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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易学渊源

虞翻年少起就很好学,志气高远,“翻少好学,有高气”(裴松之注引《吴书》) 。他对于《周易》有颇深的研究,又著《老子》《论语》《国语》等训注,都传之于当世,孔融、张纮等时俊多有褒赞之辞。可见时人对虞翻评价颇高,他也确是两汉三国以来有数的象数易学大师,是象数易的集大成者。

关于家学渊源,《三国志》裴松之引《虞翻别传》谈到虞翻的易学经历。其奏表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这里讲到《周易》的性质以及家传孟氏易的情况。据《会稽典录》,虞氏先祖秦时为虞香,香十四代孙意,由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歆,歆生翻。这也就是说余姚虞氏,是由河南迁来的。东郡,是秦始皇时建置的,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虞意是迁余姚的虞氏始祖。 其世系应该是:虞意—虞光—虞成—虞凤—虞歆—虞翻。

奏表又说:“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匏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这里谈到虞翻自己家传孟喜易学,发奋著书的情况。又点明了自己治易的原则,即“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应当以经文为标准,不能玩章句,那种依据一些秘说,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必然会导致“于经疏阔”,这是不利《周易》研究的。也即是说注解和易例要为经文服务,这一点也是对虞翻易例为什么会产生变例的最佳解释,即为了经文,有的时候不惜牺牲掉体系的完备性和严谨性,这一点其实是失之偏颇的。虞翻又说:“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这一段则说明了虞翻易学与道教的深刻联系,虞氏易深受魏伯阳月体纳甲说的影响,积极采用月体纳甲说来解释经传,以月体纳甲的“象”来符示其太极运动的规律和状态。“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这表明虞翻以自己的家学为正统,注易流于世俗,不合于“古义”,就应该有所改定,并进一步希望人君能调和阴阳,匡正乱世,用易道治国而“致麟凤”,即天下大治的境地。他又上奏说:“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谞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知其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犹可怪笑。”荀谞即荀爽,也是汉易的一个代表人物,即便如此,虞翻的评价也只是“有愈俗儒”,比俗儒高一点而已。至于具体卦爻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以及对于《系辞传》词句的顺序编排,那是不同的理论观点之争。“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谞。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这一段表明虽如荀爽、马融、郑玄、宋忠等名儒,他们注《易》也是“难以示世”的,只是对荀爽颇有同意。这说明虞翻对自己家传的易学非常自信,对自己的易学成绩也颇为看重,但是他对众儒的评价有时候显得苛刻,同时难免有门户的偏见。

虞翻被流放后,曾说:“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准则在于行事忠直、不愿意卑躬屈膝,又表达了自己心系典籍的志向,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为世人所了解。所以在晚年,他仍坚持著书立说,以使圣人道统薪火相传:“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颇有谬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他对自己所认可的学术思想不会轻易改变,如有不同看法,一定表明出来。

通过虞翻的奏章自述,我们可以看到虞翻的易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世代家传的家法,即治孟氏易学;一是刻苦学习,博采诸家,融会贯通诸家易学精髓,如虞翻对卦变、旁通等易例的诸多创造就体现了这一点。 dX/WsNNxzKUJRDk+rg5hxkthHvQsKw+wVUWl2R5/5lvJNmGdQz3Vv9OOdb1wdx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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