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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民生观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产生一样，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其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民生观、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民生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民生观，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民生观。它们为马克思民生观的产生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理论资源和灵感源泉。
考察启蒙思想与马克思民生思想之间的理论渊承关系，关系到马克思民生观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原初语境，关系到马克思以后理论发展的价值定向。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以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思想家为代表的，他们对人的理性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认为人性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精神方面即人的意识自由。“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
启蒙思想的最大功绩在于把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张扬了人的理性与个性自由。他们主张用“理性”取代“信仰”，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并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理性”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视角关注民生问题，体现了启蒙思想家民生观的根本特质。
首先，宣扬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思想原则，体现了丰富的自由主义民生思想。在伏尔泰看来，人生而自由与平等，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在卢梭看来，人的固有本性不仅体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关爱上，更体现在追求自由的生活和享受平等的权利上，这也是人们必须加以捍卫与争取的。卢梭还在人道中祈祷神圣所赋予自由的实现，引导人们去积极追求自由、公平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实现民生中的生存平等、权利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
其次，在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民生观中，更加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并被赋予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它关心实现民生的平等、自由与思想上的解放。卢梭认为，人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本性的生活，它和知识、财富地位无关，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处境。
马克思的民生思想与近代启蒙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思想关联和理论渊承，后者的丰富思想为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定向，提供了思想前提和价值基础，型构了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发生学语境。对此，日本学者成塚登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法国的启蒙思想”，“马克思的立场较之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立场更加表现出对法国启蒙思想的亲近性”
。悉尼·胡克由此断言，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产儿”
。过去我们非常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德国哲学渊源，实际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本身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1）青年马克思曾有一段信奉和坚持启蒙原则和思路的阶段（主要是指 1835－1843 年退出《莱茵报》时期）。早在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工作的启蒙理想，表达了在职业选择问题上的主体能动性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想情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导原则无疑是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彰显了自我意识能动性、否定性这一理性的批判力量。《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仍然坚持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来评判和规定现存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本质依据。他诉诸“人民理性”，捍卫出版自由，批判书报检查等专制制度；诉诸“理性之法”，批判“利益之法”，强调国家与法都要符合“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体现了明显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流露了他对启蒙思想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代表人类终极价值取向的极大认同，他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基本的前提性条件。
当然，自从马克思遇到“物质利益难题”之后，便转入了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民生思想，正是这一批判的理论成果。但马克思早期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人道主义民生思想作为价值取向仍然潜隐在其后的理论著述中。
“绝对精神”是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绝对无限之实体，它通过“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在自我运动中展现自身。绝对精神从逻辑学过渡到社会、国家领域体现了其自我运演的内在行程。黑格尔的民生思想就是建立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体现在他对劳动与分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一系列的论述之中。
首先，黑格尔在劳动与分工的论述中，阐明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人的社会性特征。黑格尔“把人的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是“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真正的人的自我形成正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整个世界历史便是人在劳动中经历的漫长的对象化、外化和扬弃这种外化的过程。在这里，劳动作为一种征服自然、获得物质资料的方式，是满足需要的中介手段，它通过“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质”，使之符合人类的目的与需要。虽然黑格尔所说的劳动仅仅是精神活动，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人的主体地位确立的活动。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黑格尔认为，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不仅促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还满足了彼此的不同需要，从而使人们处于一种普遍关联、交互作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彼此需要的交换体系中，每个人都是社会联系锁链中的一环。这样，满足需要的劳动使人们具有了社会的、普遍的性质。
其次，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论述中，不仅揭示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分裂困境，而且提出以政治国家这一普遍的“伦理实体”来统一和弥合“社会生活”分裂的途径。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造就了追求私利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这一独特领域，而人成为世俗生活领域中的追逐私利的原子化个体，但是，一个分裂的、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无法成为人类最终的生活状态。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生活的这种无序状态只有通过政治国家才能加以解决。因为政治国家是客观化了的精神，体现了总体性的普遍伦理，这是一种不丧失“特殊性”的“普遍性”原则。实际上，黑格尔在这里已经触及到了分裂的社会现实如何实现整合与统一的现代性生存困境，并认为只有在现代国家中，才能真正消除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而达到伦理总体性。
然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并未能使现代生活的分裂和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是出发点的错置，即认为理念是独立的，而现实的市民社会却是“理念”运动的结果；二是以代表“伦理实体”的现代国家来解决和弥合市民社会的矛盾和分裂时，只是在“观念”中“扬弃”了这些矛盾。因为当他把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分裂与矛盾导回到具有伦理总体性的“政治国家”中加以解决，实际上依然是在理念的自我运动中获得了一种观念的或“理论式”的解决，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如故。马克思正是在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生思想。
费尔巴哈哲学的首要功绩，在于他通过对黑格尔理念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将考察民生活动的视角和基点由“绝对精神”转到“以自然为基础的人”，阐释了其人本主义的民生思想。
首先，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追求民生幸福的动力乃是满足生理欲望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是根据他的“感性—对象性学说”来确认人的存在的感性现实性。他认为，主体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和客观的本质。人首先以自然界为对象，人必然与其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就是人之固有客观的本质，而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本质之公开展示和外在证明，因而自然界就是人之感性现实性的确证。在他看来，作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它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食欲、性爱、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等自然本能，因此，人应该在满足自然需求中实现生活的幸福。费尔巴哈把这种满足“合乎人之本性”中获得幸福的欲望叫作利己主义，并将其视为人之永恒不变的固有本性，认为追求民生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其次，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类意识”属性的社会存在物和文化存在物，后者确证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意识”“类存在”理解为一种基于“我—你”基础上的关系性存在，这种关系性存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需要、通过“爱”的联结构建的，其基本形式乃是感性直观。因此，费尔巴哈所说的利己主义不单纯是个人的利己主义，而是“我”的利己主义与“你”的利己主义的统一，即普遍的利己主义，所谓维持整个族类的共同之“爱”。为此，费尔巴哈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的道德原则，就是合理地节制自己，对人以爱，反对损人利己和阶级压迫。实际上，费尔巴哈所说的“爱”的关系主要还是由肉体的自然需要决定的人们之间的情感与性爱关系，实质上只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认为，人还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文化存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特别地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认为“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
。
尽管费尔巴哈思想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但他所确立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本体论立场，指出了一条恢复感性世界和唯物主义权威的新途径，这对于青年马克思摆脱对黑格尔的依傍，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引起的“苦恼的疑问”，奠定了一个“感性—人本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抽象的人走向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因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起源于 16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相适应，空想社会主义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6 世纪和 17世纪，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时期，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早期无产阶级要求的“象征、表现和先声”；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手工工场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把社会主义思潮推进到了中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其主要代表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前人不同，他们采用详尽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论证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构想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之一，三大空想家的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和弊端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大量前瞻性的论述，进行了充满理想的描写和构想。
一方面，他们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富对立，以及无产者民生困苦的悲惨境地，揭示了民生疾苦的制度根源。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政治上，它是新的压迫制度；在经济上，它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的基础上；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它是一种残酷的利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傅立叶视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地狱”和“贫困的温床”，历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丑恶的一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颠倒世界”，它“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渊薮”。欧文认为，私有制、宗教以及建立在这二者之上的现代婚姻，是资本主义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在这“三害”之中，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灾难和罪恶的最主要原因。在欧文看来，宗教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宗教；婚姻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虚伪的婚姻，而产生灾难和罪恶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私有制使人成为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因此，要想消灭罪恶和灾难，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整个私有制度，对这个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
另一方面，在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实业制度”是圣西门所设想的人类理想的黄金时代，是他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人类最美好的“和谐社会”制度。圣西门指出，实业制度是人们享有最大程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人们生活得到最大福利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傅立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制度。这一制度是以情欲引力、协作生产、均衡分配、阶级融合为其基本特征的。“新和谐公社”则是欧文所设计的“千年王国”。欧文把他的“新和谐公社”描述成人人有知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幸福、团结友爱、自由平等这样一个社会，期望通过这个“理性社会”把邪恶的、懒惰的和贫穷的人变成有道德的、勤勉的和自由的人，使所有的人变贫穷为富有、变无知为有知、变愤怒为仁慈、变分裂为团结，进而达到使公正与道义、坦率与公平支配这些社会组织的全部活动这样一个目的，“而现有制度的错误所产生的一切邪恶将全部绝迹”。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得极为宝贵的材料”；他们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
。可以说，基于人之本性的超越性维度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批判性揭露和未来社会的理想性设计，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最富价值的启示，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吸纳和融通。由于时代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和创造，将现实社会的困境和未来社会的理想抽象地割裂开来，他们始终无法找到从资本主义“病态社会”到未来“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陷入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的泥潭。而马克思坚持现实历史的原则和历史实践的致思取向，把人的现实性的存在境遇和对人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之价值诉求，置于人的实际生活世界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并经由人的自由自觉地实践活动内在地关联起来。因此，马克思社会理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观的超越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