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形成

画家汪友农凭借自己满腔炽热的创作热情和对艺术的虔诚与执着，创作出了很多反映时代特征、展现画家艺术个性的绘画作品。本章主要围绕汪友农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展开研究，其现实主义作品包括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期间创作的一大批像《哺育》（图 1）、《重任在肩》（图 2）、《稻是队里的》（图 3）和《护林》这样的优秀人物画作品，还有创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呼唤改革春天来临的花鸟画《迎春图》（图 22）。这些都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革命历史、劳动民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历史、英雄或领袖形象，刻画了劳动者平凡日常生活中富有意味的场景与情境的美术创作。作品呈现出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思想性与情感性等特征，将人民现实生活立体化，具有深刻的革新意义。

一、集体主义的“大写的人”：人物画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末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主导性、权威性的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创作的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秉持共产主义价值观，描绘革命历史发展的现实、关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描绘、唤起或传达对社会有意义的行动、情感和事件作为其历史责任。在艺术创作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并非现实地描绘社会关注的主题，而是带有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其视觉形式与语言依赖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些特征，其图像符号和功能具有革命的典型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由于“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带有较强的无产阶级意识，因此，在我国的绘画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不再是西方文化所定义的一个流派，它被理解成一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原则；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规范。这一概念的界定虽然能够为人们鼓舞士气，提高人民为新中国建设的斗志，给群众的思想方面带来巨大的力量，但是一味地歌颂和弘扬社会发展的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忽略了“现实主义”自身所具备的批判性作用，由此引发某种非真实境遇的显现。

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会经历继承与创新的过程，这与艺术发展的他律性，又叫“艺术发展的社会制约性”，息息相关。即在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与其他事物如经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之间的一种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同时，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也是社会历史环境、个人性格及艺术经历相互作用形成的。身处这一时期的画家汪友农，深刻理解社会环境对艺术的制约、需求以及对艺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浪潮中，他依然怀着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做出历史的全面描写。汪友农一生热爱艺术，青年时期就积极从事创作，他对于中国画的热爱发自内心，孜孜不倦地自我磨砺，坚忍刻苦，甘守寂寞，对名利闻达看得很淡，体现了高尚的人格品质。他坚持细节真实性和艺术概括典型性的原则，既发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点，又弥补了“简单做政治的传声筒”的缺陷，作品将丰富的人性美融入现实社会生活中，取得了较高艺术价值，也超越其他“政治口号”的作品。

关于集体主义及其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表现。与西方文化以个人本位为主要倾向不同，中国更讲求集体本位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儒家的群己观就已体现出以“群体本位”为特征的整体思想，秦朝全方位确立了大一统格局，“天下一家”的观念自此开始逐渐深入人心。而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等思想开始涌入中国，知识分子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五四”时期成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但“这场文化运动，同样为‘集体主义’精神的传入创造了条件”。个人主义及其思想的影响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在时代的‘救亡’主题下，以‘个体’为中心的道德革命渐渐处于弱势，而张扬为国家、为社会发挥牺牲精神的风气越来越占据上风”。集体主义及其思想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时代最强音，个人解放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因此，个人主义及其思想退居其次，这种变化至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显得尤为强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救亡图存形势的需要，全社会各个阶级团结起来形成抗日统一战线，集体主义及其思想成为时代主流，其思想影响一直延续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时期，而在此期间集体主义精神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支点之一 。

建设社会主义是新中国艺术的最重要目的，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表现出一种进步、理想、昂扬的社会精神以及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追求。而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用毛泽东的话说：“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 在这里，集体主义被上升为一种具有国家政治意义的概念，显然，集体主义精神与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制度又是国家形象的核心内容。因此，建国 17 年间的绘画题材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状况由半殖民地半封建人格向现代社会主义人格的历史性转变，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倡扬实则是对国家形象的一种积极建构。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现实生活取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及新闻传播所塑造出来的，也是通过文艺作品所“重塑”出来的。在这种“重塑”中，包含了既定的现实，更蕴含了一种向往、追求的价值目的，即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希望追求什么样的精神。艺术作品通过题材、民俗、情节等方面，从艺术形式到精神气质都体现出了对一个国家面貌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同样体现出艺术家对国家形象的深刻认知。新中国绘画艺术创作在国家话语权的主导下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行为，绘画题材的选择和表现必然以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为创作要旨。因此，绘画艺术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现实的需要，这时期的绘画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其实是以艺术的方式反映和蕴含的新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当然也包括从现实生活中反映出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公众主体意识的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倡扬、社会的和谐面貌等方面。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也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源泉来源于日常生活，现实主义创作更是要求艺术家能深入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平凡事物并加以提炼，经艺术家个人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创作，将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集中体现，通过典型事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以此达到艺术作品所具备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人物画的创作主题转变为革命领袖、革命英雄、各民族劳动人民。这时期的艺术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集体主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种艺术的本质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赞扬他们勤劳朴实的品质，让艺术成为人人可以欣赏和接触的对象，老百姓也能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真实的生活和质朴的工农兵形象，感受到生存的价值。

作为画家，汪友农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关注现实生活，努力反映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期间，汪友农的绘画题材以集体主义为中心，他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化语言相融合，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优秀人物画作品，描绘了这一时代的人物精神风貌，集中展现了具有集体主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带有浓厚的时代属性，在安徽引起很大的反响。 笔墨是中国画中特有的语言形式，“笔墨当随时代”，不同时期下的现实主义人物画有着不同的笔墨语言与意象表达。汪友农用精致娴熟的写实性笔墨，勾勒出人物平实的生活状态，传达了人物内心的美好期望 ，创作了许多像《哺育》（图 1）、《重任在肩》（图 2）、《稻是队里的》（图 3）和《护林》这样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作品，赞美了人民群众淳朴的情感和崇高的人格。他的人物画作品紧跟时代，其艺术创作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时代气息。他于 1972 年创作的国画《重任在肩》（图 2）被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公开发行，1973 年 8 月 6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文章也点名表扬了这幅画。此画展示出一位母亲和儿子的离别之情，儿子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扁担上书写“立志务农”的誓言，满怀豪情地要到农村去锻炼，母亲在临行前特地缝制护肩，呵护儿子将要担负国家重任的肩头，一针一线，紧系着母子之间的深情。作品构图完整、动静呼应，笔墨兼工带写、浓淡相宜，立意深邃。他于 1975 年创作的国画《稻是队里的》（图 3）堪称其人物画的一个代表作，描绘路边放鹅的小姑娘拾到队里拖拉机掉下的两根稻穗，自家路边吃草的大鹅，纷纷伸长脖子要吃稻穗，身材娇小的她却面带微笑把稻穗高高举起。画面运用高矮呼应近乎夸张的手法描绘出矛盾和冲突，凸显出小姑娘坚持自己所在集体的利益至上的原则与维护集体利益的高尚境界，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呼之欲出。孙克先生曾这样评价《稻是队里的》：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许多作品内容上难免“假、大、空”，形式方面则大多“红、光、亮”，只求表面光鲜，实际上却远离真实生活，往往难以打动人心。 而汪友农的绘画语言朴素，并非极端化的“红、光、亮”创作手法之下矫饰的图式显现，也不会滥用变形或夸张的艺术手法。他能从生活的小角度观察，表现幼小的儿童爱护公物的一面，这种童心的真诚令人感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人们，尤其是孩子，真的是一片赤心，难得的是他能将在两只大鹅面前把稻穗高高举起的小女孩的天真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这幅作品的题材构思新颖，别具一格，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可爱，称得上是难得的成功之作。这幅画在省城合肥展出后立即引起关注，报纸杂志争相刊登，《安徽文艺》还做了封面。《安徽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稻是队里的》是这次画展中引人注目、深受好评的一幅优秀作品。这幅画画面动人，主题鲜明，形象亲切，艺术处理巧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人看了有‘革命后继有人’的深刻感受。” 这幅作品深得各方好评，赖少其先生对此作十分欣赏，特地邀汪友农到家做客。毋庸讳言，这是那个时期的好作品，当代画家是画不出来的，因为没有了那样的激情，也缺乏那时候画家深入生活的真诚。 汪友农的绘画作品承载的内在生命力和历史感，具备了画家独特的审美理念，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符号。

从刻画山区妇女劳动间隙给儿喂奶还不忘读《毛泽东选集》的《哺育》，到歌颂劳动人民爱国爱家尽职尽责的《护林》，这些人物画作品的立意有深度，有内涵，表现的对象无论是儿童、少年还是中年人、老年人，都可以看作对个体的真实投射，都是画家汪友农从真实生活中经过凝练所汇聚的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他的人物画有着高贵的单纯，即使是早期作品，即使贴着特殊年代的政治标签，在《哺育》（图 1）、《重任在肩》（图 2）等创作中，人物形态的自然与生动，色彩的明净与逼真，构图的简单与合理，都与时代风貌相对应。而其代表作《稻是队里的》（图 3）之所以获得著名画家赖少其等人的激赏，是因为除了画面动人、形象亲切之外，更得力于特殊时代下儿童心理与动物（鹅）心理间形成的张力。那种高贵的单纯，正如 19 世纪英国诗人约翰·罗斯金所说，“少女可以为失去爱情而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失去金钱而歌唱” ，是那个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画中的政治标签和思想表达就是汪友农特殊的“爱情”，永远不会变成“金钱”，失去其价值。

优秀的艺术作品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特征的作品。汪友农对于“典型形象”的深刻挖掘和探索，是其反复推敲某一段历史、某一时代中的“典型形象”，经过升华提炼后的结果。他笔下描绘出的一个个鲜活的“大写的人”，将历史的凝重、生活的质朴和历经磨难后的乐观与坚韧不屈的精神得以尽现，将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进行转化，是经过艺术家的思考、提炼出的艺术核心。艺术作品的真实生命力，不是由当时社会表面上的接受度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作品是否禁得起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否禁得起历史的考验。汪友农是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的画家，他关注社会，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画笔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坚持真实、质朴的艺术风格，力求反映时代面貌，既不媚俗，也不欺世。将现实主义创作观念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在时代的大潮中，苦心寻找人性中最美的浪花，从人民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创作素材，认真观察、认识、表现人民生活的本质。无论是思想、感情、人物、环境、形式、内容，他都有充分的创作储备，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塑造出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将那个时代的民俗风情、人物的质朴与真诚描绘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人民生活的主旋律。同时，以塑造生活、再现生活为主，用他特有的现实主义绘画语言呈现出作品的深刻性、批判性，使这些作品成为这一时代绘画创作的典范，成为反映那个时代的印记和标志之一。汪友农通过画笔记录下 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凸显了中国当代人物的精神风貌，直到今天仍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他的现实主义人物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藩篱，在中国 20 世纪美术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二、呼唤改革春天来临：花鸟画

世间万物的出现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出现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环境”，从广义上理解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即特定条件下的政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思想文化氛围等共同促成的一种社会客观条件。花鸟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艺术明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每一个朝代均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在数千年专制王朝的统治下，每个时期的花鸟画风格都有其特点。隋唐时期，政局稳定，文化经济繁荣，外交也很发达，花鸟画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开始初步独立成科。宋代随着画院的兴起和统治阶级对艺术的偏爱，花鸟画发展到达鼎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画家，著名的美术史家郑午昌先生曾这样描绘宋代艺术境况：“图画之事，乃不为帝王专尚所囿，花鸟山水及其他，各呈精进之观。”到了元代，原先的游牧民族成为统治者，对文人高士有一定程度的压制，广大文人高士只能通过绘画抒发内心的郁愤，表现野逸高洁之境，促进了文人画风格的发展。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收服民心，限制思想，使绘画为统治阶级服务，出现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富丽绚烂的宫廷画风。同时还有与之相对的民间绘画特色，产生了很多画派。因此，政治体制是影响中国花鸟画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各个时期的画家及其作品多多少少都带有当时政治体制的印迹和特点，也是一个时代的典型标志。

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之下，美术创作虽仍以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题性创作为主，但其内容和思想已发生深刻改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艺术家的个性受到尊重，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艺术创作得到了空前的自由，艺术也不再只是政治的附属品。新的国家政策的实施，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流，中国的艺术家可以充分吸取东西方艺术的优质养分，艺术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美术界终于活跃了起来，美术发展也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另外，经济的高速发展，艺术品市场的空前繁荣，为艺术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艺术逐渐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更加贴近社会生活，艺术创作也更加多元化。

经历了“文革”十年，社会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文化的春天来了，人们的文化思想更为开放，文艺作品百花齐放。随着改革开放、文化繁荣，中国画也获得了新生。改革开放以来的花鸟画坛基本沿袭了原先的格局，部分中青年画家更多地注入自己的人生体验，更强调主观感情的倾泻，在形式语言的探索上也更为丰富多样，在现代感的表现上迈开了步伐。这一时期，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大量的文学艺术著作被介绍到国内，中国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的现当代美术思潮也一下涌进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新一轮的中西文化碰撞也由此引发。一时间，艺术家对于西方文化的崇拜和追求成为当时美术界的普遍性行为，西方文化成为时尚的代名词，对于中国画的评判标准也转变为是否以西方科学的“写实主义”为创作导向。西方思潮以强劲之势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面对强劲的西学文化冲击时，汪友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中国画的创作道路，以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来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

社会背景的改变和时代机遇的出现对画家汪友农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开启了新的空间。他摆脱了旧时代思想的枷锁和桎梏，不去关注宏大的历史事件，也不再描绘英雄主义情结，而是紧跟时代，将目光转移到花鸟画的创作上，描绘日常生活，将一个个最普通的生活场景搬上了画纸，展现生活情趣，创作出能够反映现实社会、展现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作品，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在题材上，汪友农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创作激情与创作灵感通过艺术创作表现出来，使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即便是身边的一花一木，山石鸟兽，也可成为他笔下抒发感情的素材。由于汪友农的生活环境与古时大相径庭，丰富的现代生活使他的花鸟画题材更为多样，“随类赋彩”中“类”的内容也丰富很多。他在创作上的取材不局限于墨色梅兰竹菊、山水树石等，而是加入了许多当下生活中的现代物象。设色上，薛永年曾言：“（汪友农）花鸟画法渊源主要是海派的写意，得于赵之谦，特别是任伯年、吴昌硕为多，多作没骨，色墨浓艳。”

汪友农创作于 1984 年的花鸟画《迎春图》（图 22），正是创作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是一幅人物与花鸟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家乡人民和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该画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是他深入生活，到熟悉的生活中寻找感受得来的，通过创作传达出他对个体精神的重视和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画中描绘了寒冬里一个青春洋溢的卖花女孩坐在街边，手拈花枝、笑脸盈盈的形象。女孩脸部的轮廓用淡雅的墨线勾勒，结构含蓄，湿润的墨色、圆润的线条婉转柔和，散发出青春女性的一种美感。白皙的肤色显现出女孩的青春靓丽，设色上减少了凹凸感，给女性一种柔和、圆润、淡雅的肌肤之美，只是在面颊处渲染了些许红色。另外，女孩的嘴部表情丰富而细微，微微张开双唇，吹着手中的花，让我们感到她在传递着微妙的情感，给人以天真、无邪、可爱的感觉。女孩身旁的盆景花姿态摇曳，色彩艳丽，充满着生机，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春天气息，画面中出现的摩托车也与时代特征相呼应，展现出新时代的新面貌。在画面构图的处理上，极其注重疏密，画幅右边的盆花与摩托车的布局相对集中，画幅左边盆花的布置相对松散，但花枝的伸展方向带有起承转合的指引，画中小女孩、摩托车和盆花的高低位置排列得十分巧妙，起伏错落有致。笔墨变化也极为丰富，远景中的盆花相较于近景里的小女孩墨色略淡，以重墨描绘置于画面中心的人物服饰，八面用笔，粗放爽劲，盆花以淡墨表现，花头间以藤黄、赭石色点缀，用笔轻快细腻，画面整体上干湿相宜，表现出了远近虚实和空间效果。他在设色上也有新变化，将墨色与色彩鲜艳的颜料相结合，明亮艳丽，和谐呼应，呈现出一派意趣盎然之景。画面流露出真善美及青春奋进的生命力，暗示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同时表达了画家对改革春天即将来临的期盼。

汪友农具有坚实的造型基础和对线条造型的精妙把握。他师法自然，重视表现现实，通过细致的观察体验，坚持从生活中寻找、挖掘创作素材，将笔下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全部弄个明白，充分掌握花与鸟的自然生态、生活规律，以及它们与人、自然环境的关系。他在画面上追求的不仅是物体的形似，而是力求表达客观形象的精神实质，用遒劲稳健、洗练精当的笔墨，将笔下的花鸟描绘得灵秀动人、栩栩如生，达到“似与不似之间”的神似，创作出具有鲜明生活气息的花鸟画作品，让人观后有身临其境之感。这说明画家不仅有很深厚的底蕴，而且有成熟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如他创作于 1990 年的两幅花鸟画作品《大圣一家》（图 23）和《双禽图》（图 24），两幅画的创作时间相同，都带有托物寓意，在取材、经营位置和设色上也有相似之处，画面呈环形构图，均取树之局部入画，分别描绘了双猴与双禽欲食果实的生动形象。两幅画面的聚焦点都在动物身上，在把握了动物造型的“似”与“变”的基础上，用高度简练的线条概括出大圣和双禽的形象，以形写神，将客观物象的“似”与“变”发挥到了最高水平。通过线条的粗、细、浓、淡、虚、实等变化表现树的结构和穿插关系，形成了线条上的抑扬顿挫之感，在表现方式上更为自由。明丽的设色、虚实得当的布局，使画面富有节奏感，从而营造出强烈的空间效果。通过满树成熟的果实表达对春满人间、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的真诚歌颂，为花鸟画创作增添了新思路。无论是对主题内容还是对表现方法，抑或是对笔墨技巧，汪友农在创作中都有新的考虑，在笔墨中融入自己的情感，体现出他对生活的重视和对个体情感表达的需求。因此，创作出了既不同于古人，又富有时代气息的花鸟画作品。

汪友农的绘画创作不只关注时代大背景，也能发现生活小场景。他的代表作《品味图》（图 25），取材均源自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物象，不仅写生了盆景花卉与蔬果，还将自己常用的书籍、砚台、毛笔、印章、茶壶等生活物品入画，在写生形完意真的同时，注意整体的气势与精神，气韵生动，妙造自然。画面布局高低错落，间有种类繁多、颜色丰富的蔬果点缀，用色明亮清丽，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画出日常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体现了生活情趣和他对生活的热爱。

花鸟画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绘画艺术，具备独特的审美视角。纵观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史，其主题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正是因为各个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中国花鸟画在继承的基础上一直不断地发展，从而使其散发着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汪友农生存于真实的社会之中，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他通过客观物象来反映社会环境，借以表达他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情感和个人的意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花鸟画创作风格。他的花鸟画作品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不是随心所欲的胡涂乱抹，也不是异想天开的随意构思，更不是舍弃传统的盲目创新，而是不再仅仅关注审美对象的形态和色彩、更加注重审美主体的精神内涵美学。童中焘曾言：“画离不开意和法。” 汪友农在“法”上学习传统技法的同时，发散思维以寻求在表现方式上的更多可能性，而在“意”上仍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并不断将当下新环境中的文化内涵融入自己的花鸟画创作中。他在中国花鸟画的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上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传统风格的创作并非完全固守传统绘画的一切法度程式，而是借用传统绘画丰富成熟的表现技法，结合自身广博的文化学识、专业的理论知识，基于他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会，画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审美意识的花鸟画作品，从而创作出具有充沛活力又孕育着健康思想感情的、富有时代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

正所谓“要革新艺术创作，必须先革新画家自己的思想”，汪友农的创作灵感来自对传统艺术的解读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并且对时代背景和艺术表达方式都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新的思维去审视传统，以现实主义的观念进行创新，充分展现出花鸟画反映当代生活、展示当代精神的独特之处。在花鸟画创作上，汪友农从本心出发，每一笔无不注入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可见其对生活真谛的领悟，生活便是他艺术创作的无尽源泉。汪友农一生创作了很多花鸟画作品，有《迎春图》《双禽图》《蕉心不展待时雨》《荷塘溢彩》等，其中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代表性花鸟画作品是他于 1984 年创作的《迎春图》（图 22）。在“文革”环境下，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需要得到释放，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时期，思想逐渐得到解放，汪友农创作出了符合“以劳动人民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普通百姓审美需求的、将人物与花鸟结合在一起的花鸟画作品。这幅画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走向。这幅画是在改革春天来临之际的产物，带有浓厚的生活和时代气息，承载着这一时期的时代记忆，体现出特有的时代进步意义。汪友农的花鸟画作品，无论是在笔墨运用上所显示出的成熟性，还是在画面构图和形式表现上的创造性，抑或是作品创作在立意与思想上的高度，都显示出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之路上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传统绘画是经典和高级的，但一味继承传统，会使作品丧失灵动生气，也缺少艺术独有的感性表达。他在认真学习传统绘画精神的基础上，以当代人的眼界进行素材收集，结合时代特征来突出自己的创作主题，用丰富的颜色绘就了这个时代充满活力的花鸟画。艰苦岁月的勤奋创作，造就了他豁达、深沉的思想境界，使他更加坚定地走现实主义中国画的艺术道路。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他不同年龄段、不同时期思考的反映，是他与这个世界交流的反馈。

三、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特征

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体现在诸多方面。西方思潮以强劲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在面对强劲的西方文化冲击时，汪友农坚定地选择了现实主义中国画的创作道路，以艺术创作与艺术活动来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饱满热情。

现实主义认为，在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发展的认知中，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与物体独立于我们内心之外的实际存在是一致的。现实主义尊重事物本身，排斥虚无的、空洞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艺术现象。所谓“表”就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以及身边事物的观察和理解，“里”就是通过现象反映出的精神内涵和社会意义。现实主义理论家尚佛勒里曾经说过，艺术就应该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然后提出现实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的艺术”。 他认为现实和社会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最好的素材来源，无须过度粉饰。画家应该描绘自己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当代现实生活，更要以客观的视角，加以人文关怀的精神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在创作过程中勇于发掘具有时代特殊性与社会意义的题材是现实主义绘画所追求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也就是说，绘画承担着社会教化、维护伦理纲常之重任。而现实主义绘画是最能够体现这一系列职能的绘画种类。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命题。汪友农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三个在 20 世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伴随着中国在 20 世纪各个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时代的精神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作为社会个体，在艺术上的发展与探索必然无法脱离时代大背景，但他的艺术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紧扣时代脉搏，尤其关注时代与人的变迁，其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带有时代印迹，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自我意识，也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特征。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以人物画为主，尤擅水墨人物画，笔墨清新洒脱。他凭借自己极强的造型能力，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将中国的文化和国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坚持用画笔如实描绘客观存在，再现社会生活。其作品带有一定的情节性，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他忠于现实生活，不会远离生活去臆造，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社会生活，他都尽可能做准确、深刻和不加修饰的描绘，摒弃理想化的主观想象，主张忠实地观察、再现事物的外表，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典型状况，进而触及精神内核。其作品的精神内核就是通过描绘人物内心丰富的感情变化，来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本质。他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反映社会进步、映射人类文明、激发人的思想感情，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人类精神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人类对待生活自强不息的美好愿望和对待现实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

汪友农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和永不泯灭的生命力，是因为其作品独有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特征。其现实主义艺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描绘物象的客观真实性

汪友农的现实主义创作标准与一般的“红、光、亮”作品不同，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刻画的是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着眼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物形象——人民群众。在对现实生活和具有代表性人物做出真实客观反映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对事物、现象的认知，力图挖掘人们的心声和真情，塑造出人民群众健康活力的形象，超越了表面意义上的“情节”，从而把握了艺术的真谛。他的代表作《哺育》（图 1）创作于 1965 年，恰逢国家号召全体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之时。他通过观察现实生活，捕捉到画中场景，描绘了一位在劳动间隙边给儿子喂奶边读《毛泽东选集》的山区妇女形象，创作了这样一幅以劳动者为中心的主题性绘画，将这一时期的阶级意识、国家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观念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广大民众传递出来，具有现实主义意义。他另一幅创作于 1975 年的人物画《稻是队里的》（图 3），描绘了一个紧紧护住自己拾到的队里掉落的稻穗，不让自家大鹅吃的娇小女孩形象。女孩守护队里稻穗的模样充分展现出这一时期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画面中的拖拉机表明新时期物质水平的提升，人民生活在向现代化迈进，这些都是对当时社会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汪友农的现实主义作品将他对具体事件、人物以及人物内心复杂矛盾所做的判断综合在一起，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以此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艺术形象的典型性

汪友农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发掘了具有一般意义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原型，通过艺术化和个性化的进一步处理，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塑造出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劳动人民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劳动成为一种道德高尚的光荣事业被全社会所尊重、被美术创作所颂扬。以劳动为基础的审美贯穿了新中国美术的整个创作过程，表征着劳动者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此时，汪友农作品中的劳动者形象也往往以“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如代表作《重任在肩》（图 2）描绘的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农村锻炼，并在扁担上书写“立志务农”誓言的青年形象。我们还可以从他描绘爱国爱家尽职尽责的劳动人民形象的人物画代表作《护林》中，感受到汪友农对新时代劳动人民的敬佩与赞颂。这些形象都是集体主义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可以看作是集体主义群体代表的真实投射。他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对平民大众最真诚的理解和尊重，尽其所能地保有对艺术与文化本源的责任和自觉性，通过对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描绘，反映现实生活，体现社会意志需求及历史现状，引发人们思考。他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普遍性，是因为其表现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物，而典型性正是现实主义的灵魂。

（三）作品思想的批判性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汪友农所处的社会现实是充满矛盾的，日常所见的和谐也只是一个相对现象。经过十年“文革”，美术界呈现出集体性反思，汪友农也认识到了这一现实，将这种相对的形式投射到他的创作中，其最具代表性的花鸟画作品《迎春图》（图 22）就是很好的体现。这幅画创作于 1984 年，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意识觉醒，文化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美学思想也得到了演变与发展。他依然将创作目光聚焦于底层的劳动人民，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展现社会环境。他用色明艳大胆，用象征希望的盆花暗示春回大地、春暖花开，被盆花包围的女孩手拈花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通过这些物象和细节的描绘侧面传达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暗含对过分政治化社会现状的批判。

现实主义创作是汪友农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与作品呈现相结合的一种方法，是他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同时体现了他关注社会、表现现实的创作思想。他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创作原则，在创作时严格依据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作品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始终坚持历史的真实。同时，他在描绘客观物象时细致观察，总结出物象的发展规律、本质特征，并遵循美的规律，用典型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用水墨语言表现出物象的美，既不是凭空想象，也没有脱离客观事物的真实而臆造，而是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观察、体验，从中得到关于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的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艺术感受，并将自己独特的认识与情感，通过熟练运用物质媒介材料和技艺手段呈现出来，将艺术形象典型化。创造艺术典型，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根本要求之一，是一切优秀艺术作品的基本标志，也是汪友农艺术才能的集中表现。他的现实主义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生活的理解，体现了他的审美品位，更是他生活经历和思想的表达。他的作品将现实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作品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评判标准，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终形成共同认知，达到了“真善统一，为世而用”的美学要求，使人感受到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亲近融合，充分展现出汪友农的社会担当与人文关怀。

汪友农的现实主义作品与时代密不可分，在时代的浪潮中他虽无法冲破一切桎梏，但能保持坦诚的态度，面对自己内心的那份坚守，努力寻找自我的不足，虔诚地观察人民大众的劳苦，用自己的真情创作出不同于一般“红、光、亮”类型的作品。他在艺术道路上从不取巧走捷径，而是扎扎实实地不断向前探索，一生追求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其艺术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体现在题材上，还体现在他的绘画技法、审美精神等诸多方面。无论是他的人物画作品还是花鸟画作品，都坚持客观真实地描绘物象，凸显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同时隐含深层的思想内涵，形成了具有真实性、典型性、批判性、感染性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他将科学的写实主义与传统优秀的笔墨技巧相结合，矢志不渝地追求真、善、美的艺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他既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理想和情怀，又讴歌赞美现实的社会生活，作品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和艺术担当的力量。艰苦岁月的勤奋创作，造就了汪友农豁达、深沉的思想境界，更坚定了他现实主义中国画的艺术道路，也为其日后的山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情感基础。 GrMA4171Atxc1Ny5uoIdQjtUk/qF9zFq0IpOCBsvTTIlvh7aHEIkR19FS1LEOF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