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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以来，随着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和韩国等新兴经济国家的腾飞，全球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企业间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威胁的本土企业，无不面临着战略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分别盛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和基于资源的战略观，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正式的制度，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如文化和伦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它们在战略决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对企业战略的选择和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出正式的制度，以及非正式的制度也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绩效，由此形成 21 世纪新的战略基础理论——基于制度的战略观。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萌芽，2002 年由MikeW.Peng（彭维刚／博士）正式提出，并逐渐开始流行。该理论不仅适用于业务层面和公司层面的战略研究，而且适用于全球战略的研究，尤其针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一些新兴经济的国家，如中国、印度。该理论为新的竞争环境下的战略选择与战略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与思路。为此，本文将结合该理论相关的最新文献资料和个人的见解进行介绍和综述。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脉络（如图 2.7 所示），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与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也是如此。总体来说，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形成与发展和制度因素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应用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的。
图2.7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背景
2.4.1.1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
自 1976 年安索夫在《从战略计划走向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战略管理的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对战略管理的各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两个主流的战略观：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和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基于产业的战略观认为，企业战略决策首先依赖于其所在的产业的竞争状况，为此，要对影响一个产业的五种力量（企业间竞争、购买者和供应商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新进入者和替代品）进行考察，并且在这五种力量下找到自己相对有利的位置。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则认为，企业所有特有的资源、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造就了企业的成败。总的来说，基于产业的战略观主要研究的是外部的机会和威胁；基于资源的战略观更为强调的是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
“制度”或者“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在企业战略理论中早已经被提及，但是真正的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战略理论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
事实上，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在众多企业战略的理论中，基于市场的制度模型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企业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需要进行基于产业竞争的外部环境分析和基于企业内部优劣势资源的内部条件分析，此时，制度、文化只是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已知的背景条件。
1969 年P.Lawrence和J.Lorsch就开始在文献中提及“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而此时的环境，主要是指经济的变化如市场需求和技术的变化所处的“目标环境”。之后，相继有不少学者研究企业战略，但是在过去的战略选择中，作为“游戏的规则”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2.4.1.2 新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制度战略观的发展
2002 年，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和韩国）的地位也有所上升，这些国家也在吸引更多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2006 年 2 月 11 日，《时代商报》刊登了英国《经济学家》一段评论：“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富国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自 19 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以来，第一世界‘富国始终支配着全球经济。不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时代也许已宣告结束。数字显示，新兴经济国家总产值 2005 年已经增加到接近全球的一半。”
经济的发展迫使企业需要以“全球”的眼光制定“全球”的战略。在本土和国外市场的国际化的竞争中，新兴经济国家的制度环境，以及制度转型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新兴经济国家和发达经济国家在制度、文化和企业伦理上的显著差异迫使学者们除了考虑基于产业和基于资源的因素之外考虑更多的是制度差异方面的因素。
1994 年，J.Justin Tan和Robert J.Lischert在研究环境与企业战略及其绩效的关系时，对中国电子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不确定的环境对超前战略有负面影响，而对防御战略有正面影响”这一结论。到 1996，M.Boisot，J.Child，MikeW.Peng和P.Heath通过对新兴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制度、组织和企业战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其后，他们的观点为更多的学者所认可和不断深化。1997 年，Christine Oliver把来自组织理论中的“制度”与基于资源的战略观点进行整合，来研究它们对企业的差异化和竞争利益的影响，这里制度包括规则、规范，以及惯例和信仰；1999 年，Yadong Luo和Mike W.Peng通过对 108 个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调查，研究了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的经验、环境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在东道国的经济强度对绩效的正面影响已经减少，而经验多样化对绩效的影响保持不变。而且，跨国公司经历的环境动荡越大、环境越复杂，经验和绩效之间具有越强的正相关关系。2001 年Mike W.peng在研究转型经济中企业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时，发现在经济转型的环境中，环境越动荡、越复杂，成功的企业越会存在高水平的创新、冒险和超前行动。2002 年，F.J.Contractor和P.Lorange从知识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联盟的发展，其结论之一是，近 20 来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从而促进了联盟的快速发展，制度对企业联盟的战略选择有很大的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一种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因素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大量应用于战略联盟、跨国竞争、战略绩效等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随着制度的重要性为人们所重视，制度理论初见端倪。2002 年MikeW.Peng在《经营战略：基于制度的战略观》《文化、制度与战略选择：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两篇文章中正式提出了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他认为，基于制度的战略观可以与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和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并驾齐驱，制度不再是一个企业战略分析时的背景条件，而是直接决定企业战略和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图 2.8 所示）
图2.8 战略和绩效中的三个决定因素
2.4.1.3 最新研究进展
随着基于制度的战略观在诸多领域得到验证，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理论地位不断得到确立。其间，以MikeW.Peng为代表的一批战略学家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为该理论的确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3 年，MikeW.Peng研究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新兴经济中制度转型与战略选择的关系，并提出了两阶段的制度转型模型。2004 年，Mike W.Peng通过对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 405 家企业的实证分析，并用制度理论研究了制度转型过程中企业外部董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也分析了在法律控制缺乏的情况下仍然委任外部董事的原因；同年，MikeW.Peng，JustinTan和TonyW.Tong用初评时的方法对中国电子产业再次进行研究，分析了新兴经济国家中所有者类型与战略集群的关系，认为不同所有者类型是决定企业的管理者把自己的企业归类为不同的战略集群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并得出了国有企业倾向于采取防卫者战略；私有企业倾向于采取扩张者战略；而个别的集体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则表现出介于防卫者和扩张者之间的战略的结论，其实证统计结果揭示了所有者类型可以用来预测在中国新兴经济中的战略集群关系。
在 2005 年中，学术界对新兴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制度理论的应用更加广泛。JohnM.Stevens等在 2005 年通过调研 302 个财务决策的执行者（如首席执行官），实证研究了企业决策的执行者在战略选择中的道德规范问题。同年，Meyer等对中欧和东欧的交易、资源和制度理论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为验证现有的理论提供了平台的同时也促进了三个理论的发展：组织经济理论、基于资源的理论和制度理论。他们还用这三个理论探讨了具体问题，比如：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战略、当地企业和政府的重组战略及企业的进入和成长战略，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欧和东欧制度的影响力。Mike W.Peng从产品相关制度相关性两个角度研究了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Mike W.Peng和Jessie Qi Zhou研究了亚洲新兴国家在制度转型中的网络战略，他们把企业间及企业与政府间组成的网络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并研究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对企业—政府（B2G）及企业—企业（B2B）间网络的影响的差异；指出随着制度转型的深入，强联系被逐步淘汰并转化为弱联系，同时，指出网络特性不仅与联系的强度相关，而且与网络内容相关，网络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由与企业—政府（B2G）的网络及企业—企业（B2B）的网络相关制度转变的影响力决定的。Mike Wright等在新兴经济的战略研究《挑战传统的至理名言》一文中采用了四种理论：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资源的理论和代理理论；从四个方面研究新兴经济中的企业战略：发达经济中的企业进入新兴经济、新兴经济本土企业间的竞争、来自新兴经济的企业进入另一个新兴经济的企业进入发达经济，并指出，将来的研究应该围绕这四个方面和四种理论观点。
2.4.2.1 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制度的定义有很多。1990 年诺贝尔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把制度定义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并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的塑造人类交互作用的众多约束，并指出制度架构是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构成的。1995年，权威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斯格特（Richard Scott）把制度定义为：“规章的、规范化的、可认知的架构和活动，这些认知架构和活动促使社会稳定并对人类的社会行为有指导意义。”他指出，正式约束包括国家的规章制度、公正的决议及经济合约，非正式约束包括社会所认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行为规则（如图2.9 所示）。
图2.9 制度架构
2006 年Mike W.Peng进一步完善了制度架构，并设计了制度的纬度，如图2.10 所示。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和规则（例如竞争及强制性政策、知识产权制度、合同法及其执行），是制度的规则支柱，即政府拥有强制执行权。而非正式制度包括规范、文化和伦理。非正式制度的两个主要支柱是规范支柱和认知支柱，规范支柱是指市场竞争中其他相关竞争者的价值观、信仰、和规范如何影响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认知支柱是引导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内在的、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和信仰。
图2.10 制度的纬度
2.4.2.2 制度、组织与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不仅由产业状况和企业资源所决定，而且受制度框架下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影响。因此，战略选择也是制度和组织的交互作用的结果。2000 年Mike W.Peng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归纳出制度、组织与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如图 2.11 所示。
图2.11 制度、组织的战略选择
传统的战略理论研究中，企业战略选择取决于反映行业竞争状况的五力分析和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劣势分析，但是随着制度在战略选择中作用的提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通过对组织的交互作用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
2.4.2.3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战略作用
正式制度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企业的战略选择中，无论是把正式制度作为条件还是作为一个因变量，正式制度的战略角色是稳固而长久的。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伦理的重要性则是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上升的。
（1）文化的战略作用
国内外的学者都曾先后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了多种界定与解释，并有很多方法来划分文化的纬度。但是Mike W.Peng指出，讨论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时候，“文化”这一术语是指民族文化。2006 年Mike W.Peng采纳了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霍夫斯坦德的观点，即：霍夫斯坦德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文化的五个纬度。他发现，企业的战略选择与霍夫斯坦行署的文化纬度是一致的，具体可解释为：1）权力差距。它代表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权力差距大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印度、埃及、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倾向于集权，如果企业建立国外的子公司，它们会倾向于控制大部分所有权；反之在西方国家，权利差距相对较小，它们则选择弱的领导关系和低的集权度。2）个人主义，反之是集体主义。同样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如，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企业建立联盟的过程中，个人主义突出的企业比较依赖于正式的合同条款，而集体主义突出的企业较依赖于非正式的相互信赖和理解。3）女性特征。它是相对于男性特征而言的。特指性别角色所主导的社会地位和职位的差异。对个体层次而言，在男性特征的社会（如日本）中的企业管理者倾向于果断、有决策力和敢作敢为的性格，在女性特征社会（如丹麦）中的管理者则倾向于优柔的、直觉的而不是有决策力的。4）不确定性规避。它表示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接受不明确的情况和忍受不确定性的程度。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国家如英国，管理人员的行动多依赖于经验和所受的训练；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如中国，管理人员的行为则多依赖于规则和程序。其分歧就在于制定的制度、规则在特殊情况下是破例还是坚持。5）长期导向。它强调对文化追求和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在长期导向的文化中，企业偏向于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如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他们看重比短期利益更长远的东西如市场份额等；而西方国家的企业机时相对看重短期利益。
（2）伦理的战略作用
伦理是指导个人和企业行为的规范、原则和标准。伦理不仅是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正式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同时，不同民族的伦理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跨文化的伦理观念的冲突问题，如跨国业务中企业跨文化管理中的合作问题、跨国企业在各国的运营等，都是很复杂、很棘手的问题。
为此，Donaldson提出了三个“中间路线”的指导原则：首先，尊重人类的尊严和基本的权利，比如与健康、安全有关的事情和员工受教育的权力。其次，尊重当地的传统习惯。最后，尊重当地制度环境。
目前，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主要应用于战略联盟决策、创业战略决策、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实施、跨文化的管理问题、跨国商务中的贿赂与伦理、专利、标准和产品的国际化等方面。
2.4.3.1 企业战略联盟
2003 年，李再杨和杨少华认为，战略联盟理论新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制度环境观。战略联盟之所以在近 20 年才大量出现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的好转，如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加强、停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等。此外，政府的政策导向，如用倾斜政策吸引外资、扶持目标产业，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腾飞带来了巨大商机和利益等，也是企业选择战略联盟的动力之一。因此，制度的作用可以直接促进或者抑制企业的战略决策。
2.4.3.2 企业的创业战略
杰弗里·蒂蒙斯在《战略与商业机会》一书中阐述了发现和挑选创业机会的过程。这里的“创业机会”不是单纯的创业“思路”，而是指“真正的机会”。他把创业过程分为：识别商机、团队合作和资源需求。无论是识别商机，还是团队合作，资源满足，每个环节都需要对制度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这将决定创业的成败。
2.4.3.3 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不同文化纬度所表示的不同文化偏好、不同伦理观念的企业管理者所做的管理决策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此，在制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时候，除了考虑决策者所处的制度、文化背景之外，还必须考虑目标国的文化偏好，因为，招募本土员工的偏好也可以直接影响企业文化的融合和员工的合作及工作效率。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接受基于制度的战略观，在公司层面，有利于“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在业务层面，有利于文化融合，实现战略目标。
2.4.3.4 跨文化的管理问题
企业如何处理跨文化的伦理观念的冲突是跨国企业经营中必然面对的问题。一个国家认为符合伦理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可能被看作是不合伦理，甚至是不合法的。因此在跨文化的管理中，处理海外伦理观念的冲突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和绩效。但是各民族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决不会因为一个企业的存亡而改变，因此，冲突是都存在的，关键是冲突的存在或者转化会不会影响到企业间员工的合作和企业的顺利运营。面对企业间与员工间的文化冲突，可采取合作、一方妥协、暂时回避冲突、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相互接受对方的文化、文化融合，形成新的企业规范等策略。
2.4.3.5 跨国商务中的贿赂与伦理
王海忠在企业跨国商务中的贿赂与伦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商业交易中的行贿、索贿、收买、打点等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贿赂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在某些国家和行业成为一种潜规则。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和人群对贿赂的看法却有很大的分歧，北欧国家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新加坡却被称为世界反腐败的典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有较强的反腐败力度，而亚洲、非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腐败最为严重。那么，企业如何在与自己价值观完全背离的目标市场运作？如何制定自己的企业规范？这同样又与跨文化管理的难题走到了一起。
2.4.3.6 专利、标准和产品的国际化
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产品的国际化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有的企业将统一的品牌内涵和标准的产品推向全球，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但是更多的产品国际化则是采用“入乡随俗”的方式，采用让目标区域的文化可以接受的广告和产品包装、制造标准。如家乐福推出“入乡随俗”的商品、耐克根据不同经济水平而制定不同的标准和价位等等。专利形式知识产权的国际化也是如此，必须考虑到目标顾客的文化背景和偏好等。
此外，真正的商业交易、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决策问题还很多，如自主创新的战略决策、政府政策的指导方向、商业合同、商业谈判等等。
本节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任何理论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战略理论也是如此。新兴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不仅提供了验证现存理论的舞台，而且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机会。这对于该领域的众多学者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
（1）基于制度的战略观还较为年轻，尚处于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阶段，尽管在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国家不断得到验证，但是还远未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不断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从它发展的路径来看，认识制度的重要性是制度的战略观产生的基础，探究制度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是制度的战略观发展的关键阶段，而未来的研究将主要侧重于阐明制度对企业战略作用的内在机制。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资源的理论和代理理论将成为制度的战略观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应用于新兴经济中的企业战略研究，包括发达经济中的企业、新兴经济中的企业进入新兴经济、新兴经济本土企业间的竞争、来自新兴经济的企业进入另一个新兴经济的企业进入发达经济。
（3）关注基于制度的战略观，就必须关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战略作用，以及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尽管，目前基于制度的战略观在战略联盟决策、创业战略决策、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跨文化的管理问题、跨国商务中的贿赂与伦理、专利、标准和产品的国际化等方面进行了验证，但是，它还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背景下进行新的探索。
（4）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基于制度的战略观在战略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其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重要程度将不亚于传统战略理论中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和基于资源的战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