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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吴国都城的东迁姑苏，以及战国群雄的纷争，使无锡在阖闾时代结束之后的两千多年中默默无闻。当年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相土尝水建造了两座吴城，其中位于无锡闾江的阖闾城应当更具遏制越国的战略意义。夫差时期，吴越对峙的主战场已转移到吴江嘉兴一线，而后又因为错杀良臣、放虎归山、战略轻越等重大失误而大败于越，并痛失阖闾城和太子友，只能退守于姑苏台的吴城。
随后，吴被越灭国，可以想见越王勾践当年会如何疯狂地毁灭与吴国社稷相关的一切痕迹，曾经作为吴国核心地域的无锡由此成了弃儿。虽然，无锡由此也有了新的命运。恰如当年泰伯为高坡凤鸟和郁郁梅林所吸引一样，许多历史的偶然最终总是带来必然的结果。
可以说，无锡璀璨了近 600 多年的政治光焰开始黯淡下去，大概是在公元前 485 年吴都的那次东迁之后。而它的崭露头角，大概是在近代 100 多年来。其地位的日显重要，则是在当代 60 多年。
2000 年江南名县
西汉高祖五年（202），无锡正式建县。此后，历代虽有分合变化，但基本保持了县级城市的格局。例如，西汉初年，无锡曾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的封地。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无锡曾被封为侯国
，但仅存 21 年就废侯国而复为无锡县。三国时期，无锡归属毗陵郡，魏晋时归属晋陵郡，隋朝时归属常州府，唐代时无锡先后分属江南道、江南东道和浙江西道，宋代又归属常州府。元代时，无锡县一度曾升格为无锡州，但明代又改回无锡县。清代时，无锡仍隶属于常州府，但雍正二年（1724）清廷将无锡县拆分设为无锡、金匮两个县，出现了一城之内设有两座县衙的独特景观。1911 年辛亥革命时，政府再次将两县合而为一，仍名无锡县。
无锡升格为“市”的建制，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新政府将无锡郊区和市区合并设立无锡市，将乡区设为无锡县。无锡市由苏南行政公署直辖并作为其驻地，无锡县则属苏南行政公署辖下的常州地区。1953 年，中央政府重新进行区划调整，撤销苏南行政公署和苏北行政公署，建立江苏省，无锡市成为江苏省辖市。
无锡的现代格局形成于 1983 年，江苏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无锡县（后改为锡山市）、江阴县和宜兴县（后改为江阴市、宜兴市）划归无锡市辖下，使无锡的地域面积、人口数、经济地位、综合实力以及城市规模格局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无锡目前地域面积为 4787.61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从建国初的 60 多万增至近 600 万。2000 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无锡作为特大型城市，撤销了锡山市，设为锡山、惠山二区，并将原马山区、郊区和原锡山市（县）南片几个乡镇合并成立滨湖区，加上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区），形成了下辖七区两市（县）的城市格局。
无锡城市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表明，在吴国故都东迁以后的 2500年里，这座城市始终未曾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直到近现代以来的百年中，它才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这不能不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按照文化承传影响的一般规律，其走向基本可以描述为中心城市的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影响，周边地区则接受并渐渐被由中心城市辐射而来的文化所同化。但无锡毕竟是一座吴文化底蕴久远深厚、而且充满着智能和创造能量的城市，待在县级小城位置上的 2000多年里，它在接受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辖、辐射的同时，兼容并蓄，提升品位，转移能量，利用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条件，终于使自己成为一座江南名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并为在近代一鸣惊人地超越腾飞而默默做着各种准备，同时也悄然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悠久的历史为无锡铺垫下厚重而旖旎的文化底蕴。今天无锡文化的许多特质直接来源于 3200 多年积淀而成的历史背景和人文传统，也得益于近代西方文化的濡染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灿烂多彩的吴文化是留给这方美丽土地和勤劳人民的最厚重的礼物。
无锡从上古时期就进入了漫长而又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农田鱼塘、桑竹茶果，精耕细作；陶器紫砂，精美实用，匠心独具。数千年的历程潜移默化的力量无比强大，今天的无锡，无论是城市风貌，经济格局，还是无锡人的思维情感，都流露着由此而来的精明、智慧、细致、谨慎的特点。而无锡人的脚踏实地、勤劳朴实、心灵手巧以及群体所具有的细腻、敏感、清丽、秀逸的审美品格和爱恋山水家园的心态，无疑也得益于青山秀水、明媚旖旎的江南风光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与精致手工技艺的糅合与叠加。
悠久厚重的历史积淀
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无锡和太湖流域地区的手工业、商业得到初步发展。陶瓷业在印纹硬陶、釉陶的基础上出现了原始瓷器，烧制工艺提升，器型、纹饰更加复杂多变。早期青瓷的大批量、专业化生产，就制作工艺和生产组织而言都意味着质的飞跃。吴地纺织业出现新的发展，春秋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工具和织机部件，体现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吴都“织里”无论是官营的纺织工场还是民间织户的聚集之地，都带来绣衣锦裳的普及。
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青铜和铁制工具得到广泛使用，对水利建设和造船、运输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吴国相继开凿沟通太湖和长江、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这一定程度上出于征战争霸和灌溉排涝的目的，而对于南北交通和商业贸易同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古代城市在军事和行政功能之外，增加了商市的内容。
自秦汉经魏晋至隋唐两宋，无锡的工商经济（主要是手工业）尚处于比较低落的状态，处于缓慢的整合演进中。秦统一中国后，无锡置县。汉初分封诸王，无锡一带为吴王刘濞的属地。刘濞凭借封地内优越的资源条件，煮海水为盐，冶铜山为铁，积聚财富，并起兵直逼西汉中央政权，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时期的铸铁业达到了新的发展高程，通过改进冶炼炉、采用鼓风设备、筛选矿石，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发明“脱碳成钢”和“炒铁成钢”，综合应用生铁熔液灌注熟铁、再加锻打的技术；不仅生产出了被称为“百炼钢”的韧性铸铁，而且能够铸造氧化退火、外层脱碳的钢质工具。陶瓷业、丝织业、砖瓦业等，也在社会需求的扩展中增强生产供给功能。但是“七国之乱”被平息后，中央政府持续奉引“强干弱枝”的政策，通过迁徙富户，抑制兼并，禁止关榷，加重赋税，把地方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以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由于偏安一隅，江南大部分时间，经济处于徘徊状态。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如魏晋时期的晋室南渡，安史之乱造成的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以及北宋灭亡南宋建都临安，都造成了大量士族和物资货币向南流动，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对地方农商经济采取相对放纵的政策，促进了江南经济开发和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形成朝廷官府“辇越而衣，漕吴而食”的格局。
自隋唐至宋元，陶瓷业的窑膛结构和耐火条件得到改进，釉彩技艺不断完善，包括宜兴在内的南部陶瓷制造业迅速崛起。丝织业借助织造和印染工艺的改进，大大提高了织物的产量和质量，环太湖地区快速跻身全国三大丝织业中心，并呈现超越湖湘、巴蜀的势头；制茶业兴起，随着茶树种植的普及、制茶工艺成熟和茶叶贸易兴盛，江南的饮茶习惯逐渐向内地和北方扩散，宜兴阳羡茶、无锡雪浪茶等名茶随之声名远播。造纸业在太湖流域地区以桑皮为主要原料，所产纸张光洁平滑，细密柔韧，足以与益州麻纸、宣州檀纸、韶州竹纸、余杭藤纸相媲美，为明代无锡印刷业的“大盛于世”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陶瓷、丝织业、制茶叶和造纸业，不仅形成专业生产、经营的作坊、店铺，有力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而且大量出口海外，促成边境互市贸易和海上贸易。南宋绍兴年间，江阴一度设立市舶司，成为江苏地区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明清时期，是无锡工商经济（手工业）走向繁荣兴盛的重要时期。砖瓦业在明清时期无疑是无锡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向自吴门而外，惟锡有砖窑，故大江南北，不远数百里取给于此”。
无锡的砖瓦业兴起于明洪武年间，主要为南京建城提供城砖。在名正德时期走向兴盛，至清代砖瓦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旧时在南门一带，砖瓦窑多达150 多座，还由此形成了专为大窑供给瓦坯的专业窑户。无锡“砖瓦盛行于数百里内外”，“大江南北，以无锡之砖为贵”。
造船业在吴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行业，7000-8000 年前吴地先民已能制造独木舟。到明代时，江南各地都有了专门的造船业。在无锡，有所谓“五姓十三家”获得了朝廷批准的造船特许权，所生产的船只品种繁多，有航船、货船、渔船、游船（灯船）、渡船、营船（“沙唬”战船）等，其中尤以大棚宽舱、雕梁画栋的灯船驰名江南一带。另外有一种“西漳船”，为无锡造船业所独创，它综合了蠡墅船、关驳、米包子船等船型，加以改良而成。其特点是舱容大、吃水浅、航速快、易装卸，成为清代中后期江苏一带内河木帆船的主要船型。
无锡的冶坊业（包括冶铜和铸铁），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其发展方向主要有两类：一是民间日常生活所用的铁锅，形成王源吉等专业冶坊，所产“无锡锅”运销辽东、宣府、大同等对外互市之地。另一类是钟鼎磬炉等寺庙法器，以曹三房等冶坊为代表。其中钟鼎铸造综合运用泥型、砂型、拨蜡等工艺，讲究材质的科学配比，所铸器物不仅造型稳重美观，而且声音洪亮，余音绕梁，产品遍及国内古刹名寺。
明清无锡的酿造业久盛不衰，酒、酱油、酱菜等一直是无锡地区的重要特色商品。其中，惠泉酒（也称泉酒）“色白味清而冽”，为江南四大名酒之一，全盛时期全城有酒坊 200 余家，年产酒“数十万斛不止”，因质量高超而名列南酒之首，被不同层次的人们选作馈赠佳品。
刻书印书也在明清形成产业，并出现由文人刻书向商业性书坊发展的趋势。从华珵的雕版和木活字印书，到华燧会通馆、华坚兰雪堂、安国桂坡馆的铜活字印书，校勘、排版、印刷、装帧的技艺水平不断提高。在流传至今的顾起经、顾起纶奇字斋印书的附录中，可以看到作坊分工的细致。
至于明清时期无锡米市、布码头、丝茧市场及其背后的碾米、磨粉、榨油、棉纺织、缫丝等手工业，更是以大宗商品的长途运销为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组织和交易方式，成为近代工商经济和工商文化发展的直接前导。世界近代史上，就大多数民族而言，工业化大部来自国外，中国也不例外，工业化发端于外国资本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中国土地上的机器工厂最早是由外国资本投资创办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先是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出现了一批为外商来华贸易服务的外资船舶修造厂。稍后，由于加工出口农副产品的需要，在蚕丝，制茶等行业中也出现了外资工厂。《马关条约》使通商口岸的外国工厂合法化，西方各国在华投资规模日益扩大，投资最多的是纺纱、卷烟和面粉加工业，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中国人自己开办机器工厂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外国的“船坚炮利”和中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开始意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起而倡导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
，于 1861 年开始创设官办工业企业，用洋机洋匠设厂仿制枪炮轮船等军用产品以“求强”。后又延及采掘、冶炼、棉毛纺织等民用行业以“求富”。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洋务派官僚又逐渐委托商人招徕民间资金来经营，产生了一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
外国商品的输入，外资在华企业的增多，加上洋务派的倡导，催动了中国的私人资本也开始直接投资经营近代企业。最早出现的是1866 年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其后，在广州、上海、福州等地又陆续产生了一批船舶修造、缫丝、棉纺、面粉、火柴等工厂，到 1894 年，民族资本企业已有 100 多家。虽然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小，有些也很短命，但它们的出现，为民族资本创办企业探索了前路，开了先河。
现代文明助推“小上海”繁兴
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近代机器工业的诞生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为无锡工商文化的发育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当西风东渐，工商业的萌芽在中华大地破土而出，无锡人敏锐地感应了时代的风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和潜力，来迎接这场工商业崛起的大潮，并走出了最为漂亮的第一步。
无锡有效地吸纳着来自海上和上海的经济文化辐射，蓄积着自己的能量和底气，迅速地提升着自己的经济实力。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起，无锡的经济张张扬扬地崛起了，领衔的先是商贸经济，然后是蓬蓬勃勃的民族工业，其身份虽然依然是县级建制，经济实力却跨入了当时中国前五位工商业城市之列。
可以说，历经久远的熏陶浸润，多重因素构成了无锡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氛围、流行、风尚和价值共识，使之凸现出不同于周边城市的鲜明的“工商文化”特征，它既是现实生活无处不在的折射，更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可寻。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便赢得的“小上海”称谓，不仅暗喻了这座城市早年工商经济的繁荣，也暗示了无锡与上海的特殊关系。19 世纪 70 年代，在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中国产生了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官办民族工业，上海成为民族工业最先萌芽的主要地区，至 19 世纪末，无锡受到辐射扩散，面粉业、缫丝业、纺织业蓬勃兴起。荣氏企业、杨氏企业、薛氏企业等先后在上海和无锡创办工厂，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也输送到上海、乃至全国。
无锡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深受上海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是接受上海辐射的结果。当年，许多无锡子弟去上海学生意、做买办，成为实业家之后便从上海回到无锡设厂，因为无锡有着比上海更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大上海处于外国资本的直接压力之下，这种压力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愈演愈烈，在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吴荪甫失败的悲剧命运即是三十年代初上海民族资本家共同命运的写照。而无锡则是一个非条约通商口岸的小城，与国外资本关系较少，回旋余地较大。无锡水路交通便利，周边广阔的农村又是很好的原材料基地，设厂成本明显低于上海，这些优势使得无锡深受投资者的青睐，在短短十数年中工厂数猛增，一跃成为我国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集中地。而民族工业的崛起和发展，正是无锡城市近代化的最突出的标志。
无锡也拥有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使之成为连接上海与内地的枢纽。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专业性的批发交易市场已经成熟，无锡还是区城商品集散交换中心之一。无锡青年在上海“学生意”过程中，东方商都浓郁的商业氛围以及诸多商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而上海人的精明、开放和机敏，无疑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在未来的创业大潮中，这些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坚力量，这也决定了他们创业后必然与上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无锡“小上海”的得名，既有世人对无锡繁华经济的赞誉，也有上海与无锡关系的隐喻，更折射出无锡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可以说，无锡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上海经济的影响，无锡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上海辐射的结果。
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激烈撞击中，无锡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列强入侵、口岸开放、经济形态更新等历史大潮的洗礼，并在风云际会时刻开始了崭新而辉煌的近代历程。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年代，是无锡经济崛起的最快速的关键时刻，短短数十年中，作为县级城市的无锡便一举步入了中国工商强市第一阵营，华丽蜕变为世所公认的“小上海”，成为中国六大新兴工商业城市之一，工业GDP位居全国第三，产业工人数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在全国占比最高，接近县城人口的 19％），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
对无锡快速蜕变崛起的深层原因，专家们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历久积淀的文化基因、地域性的民众性格是内在的原因，当它们邂逅了那个动荡而充满机会的时代，与历史的诸多机缘相遇和时，日久蓄积的能量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