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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的情势分析”，旨在通过对“世情—国情—党情”等现实背景的考察，凸显民生问题是一个受到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全球性时代课题，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民生问题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的巩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更是维护和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不竭源泉。
“民生问题无国界”，民生是当代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是当前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或政党普遍面临的一个价值追求和发展定位。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就通过对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进行了实证调查，得出的结论是：21 世纪人类的生存战略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生存和幸福”
。新世纪伊始，一个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主组成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专家组，共同完成了一份题为《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的研究报告，其中郑重指出，“太多的时候，我们混淆了目的和手段”，“为追求GDP增长，我们可能最终造成一个国民生活状况更糟的社会”
，今天的发展必须改造这种状况，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应是“让我们更幸福”。可以说，提升人的生存状态，让人们生活更幸福，已是 21 世纪人类共同的追求和文明共识。
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政党史，可以发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各国执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依据，世界各国的民生矛盾演绎着世界执政党的兴亡更替。民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世界各国人民都在致力于发展和改善本民族、本国度的民生问题。虽然解决民生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一种公共服务、基本职责乃至施政的最高原则，但由于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民族传统文化等各不相同，民生问题呈现多种样态和情势，其解决办法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各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民生问题的诉求则集中表现为生活物质资料的发展丰富、利益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护、人民权利的捍卫上。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国家凭借其工业化的经济优势，纷纷采取发展社会福利的办法，使尽可能多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免受生活困顿、穷苦潦倒的困境，从而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和冲突，维护了国家的稳定，维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比如北欧、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民生保障与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缓和了社会矛盾，奠定了长久的繁荣与和谐。新加坡、韩国等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将关注重点放在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上，同样走上了文明与和谐发展之路。同样，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经历 20 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后，因未能很好地关注民生问题的发展变化，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结果丧失了持续大发展的良好机遇。因此，民生问题不仅是民众个人及家庭的生计、生活问题，而且已成为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国家发展进步与政权兴亡的根本问题。
虽然发达国家提升民众福利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没有消除，真正的民生目标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落实。其中“单向度”的物质追求、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发达国家发展民生的两大难题。
现代社会是由资本为其奠定世俗基础并指定努力方向的。在资本逻辑的指引下，不断满足物质需求成了个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追求，而几乎无暇顾及文化、精神需求，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整个社会缺乏关爱和信任。在这个物欲无限膨胀的时代里，人们只知道不断追求物质享受，对物质的欲望已经变成一个无底洞，统摄了人的所有一切想法和行动。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再关心除自身经济利益之外的东西。人一方面失去了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活本性，另一方面人逐渐丧失了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不再关心自身以外的世界。而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丧失给国家公共权力向社会公共领域扩张提供了机会，而这又会进一步了削弱个体的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等权利。
不仅如此，在资本逻辑即利润最大化逻辑（自然资本化、环境资源商品化）的指引下，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不惜牺牲生存的第一环境，造成公共生态环境的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往往通过以下三重矛盾表现出来：资本无限扩张本性与自然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资本运行节奏和周期与自然界运行节奏和周期之间的矛盾；资本全球扩张与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在化）之间的矛盾。人类不仅大量消耗了能源，还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目前，全球性的温室效应、世界性水源危机、森林惨遭毁灭、臭氧层变薄、物种相继减少等等问题层出不穷，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
我们再来看看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民生问题的诉求集中表现为生活物质资料的发展丰富、利益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护、民主权利的捍卫上。比如非洲，自二战结束至今，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生活质量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平均收入都出现了下滑。据统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0％，但非洲经济仅占世界经济的 2％左右。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写的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多数非洲国家的排名都比较靠后。除了贫困，困扰非洲大陆的还有政治制度脆弱、治理不善、腐败、暴力、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非洲很多地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再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工业化起步都较早，但是截至目前，整个工业化水平还很低，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依然是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为主，仅有的主要的工业部门还被外国资本或者外国移民掌控着。而且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均最严重的地区，富有的 1％的人口占有总收入的 40％—47％，而最贫穷的20％人口仅拥有 1％—2％的财富。20％左右的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他们长期失业或者只能在报酬极低、劳动条件很差的非正规部门谋生，生活水平非常窘迫。在政治上，拉丁美洲主要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民主转型，自由和人权逐渐得到尊重，但是目前他们的民主转型进程还不够稳定，国家充斥着大量政治暴力、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维护社会稳定、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拉美国家的重要关注点。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着社会进步程度和政权兴亡。只有代表民意，倾听民声，关注民生，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并落到实处的政权，方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其政权才得以巩固。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民生大于天”。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这里的“社会职能”无疑包括政府的民生建设与民生改善职能。“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执行社会职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民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性的范畴，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内容，其关注程度和解决方式也有所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人民群众头上压着三座大山，那时社会最大的民生建设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拯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贫困的旧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民生。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物质还相对短缺，国家财政极其困乏，那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壮大经济规模，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综合性经济指标不断攀升，GDP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外汇储量世界第一，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收入，经济实力大增。我国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时期，只有通过发展民生才能解决“矛盾”。“矛盾”的凸显有其主客观原因。
首先，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民生诉求不均衡。民生连着民利，改善民生的核心就是民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和阶层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变动，并呈现出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异质化的新趋势。虽然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民生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资源、利益的不合理分配，社会差距日益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上，“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五个与民利直接关联的问题，以期解决民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以“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其次，民生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发展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和内需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明显滞后。消费和内需的不足已经明显制约我国经济继续平稳健康运行和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能让民众得到实际利益，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的经济发展就会失去意义，也难以持续。实际上，民生是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指南针”，持续不断改善民生，能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调动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能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内生动力。既要通过发展经济，为持续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持续不断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效需求，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为了促使经济继续健康平稳运行，发展民生、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对民生的需求，生存型民生需求日趋弱化，发展型民生诉求日渐凸显。“从人的存在性质来讲，人具有生存和发展两种基本需求，相应的，民生也包括满足生存需求的民生和满足发展性需求的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观念不断更新、消费结构日益升级，从原来的追求温饱到实现小康生活，从原先满足于手表、自行车到追求电脑、私家车，从满足于基本生活物资到追求发展型、享受型的生活资料。“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可见，人们不仅需要生活得更好，还需要发展得更好，民生诉求趋向多元化的发展。但我国现有体制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配方式还无法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生发展型和多元化需求。
总之，在这“矛盾”凸显时期，党和国家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方针政策，加大了对民生的关注和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髙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民生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关乎人心向背、关乎执政党执政的社会根基。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都必须将民生问题的解决置于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首先，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马克思坚决摒弃英雄史观，主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因此，一切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一切发展成果也应由人民群众共享，作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理应将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或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服务宗旨和基本职责。中国共产党执政活动价值维度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果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那么民生问题就成了最大的政治，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始终是党的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方向。可以说，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其次，改善民生是奉行党的执政理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本质要求。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实质是依靠谁、依靠什么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现阶段，我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等民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切实表现。是否时时刻刻关注民生、千方百计保障民生、竭尽全力改善民生，成为检验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执政理念端正与否的试金石。
我们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从来都是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第一位的目标，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毛泽东早在 1934 年就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当作“最大的政治”，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作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江泽民从党的建设的高度表达其民生思想，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贫穷，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胡锦涛把关注与改善民生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确立了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新时期执政理念的核心目标，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才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实现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历史经验都反复证明一个执政党的“历史铁律”——人心向背是决定政党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必须致力于关注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事实证明，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之所以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给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切切实实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反观一些失败的政党，比如连续执政近 80 年的前苏联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政权解体、分崩离析；拥有“万年执政党”之称的日本自民党在大选中惨遭失败。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解决得不好，因而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凡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执政党，执政地位就会巩固、长久；凡是脱离民众、不改善民生的执政党，执政地位就会逐渐丧失，乃至亡党亡国。
再次，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不竭源泉。“人类特定政治生活安排需要某种合法性的支持和证明，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的一个通则。”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特定历史阶段执政主体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执政基础性课题，它是一个不断变迁的历史范畴。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依据，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就是说，一个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键取决于执政的合法性，即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可程度。一旦执政合法性得到确证，获得民众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的赞同与忠诚，就可以使执政主体获得稳定的执政根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本身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它同样面临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苏东剧变的深刻根源就在于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基础甚至存在的合法性。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看，影响执政党合法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或施政理念是否正确因而能否获得民众认同；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公正合理因而能否获得民众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执行力是否到位因而能否得到了民众的肯定；执政党与政府公共形象是否具有德望因而能否得到民众的信任等等。不仅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来源和获得方式，是不断变动和转换的，执政主体只有适时汲取新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才有可能防范合法性危机，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因此，“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但无论影响执政党合法性因素有多少，也不管执政合法性基础和获得方式如何发生变动和转换，最核心和始终不变的一条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并能长期执政的一条重要经验，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不断获取合法性资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在当前，民生问题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群众利益最直接的表达，它既体现着人民群众具体的、直接的利益，又关系到人民群众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从表面上看，衣食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都是个人小事，但从深层次上看，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又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它关系到民心向背、人心所向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以获得人民支持，是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不竭源泉。
马克思的民生观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产生一样，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其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民生观、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民生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民生观，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民生观。它们为马克思民生观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理论资源和灵感源泉。
考察启蒙思想与马克思民生思想之间的理论渊承关系，关系到马克思民生观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原初语境，关系到马克思以后理论发展的价值定向。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以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思想家为代表的，他们对人的理性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认为人性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精神方面即人的意识自由。“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
启蒙思想的最大功绩在于把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张扬了人的理性与个性自由。他们主张用“理性”取代“信仰”，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并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理性”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视角关注民生问题，体现了启蒙思想家民生观的根本特质。
首先，宣扬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思想原则，体现了丰富的自由主义民生思想。在伏尔泰看来，人生而自由与平等，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在卢梭看来，人的固有本性不仅体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关爱上，更体现在追求自由的生活和享受平等的权利上，这也是人们必须加以捍卫与争取的。卢梭还在人道中祈祷神圣所赋予自由的实现，引导人们去积极追求自由、公平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实现民生中的生存平等、权利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
其次，在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民生观中，更加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并被赋予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它关心实现民生的平等、自由与思想上的解放。卢梭认为，人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本性的生活，它和知识、财富地位无关，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处境。
马克思的民生思想与近代启蒙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思想关联和理论渊承，后者的丰富思想为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定向，提供了思想前提和价值基础，型构了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发生学语境。对此，日本学者成塚登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法国的启蒙思想”，“马克思的立场较之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立场更加表现出对法国启蒙思想的亲近性”
。悉尼·胡克由此断言，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产儿”
。过去我们非常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德国哲学渊源，实际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本身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1）青年马克思曾有一段信奉和坚持启蒙原则和思路的阶段（主要是指 1835－1843 年退出《莱茵报》时期）。早在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工作的启蒙理想，表达了在职业选择问题上的主体能动性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想情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导原则无疑是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彰显了自我意识能动性、否定性这一理性的批判力量。《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仍然坚持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来评判和规定现存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本质依据。他诉诸“人民理性”，捍卫出版自由，批判书报检查等专制制度；诉诸“理性之法”，批判“利益之法”，强调国家与法都要符合“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体现了明显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流露了他对启蒙思想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代表人类终极价值取向的极大认同，他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基本的前提性条件。
当然，自从马克思遇到“物质利益难题”之后，便转入了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民生思想，正是这一批判的理论成果。但马克思早期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人道主义民生思想作为价值取向仍然潜隐在其后的理论著述中。
“绝对精神”是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绝对无限之实体，它通过“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在自我运动中展现自身。绝对精神从逻辑学过渡到社会、国家领域体现了其自我运演的内在行程。黑格尔的民生思想就是建立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体现在他对劳动与分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一系列的论述之中。
首先，黑格尔在劳动与分工的论述中，阐明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人的社会性特征。黑格尔“把人的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是“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真正的人的自我形成正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整个世界历史便是人在劳动中经历的漫长的对象化、外化和扬弃这种外化的过程。在这里，劳动作为一种征服自然、获得物质资料的方式，是满足需要的中介手段，它通过“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质”，使之符合人类的目的与需要。虽然黑格尔所说的劳动仅仅是精神活动，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人的主体地位确立的活动。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黑格尔认为，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不仅促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还满足了彼此的不同需要，从而使人们处于一种普遍关联、交互作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彼此需要的交换体系中，每个人都是社会联系锁链中的一环。这样，满足需要的劳动使人们具有了社会的、普遍的性质。
其次，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论述中，不仅揭示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分裂困境，而且提出以政治国家这一普遍的“伦理实体”来统一和弥合“社会生活”分裂的途径。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造就了追求私利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这一独特领域，而人成为世俗生活领域中的追逐私利的原子化个体，但是，一个分裂的、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无法成为人类最终的生活状态。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生活的这种无序状态只有通过政治国家才能加以解决。因为政治国家是客观化了的精神，体现了总体性的普遍伦理，这是一种不丧失“特殊性”的“普遍性”原则。实际上，黑格尔在这里已经触及到了分裂的社会现实如何实现整合与统一的现代性生存困境，并认为只有在现代国家中，才能真正消除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而达到伦理总体性。
然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并未能使现代生活的分裂和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是出发点的错置，即认为理念是独立的，而现实的市民社会却是“理念”运动的结果；二是以代表“伦理实体”的现代国家来解决和弥合市民社会的矛盾和分裂时，只是在“观念”中“扬弃”了这些矛盾。因为当他把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分裂与矛盾导回到具有伦理总体性的“政治国家”中加以解决，实际上依然是在理念的自我运动中获得了一种观念的或“理论式”的解决，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如故。马克思正是在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生思想。
费尔巴哈哲学的首要功绩，在于他通过对黑格尔理念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将考察民生活动的视角和基点由“绝对精神”转到“以自然为基础的人”，阐释了其人本主义的民生思想。
首先，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追求民生幸福的动力乃是满足生理欲望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是根据他的“感性—对象性学说”来确认人的存在的感性现实性。他认为，主体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和客观的本质。人首先以自然界为对象，人必然与其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就是人之固有客观的本质，而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本质之公开展示和外在证明，因而自然界就是人之感性现实性的确证。在他看来，作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它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食欲、性爱、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等自然本能，因此，人应该在满足自然需求中实现生活的幸福。费尔巴哈把这种满足“合乎人之本性”中获得幸福的欲望叫作利己主义，并将其视为人之永恒不变的固有本性，认为追求民生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其次，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类意识”属性的社会存在物和文化存在物，后者确证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意识”“类存在”理解为一种基于“我—你”基础上的关系性存在，这种关系性存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需要、通过“爱”的联结构建的，其基本形式乃是感性直观。因此，费尔巴哈所说的利己主义不单纯是个人的利己主义，而是“我”的利己主义与“你”的利己主义的统一，即普遍的利己主义，所谓维持整个族类的共同之“爱”。为此，费尔巴哈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的道德原则，就是合理地节制自己，对人以爱，反对损人利己和阶级压迫。实际上，费尔巴哈所说的“爱”的关系主要还是由肉体的自然需要决定的人们之间的情感与性爱关系，实质上只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认为，人还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文化存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特别地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认为“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
。
尽管费尔巴哈思想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但他所确立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本体论立场，指出了一条恢复感性世界和唯物主义权威的新途径，这对于青年马克思摆脱对黑格尔的依傍，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引起的“苦恼的疑问”，奠定了一个“感性—人本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抽象的人走向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因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起源于 16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适应，空想社会主义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6 世纪和 17世纪，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时期，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早期无产阶级要求的“象征、表现和先声”；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手工工场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把社会主义思潮推进到了中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其主要代表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前人不同，他们采用详尽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论证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构想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之一，三大空想家的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和弊端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大量前瞻性的论述，进行了充满理想的描写和构想。
一方面，他们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富对立，以及无产者民生困苦的悲惨境地，揭示了民生疾苦的制度根源。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政治上，它是新的压迫制度；在经济上，它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的基础上；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它是一种残酷的利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傅立叶视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地狱”和“贫困的温床”，历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丑恶的一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颠倒世界”，它“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渊薮”。欧文认为，私有制、宗教以及建立在这二者之上的现代婚姻，是资本主义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在这“三害”之中，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灾难和罪恶的最主要原因。在欧文看来，宗教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宗教；婚姻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虚伪的婚姻，而产生灾难和罪恶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私有制使人成为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因此，要想消灭罪恶和灾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整个私有制度，对这个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
另一方面，在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实业制度”是圣西门所设想的人类理想的黄金时代，是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人类最美好的“和谐社会”制度。圣西门指出，实业制度是人们享有最大程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人们生活得到最大福利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傅立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制度。这一制度是以情欲引力、协作生产、均衡分配、阶级融合为其基本特征的。“新和谐公社”则是欧文所设计的“千年王国”。欧文把他的“新和谐公社”描述成人人有知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幸福、团结友爱、自由平等这样一个社会，期望通过这个“理性社会”把邪恶的、懒惰的和贫穷的人变成有道德的、勤勉的和自由的人，使所有的人变贫穷为富有、变无知为有知、变愤怒为仁慈、变分裂为团结，进而达到使公正与道义、坦率与公平支配这些社会组织的全部活动这样一个目的，“而现有制度的错误所产生的一切邪恶将全部绝迹”。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得极为宝贵的材料”；他们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
。可以说，基于人之本性的超越性维度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批判性揭露和未来社会的理想性设计，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最富价值的启示，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吸纳和融通。由于时代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和创造，将现实社会的困境和未来社会的理想抽象地割裂开来，他们始终无法找到从资本主义“病态社会”到未来“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陷入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的泥潭。而马克思坚持现实历史的原则和历史实践的致思取向，把人的现实性的存在境遇和对人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之价值诉求，置于人的实际生活世界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并经由人的自由自觉地实践活动内在地关联起来。因此，马克思社会理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观的超越是必然的。
民生问题研究的公共性视域，表明了民生问题与公共性问题两者之间的本质一致性，它体现在民生问题的产生，往往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公共性政府的建设或重塑。就马克思哲学而言，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公共性思想，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公共性信念、公共性理想为主题的理论体系，而且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有着与西方政治哲学不同的地方，这就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即公共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通常而言，民生是一个较为私人化、个体性的生活话题，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可以从私域性的角度进行考察。但正如私人、个体离不开他人、社会，市民社会离不开政治国家一样，民生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性的视域来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民生问题凸显是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民生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加强公共性方面的建设或重塑。
首先，从民生与公共性的关系上来看，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可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而社会建设的中心是公共性建设，因此，民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公共领域包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建设与积累。可以说，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公共性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促进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且是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其次，从民生问题的产生来看，民生问题往往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民生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公共性的缺失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仍是短板。这种供应不足最明显地表现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总体水平偏低，出现了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巨大缺口。一些专家据此认为，我国已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时代。这是我国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大量欠账，其增长速度大大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过大。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着三个倾向：从劳资分配关系上看，资方的财富日益集中，而真正流向劳方的财富相对稀少；从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上看，政府一方收集的财富大大超过社会一方所供给的财富，所谓“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从行业财富分配来看，垄断行业财富不断集中，而普通行业所占的财富相对较少。可见，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瓜分了甚至独占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大多数民众则难于公平地分享和惠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健全和完善。无论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还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都表明民生问题的产生和形成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
再次，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公共性政府的建设或重塑。它包括：（1）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民生之源，公共性应当是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增加公共产品的总量，但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凸显。因此，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增加公共产品、扩大公共服务，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完善和强化公共政策的民生价值取向，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根本要求，以期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入民生发展新时代以后，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就集中体现在公共政策的民生取向上。就是说，不断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了民生时代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基本导向。（3）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优先发展的方向。“公共财政”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好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保障基本民生、满足公共需求。“民生财政”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它以改进民生、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为目标。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本来就应该是民生财政，应向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倾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推进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的回归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富国”到“富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因此，改善民生是新时期公共财政最现实的着力点，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的优先方向，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哲学就其本性而言，都在努力关注和追寻一种公共性。这种努力自古有之，西方古代哲学力图从感性世界中寻求一个实在“本体”，企图追索世界万物由以产生并消逝于此的共有始基或本体承诺。如：关注社会公众、政治国家甚至人类整体的命运和前途，追求人类公共价值、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因而都具有公共哲学的性质和本质要求。黑格尔曾说过：“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成私人艺术来研究，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的哲学一样，也极其关注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只不过公共性在唯物史观中是以蕴含性的方式存在的。
之所以要从公共性的维度或视角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于当代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它使得我们从当代语境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成为可能和必要。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加剧，全球变暖、技术异化、政治认同等全球性公共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性理论作为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自我反思，日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热点。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推进和转型升级，我国的市民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育，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政府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摩擦也日益突出，这使得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性问题不断凸显。比如：公共权利与公共权力各自的合法性认同和重建问题，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问题等，因此，从公共性角度反思历史和现实问题成为时代潮流。这就为我们从公共性的维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时代背景和必要条件。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不断凸显的公共性问题，我国理论界更多的是从西方政治理论家如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的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和研究灵感，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共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这方面的理论论述却往往忽略了。因此近年来，随着公共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凸显，我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日益关注并加强对公共性问题的探讨，公共性问题研究已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生长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否存有关于公共性方面的理论视域和经典论述？如果有，这些论述与那些同样关注公共性问题的思想理论，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相比较，对于我们阐释和解决当代公共性问题有何优越性或更大的合理性？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使用过“公共性”一类的词汇，但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公共性思想。不论是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之立足点的“社会化的人类”，还是视为未来社会价值目标的“人类解放”，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公共性信念、公共性理想为主题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有其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特殊之处即异质性，那就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坚持公共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体现了马克思在其理论创制过程中所代表的社会人格。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思想家特别是政治哲学思想家，其所创建的理论立场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和完全中立的，它总是从一定的社会存在出发，反映这种社会存在并对社会现实起着维护或批判的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反映的社会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对这种社会存在所做的理论化表达究竟是代表了何种社会人格？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发声？
首先，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与他对社会存在的实践世界观直接相关。马克思把社会存在“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类实践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必然展开。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不是先在的、预成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创生的自为的物质存在形式。这样的社会存在一定是人民的存在，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也即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过程。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与此相适应，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这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也只能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在这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是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按照唯物史观，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财富、精神文化财富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它突出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创制的唯物史观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科学的历史观，体现了唯物史观鲜明的阶级性以及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公开申明自己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批判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解放事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把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
其次，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还与他的物质生产劳动学说密切相关。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是在继承、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关注和重视到了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忽略了的劳动者及其重要作用，解蔽了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抽象化、神秘化了的资本生产的政治本质，阐释了劳动在社会产生和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创立了劳动者即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结论。正如阿伦特所说：“马克思学说真正反传统的倒是一个未曾有的侧面，即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 19 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 19 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做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
正是马克思的劳动学说使劳动者成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和政治公共空间的主人，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维度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转换为消灭了阶级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全人类的解放”，而且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公共性思想之价值立场和立足点的根本转换。
再次，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使其理论成为指证资本主义罪恶，实现人类解放的最强音。凭借马克思的出身、学识和能力，完全可以进入社会的高层，过着优越的上层生活。但马克思终生穷困潦倒，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自嘲“世界公民”，不为当时的“文明社会”所吸纳。正是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成为一位名副其实地站在穷人立场上、代表最广大民众向富人进行抗争乃至宣战的精神领袖；正是这种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始终关注现实民众的生存境况，深入传统人道主义者没有关注到的无产者阶层及其经济生活领域，并促使他为解决《莱茵报》工作期间产生的“应有和现实”之间的“苦恼的疑问”，而专心致志地转向世俗市民社会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正是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一反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柏拉图——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一知识论正统，而从现实生活实践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正是这种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指证资本主义不和谐社会的最强音，成为 20 世纪以来处于深重灾难境遇中的中国民众广泛而迅速接受和认同的“精神精华”。
为什么从公共性视域考察马克思的民生思想？主要根据在于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与民生思想之间本来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但需要我们去阐发。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民生思想。无论是马克思揭示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以及交往实践的公共性意蕴，还是他关于公平正义、共建共享、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共性价值理念，都与广大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中，也关涉到并依赖于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马克思对民生问题的现实批判与理想建构，都离不开公共理念、公共精神、公共社会环境与制度等，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民生观，是一种以实践为根基的公共民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