会，也让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暴露”一下，以便尽早准备，尽快改正。接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正式复刊，报纸自2月14日开始，按正式出版程序改出日报，且一连出了8期，进行强化练兵。至此，《开封日报》正式出版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与“模拟”训练，按照预定计划，宣告圆满完成。试刊号尽管只出了11期，但已经对当时发生的不少重要新闻“记录在案”，显现了“今天的报纸就是明天的历史”的重要作用。
1982年3月1日，《开封日报》正式复刊。复刊后的第一张《开封日报》在头版刊出了《中共开封市委关于复刊〈开封日报〉的决定》。《决定》指出，《开封日报》是中共开封市委的机关报，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和人民的喉舌，各级党组织要支持党报、爱护党报，并运用党报指导工作。
我记得当市十五中校长王文中、十六中副校长王玉培、开高副校长马柏源、市民盟委员邹宗鲁和医院前街小学女教师陈秀兰等同志看到第一张《开封日报》时，都感到格外亲切，十分激动。因为，正是他们作为市人大代表在1980年举行的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议复刊《开封日报》的第413号议案。议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得以实现，作为倡导者，自然有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心情。
开封日报社旧址
1982年3月3日，为了庆祝《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成功，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戴邦专门发表了署名文章：《学习少奇同志讲话，把〈开封日报〉办得更好》，为《开封日报》复刊助兴。戴邦是第一届《开封日报》的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新闻和新闻理论的研究工作，对《开封日报》的复刊和之前他所见到的试刊报纸感到“特别亲切，特别高兴”。
《开封日报》复刊后，我们又遇到一个建新址、搬新家的问题。从长远考虑，市委决定建立开封日报自己的印刷厂和报社基地。当时，我担任总编辑兼党委书记，这项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肩上。在市政府主持下，经过反复联系磋商，完成了与开封胶印厂的分家工作。在建报社新址时，我和有关同志一起，跑上跑下，从审批到征地，从设计到筹集资金，从建房到搬迁，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后总算建成了占地23.5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投资250万元的报社新址。实际困难解决后，职工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接下来，我们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办好报纸上。
首先是在内容上下功夫。
一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办报的大方向，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根据这个大的报道主题，我们从开封实际出发，把振兴地方经济、建设新开封作为报纸宣传的头等大事。一是开展《怎样振兴开封工业？》的讨论。这次讨论，历时三个月，发文章50篇。二是揭露矛盾。我们在头版头条发了这样一条信息，引题是“已是红树乱莺啼，何故春深未著花”，主题是“我市16家亏损企业仍在吃‘亏损饭’”，短评的标题是“将军”。经过报上点名后，很快压力变成了动力，企业恢复了活力。三是抓城市建设的连续报道。如《宋都一条街东西角楼拔地而起，商业店铺破土动工》《开封黄河公路大桥开始钻探》《滨河路扩建工程开工》等等，通过宣传开封的新建设、新成就，达到了激励开封人热爱家乡、建设开封的目的。
二是宣传历史文化名城，引导读者认识开封，建设开封。作为《开封日报》来说，它是在开封诞生又是在开封生长的名城报纸，当然应该姓“开”，也必须具有“开封味”。因此，我们认为，要办出“开封味”，就应该认识开封，研究开封。开封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八朝古都，是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市内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史，为报纸提供了丰富的报道材料。我们抓住这一得天独厚的地方特色，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报道。横断面沿着七条辐射线展开：一是以文物古迹为中心，重点报道了龙亭、铁塔、相国寺；二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如王安石、包拯、冯玉祥等；三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如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四是以历史上地方名产为中心，如北宋官瓷、梁园书画、黄河鲤鱼等；五是以街道村庄名称的历史传说为中心，如双龙巷、私访院等；六是以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斗争为中心；七是请在开封生活的外地人忆开封。如广州杨天堂同志写的《汴京琐忆》连载，详细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他在开封的所见所闻。纵的方面是沿着这七条辐射线，各自向纵深挖掘，古今相连、上下贯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给读者以新鲜感。如关于翰园碑林的宣传，从1986年到1988年，我们写了多篇关于碑林的文章。如本报评论《学习公涛精神，扶助翰园碑林》、短评《赞公涛》《公涛精神受赞扬》等，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将翰园碑林向全国进行了推荐。1987年第8期《中国记者》还专门发表了我与金聚泰等人合著的《新闻报道与民办翰园碑林》。
三是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几年间，我们连续刊登了《心灵美的赞歌》《让学先进之风吹遍古城》《团结是一门学问》《把“建设文明城市”叫响》等文章。另外，1985年12月11日，值开封创作的话剧《十五的月亮》获河南省戏剧大赛金奖之际，我们专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金牌的启示》（获得省级好新闻金奖）。1986年10月7日，为了庆祝首届全国青运会在开封召开，我们专门发表了评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四是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开封日报》从1982年3月1日正式复刊后，我们在以表扬为主的前提下，始终坚持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了党报扶正祛邪、鼓舞士气的作用，连续刊发了《好人郭爱梅》《警棒应该指向谁》《好厉害的“铁路餐馆”》等重大新闻稿件，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宣扬社会正能量、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自我批评，勇于自我亮丑。1982年5月23日，我们在头版“依靠群众，开门办报，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的通栏标题下，刊发了六篇对本报的批评文章；1984年9月8日，我们推出了“揭疤亮丑”专栏，由于社会反响强烈，这个专栏还被当年全国“新闻战线”推荐表彰。当然，在舆论监督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有时候，一说写批评稿，就遇上“横眉冷对”，白眼相看，设置障碍。稿子送审时，你推他，他推你，不是不表态，不签字，就是这不对，那不该，“事出有因，背景复杂”，希望不要登报。稿子还没到总编辑手里，“说情人”就先到一步。有的说，“已经认错了，不登报目的也达到了”；还有的说“发个内参算了”。稿子一见报，鸡蛋里挑骨头，先抠“字”，后抠“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轻者报社告状，重者上书市委。
当时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7年7月，群工部的领导和一名记者合写了一篇批评稿，批评市容卫生监察大队值勤人员，在马道街“稻香居饭店”酗酒闹事，双方对打，扔菜盘、摔酒瓶，砸坏玻璃3块，摔碎碗、盘等25个，还有一只盘子打碎玻璃后直接从楼上飞到大街，马路上围观群众数百人，堵塞交通达半个多小时。稿子写好后，饭店负责人签字“情况属实”，相国寺派出所负责人也签了字。这样一个小小的批评稿，按说可以见报了，怎么也没想到后边的文章那么多，先是市容卫生监察大队负责人，晚上到我家作自我批评，并拿出一封信，这封信是市政府一位秘书长7月28日写给市委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信上写着：“此事确属严重，应当严肃处理，但因8月1日要在全市严格执行四乱罚款，时机不够适宜，可否改发内参，促使该队加强整顿和管理，请酌定。”两位部长的批示是：“按秘书长意见办。”后来到了8月10日，市政府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监察大队负责人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记者汇报了写稿的经过，我申述了要见报的四条理由：一是开展报纸批评是报纸的职责，领导应该支持报社去完成这项任务；二是事情发生在闹市区，情节严重，影响很坏，不批评不能挽回影响；三是市委、市政府刚开过整顿市容的动员大会，报社抓典型正是配合市里的工作；四是记者写批评稿那么难，我应该为他们撑腰，这一次“枪毙”，下一次“打瞎”，无效劳动多了，报纸上批评就“断线”了，到头来我不是落个“软蛋”，就是戴上“不会办报”的帽子。我的话说尽了，秘书长和部长的结论仍然是：“不同意见报。”当时我的态度也有点不冷静，我说：“领导决定我服从，报社保留意见，有权向上反映。”说完，我站起来就离开了会场。后来在市委书记的直接支持下，这篇难产的批评稿终于在8月27日头版二题刊登了。事情过去后，留给我的“思考”开始了。要“监督”就得“批评”，要批评就得正确，就得真实，就得实事求是，只要方向对头，实施准确，就要“顶住”。
其次是在加强交流、扩大对外影响上下功夫。
一是与本省郑、洛、平顶山等兄弟报社紧密联系的同时，与《徐州日报》《枣庄日报》《淮北日报》等十多家报社建立了苏鲁豫皖4省接壤地区报社协作会，并在1983年到1988年期间连续召开5次协作会议，其中开封承办一次。通过新闻单位搭桥，建立了淮海经济区，每年举行一次17个地市的市长、专员会。1988年上半年的会是在开封召开的，会上共同商讨了开发和振兴淮海经济区的问题。二是加强友好城市、友好报的往来。1981年我带队到《襄樊日报》取经，发现他们办报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国有一定名气。为了向《襄樊日报》学习，后来我们提出与其建立友好报关系。征得对方同意后，于1985年9月在襄樊市签订了友好报协议书。1986年，我们选派了2名记者到襄樊采写了《襄樊在崛起》等8篇报道，在《开封日报》连续刊载，起到了以外促内的作用。开封与山东淄博结为友好城市后，我带队2次到《淄博日报》学习，把他们经营管理的经验引进到开封。我们还选派记者异地采访，以“看淄博，想开封，盼振兴”为题，连续发表3篇报道，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采取“请上门”“引进来”的办法对口学习。湖北《孝感报》当时是全国地方报的佼佼者，通过多方渠道争取，1986年5月，我们特别邀请了该报总编辑张仲彩同志到开封日报讲课，介绍办报经验。从此以后，开封日报宣传孝感报，孝感报又宣传开封日报，达到了互相促进、互相宣传的目的。四是我们三次去到《洛阳日报》取经，学习自办发行经验。另外，我们还多次编发“开封专版”，先后在深圳、大理、温州、九江、杭州等兄弟报纸发表，宣传开封。其中，1986年9月在《九江日报》发表的专版，有市长的署名文章，有开封的工业巡礼，有灿烂夺目的名城古迹，有夜来灯火明如昼的风味小吃夜市等等。通过报纸牵线，为两个城市的读者架起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促进了两市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第三是在扩宽经营渠道、加强管理上下功夫。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开封日报》自复刊后，我们便建立了编委会、党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分工负责。此后又陆续设立了编辑部、印刷厂、广告部等。1988年，在总结此前经验的基础上，市委决定实行“双轨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一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担任社长、党委书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总编辑兼党委副书记1人，副总编辑2人，全力抓报纸。副社长兼党委副书记1人，负责经营管理和党委行政工作。这样一来大家的分工就更加明确了，总编辑们可以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副社长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抓经营管理。二是《开封日报》自办发行。1985年，《洛阳日报》在全国首次开创了自办发行的先例，为了学习自办发行的经验，我先后三次带队下洛阳取来“真经”。后来，为了促进《开封日报》的自办发行工作顺利开展，开封市委宣传部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单位大力支持，为自办发行添油加劲。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我们便组建了自己的发行队伍，实现了自办发行，也算是闯出了增收节支的新路子。三是创办《通讯员报》。1985年，我们克服困难，率先创办了当时全国唯一的《通讯员报》，发行到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提高广大通讯员的素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四是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办报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办报也是办“人”，没有一支思想过硬、业务过硬的队伍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报社不仅应该有研究氛围，还应该有冒尖人才。冒尖人才是多方面的，如名记者、名编辑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擅长理论研究的，有擅长文艺研究的。当时的新闻研究室主任成鸿昌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几年内，他系统地钻研了新闻理论，写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在省以上刊物发表10篇，两万多字，有两篇在全省受奖。有了人才还要会爱人才，当时我们报社规定每人每月写稿15篇，有一位名叫汤传钧的记者在3年中每月发稿40篇，为了总结他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们专门撰写了一篇《24小时记者——记〈开封日报〉记者汤传钧》，并发表在1986年第7期的《新闻业务》杂志上。1987年腊月二十七日晚上，河南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开封日报》记者赵晓苏荣获新闻漫画二等奖，为了祝贺他获奖，我们专程赶到他家表示祝贺，并进行了实地采写，形成了一篇《让成功来得更快些——记〈开封日报〉美术编辑赵晓苏》，这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中国地方报通讯》刊物上。
从筹备《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到1990年，是《开封日报》发展史上重要的十年，虽然条件艰苦，水平落后，但是在王庭僚等老一辈日报人的不懈努力下，《开封日报》仍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也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蔡泽恩：1980年《开封日报》筹备第三次复刊的时候，我正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筹备组主要成员饶震、曹远谋、王庭僚等同志都是宣传部的领导、同事。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第三次复刊，但是对开封日报复刊还是非常关心的。我的父亲“文革”前就在报社工作，我和《开封日报》也算有这么一点小渊缘。
《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的时候，以前报社的老同志年龄都偏大了，有的已经在别的局委任职，想让他们再回报社当记者编辑已经不现实了。因此报社就从社会上选调了一批人，这批人以前大多数是老报社的通讯员。报社把一些年轻人送到郑州大学新闻系去学习；同时又派两批有点经验的同志到外地已经复刊的报社去学习，研究开封日报怎么尽快出版。报社上下热气腾腾，非常团结，大家一心一意都想把开封日报尽快办起来。
我是1987年10月被市委任命为报社副书记、副总编的。当时，《开封日报》在饶震、曹远谋、王庭僚等老领导的努力下，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我刚到报社时，主要分管的是工厂、报纸发行、行政等工作。我之前都是在宣传机关工作，对报社的具体业务工作不熟悉。对报社工作流程、人员、采编业务，我用了一年时间才算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1988年9月份左右，市委决定调整报社的领导班子和领导体制，由总编负责制改为社长负责制，任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樊雨田为党委书记、社长；我被任命为副书记、副社长。1989年8月，樊雨田因为工作原因调到了外地，我便开始主持报社工作，10月，我被市委正式任命为党委书记、社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曾兼任过几年总编辑。
我主事以后的报社，面临的情况已与复刊初始阶段有了很大不同，人际关系经过调资、任职、评职称等工作，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评职称问题，不少人到处告状。
工作从哪里入手呢？通过和报社领导班子其他同志商量，我们认为是报社的运转机制出了问题，要扭转局势，必须首先解决机制问题，也就是怎样调动报社职工积极性的问题。当时报社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职称的问题，因为当时是评定职称，什么人应该评什么职务，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各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资历老，比别人学历高，拿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弱点，比来比去，就造成大家都很伤感情。关键是当时评定职称没有一套完整规范的制度，评职称的硬件是啥，标准是啥，程序是啥，如何公开，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所以我们就必须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去抓，建立一套完整的职称评审制度。经过1990年一年的准备酝酿，我们在职工大会就宣布了要在报社内部进行改革的决定，提出一定要通过机制改革，让报社内部实现“让能干的人有奔头，让老实人不吃亏，让懒惰人有压力，让是非人无市场”的氛围。我们制定了开封日报社职称评定办法，出台了《开封日报社采编人员奖惩制度》，把职称评定建立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比如对记者和采编人员，将每日见报的稿件和版面分为三类，每类稿件值多少分；如果事实有出入和错误，要惩罚、扣分；如果被评为好新闻、好标题、好版面，就在原来基础上加分。每个记者每月必须有六篇标准稿件才能算完成任务，超额的也有一个计分奖励办法。一月汇总一次，公布出来，如果记者编辑认为统计的不对，可以找账。在这个基础上，又充实了一部分内容，比如行政人员、党务人员等，都有专门的考核办法。一个叫定量考核，一个叫定性考核，比如部门主任，看任务完成的怎样，分管的编辑记者有没有违反纪律的，据此对主任按照上中下三个标准进行评定。这样一来报社的每位同志每人每月工作量都有一个分值，这个分值与月奖金挂钩。到年底再把每月考核的分数统计一下公布出来，一年的工作得分就一目了然了。这样大家评比职称时就有了标准。制度管理上公开透明了，大家也就没有意见了，工作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报社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报纸质量、报社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些年，开封日报的好版面和好新闻获奖次数一直排在全省前列，很多兄弟报社多次慕名前来学习取经。
人和机制的问题理顺之后，我们开始着手改善硬件，更换设备。当时报社出报纸的设备很差。现在可能大家都用电脑了，那时候报社用的还是轮转机，排版靠捏铅字，然后把铅字再捆成版，手工打印出来后进行校对，一校、两校、三校，一直弄到五六校，基本上错误改得差不多了，再让值班总编签字同意，然后再到工厂用铅浇成版，打成纸型，再制成铅版，上轮转机进行印刷，报社工厂唯一的一台轮转机还是河南日报淘汰下来的旧设备。因此可以说当时报社出版报纸就是手工作坊式的操作。说实话，当时报社从老总到一般记者，都很辛苦，可以说一天24小时报社的大门没有关过。白天上班时，记者都去采访了，下午稿件才陆陆续续发回来，一直能发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工人到下午五、六点就上班了，开始拣字、排版，然后和值班编辑一遍一遍地校对、修改错误，一直到夜里12点，有时甚至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新华社发稿子是用电台发的，新华社什么时候说截稿了，就是的新华社的稿子定下来，这时候报社的编辑才能把《开封日报》转载新华社的稿子定下来。印刷厂的工人等值班总编辑签字同意后，才开始捡字制版，一直到凌晨五六点才能开始印刷，早晨六点，发行上的人开始分报，保证大多数单位和读者能在上班时看到当天的报纸。可以说，报人的辛苦是其他行业的人难以了解的。设备的落后直接影响了报纸的质量，制约着报社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经过我们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向市委打报告，申请更换印刷设备，报到市委后，市委领导也非常重视，但是因为当时的财政比较紧张，一直没有解决。经过多次协调，报社也尽了自己的努力，终于在1991年年底完成了设备的更新，1992年1月1日，《开封日报》终于实现了激光照排印刷，这也标志着报社告别了近半个世纪的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开封日报》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第三就是提高质量，告别小报历史。《开封日报》第三次复刊后，虽然经过努力，报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就报纸本身来讲，一直没有摆脱“小报”的尴尬，当时《开封日报》是四开四版；由于报纸版面少，造成内容单调。当然，这里有时代局限性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九十年代的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社会各界的信息需求量不断增加，《开封日报》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此时，报社软硬件实力的提升也为报纸的改版创造了条件。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在1992年便开始着手准备改版《开封日报》，改小报为对开大报。经过一年的准备，1993年1月1日，《开封日报》正式改版为对开四版。从此《开封日报》告别了44年出4开小报的历史。扩版后的报纸信息量扩大了，版面布局和栏目设置也进行了适当调整与改进，读者更加喜闻乐见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开封日报》此后又多次对版面内容进行了扩版升级。2001年，《开封日报》由周七刊扩为周六刊。每天的一、二、三、四版分别调整为要闻、本市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每周一、三、五分别增加出版《财经周刊》《社会文化周刊》《科教周刊》。扩版后的《开封日报》立足“市委放心，读者喜欢”，体现“新闻立报”，增加信息含量，强化导向作用，突出服务性、贴近性，使读者“一报在手，能知天下事”。2006年1月，《开封日报》周二至周五每日增加到对开8版。版面更新、内容更新。
第四是拓宽创收渠道，告别财政拨付，实现自收自支。1987年我到报社的时候，报社经济上基本上依靠财政拨付。市财政每年拨付30万，给工厂和编辑部各15万。给编辑部的15万包括大家每年的工资。报社每年的广告收入要上缴市财政管理，报社如果有需要，再向财政打报告要求返还广告收入，对报社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了很大的掣肘和制约。为了解决这一困扰报社发展的问题，经过报社领导班子研究，我们向市委请示，看能否将报社的广告收入留在报社自己决定支付，财政每年不用再给报社拨付日常费用，由市里监管报社财务的审计。这样有利于增加报社的造血功能，有利于减轻市财政负担，有利于报社事业的发展。市里同意了报社的请示，报社从此告别了市财政，成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报社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像广告收入，我刚到报社的时候，一年的净收入是20万元，到了1992年就增加到210万元，1994年增加到420万元，2003年我退二线时已经增加到1300万元。
第五是把握时代脉搏，创刊出版《汴梁晚报》。创办《汴梁晚报》是从1992年开始筹备的。因为当时考虑到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当时国家公布的第一批26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只有开封没有晚报，所以我们就从1992年开始给市委打报告。当时市领导意见不是很一致，有的认为就当时开封市的情况，一个《开封日报》就够了，再办《汴梁晚报》反而会增加负担，但是大多数市领导还是比较认同创办《汴梁晚报》的。经过了多次汇报，最终市委同意了报社创办《汴梁晚报》的请示，然后我们就给省委打报告，省新闻出版总局一开始批了一个内部刊号，也是4开4版的小报。我记得是1994年，《汴梁晚报》正式创刊并在全省发行了。后来在发行过程中，我们觉得内部刊号还是影响力不够，不能充分发挥宣传开封的作用，于是我们就又去北京申请全国公开发行刊号，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我记得当时给河南批准了三家，《汴梁晚报》是第一家，然后是洛阳和平顶山。1995年1月，《汴梁晚报》正式面向全国发行。此后，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汴梁晚报》也经过了几次扩版升级。1999年1月1日起，《汴梁晚报》由4版扩版为8版。2001年1月1日起，《汴梁晚报》再次扩版，每周一、三、五为16版，每周二、四、六为8版。2001年7月2日起，改为每期12版。2002年1月1日起，《汴梁晚报》改为16版。当年7月1日起，《汴梁晚报》1版、16版升级为彩色印刷。2005年1月1日起，《汴梁晚报》由16版扩大为24版，全部版面都是彩色印刷。由于办刊有特色，《汴梁晚报》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多次在全国和全省获奖，成了宣传开封的重要阵地。
《汴梁晚报》正式创刊
此外，1991年我们又开始筹建报社的互联网。2002年6月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河南开封网”，实现了多媒体经营的新格局。
1990年到2003年，是开封日报发展比较快的时期。我只能说，开封日报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落伍掉队，我只是一位见证人而已。这期间，开封日报全体同仁始终秉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忠实做党和人民的喉舌”、“潜移默化、宣传政策；迅速快捷、传播信息；多姿多彩、反映生活；可亲可近、贴近群众”的办报方针，扩版《开封日报》，创办《汴梁晚报》，开通开封网，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开封日报社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供稿单位：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
曹海龙 ，1981年6月7日出生，汉族，男，中共党员。2005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同年8月进入开封市杞县湖岗乡政府工作，任科员。2006年12月至2009年3月在杞县县委群众工作部工作，任副主任科员。2009年3月至2010年11月借调至杞县县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2010年11月至今任杞县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