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悠久厚重的吴文化

泰伯奔吴 始有勾吴

公元前 506 年，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大别山与桐柏山，驻扎于两山之间的楚军正沉浸在睡梦之中。突然，杀声四起，火光冲天，吴军三万精锐似从天降，杀得楚军措手不及。刀光剑影染红了满地积雪，也燃尽了强楚之威风。吴军以奇袭战术长驱深入楚境千里，势如破竹，五战五捷。在滚滚硝烟和吴军马蹄声中，楚昭王仓皇而逃，离开了郢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吴师入郢”。

被诸侯们视为“以卵击石”的吴攻楚以完胜告终，战争的结局震惊了华夏大地。人们百般猜测，吴国这一东南蛮夷小国，何以能击败沃野千里、雄兵百万的强楚？这片东南荒野之地究竟蕴藏着怎样强大的力量？

勾吴古国的中心地带在长江下游，以太湖为核心，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全境，与长三角区域大部重叠。据考，太湖流域原始居民为古越人，早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就有大面积水稻种植，有雕刻精美的玉器，陶器上留下了独特的刻画，形成了著名的“良渚文明”。考古专家称，属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其发达程度完全可与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黄河文明。

早期吴地究竟是怎样的图景？今天，人们只能凭想象去勾画。从有限的资料可见，远古时期，这里是一片偏于一隅的东南泽国。在中原诸侯的眼中，更是不值一提的荒蛮之地。直到一个人的到来，吴地命运才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江南的历史也从此被改写了。

这个人叫“太伯”，后人亦称“泰伯”。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写道：“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这就是句吴（亦作“勾吴”）的起源了。

但泰伯为何许人？从何地而来？为何千里迢迢南奔荆蛮？《史记》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原来，泰伯出身于周原正统王族，乃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时，黄帝的十二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太伯、仲雍与季历。按祖制长子太伯理应是王位继承人，但年逾四十的他膝下无子，而三子季历不仅颇有才干，且育有一个才华品貌出众的儿子，名姬昌。相传姬昌出生时有圣瑞出现，长大后聪慧贤德，深受太王喜爱。太王欲将周部落未来发展寄托于姬昌，故希望由季历继位，以便日后王位能传于姬昌。太伯得知父亲心愿后，毅然决定放弃王位远走高飞。他带着二弟仲雍悄然离开母土，千里迢迢，远走东南，这便是历史上的“泰伯奔吴”。泰伯之举，既满足了太王心愿，使季历顺利继位，也给自己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伴随权力更迭的多是阴谋、血腥和杀戮。相传建文帝朱允炆在叔父朱棣夺位后遭到追杀，避祸江南时路过泰伯墓，遥想这位三让天下的古人，目睹眼前为了权位至亲相残的现况，这位逃难的帝王不禁发出了“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勾吴至德邦”的千古喟叹。泰伯的让王之举广受后世赞颂，孔子赞曰：“太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汉高祖刘邦挥毫写下《泰伯颂》，乾隆帝亦钦笔题写了“三让高踪”的匾额。范仲淹、文徵明等历代文人墨客更是留下颂诗无数。可以说，泰伯以其高尚宽厚的行为谱写了中华王权更迭史上的“至德”篇章。也许，今天已很难弄清泰伯出走究竟是主动禅让还是无奈避让，但这种和平交接的权力方式无疑维护了部落的和谐安宁，也开启了吴地新的历史。

泰伯、仲雍一路南奔，来到位于太湖流域的梅里 。这里气候温润、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河网密布，兄弟二人就此驻足而居。比起中原，其时太湖流域尚属蛮荒。为融入当地，泰伯、仲雍脱下华服，模仿土著断发文身，努力将中原文明的种子播撒进这片沃土。他们筑城守民，汇通百渎，发展农耕、兴修水利、传播礼仪，受到当地土著拥戴，从而“归之千余家”，勾吴部落由此形成。

泰伯、仲雍的这次南奔，不仅开启了吴地灿烂的历史，也使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发生了首次交汇融合，成就了意义重大的文化传播与互动，为吴地文化留下了兼容并蓄、善于吸纳的优秀文化基因。加之溯江、环湖、濒海的特殊地理环境，吴文化从伊始就烙印了开放与包容的特性，这对吴地后来的发展与繁荣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泰伯去世于阴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正是清明节。人们制作了青白二色、三种馅心的“清明团子”来纪念泰伯的为人清白，缅怀他的“三让天下”。吴人还采集鲜花献于遗体旁，悼念者太多，乃至一时间乡野花草无存。泰伯生前喜种麻，吴人遂将麻束系于腰间，以示怀念，成为延续千年的“披麻戴孝”礼俗之由来。泰伯被安葬于无锡东部鸿山之侧，墓穴以青石砌成，墓顶填以黄土，四周常年绿荫如盖。陵园内设有祭祀享堂，有石刻“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对联及众多赞辞碑刻。汉代时，泰伯故居被改建成“泰伯庙”，又名“至德寺”，当地百姓也称“让王庙”。今存庙堂主体乃明清时所建，殿前有明代石牌坊，上书“至德名邦”四字，并有帝王题额。

图强称霸 吴地始兴

泰伯没有子嗣，去世后由其弟仲雍接任勾吴的第二任首领。勾吴演进至第五代吴王周章时，正值周武王率八百诸侯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重新分封土地，封侯建邦，拱卫天子，将大批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封为各地诸侯，周章亦被册封为勾吴国君，封安阳侯 ，成为一方诸侯。

在两千多年前的华夏文明圈里，晋、楚、鲁均为中原强国，相较之下，吴国不过是一个地处偏远、实力薄弱的小国。这在对各诸侯国国君的称谓上便可看出，《孟子》所列举的周代爵称，最高界别称“天子”，往下依次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吴国国君仅位列“子”等。这一卑微的身份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吴国的振兴始于第十九世吴王寿梦。不管从何角度审视，寿梦时期都是一个值得圈点的时代。司马迁对这位第十九世吴王的评价是“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其执政期间（公元前 585～前 561），励精图治，强兵利器，取范中原，学习周礼，始用兵车，开启文字纪元，国力日益强盛。吴军伐楚征郯，打败巢国和徐国，军事实力不断壮大，摆脱了楚国属国地位，由偏居东南一隅的蛮夷之国开始登上华夏政治舞台，史称“寿梦初霸”。寿梦即位后不久即北上朝周，途径楚国时他受到了楚共王的款待，并首次欣赏到了美妙绝伦的宫廷礼乐，深受触动。归途中，寿梦又会鲁成公于钟离 ，向其请教周礼，鲁成公还特为其展呈了全套礼乐，并演奏了《商颂》《周颂》《大雅》《小雅》，舞者踏歌而舞，令寿梦叹为观止。也许正是这两次礼乐感受，极大地刺激了寿梦的强国雄心，返国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强国举措。对外，寿梦采取远交近攻、结盟中原的外交策略。当时，晋与楚两个大国南北抗衡，吴国采取远交晋国，与之结盟，以钳制强楚。这一时期，吴国通过军事手段，将楚国在东南地区征服的蛮夷部落逐渐攫为己有，疆域不断扩大，成为春秋后期抑制楚国向中原地区扩张的主要力量。

此时的吴国，已据有江苏、浙江杭嘉湖平原及安徽江南地区，有步兵及水军三万余人，并开始使用兵车、弓弩，兵器装备极大提高。寿梦努力学习“楚之水战之道”“齐之兵学传统”“晋之车战技术”，形成了“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的吴人兵法。此外，寿梦还“集百家之长”，借鉴他国经验，发展经济，开启文字纪元，这种积极纳善、博采众长的进取精神，逐渐使吴地摆脱了狭隘视域和地域局限，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吴国近 7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另一位最杰出的首领当属第二十四任吴王阖闾。阖闾时期，吴国进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作为春秋时期的一代枭雄，阖闾抱负远大，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筑城池，设守备，御君守民，强兵利器，恤民同劳，使吴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堪与中原诸侯强国争锋。

阖闾（前？～前 496 年）是寿梦长孙、诸樊长子，名姬光。按正常的王位传承机制，姬光是当仁不让的继任者。但其父诸樊为了实现寿梦将王位传与季札（诸樊的四弟、阖闾的四叔）的遗愿，而将“父位子承”的传承法则改为“兄终弟及”，希望王位最后能传至季札。不料，在二弟余祭、三弟余昩之后，季札却仍拒绝接受王位而归隐乡野。于是，余昩之子州吁“当仁不让”地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第二十三任吴王僚。季札这次“让王”的结果，并未产生如当年泰伯三让的良好结果，而是给后来凶险的宫廷内乱埋下了隐患。

公元前 514 年，暮春时节，趁着吴国大军在外征战，国内兵力空虚，姬光与避祸吴地的楚国谋臣伍子胥，通过精心谋划，由刺客专诸成功地在家宴上刺杀了吴王僚，夺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王位，成为吴王阖闾。不久，又通过刺客要离，刺杀了在艾城招兵买马、意欲为父报仇的僚之子庆忌，从而确保了王位的稳固。

即位后的阖闾，不愧为一代枭雄。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任贤使能，听从伍子胥建议，设守备，实仓廪，筑城郭，广招贤，募人才，富国强军，以仁义闻于诸侯。并借助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和《子胥兵法》，屡屡取胜，威震诸侯，由此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在这段时间，吴文化的交响中一直回荡着勇武善谋、图强称霸的主旋。

《史记·索引述赞》用短短数十字凝练概括了古吴国这段历史，“太伯作吴，高让雄图，周章受国，别封于虞。寿梦初霸，始用兵车。三子递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称阖闾。王僚见杀，贼由专诸。夫差轻越，取败姑苏。甬东之耻，空惭伍胥。”因为夫差的穷兵黩武、放虎归山、错杀良辰以及战略轻敌等诸多失误，在其执政中期（夫差十二年）情势急转直下，最终于公元前 473 年被越王所灭。吴国强国称霸的旋律在演奏至高昂处时突然下滑而至戛然而止，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春秋时期，在征伐称霸、国家重组的时代风云际会中，吴文化的特色逐渐形成，文化优势也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德治民本、开放包容、敏察纳善、刚勇尚武、灵活机智、善于谋略，为吴文化后世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同时，也必须看到，作为一种尚未成熟和不完善的早期诸侯文化，勾吴文化中不乏蛮勇好战、穷兵黩武、充斥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亦不乏野性与张狂，这一切正是导致阖闾战场送命、夫差轻敌被越国所灭的文化根因。

此消彼长 日渐丰厚

作为一个地区，吴文化并未随着古吴国的灭亡而消亡。在吴与越，越与楚之间国与国的分裂聚合和政治的此消彼长中，文化也展开了激烈摩擦、碰撞和交融，凭借对异质文化强大的吸收和影响力，吴文化在保留自身兼容并蓄、尊重人才、精明务实等优秀品质外，又增添了越的坚韧刚毅、楚的浪漫瑰丽，变得更加丰盈与厚重。

秦汉至宋元时期，吴地逐渐完成了自身的华丽的转型。秦汉时期，北方移民进入江南地区，使吴地农业人口数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人力支持。魏晋至唐宋，因为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历史上发生了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廷南迁等多次北人南渡大潮。大量世家士族人口南迁的结果，一是导致长江下流人口密度上升，二是带给江南地区大量人才、资金、技术和财富，推动了江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元和年间，县辖户数，全国平均数字为 2311 户，而长江下游地区则达到 4530 户。元代元贞年间，无锡、宜兴、昆山、吴江等地被升为“中州” ，当时中州标准是 5 万～ 10 万居民，下州标准是 4 万～ 5 万居民。 这一数字表明，吴地已成为全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大量人口的涌入带来农田的紧张，围垦荒地成为治国的重要举措。早在三国时期，东吴便大量屯田，开发农田水利。左思的《吴都赋》云：“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可见其时屯田投入和开发力度之大。个人化的荒地开垦也极为普遍。南迁北人的农田需求往往需要自己解决，他们的零星开垦也有效扩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积。至南宋时，吴地已基本没有可供开垦的土地了。《吴郡志》“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之语即为佐证。

吴地传统农业以水稻、蚕桑种植为主，元代时始种植棉花。元至正年间，黄道婆曾在江南传授棉花纺织技术。从一些地方记载看，元初时期江南已出现棉花种植活动。杭宏秋的《吴地植棉小考》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江南不仅有了粮食作物，还有了经济作物，民众在植棉过程中不仅积累了更多经验，也为其他经济作物的栽培打下基础。同时，江南地区因人口增多、农具改革，农田的精耕细作得以实现，技术也更为成熟，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旁证了这一点。《吴地文化通史》指出：“宋元时期，适应人口增加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需要，吴地稻区农民着力耕作栽培技术的改革，从而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一整套耕作技术。” 它证明了吴地当时稻田耕作的高标准和人们为提高产量而在农具使用上的精巧思维。

随着水利、农耕技术的不断提高，吴地逐渐成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宋代即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伴随粮食生产快速进步的，是新的经济作物的成功引进和推广、航道运输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以及经济贸易的快速繁荣。吴地在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同时，文化也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得到繁荣和丰富。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经学、教育、宗教，乃至建筑、技术，都取得了骄人成绩。

六朝至唐宋时期，是吴地文化的转型时期，从“尚武”逐渐转向“崇文”。随着晋室南渡和唐宋时期的大规模移民，士族文化的温婉清秀、含蓄多情为吴地文化注入了一种阴柔之美，至南宋，这一转型已彻底完成。

唐宋时期的江南，已是中国最为繁盛之地，国家经济重心正缓缓南移。北宋时期，包括今浙江和苏南地区的“两浙路”，所缴纳的丝织品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元朝《吴都文粹续集》收《长洲县 达噜噶齐云通君遗爱碑》曰：“长洲旧为平江望县，其以里计，未必数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财计，未必男尽田女尽蚕也，其秋输粮夏输丝也，粮以石计，至三十万余，丝以两计，至八万四千有奇。余盖皆略之也。”此乃元朝至元年间，独吴地长洲一县，年供赋税就达三十多万石粮和八万四千余两蚕丝。可见，其时吴地粮、丝已成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对国家经济有着极其重要支撑作用。

经济的繁兴催生了吴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汉代时，吴地已有“官学”。《三国志》载，东吴时期“（黄龙）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此为吴地官方教育的最明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官学有了较快发展，这一时期，因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中原文化人士来到南方，建康（今南京）遂成为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公元 317 年，晋元帝在建康设立“太学”。南朝时，宋文帝设立“总明观”，后又设“四学馆”和“国子学”，官学始有规模。唐朝唐高祖亦曾诏令天下各郡县设立学府，常州府学是吴地府学中史载最早的一所，创办于唐肃宗至德年间。北宋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了郡学，下设县学。据研究者统计，宋代两浙路共有县学 80 所，为全国范围内最多的一路。 可见，宋时吴地县学规模已达较高水平，在朝廷推动下，吴地教育有了制度保障和较好的发展平台。

宋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期间，奏请设立苏州郡学，并聘请无锡籍官员胡瑗为总教习。教学过程中，胡瑗采取了分斋教学制，将教学分为“经义”“治事”二斋，经义一斋侧重学习六经经义，治事一斋则侧重传授社会实践，如治民、讲武、水利。根据学生自身素质条件选学合适的修学方向。这种教学方式注重因材施教，“明体达用”，广受欢迎，被誉为“苏湖教学法”。

唐宋两代，吴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教育兴起，文风大盛，吴地民风逐渐变得温润。崇文重教的民风经过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宋代及以后，吴地书院纷起，成一时之盛，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乃北宋政和年间杨时在锡讲学时创立，也称龟山书院。与此同时建立的，还有江宁的茅山书院、湖州的安定书院等。南宋时有上元的明道书院、苏州的和靖书院、溧阳的金渊书院等。元代有苏州的鹤山书院、文正书院、甫里书院，以及常熟文学书院、松江石洞书院等。吴地大批书院的建立，为文人俊彦的讲学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文化传播，也提升了江南文化的影响力。

南宋以降，吴文化愈发温婉精致，手工业的繁荣和技艺的提高，为其增添了一抹雅致奢华之气。明末清初，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已成为人们心仪的宜居“天堂”，人文气息的滋养使吴地在经济、科技、教育、思想和艺术等各方面都位于全国前列，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温山软水滋养了吴地，也滋养了吴人。得山水滋养、文化熏陶的无锡人既有历史沧桑刻画出的文心侠胆、务实进取，又有着江南秀色般的温婉柔和、精巧细敏。在从江南小城向工商大市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吴文化的诸多优秀元素被融入工商文化之中，在扬弃、嬗变和发展中，无锡不断突破自我，融合创新，抒写了百年辉煌的精彩华章。 ogx1rcYRGa+9MDErS3d95QkHN1e86sHuMYirPS8T7VUttN1k+UgMfPKRp7pu4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