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词语是思想的化石。一个新词语的出现，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南朝文人用“性灵”替代“性情”，标志着性灵论的正式诞生。就文学表现人的命题来看，“性灵”一词绝不是要动摇性情论“根乎性”“发乎情”的根本，而是旨在否定“止乎礼义”的社会评判标准。性灵论发生在南朝，不排除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主要源头是汉末魏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反压抑的思想运动。魏晋时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的反抗精神，为南朝“性灵”风气形成的思想渊薮。性灵论的发生归根结底是魏晋以来反压抑运动在文学领域里的体现而已。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锺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讲：“锺嵘谓阮步兵诗可以陶写性灵，此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
有据于此，学界一直以来都主张锺嵘的《诗品》乃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的滥觞。以下三个问题，有必要在这里辨识清楚：
首先，锺嵘《诗品》作为性灵论缘起的依据。袁枚与刘熙载把性灵论的起源归于锺嵘的《诗品》，但总览《诗品》，锺嵘仅在评价阮籍时使用了“性灵”一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
作为一个孤证，把《诗品》认定为性灵论的起源，是不是有点武断呢？这就要看袁枚和刘熙载对性灵论的具体理解。袁枚是清代性灵派的主将，其对性灵的见解主要是针对两点，一是反对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论，二是反对以朱彝尊为首的填书塞典的浙派诗人。他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拟古、格调、用典、学问等都是诗歌的“堆垛”，与诗人的性灵无关。这样来看，袁枚对性灵的理解与《诗品》评诗的主要理念与标准是非常契合的。锺嵘主张“直寻”“即目”和“文已尽而意有余”，推崇“建安风力”，反对“雕绘满眼”，竭力标榜“思君如流水”“明月照积雪”等诗句，认为它们“羌无故实”“讵出经史”。从这个角度看，袁枚认为性灵论起源于锺嵘的《诗品》是能够成立的。更何况锺嵘在《诗品序》中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明、泰始年间“文章殆同书抄”的诗坛呢！刘熙载虽不是性灵派，但他主张“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题杨一丈诗文集二首》）以及“居品极上之文，只是本色”（《文概》）
的主张，不仅见出性灵文学思想的影子，也与锺嵘《诗品》的核心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他认为以性灵论诗的源头在锺嵘的《诗品》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做出这个论断，也许还有参考袁枚说法的因素。
以上所析，是就袁、刘二人所论，来看性灵论起于锺嵘《诗品》依据的。如果跳出清人的视域来看，还能不能把性灵文学思想的起源归功于锺嵘一人呢？锺嵘在《诗品》中的确提出了诸多的独创性见解，这些见解也的确为后世性灵论者所继承，但他毕竟对“性灵”一词使用得不多，也未能就“性灵”问题辅以必要的解说。因此，把性灵论的起源归于锺嵘倒不如归于塑造他的那个时代。这样，才有可能把性灵文学思想的起源看得更加清楚。
其次，南朝文人喜用“性灵”已是一种风气。锺嵘不是第一个使用“性灵”的，宋齐梁陈时期，“性灵”一词的使用已成为一种风气。除锺嵘以外，颜延之、谢灵运、何尚之、范泰、陶弘景、江淹、刘勰、张融、萧纲、萧绎、庾信、颜之推等一大批南朝文人都曾使用过“性灵”一词。据何尚之记述，谢灵运就常讲：“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
而较早使用“性灵”的，还有颜延之，他在《庭诰》中说：“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辱也。”
在《诗品》之前，还有一位著名的文论家在论文时多次使用过“性灵”，那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宗经》：“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序志》：“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在考察南朝文人使用“性灵”一词时，特别要注意先仕梁、后仕周、卒于隋的颜之推（531—？），《颜氏家训》中《文章》篇里两次用到“性灵”，兹录如下：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馀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此处详录《颜氏家训·文章》的两段话，用意有二：（1）颜之推由南入北，卒于隋朝，本就为新旧历史阶段的过渡人物。作为南朝文人，他当然熟悉“性灵”的使用风习；而作为入隋的文人，他又得面对新朝代开端的转变。因此，他对“性灵”的理解与运用实具有转变时期的范本性质。历史也是如此，颜之推以后，“性灵”一词就潜入了地下，迎来了长久的消退期。（2）颜之推是从批评的角度来理解与使用“性灵”的，指出了“性灵”的两个基本特质。就文学性而言，“性灵”是重“从容讽谏”与“入其滋味”，与“仁义”“功德”“建国”等功利性无关；就文学创作而言，“性灵”是“标举兴会”“果于进取”，无关乎“持操”。颜之推批评当世文士，“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恰恰是从批判的角度，精准而形象地概括出南朝性灵论者的文学活动。也正是因为对“性灵”看得如此准确与透彻，颜之推才告诫其子孙要“深宜防虑，以保元吉”。总之，从颜之推的《文章》篇中，我们既能领略到南朝文人标举“性灵”的风气，理解他们关于“性灵”的深刻理解与广泛实践，也能充分感觉出作为新风气的“性灵”运动已经是夕阳西下，来日无多。
最后，考察性灵论的缘起，不能把魏晋与南北朝割裂开来。从社会机理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来讲，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相对一致的历史时期。宗白华曾经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既然是气息相应、血脉相通的一个时代，那就不能简单地按照皇帝、年号、国名的不同，把它们割裂为三个时期。李泽厚、刘纲纪也曾讲：“从魏晋到齐梁美学的发展，比先秦或两汉美学的发展要复杂一些。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概念、范畴，这些思想、概念、范畴的产生和演变是前后相承，彼此交错的，有着各种复杂、细致、微妙的关联、统一和矛盾。”
就性灵论的缘起来看，它虽然是出现在南朝，但它所需要的文化土壤和社会风气却是汉末魏晋为之造就的。魏晋以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解放运动替南朝文人开垦出一片肥沃的思想良田，并替他们种下了即将发芽的种子，南朝文人收获了“性灵”的果实。郭璞《注山海经序》：“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
《世说新语》中记：“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向殷曰：‘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没有魏晋时期的“异果在我”“宁做我”等思想解放，难以想象南朝文人会提出“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的性灵主张。
研究中国性灵文学思想，最重要的任务是理清楚性灵论的要义；而理清楚性灵论的要义，首先就要弄明白所谓的“性灵”。而“性灵”呢，恰恰又是最难解的！林语堂也曾说：“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不知说什么性灵？我曰，精神是什么你可知否？朋友无辞以对。”
“性灵”何以难解呢？在林语堂看来，它属于像“精神”一类的“大词”，越是“大词”越是不好解，因为“大词”往往都指向一定的意识或观念而不是物。除此以外，“性灵”之难解，还有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从锺嵘的《诗品》到清代的袁枚，人们都只是强调文学必须表现性灵以及如何表现性灵，至于性灵究竟是什么，都未给予具体的说明。特别是南朝文人，他们创造这个词，运用这个词，但从未对这个词下过任何予以说明的按语。这一点，与先秦、两汉学者截然不同。后者不仅主讲“性情”，而且对“性情”给予了体系化的解释。二是自“性灵”这个词发明以来，那些主张性灵论者既使用“性灵”一词，也继续使用“性情”一词，这就给辨识者增加了无限的难度。清人认为性灵论发端于锺嵘的《诗品》，但《诗品序》的第一句却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性灵”等同于“性情”，那魏晋时期何以要发明这个新词？如果“性灵”有别于“性情”，那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如何解释性灵论者也使用“性情”这个词？
据上所述，把握性灵论的要义，必须要遵循两点：第一、“性灵”是一个“大词”。作为对“大词”的理解，关键在于清理出凝结在“大词”中的特定意识或观念。第二、“性灵”一词的诞生与使用。从“性灵”一词的诞生切入，结合后来性灵论者对它的使用，方能辨析它与“性情”之间的区别。概而言之，空谈“性灵”，并不能理解性灵，必须把“性灵”还原到它的诞生与使用中，还原到它与“性情”的关系中，才能看清楚性灵论的要义。
关于性灵论的要义，30年代学人的理解分为两类：周作人强调它的真，侧重于以真情实感来解性灵论；林语堂则强调它的个性，侧重于以表现自我个性来解性灵论。当代学者研究性灵论的成果也数以百计，但关于性灵的理解至今也没有突破30年代，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偏重于真情实感的。郭绍虞就讲：“把真实的感受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的真谛之所在。”
二是偏重于表现自我个性的。吴兆路说：“强调文学抒写性灵，重视作家表现个性，这是明清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显著特点。”
三是调和折中的，例如王英志在《性灵派研究》中就分真情论和个性论来分别论述性灵论的要义。
除此三类，还有两种较为冷僻的理解：一是认为性灵论中还包含着对文学创作灵感的重视。叶嘉莹认为，性灵论是“重在心灵与外物相交的一种感发作用”
。郭绍虞也明确讲：“性灵之说，不仅重视性情之真，同时十分强调艺术上的灵感作用。”
二是认为性灵论中还包含着对作家才气的充分肯定。叶朗曾说：“文学表现‘性灵’，不仅要表现每个人自己的真性情，而且要表现每个人天生的灵气、才气。”
以上诸种理解都有依据，但又不能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理解者皆把“性灵”的所指进行具体化、固定化了，同时忽略了把它还原为与“性情”的博弈关系。林语堂在《写作的艺术》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从关系论来理解“性灵”要义的出发点，尽管他说的是晚明性灵论：
十六世纪末叶，袁氏三弟兄所创的“性灵学派”成称“公安派”（袁氏三弟兄为公安县人），即是自我发挥的学派。“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
在这段话中，林语堂既发现“性灵”不同于“性情”，又看到“性灵”里面不排除“性情”的，这就切入到所谓的关系论。沿着他的这个思路，我们再从以下两点对魏晋时期的性灵论要义做进一步的辨析：
（一）“灵”字的含义。“灵”字出现很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了，《尚书》《国语》《左传》以及屈原的作品中都有使用。两汉时期，“灵”字同样也被广泛使用，而且朝廷建有明堂、辟壅与灵台。“灵”究竟是指什么呢？《说文解字》：“靈，巫，以玉事神。从玉霝声。靈，或从巫。”
这说明，汉代人认为“灵”与“巫”有关，或者就是“巫”的“以玉事神”。再看《说文解字》对“巫”的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雨里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按：后来有在女曰巫、在男曰觋之别）。凡巫之属，皆从巫。”
由此可以断定，古代“灵”字的出现应是源自于人们对巫的“降神”“事神”的命名与认识。“降神”与“事神”，首先是一种特殊的仪式，其次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巫在与神沟通的时候，其行为与言语都处于一种沉迷状态，完全不受现实与他人的裁决，自我陶醉于和神的对话之中。而巫何以具有这样的心理能力呢？就如其所事之神乃“无形”一样，人们无法加以解释的。因此，不难断定，“灵”的意思是指巫事神之时的那种暂时超越现实、迷于自我沉醉与表现，又让他人捉摸不透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能力，而能诱发巫出现这种心理状态与行为能力的，是他感觉与想象中的无形之神。当巫逐渐退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候，“灵”的所指主体就会由巫而转移，扩大到人了。谢绰《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窃惟人生最灵，神用不极，上则知来藏往，次乃邻庶入几。”萧衍《孝思赋》：“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
因此，“灵”是指人所具有的那种能克服束缚、应对自如而又捉摸不透的心理创造能力。这是南朝文人把“灵”与“性”进行组合的重要前提，林语堂把“性灵”的“灵”解为“个人的心灵”是讲得通的。“灵”就是那种每个人都有但又各不相同的，捉摸不透、不受拘束、活泼泼的心理创造才能。
（二）“性灵”的含义。“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管子·内业》）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礼记·乐记》）。就人心的创造能力而言，先秦两汉学者早已做过深入的探讨，并由此而进一步延伸出对“性”与“情”的讨论，形成所谓的性情论。正如前文所述，两汉学者无论是讨论心还是讨论性情时，都是着眼于社会秩序建构的需要，强调从整齐划一的社会角度来认识人心，认识人的性情，目的是要给社会教化构建其理论依据与运作机制。但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他们较早地发现了诗、乐、舞等文学艺术活动，与人心、与性情之间的紧密关系，并着手从理论上建构了这种关系。南朝文人把“性”与“灵”组合为“性灵”一词，难道是为了推翻这种关系吗？是为了否定文学与性情之间的紧密关系吗？他们显然不会傻到以“性灵”来推翻文学与性情之间的这种基础性关系。那他们抓出“灵”字组成“性灵”的用意是什么？这就要联系到上文“灵”字的含义了。既然不能推翻文学与性情的基础性关系，又不愿意按照两汉学者“五性”“六情”那种标准、刻板、脸谱化的模式来讲文学与性情的关系，南朝文人的智慧促使他们创造出“性灵”这个新词，当然，他们是继承了汉末魏晋以来精神世界遗产的。
总之，南朝文人所用的“性灵”，既包含对文学与性情关系的接受，又体现出对两汉性情论的反动。推崇心理创造才能的不受拘束、捉摸不透、活泼泼的个体性，也就意味着强调驱动心理创造的人性和情感的自然、真实与独特。如果说性情论是以社会的、统一的视角来建构文学与性情的关系，那么性灵论则是从个体的、差异的视角来建构文学与性情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抹去了“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的伦理规范与社会规训，表明自然、真实、个性、活泼的性情表现的文学观念崛起了。至此，也可以解开性灵论者关于“性灵”与“性情”同时使用的历史“悬疑”：当他们要表达文学与性情的一般关系时，往往用的是“性情”；但他们要强调文学与性情的新型关系时，一定是用“性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