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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言中，就本论著所选论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主要内容做一简要叙述。
民生即民众的生活或生计，关系到人民群众最为关心、最为现实的利益问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因此，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人类社会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基本温饱、衣食无忧再到全面小康、生活殷实，每一步的发展都是民生的进一步改善，标志着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的程度，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史，就是一部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发展民生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有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的说法，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紧密相关。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核心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嬗变，凡是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殷实，则天下太平，国家昌盛；凡是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则社会动荡，最终逃脱不了一个个王朝衰弱或灭亡的命运。古人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因此，保障与改善民生诉求，追求民生幸福，历来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社会根基和不竭动力。
第一次明确提出民生范畴的是孙中山，其民生主义思想为民生范畴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将其提升到国家大政方针乃至民生史观的高度。“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民生的“民”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当代中国而言，就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和社会进步的基本依靠力量。民生的“生”就是生活，既包括生活过程，也包括生活条件；既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包括满足这些生活所依存的人文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因此，保障民生就是保障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最为基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既要保障他们基本生活过程的正常进行，也要保障他们满足生活的基本条件；既要保障他们生活的人文社会环境，也要保障他们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
民生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所达到的民生水平和面临的民生问题都会不同。但按照民生水平的层次性要求，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生存问题即温饱问题，它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比如：衣食住行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生老病死作为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其次，民生问题表现为发展问题，包括人民发展机会均等、基本发展能力提升、基本权益得到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更高层次的民生发展需求。比如良好的教育、公平的收入分配、高质量的就业、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自由平等的发展空间、民主的政治体制与法制环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民生问题改善的最高目标，是所有人民获得的幸福感的最大化问题。总之，改善民生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源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因，实际上就是从解决当时迫切的民生问题开始的。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沿着不断解决和改善民生问题的历史轨迹艰难探索和行进的。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思想；从“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国梦，新时期的观念变革和发展理念创新，始终是围绕民生问题而展开的。当前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首要的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益聚焦在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上，即“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它将继续引领着中国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全新发展阶段。
同时也应该看到，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由于我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超赶型、浓缩型的现代化，加上长期以来我们改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主要关注于追求GDP的增长上，而改革的民生取向以及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角色扮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源分配不公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性短缺，最终都以民生问题的方式凸显出来，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
事实上，民生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经济财富的增长与积累，它还与社会制度安排、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等公共性环境、规则，以及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而社会建设的中心是公共性建设。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应该将公共性视域映入眼帘，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和壮大公共性领域。本著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为基本视域，考察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本选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该课题具有基础理论研究上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问题研究”，是一项以现实重大问题带动和拓展基础理论研究的选题。虽然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讨论过民生、公共性等概念，但重视人的发展、关注人的生活、关心人的利益、关爱人的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关注民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和生动体现。马克思一生实践活动所代表的民众化社会人格，他关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的活动”等理论论述，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交往实践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共同体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人类解放理论，体现了深刻的公共性思想。如果说，民生范畴意味着我们通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解读出和内在演绎出的现实关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传统，那么，公共性理论则是马克思历史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展开“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问题”研究，不仅可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而且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
其次，从公共性视角去考察民生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时代深刻的历史变化给执政党提出的新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社会生活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被重构，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呈多元化格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个人、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探寻多元化制衡、差异性共在、共享型和谐，已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民生”事关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那么，“公共性”则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公共职责。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每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和决策的出台，都必须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以期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挖掘和阐扬马克思民生思想、公共性思想，并将民生问题置于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加以研究，不仅能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还可以为中国公共性建设的民生指向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源、思想启示和方法论参照，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国外，公共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凸显了个体自由，“集体的善”被个人的算计与功利所代替，最终导致当代公共性的危机，那么在当代，无论是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还是以泰勒、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无论是关注“人的条件”的阿伦特还是倡导合理交往的哈贝马斯，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克服原子主义的个体自由带来的诸多问题，以保证人类共在的持续可能性。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罗尔斯、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的思想看成是公共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公共性作为一个引入性的话题或课题，日益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就问题的缘起而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共生活日渐展开，使得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实践指向，公共性问题的提出是解答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就学科领域而言，它首先是在公共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切近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科领域被探讨，然后逐步进入到教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学科，最后再上升到哲学与历史观领域。就研究问题内容而言，中国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以对公民社会、公民观、公共知识分子等问题的讨论为背景而逐步展开，并走向公共性的来源、内涵及其样态或层次、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的建构等问题的讨论，包罗万象不一而足。
虽然在以往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研究中，并没有直接探讨过公共性的话题，马克思本人的著述中也没有直接关于公共性概念内涵方面的叙述，但随着公共性研究在中国的引入和深化，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许多学者也致力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解读和阐发，甚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运用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研究，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其中富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
郭湛把“前主体性—主体性—互主体性—公共（共主体）性”，看作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经历的范式转换，认为公共性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公共性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理应成为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
袁祖社从公共性文化理念出发理解、把握马克思的公共性。认为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马克思的基本品格和精神追求，是以“公共实践”、“公共交往”为基础，以公正、公开的人际共享性、群际共生性为价值理想和信念的。他还认为，马克思对传统的理解与批判世界方式的变革在于他是立足于“公共实践”，凸显了实践的公共品性。因此，澄明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合理性生存与实践基础上的公共性思维、立场和理想信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革的内核。
沈湘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意蕴，马克思对个人利益、普遍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论述，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领域问题。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公共性的理想旨归，在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协调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公共性解决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公共性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心。
贾英健认为，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新世界观所具有的公共性品格，就在于把个体的生活和实践提升到公共生活与实践的高度来加以探讨，马克思的实践观、现实的个人、历史与时间观、社会观与共产主义理想都深含公共性旨趣。马克思通过“改变世界”最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为人类描述了一个公共的理想世界。由于公共性是人类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要课题，因此，应当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提高到公共性这一新视域中，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
可见，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近年来已受到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人们致力于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挖掘出公共性的意蕴、从中寻找出解决当代公共性问题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示，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公共性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当前和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领域和新视角。但总的来看，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研究刚刚起步，公共性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其思想体系的逻辑展开，马克思哲学历史观视野中的公共性思想的独创性、革命性，它与西方公共性思想的异同等问题，研究并未深入。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唯物史观与民生思想的关系、马克思民生观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生视角及其当代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于唯物史观与民生思想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和直接讨论民生问题的著述，甚至没有明确提出或使用民生的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特别是在其唯物史观中，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民生思想。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这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可见，马克思一生实践活动所代表的民众化社会人格，他关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的活动”等理论论述，蕴含的丰富的民生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民生发展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也是人类社会民生思想的历史性飞跃。
学者们还认为，马克思关于民生思想的阐发，与唯物史观的形成是内在关联、相互促进的。民生问题不仅是马克思研究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解决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生活基础和重要内容。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以及这一伟大发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可见，民生问题的考察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过来，唯物史观的创立又使民生问题得到了科学的阐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关于马克思民生观的基本内涵。主要观点有：人本视域中的马克思民生观——由于唯物史观是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民生思想的实质是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认识和看法。马克思民生观是以“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通过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为现实诉求，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吴苑华、吴宁等）；权利视域中的马克思民生观——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为基本和首要权利，批判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抽象法权，定位和拓展权利的人民主体性向度（唐钧、郑磊等）；需要理论中的马克思民生观——从人的生活、需要及其满足谈及民生。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最关怀人的生活，最重视人的发展，最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关注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民生观的逻辑起点，贯穿主线是人的实践，即实践活动是改善民生的途径，逻辑终点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民生实现的最终目标（袁贵仁、陈志尚等）；政治民生视域中的马克思民生观——民生政治的要义在于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既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和目的，又是政治体系的功能和职责所在。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理民生问题有效结合起来，以民主建设促进民生建设，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生政治的基本经验（林尚立等）。价值论中的马克思民生观——由“增长—进步本位”的物本价值观到“民生—幸福本位”的人本价值观（袁祖社等）；利益观中的马克思民生观（谭培文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生视角。学者们普遍认为，能否为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民众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根本标尺。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将民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世界—人文关怀—人民主体”等三重向度，认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含着“理论—实践—创新”三个层面的大众化（衣俊卿、华雷等）；有学者从改善民生的维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阶段，即“民生建设的开创—丰富与发展—全面推进”（李亚彬、王浩斌、张弥等）。
不少学者还考察了马克思民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开拓创新性的民生思想。围绕“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为民生政治的宗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共同富裕”确立为民生政治的目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新民生政治的理论，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民生政治理论。
关于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当代价值。学者们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把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重要标准；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坚持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克服指导思想上重经济增长、轻民生的“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必须坚持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体发展相一致的原则，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重视和增进个体发展；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发挥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学术界关于民生问题的研究，为我国民生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但对马克思民生思想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太深入，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研究民生问题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等方面，对研究各种民生理论的现代转化，以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研究，还显得相对不足。因此，有关马克思的民生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近年来，虽然对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民生思想的探讨已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从马克思的公共性视域探讨民生问题方面的研究，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在作者看来，将民生问题置于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进行研究，是深化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民生思想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同时也使马克思公共性理论获得了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著按照“马克思民生与公共性思想的理论资源→马克思民生思想的探索历程与多重维度→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多维度解读→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民生意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民生体系”这一研究思路展开。首先，课题通过对“世情—国情—党情”等现实背景的分析，说明对民生问题进行课题化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在辨析民生问题的各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凸显马克思民生思想的时代性和中国化意义。其次，依据马克思从早期到晚期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民生思想和公共性思想作深度解读和阐发，探寻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中的生活维度或民生意蕴。再次，论述马克思公共性理论对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体系的现实意义。最后，从公共生活领域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民生体系的设想。
课题首先通过对“世情—国情—党情”等现实背景的分析，凸显民生问题是一个受到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全球性时代课题，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执政党，理应对此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事实上，在经典作家马克思那里，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民生本位的理论资源。因为关注和改善民生是马克思贯穿一生的理论著述和革命实践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现实诉求。
马克思的民生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渊源，其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民生观、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民生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民生观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民生观。它们为马克思民生观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理论资源和灵感源泉。马克思探索民生观的心路历程，历经上述思想的洗礼，是在对其既充分吸收又批判性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每一次重大转换，都与其对民生观思想的重新思考和分析定位分不开的。在对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多重维度的分析中，我们按照“生活需要—生产实践—公共视域—人的发展”的逻辑思路，论述马克思的民生总体谱系：其中：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及其满足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民生观的根本出发点；生活需要的无限多样性与生产实践能力的有限性矛盾，是推动人类民生改善的内在动因，也是马克思实践民生观的基本动力；通过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民生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民生建设的价值旨归和人文向度。
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公共性问题，但其理论著述和革命实践中都始终秉承一种公共性信念和理想。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交往实践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共同体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人类解放理论、国家—阶级—市民社会理论，都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公共性思想。其中：人的社会关系存在（“共在”“能群”的“类特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最佳结合，是公共性产生的存在论基础；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交往实践以及在交往实践基础上的人类共同活动，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实践基础；从市民社会到公共领域，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实的共同体”，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内在逻辑；将政治维度的政府公共性与经济学维度的公共产品结合在一起来加以论述，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人的公共性与公共性的人的建构，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人学向度和价值诉求。
关注和改善民生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观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关切，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代表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最广泛、最基本、最真实的公共生活领域。马克思民生思想的独特贡献和深刻之处，就是从公共性视域来考察民生问题的缘起、本质内涵和实现途径。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民生思想。无论是马克思揭示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以及交往实践的公共性意蕴，还是他关于公平正义、共建共享、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共性价值理念，都与广大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民生问题的论述，源自于人们的公共需求，体现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并通过社会公平保障其实现。
随着当代生活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公共性质，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键在于构建和拓展公共性领域，包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制度等。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人民大众自己的公共事业，而日益广泛而真实的共在共处、共建共享的公共性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公共民生观的当代意义日益彰显，尤其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民生体系的构建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正如民生包括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生态民生等多重维度一样，公共民生也是一个由公共经济、公共政治、公共文化、公共生态等组成的公共民生体系。其中公共经济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物质基础，公共政治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制度保障，公共文化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精神支撑，公共环境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自然前提。公共民生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递进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