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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研究的公共性视域，表明了民生问题与公共性问题两者之间的本质一致性，它体现在民生问题的产生，往往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公共性政府的建设或重塑。就马克思哲学而言，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公共性思想，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公共性信念、公共性理想为主题的理论体系，而且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有着与西方政治哲学不同的地方，这就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即公共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通常而言，民生是一个较为私人化、个体性的生活话题，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可以从私域性的角度进行考察。但正如私人、个体离不开他人、社会，市民社会离不开政治国家一样，民生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性的视域来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民生问题凸显是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民生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加强公共性方面的建设或重塑。
首先，从民生与公共性的关系上来看，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可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而社会建设的中心是公共性建设，因此，民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公共领域包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建设与积累。可以说，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公共性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促进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且是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其次，从民生问题的产生来看，民生问题往往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民生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公共性的缺失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仍是短板。这种供应不足最明显地表现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总体水平偏低，出现了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巨大缺口。一些专家据此认为，我国已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时代。这是我国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大量欠账，其增长速度大大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过大。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着三个倾向：从劳资分配关系上看，资方的财富日益集中，而真正流向劳方的财富相对稀少；从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上看，政府一方收集的财富大大超过社会一方所供给的财富，所谓“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从行业财富分配来看，垄断行业财富不断集中，而普通行业所占的财富相对较少。可见，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瓜分了甚至独占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大多数民众则难于公平地分享和惠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健全和完善。无论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还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都表明民生问题的产生和形成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
再次，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公共性政府的建设或重塑。它包括：（1）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民生之源，公共性应当是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增加公共产品的总量，但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凸显。因此，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增加公共产品、扩大公共服务，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完善和强化公共政策的民生价值取向，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根本要求，以期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入民生发展新时代以后，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就集中体现在公共政策的民生取向上。就是说，不断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了民生时代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基本导向。（3）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优先发展的方向。“公共财政”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好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保障基本民生、满足公共需求。“民生财政”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它以改进民生、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为目标。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本来就应该是民生财政，应向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倾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推进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的回归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富国”到“富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因此，改善民生是新时期公共财政最现实的着力点，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的优先方向，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哲学就其本性而言，都在努力关注和追寻一种公共性。这种努力自古有之，西方古代哲学力图从感性世界中寻求一个实在“本体”，企图追索世界万物由以产生并消逝于此的共有始基或本体承诺。如：关注社会公众、政治国家甚至人类整体的命运和前途，追求人类公共价值、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因而都具有公共哲学的性质和本质要求。黑格尔曾说过：“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成私人艺术来研究，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的哲学一样，也极其关注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只不过公共性在唯物史观中是以蕴含性的方式存在的。
之所以要从公共性的维度或视角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于当代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它使得我们从当代语境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成为可能和必要。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加剧，全球变暖、技术异化、政治认同等全球性公共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性理论作为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自我反思，日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热点。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推进和转型升级，我国的市民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育，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政府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摩擦也日益突出，这使得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性问题不断凸显。比如：公共权利与公共权力各自的合法性认同和重建问题，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问题等，因此，从公共性角度反思历史和现实问题成为时代潮流。这就为我们从公共性的维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时代背景和必要条件。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不断凸显的公共性问题，我国理论界更多的是从西方政治理论家如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的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和研究灵感，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共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这方面的理论论述却往往忽略了。因此近年来，随着公共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凸显，我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日益关注并加强对公共性问题的探讨，公共性问题研究已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生长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否存有关于公共性方面的理论视域和经典论述？如果有，这些论述与那些同样关注公共性问题的思想理论，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相比较，对于我们阐释和解决当代公共性问题有何优越性或更大的合理性？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使用过“公共性”一类的词汇，但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公共性思想。不论是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之立足点的“社会化的人类”，还是视为未来社会价值目标的“人类解放”，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公共性信念、公共性理想为主题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有其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特殊之处即异质性，那就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坚持公共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体现了马克思在其理论创制过程中所代表的社会人格。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思想家特别是政治哲学思想家，其所创建的理论立场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和完全中立的，它总是从一定的社会存在出发，反映这种社会存在并对社会现实起着维护或批判的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反映的社会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对这种社会存在所做的理论化表达究竟是代表了何种社会人格？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发声？
首先，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与他对社会存在的实践世界观直接相关。马克思把社会存在“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类实践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必然展开。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不是先在的、预成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创生的自为的物质存在形式。这样的社会存在一定是人民的存在，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也即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过程。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与此相适应，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这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也只能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在这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是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按照唯物史观，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财富、精神文化财富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它突出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创制的唯物史观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科学的历史观，体现了唯物史观鲜明的阶级性以及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公开申明自己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批判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解放事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把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
其次，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还与他的物质生产劳动学说密切相关。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是在继承、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关注和重视到了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忽略了的劳动者及其重要作用，解蔽了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抽象化、神秘化了的资本生产的政治本质，阐释了劳动在社会产生和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创立了劳动者即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结论。正如阿伦特所说：“马克思学说真正反传统的倒是一个未曾有的侧面，即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 19 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 19 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做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
正是马克思的劳动学说使劳动者成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和政治公共空间的主人，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维度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转换为消灭了阶级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全人类的解放”，而且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公共性思想之价值立场和立足点的根本转换。
再次，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使其理论成为指证资本主义罪恶，实现人类解放的最强音。凭借马克思的出身、学识和能力，完全可以进入社会的高层，过着优越的上层生活。但马克思终生穷困潦倒，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自嘲“世界公民”，不为当时的“文明社会”所吸纳。正是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成为一位名副其实地站在穷人立场上、代表最广大民众向富人进行抗争乃至宣战的精神领袖；正是这种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始终关注现实民众的生存境况，深入传统人道主义者没有关注到的无产者阶层及其经济生活领域，并促使他为解决《莱茵报》工作期间产生的“应有和现实”之间的“苦恼的疑问”，而专心致志地转向世俗市民社会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正是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一反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柏拉图——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一知识论正统，而从现实生活实践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正是这种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指证资本主义不和谐社会的最强音，成为 20 世纪以来处于深重灾难境遇中的中国民众广泛而迅速接受和认同的“精神精华”。
为什么从公共性视域考察马克思的民生思想？主要根据在于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与民生思想之间本来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但需要我们去阐发。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民生思想。无论是马克思揭示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以及交往实践的公共性意蕴，还是他关于公平正义、共建共享、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共性价值理念，都与广大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中，也关涉到并依赖于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马克思对民生问题的现实批判与理想建构，都离不开公共理念、公共精神、公共社会环境与制度等，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民生观，是一种以实践为根基的公共民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