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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种反压抑的思想来说，社会一旦解除了内在的压抑结构，那这种思想的诉求自然就被削弱了，它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存在。陈寅恪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基于融合南北朝的客观需要，唐代既没有把社会思想文化定于一尊，也没有把国家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是以开放之胸襟、自由之态度赋予各种思想学说的存在合理性，维持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博弈，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大一统社会的压抑结构，为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砥砺、融合与创新创造了重要条件，也是唐宋时期文化繁荣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魏晋时期以反人性压抑、诉求作家个性为旨归的性灵文学思想，到了唐宋时期就丧失了它的社会文化语境，变得无足轻重了。但是，只要人类文化生产的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那么，文化对人的压抑就不可能从根底上被解除，即使文化生产的多元化也无能为力，它只能改善这种压抑而无法彻底解除压抑。对于大多数的唐宋文人而言，尽管宽松、开放、包容的社会赋予他们自由思考与任性表达的便利，但他们也要时刻面对来自两个方向的压抑：一是参与思想之间博弈的压抑；二是前辈文学成就的压抑。因此，唐宋文人虽然没有再高举“性灵”旗帜的必要，但不代表他们也没有释放的诉求。韩愈的“以文为戏”和杨万里的“专写性灵”，就是性灵文学思想在唐宋时期的两种延续。
唐代文人心胸宽广，所以敢讲“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
；唐代文人又十分自信，所以能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宽广，意味着文学主张的多元与包容；自信，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个性与自由。因此，唐代人论文学，虽偶有用“性灵”一词的，但影响已经非常微弱了。例如：
东道有佳作，南朝无此人。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高适《答侯少府》）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杜甫《解闷》其七）
唐宋时期，“性灵”一词在话语层面的这种式微，说明文人阶层已经无需再要借助于它来为文学活动争取自由表达的欲望与权利。直接导致这种转变的，是朝廷对文学的开放与包容
。“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抒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
姚思廉的评价，虽然有“大”“小”之分，虽然有儒家性情论的基调，但并没有否定性灵论的主张及其价值。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立场与包容姿态，在魏徵那里得到了更加具体的表达：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在文学发展的总目标上，魏徵虽然服膺儒家的“尽善尽美”，但他给文学拟定的发展路径不是打压“异自”，而是“各去其短”“合其两长”的包容式创新，这与两汉经学家的性情论文学观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表达也见于初唐诗人对诗坛的概括，杨炯曾讲：“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有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
当然，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学政策有着一个极其坚实的基础，即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开放与包容的。有唐一代，朝廷基本没有把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定于一尊，而是儒、佛、道三家皆取，形成思想之间相互砥砺与竞争的“三教合一”之局面。高祖李渊立朝，便认老子为先祖。高宗李治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改老子生地鹿邑为真源。太宗李世民既遣玄奘去印度取佛经，也命孔颖达整理儒家之经典，编成《五经正义》，奉为儒家学说的教科书。尽管中唐武宗时期出现了反佛灭佛的运动，但其时间也不长，社会很快又恢复了儒、佛、道的自由博弈阶段。宋代尽管倡导“一道德，同风俗”的理想，但那主要是针对民间的淫祠淫祀与妖言惑众的泛滥，就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来看，朝廷延续的主要是唐代制度，取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才有书院和讲学风气的大起。即使是程朱理学，朝廷也没有直接去干预，而是默认它与陆九渊理学之间的学术竞争。这种较为开明、开放的意识形态，赋予人们更多的选择自由，塑造出唐宋文人阶层“进则儒”“退则道”“逃则禅”的精神依托，有效缓解了社会现实与个体之间的压抑性冲突。
尽管如此，唐宋文人在追求自由创造的道路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障碍的。只不过他们所遇到的障碍不同于两汉而已，而是更多的来自于文化生产的自身问题。具体而言，唐宋时期的压抑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种思想之间的博弈给思想生产者造成的压抑。从理论上讲，思想具有排他性，唯有依靠这种排他性才能标识思想的自我身份，这就决定思想一旦进入观念的博弈领域后，要严格约束它的实际生产者。约束并不仅仅是要求生产者绝对成为特定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同时还要求生产者成为特定思想的解释者与传播者，思想之间的博弈要求生产者能够不断赋予思想的创新，以便立于博弈中的不败之地。总之，思想的生产规律和博弈规律，依逻辑而言，它是排斥生产者的骑墙与来去自由。每一种思想天生就带有极权的野心。这种野心决定了所有生产者都必须选边站队，都必须相互砥砺，恪守自己维护思想的职责。南宋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不仅未能调和朱熹与陆氏兄弟之间的思想矛盾，反而加速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
思想的这种排他性野心，很容易让思想之间的博弈越出说理的边界，滋生出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手段。唐代武宗朝的“会昌灭佛”事件，尽管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掺杂，但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表明，道教徒们的策划与诋毁才是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排毁释氏，而拆庙之请行焉”
。
因此，思想之间的博弈，既会给予生产思想的主体以强大的理性力量，同时也会增加他们固守思想的潜在压抑。在这种压抑状态下，很少有思想的主体能真正做到在各种思想之间自如穿梭。调和思想之间的博弈，从理论上讲，是主体的一种理想，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努力。即使像苏轼这样的作家，人们认为他是儒、释、道兼取的，钟情于他作品中的儒、释、道的意味，晚明性灵论者也是诗宗白居易、文宗苏东坡的，其实，能不能反过来看呢？苏轼作品的艺术魅力，恰恰不是来自于它呈现出多么丰富的儒、释、道意味，也不是作者调和儒、释、道的技巧，而是那被压抑、被撕裂的主体的深深焦虑与恣肆放纵之表现。此外，对真正的理性主体而言，思想的博弈要求他必须把思想的合法性尽可能地最大化，甚至是绝对化，而思想一旦越过它自己的适用之边界，思考就变成了激情，情绪就替代了冷静的理性，这就必然导致主体本来是通过思想来收获干预现实的快乐，结果却同时收获了清醒后的无奈与痛苦。韩愈从旗帜鲜明地讲“文以明道”转而变为替“以文为戏”辩护，就是唐宋文人阶层最典型的例证。
二是前代诗人与新诗人之间的博弈给新诗人造成的压抑。唐宋时期是千帆竞发、群星璀璨的文学时代，宋代还出现了典型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以前，我们都习惯于用时间的序列把新诗人的成长看成对前代诗人的继承与发扬，总以为他们之间是平铺直叙的借鉴与创新的文学发展关系。但是，布鲁姆却认为新诗人与前辈诗人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博弈的关系，每一位新诗人都要面对来自前代诗人的压抑。对于新诗人而言，前代诗人始终意味着优先，意味着权威，意味着风格的同化与个性的消解，前代诗人是爱和竞争的复合体。它们赋予新诗人以压抑与焦虑，同时又激发出新诗人修正他们的强烈动力。布鲁姆曾引用马尔罗的话说：“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
这种前代诗人所带来的压抑在唐代诗人的“以诗论诗”中几乎俯拾皆是，试举几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杜甫《偶题》）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杜甫《解闷》其五）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杜甫《解闷》其六）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韩愈《调张籍》）
面对这种来自前代诗人的压抑，每位新诗人都不甘心束手就擒。他们深知只有彰显自己的个性，才能从前辈们笼罩着的阴影中突围。杜甫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而杨万里则讲：“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乾近诗》）
当然，前代诗人的压抑也不完全都是艺术技巧与艺术风格的问题。技巧与风格，就每个诗人而言，其创造虽然与他的个性、才能密不可分，但终究是他诗歌观念的外在化呈现；而就一个时代来看，技巧与风格的接受与传播，一方面需要这个时代相应的诗歌观念作为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这种相应的诗歌观念。因此，前代诗人的压抑，表面上是具体的，是技巧与风格组成的文学成就，而背后则是抽象与观念的，是文学观念层面的权威。白居易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带有瓦解前代诗人文学观念压抑的性质。他在书信中曾与元稹这样讲：“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夫！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