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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源自《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一段表面是说交朋友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作品与作者以及作者的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文艺理论、学术作品的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

虞翻所处时代,军阀割据,战祸连年,人心思定。但是在战乱的大背景下,吴国相对而言要稍好一些:“吴国对于中原的交通远较蜀国为方便,并且和吴国邻近的中原地区,正是关东富庶之区,及颍川、汝南等文化较高之区;当中原有变之时,大量的中原财富,大量的中原人民,大量的中原才士,都移到江南。试看一看《吴志》所记诸臣,中原人士之多,也不下于蜀汉,但其表现的成绩,似乎还在蜀汉诸臣以上。”

时代和地域文化造就了新的才士,才士一方面积极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还能留意自己所专注的学术领域。才士的价值表现在各种计谋和政治活动之中,如虞翻游说华歆一事,裴松之注引《吴历》《江表传》《虞翻别传》皆有记载,就说明了才士可以不费一兵一卒破敌于无形的作用。《吴历》载:“翻谓歆曰:窃闻明府与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会稽。翻复问:不审豫章精兵,何如会稽?对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耳;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因述孙策才略殊异,用兵之奇,歆乃答云当去。翻出,歆遣吏迎策。”这一事迹受到孙策的赞赏,并把他与汉代功臣萧何并论;“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虞翻的机智还表现在另几件事情中,如裴注《吴书》载:“翻始欲送朗到广陵,朗惑王方平记,言疾来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谏朗曰:此妄书耳,交州无南岳,安所投乎?乃止。”另载:“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遂从周旋,平定三郡。”这两件事不仅可以看到虞翻对于政治和军事的机警,还可以见其具有谨慎、细致的性格特征,这些特点既是自然的性格使然,也是多年的战争和时局造就而成。

这种细致表现在治学上则是一种优秀的品质,《虞翻别传》载有他对郑玄注解《尚书》的不同意见,并认为郑玄注解存在重大失误:“又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目: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伏见故徵士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字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凭几,洮颒为濯,以为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丱字读当为柳,古柳丱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谓之酒杯;天子颒面,谓之浣衣;古篆丱字,反以为昧。甚违不知盖阙之义。於此数事,误莫大焉,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马融训注亦以为同者大同天下,今经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虽皆不得,犹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后,而奋乎百世,虽世有知者,怀谦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 尽管训诂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只要文辞说得过去即可,但是虞翻所据甚为充分,并且说“臣窃耻之”,可见他对自己的意见颇为自信。学术上的自信再加上性格上的“疏直”直接导致后来孙权对他的不满,这种不满应该是两人性格上的龃龉,如上所述,毕竟虞翻与孙策的情谊还是有目共见的,孙策曾多次赞扬虞翻,并表示愿与虞翻成为朋友,共图大事:“策书谓翻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江表传》)

虽然得罪了孙权,但他仍然受到孙权、于禁等人的感佩:“后权遣将士至辽东,於海中遭风,多所没失,权悔之,乃令曰: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虞翻亮直,善於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宦。会翻已终。”(《江表传》) 孙权虽然不待见虞翻,但是他已然后悔,说他性格“亮直”,并将他与春秋时晋国直谏之臣周舍相比,并希望他能留在自己身边出主意。“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適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裴松之注引《吴书》) 这两件事说明了虞翻是一个以忠孝立身、敢爱敢恨的人。又如曹操征用:“翻闻曹公辟,曰:盗跖欲以馀财污良家邪?遂拒不受。”又《会稽典录》载:“翻说暠曰:讨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翻已与一郡吏士,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於是暠退。” 俱是以亮节忠直明世。

即便是被贬,也不敢忘国家之事:“翻虽在徙弃,心不忘国,常忧五谿宜讨,以辽东海绝,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裴松之注引《吴书》) 孙权即位,虞翻上书表达祝贺,并对自己长期贬谪蛮荒的经历以及感受进行了一番述说,应该说是一番十分真切的情感表达,读来令人掩卷长叹。“权即尊号,翻因上书曰: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臣独抃舞。罪弃两绝,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雀鼠,性輶毫釐,罪恶莫大,不容於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退当念戮,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锺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虞翻别传》)

虞翻之贬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被贬的时间共约 20 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先贬丹杨泾县(今安徽宣城泾县),延康二年(公元221 年)至赤乌二年(公元 239 年)两次被贬岭南,被贬岭南交州等蛮荒之地共约 18 年。罗昌繁指出,虞翻在岭南贬所著述讲学,将北方中原文化(虞氏家族是从中原迁徙到江南的)、楚越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沟通,有力推进了汉末岭南地区的儒学发展。“从贬谪原因、贬后意识倾向与行为方式、贬谪时空因素诸方面来看,虞翻之贬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开启了屈原、贾谊两种贬谪类型以外的第三种模式——直谏枉贬。” 虞翻作为长贬岭南第一人,已经成为一种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后来被贬谪岭南的士人,韩愈、苏轼等人皆有诗文借助“虞翻骨”自伤自励。虞翻自称“自恨疏节,骨体不媚”,这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气节和不畏权贵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他忠君爱国,孝义直行的品格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儒家弘毅道远的高风亮节。“虞翻的气节观与不屈的精神,受到了孔孟仁义学说的影响,也秉承了东汉高标风节的传统,经过如唐代韩愈的诗歌表达与李白的践行之后,越发为后人接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代士人。”

多变的时局、坎坷的经历和不谐流俗的性格,再加上学术本身的发展变化造就了虞翻的学术创造。今文经学的烦琐使得学术风气呈现出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倾向,虞翻一方面据守孟氏易的核心理念,传承卦气之说,另一方面又牢牢树立“注不破经”的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运用一系列易例来解释经文,这既可以避免今文易学的神学化又可以避免古文易学的拘泥经文,两者可以说是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 bqFzCT5J6seAT2Zmak1aUPJWIA6RlAHUAmxLf/wjgr8VotejbXH7djpqqHgeT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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