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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背景是全球贸易竞争。由于美国希望摆脱没有为自己带来很大利益，又没有更多话语权的WTO，决定另起炉灶，开始自己能够主导的游戏——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
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
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业规则，来取代WTO。目前，参与TPP谈判和TTIP谈判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加。同时，21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启动了PSA谈判，内容覆盖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互联网等几乎全部服务业领域。这三大协议一旦成形，可能成为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载体，甚至以此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规则，并强化既有的世界权力（利）分配体系结构。
中国被迫同时三线作战，一线是中欧贸易协商和自贸区谈判，先对冰岛、瑞士，然后再推进到中心国家；二线是巩固东南亚与东北亚，其中，中韩自贸区第六轮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第二轮谈判都在推进；三线是金砖联盟，德班峰会就力图打造一个平行世界，小三驾马车（IMF VS储备库，WB VS金砖发展银行，WTO VS工商理事会）正在启动。
中国对于包括TPP及RCEP在内的，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倡议均应该持开放心态，早参与早受益，才有可能在谈判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不被边缘化。由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基本都是美国定的，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这意味着要跨越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历史阶段，这对于整体依旧落后而且地区间生产力差距巨大的中国经济来说，有其现实难度。升级确实势在必行，但也一定有个顺序和时间。这时可以发挥中国传统的“摸石头技术”，换一个做法，先让局部的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的小窗口，并可以适当将其中的某些高商业标准映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如果试验失败了，由于范围限定，影响也有限；而一旦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推广并全面对接整个中国经济。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原有的WTO规则是有漏洞的，它不针对生产过程，而是集中关注在关税削减环节，也对汇率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力。中国过去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半市场化的要素垄断定价加速了资本积累并促进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低版权模仿加国内市场扩张迅速积聚了制造业产能，而各级政府的GDP锦标赛形成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货币投放和国有经济垄断。而TPP的设计则直击中国秘籍的软肋——提升要素价格和削弱国家资本主义行为。如果直接遵守其中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等条款，就等于自废武功。
这并不是说新兴国家未来就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而是说它们只有退守食物链的低端甚至底端，很难再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可以给出如此的高规格，是因为它们原始积累完成得早，产业升级得快，新竞争优势已经建立起来，并主导了游戏规则，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和比较优势来切割蛋糕。简单地说，就是用知识（密集型产品）换劳动（密集型产品），后发国家老是用鞋子、袜子换win7、万艾可肯定是吃亏的。这之间相差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水平，而是整个知识投资、积累、管理和创新的整个体系和体制。
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不少规则也符合市场发展和经济升级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所以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例如欧美判定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的交集包括：1）货币自由兑换，或者汇率转换依据市场力量；2）有关成本、投入、销售和投资方面的商业决定是依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供求，没有严重的国家干预，主要投入成本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市场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工资部分；3）进而企业有一套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并使用于任何目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企业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营运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受到保障；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特别是国家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以及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
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小公约数原理，找到其中的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跟以前的漫无目的摸石头相比较，这里的目标更清晰，时间节点明确，倒逼力度和效果应该更强。同时，完全可以借此规则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中国目前的困境类似一个天龙八部里的“珍珑棋局”，只有大胆落子，才能绝处逢生。其实，所有用“开放促改革”的政策的基本原理都一样，不管是GATT、WTO、TPP，还是人民币国际化。因为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而国际化不过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而已。所以，如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改不动，那就不妨开放多些。因此，设立上海自贸区也正是本届政府力图推动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国，第二大的资源消费国和未来的最大消费国，但中国在目前全球货币竞争格局中仍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从 2009 年起步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正是突围之举。目前规模已经不小，香港官方的统计是 7000 亿，实际可能有 1 万亿，台湾也有 4000 亿，加上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就更多了。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2013 年 9 月 5 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人民币的日交易量已经达到1200 亿美元，远远高于三年前的340 亿美元，这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中第九大活跃的交易币种。其在全球外汇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从 2010 年的 0.9％上升到 2.2％。
客观地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资本回流获利的动机，人民币的海外总量还是无法做大，而构建回流闭环就需要巨大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基础和衍生）来容纳和吞吐。目前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有全国最全的各种各样的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和要素市场，因此上海一定会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的目的地和集散地。过去没有自贸区，资金进来的龙头要直接接到内地的资产市场，需要通过QFII管道或者借道贸易途径才能获取人民币资产。有了自贸区之后，“金十条”和上海配套“42 条”很多都可以在自贸区里先行先试，就可以先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资产缓冲区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并且最终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打通资本账户，进行双向投资、相互渗透，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启动。上海自贸区的管理机构、执行方案和实施细则，在启动后陆续公布。
自贸区被国际公认为全球经济最开放、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国务院划定的上海自贸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等 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 28.78 平方公里。担负中国经济“先行先试”任务的上海，将在这块试验区内，针对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推行全方位的自由化，对接和融入国际经济潮流。
这是内地继 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特区和 20 世纪 90 年代浦东开发之后，推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事实上，上海自贸试验区从酝酿、规划到报批，历时 20 多年，而其最后获批启动都与现任总理李克强的强力推动有关。
1.自贸区动议迂回中央
早在 1988 年 6 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的构想。这里所说的“香港”，实质就是经济意义上的自由港，也是自贸园区在中国内地的最早雏形。
在1990 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创设之初，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香港就浦东开发开放发表主题演讲，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能够保证商品、人员、资金自由进出，并最终成为一个‘自由港’。”那时，上海领导层已经明确，要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在浦东基本建成开放度最高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园区。
内地经济学术领域，成思危是较早提出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的学者。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一项题为《中国保税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的研究课题里，提出中国到 2015 年建成 23 个“境内关外”的世界级自由贸易园区的愿景，并希望上海敢为人先，率先实现。成思危的课题调研基于上海的发展现实，从 1990 年国务院审批建中国最早的保税区，到 2002 年，代表中国经济最开放、最活跃的保税区建设已有 12 个年头，中国各类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建设进入爆发期。但成思危感觉到，保税区这种形态，并不是中国经济开放的最终目的。
在此阶段，内地不少地方都提出要由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除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外，深圳、天津、青岛等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也均提出转型动议，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呼吁仅限于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惊动中南海，往往在中央政府的部委层面就销声匿迹了。直到 2009 年 2 月 6 日，中国生产力学会将一个《关于在上海浦东试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报告》递交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自贸区才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中国生产力学会其实是个研究机构，协会成员基本由中央部委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和退休官员组成，把一些地方调研情况以内参的形式反映到中央。通过老领导把调研报告递交到中央部委往往比走行政程序更便捷。
上海通过中国生产力学会迂回中央，争取更大开放力度的政策实乃情势所迫。2006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到上海视察，指示上海要建立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按照“四个中心”的最高指示，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因地制宜开发了大小洋山港、建设了东海大桥；在国际贸易中心方面，上海港那时每年的吞吐量已经达到 2800 万标准箱，仅次于新加坡，居全球第二。
但在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突破，上海却举步维艰。因为这不是上海一座城市的改革就能主导的，必须要中央下放权力，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启动。采取自贸区方式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突破口。
2009 年 3 月，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胡锦涛对上海的“四个期许”被正式文件化，并纳入当年国务院 19 号文件，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这一动作意味着温家宝呼应胡锦涛的提议，为上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绿灯，同时希望中央各部委能够配合。
此时，上海方面就深化经济改革的有关动向提出样本意见，形成了一些具体构想。他们通过中国生产力学会将报告提交中央，希望中央部委能根据这个样本进行研议。
2.温家宝首次批示
担纲该报告的中国生产力学会名誉会长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会长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王茂林，参与该调研报告的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泊溪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等一干专家。报告提议在上海浦东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
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概念指的是两个主权国家或地区间，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相互开放市场准入，达成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自由贸易园区则是主权国内的贸易自由化，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块特定区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境内关外”。
报告递上去一个月后，温家宝将“自由贸易区”改为“自由贸易园区”，同时批示：“请克强、岐山同志阅示，可由发改委会同商务部研究，提出意见。”李克强和王岐山当时是温家宝掌管经济的左右副手。
7 个月后，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税务总局等中央部委组成的小组赴上海调研。一般而言，中央派人到浦东专门就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显然是自贸园区有望启动的信号。
但是，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级官员带队的中央部委调研组调研过后，这些官员趋向的意见是，国务院就上海开发开放发布了建设“四个中心”的 19 号文件，已经给了上海出口退税等很多政策，现在“四个中心”还没搞好，自贸园区先搁下再说。
中央调研组这趟上海之行后，北京再没反应。中国生产力学会的建议报告上呈总理温家宝的同时，也于当年 2 月 26 日送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的手里。俞正声对此进行了批示：“请上海商委、发改委、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支持。”上海市发改委随即根据中央调研组的意见，作了一个贯彻落实国务院 19号文关于推进“四个中心”的指导意见。
自贸园区的初次动议就此搁置下来。由于顶层推动乏力，上海的主政官员对深化改革也有各种顾虑。2011 年，《外高桥现象放大效应研究》被列为上海市委当年 11 项重大专题调研之一。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发展迅猛，2010 年体量已经非常庞大，其生产总值、商品交易总额、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全国所有保税区的一半，占上海生产总额的 1 ／4，进出口总额的 1 ／5。
上海市委重大专题调研，通常是一个常委牵头一个课题研究，当时牵头外高桥课题的负责人是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杨雄，他同时兼任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课题调研的初衷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做得这么好，其经验可供其他保税区借鉴。杨雄对该课题予以高度肯定，但他却有顾虑。原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发展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政策优势。其中，有些是政府默许“开小灶”式的政策，与现行法律法规有冲突，真正追究起来，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借鉴，也未必上得了台面。
比如继上海外高桥建之后建立的松江等几个保税区，外商独资贸易不能设立，但在外高桥就可以。还有上海保税区内的企业关内货物销往国内，可以开内贸的增值税发票，这等同于内销行为，打通了内外销的通道。而其他保税期进区货物免税，进入国内则要缴纳关税；上海综保区还有一个“保税货物延展”的政策，进关不收关税，关内组装的货物出来后，只征组装那部分货物的税收。这些政策都是上海的“私货”，悄悄地进行，也从未对外宣扬。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在内的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意愿明确，希望上海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向经济自由化更高层次的自贸园区迈进。但是，这显然不是地方上的力量能够推动的。
3.温家宝二次批示
2011 年 10 月，第 11 届上海贸易园区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以“自由贸易园区功能创新”为主题，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简大年作了主题演讲，他在展望保税区未来发展和创新功能时，声称上海保税区正积极向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的自由贸易园区转型发展。上海探索自贸园区的设想再次浮出水面。
对上海综合保税区来说，尽管在内地各类经济特区中依然占尽先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政策红利在渐渐消退，不创新发展就意味着落后。与后起的珠海横琴岛，深圳前海相比，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政策优惠措施已经明显落后。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深圳前海为 15％，上海是 25％，同一时期的新加坡是 17％，香港是15％。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上海与香港和新加坡也差距甚大。
更让上海忧心的是，最近一两年来，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在内地明显升温，各地动作频频。天津开始酝酿将东疆保税港区建成自由贸易港区，浙江舟山群岛也提出全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战略规划。这让急于获得发展先机的上海综合保税区官员心急如焚。
上海洋山深水港码头集装箱堆积如山，上海港 2010 年首次超过新加坡，坐上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的宝座，从而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排名世界第一的双料冠军。领先地位保持至今。
2012 年 3、4 月间，保税区管委会委托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开展《外高桥现象放大效应深化研究，建立浦东自贸园区的策略和路径》的课题研究。2012 年 12 月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杨雄在报告上批示：“自由贸易园区要有各方接受的方案”，意即上海要把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税务总局、银监局等各方的利益平衡，才能行事。同时批示：请发改委研究，可否把上海自贸区的专题计划放在浦东综合改革配套的篮子里去。
2005 年以来，中国特殊经济园区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其标志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2005 年，上海浦东新区被批准进行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其后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和成都、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深圳特区等先后获批国家综改试验区。国家综改试验区分为全面综合配套和局部综合配套两种类型。前者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享受全方位改革的权利。后者目前包括重庆、成都、长株潭城市群，享受在特定领域进行体制与机制创新的权利。
上海在体制改革层面上已经完成了重要的一步，即将原来的南汇区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进行整合，建立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统一管辖浦东机场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和外高桥保税区，推动上海“三区三港”的融合。理顺管理体制后，上海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只欠一个突破口。他们面临着选择：19 号文指引的“四个中心”或者是自由贸易园区。这两条路径都需要中央的推动才可能实现。上海倾向于选择后者，从国际上自贸区 400 多年的发展经验看，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一国提升开放水平的必要条件，也需要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进行决策和推动。2012 年 12 月 27 日，商务部起草了“关于上海建自由贸易区的请示”并提交给了总理办公室。12 月 30 日，温家宝总理批示：“同意上海试点，请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研究提出方案。”温总理的两次批示时隔三年多，2009 年 3 月，他首次批示时，他的第二次总理任期刚开始不久，而第二次批示时，他的总理任期只剩半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上海自贸区的申报计划没有任何进展。对此，上海有学者分析，对中央部委等监管机构来说，改革一旦触及现有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等问题，意味着监管难度加大，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改革成功的收益又归于地方，因此改革的意愿和动力不足。
但是，这次得到了温总理的完全肯定，同时，试点改革的主导部门也由发改委转为了商务部。上海市代市长杨雄看到了希望，急令有关部门研究上报试点方案，上海市发改委、商委等部门迅速开展调研、起草等工作。
4.李克强大力支持
2013 年 2 月，上海市两会开完后，党政班子顺利换届，自贸区设立提上主要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上海进行视察，并就自贸区进行专题汇报。3 月 27 日到 30 日，李总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调研，在听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就上海自贸区问题的汇报后，李总理表态说：“看来上海决心很大，我支持你们搞。”
李总理随后说到了在主政辽宁期间的经历。他当时计划在辽宁长兴岛建立自由贸易园区，长兴岛总面积为 255 平方公里。其临港工业区是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支点和龙头，但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体制远没有上海开放。所以，自由贸易区很遗憾没有建成。李总理随后说：“我支持你们，你们说的一线、二线，我都赞成。”这里的“一线”指的是境外对自贸区这条海关线，“二线”指的是自贸区对国内的贸易通道。自贸区实施的是“境内关外”的政策，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不得介入一线和二线间的自贸区的经济活动。而传统的保税区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也管”的三重管理，限制比较死。李总理强调，国内一线不彻底，二线不放开，上海自贸区要彻底做到。上海开放程度高，也有这个条件，我支持你们搞，你们时间不要太慢，节奏快一点，争取上半年出来方案。
李总理谈话后，搁置了三年的上海自贸区计划进入了快车道：2013 年 5 月 30日上海向中央上报了详细的方案；7 月 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7 月 1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该方案；8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听取专题汇报，习近平说，上海自贸区建设，上海要承担主体责任。8 月 16 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止《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三部法律有关条文在上海自贸区的继续实施。自贸区的改革必然要进入深水区，一些举措会与现行的法律相冲突，只有暂停一些法律的实施，才能进行改革。中央对此次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不仅表现在暂停法律的实施上，同样体现在对自贸区的命名方面。2013 年 3月份，李总理到上海考察时，上海方面的汇报还以自由贸易试验园区相称，4 月份，上海就自贸区向汪洋副总理作专题汇报时，汪副总理正式定名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中国”作为前缀意味深远，表明了上海自贸区改革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因此，继 20 世纪 80 年代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和 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浦东后，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5.深度博弈仍在继续
尽管有李总理的强力支持，反对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反对阵营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这关系到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大是大非问题；二是改革与现行法律相抵触，这涉及合法性的问题；三是如果改革失败代价太大。2013 年 8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把上海自贸区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表明了中央新领导层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反对的声音得以暂时的遏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于 2013 年 5 月上报中央，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讨论和修改需要一个月。但是，相关改革细则的公布足足拖了到 4 个月以后，说明了各方面的利益团体仍然在博弈的过程中。上海提交中央的自贸区改革细则共有 120 多项，重点在投资、贸易和金融领域和政府监管等方面寻求突破，全面接轨经济自由化。其中包括区内将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这是自贸区通常的管理模式。正面清单管理是防患于未然，具体到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需要权力部门做解释，权力寻租的空间大。负面清单只做垄断性、安全性等的审查，对于其他事项，行政机关不做审批，只做备案。8 月 3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尽管如此，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还是被改为含义模糊的“自贸区内实施特殊的法律法规”。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自贸区改革的亮点。但是，金融系统的多项改革有缩水的迹象，无论是汇率管理改革还是离岸金融的发展都没有发布相应的实施细则。
毕竟，强权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民主法治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是既是改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是改革的阻力。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决策者要全盘考虑利益的调整，在既稳又快中寻求平衡。
（一）贸易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要做贸易中心，尽管有航运的优势，但是比不过舟山和宁波，所以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伦敦不过就是几百万标箱）。这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包括资金、运营和营销），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要点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力图实现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以便建立跨国企业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这样的贸易即使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并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有效协同合作。更重要的是，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在自贸区内将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指定或设立商品期货的交割仓库，一旦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LME仓库的部分作用。
这些设计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包括出口信用保险、融资租赁、检测维修、审计会计等）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有助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特别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等六大领域全部开放。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因此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电信增值、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
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将首次延伸至“准入前”，并不再依赖当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进行行政控制，用以交换美国对等的更透明的外资准入审核流程。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
投资当然也是双向的，鼓励中国资本从自贸区向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未来在自贸区，对外投资只需要备案。鼓励成立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支持富余产能向境外有序转移，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此外，在区内有可能会创新外汇储备的运用方式，例如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
（三）金融的国际化：笔者认为这才是自贸区的真正内涵，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会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的使用。
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可能具有有限牌照）。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鼓励其建立综合交易平台，全面放开产品创新。也允许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去海外发债，拿钱回来之后可以贷款给自贸区里面的企业，并突破现有存贷比的限制。
这些资金完全可以对接区域内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众多需求，这也是“金十条”和上海配套的金融“42 条”里面的重要内容，例如可以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支持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满足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以及支持居民对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融资需求等。
目前的流动性环境其实也很简单，犹如“围城”，海外的资金廉价希望到国内来套利；国内不少的资金获利良多，希望到海外去抄底。目前居民的净资产 180万亿，笔者预期即便放开也不会全部逃光，更多的情形是离开、转换身份以后再回来，就像当时香港回归前后的情形。金钱不眠，广义套息来来去去都很正常，关键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成长和增长预期。实际上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反对对短期资本进出附加有某种形式的临时管制措施（包括托宾税），风险应该可控，切勿因噎废食。而且自贸区绝不是一个温室，而是一个货币竞争的真正的学习班和竞技场。
预期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很有前景，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例如可以设立现有各金融（要素）市场的自贸区版或者说“国际板”，建立起天文量级的人民币“资产池”以容纳海外人民币和国际货币的投资（投机）需求，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或者产品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全面放开资本账户管制，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四）行政的精简化：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
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质检工商等所有的市场行政管理职能都会汇总到一个机构，而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也可能都并在一起只设立一个金管局，所以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完全可以在试验区里实现。其最终目的是制度翻新，甚至整个管理体制的创新式再造，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透明度，履行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未来 3 年自贸区暂停实施“外资三法”和文化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这即是实践“小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高效的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从一般投资审批转到强调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监管），有效的和审慎的风险管理，这是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的初步尝试。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在自贸区内更多的市场形成、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方面的工作交由市场完成，例如自律的行业协会、同业机构和社会团体，去自行完成并形成规范。至于期望中的税收优惠倒不是自贸区的卖点，预期会给予注册在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参照技术先进性服务业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区内符合条件的公司从事离岸业务收入，也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仅此而已。其实自贸区不需要特殊政策，需要的只是创新、放松管制和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