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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翻年少起就很好学，志气高远，“翻少好学，有高气”（裴松之注引《吴书》）
。他对于《周易》有颇深的研究，又著《老子》《论语》《国语》等训注，都传之于当世，孔融、张纮等时俊多有褒赞之辞。可见时人对虞翻评价颇高，他也确是两汉三国以来有数的象数易学大师，是象数易的集大成者。
关于家学渊源，《三国志》裴松之引《虞翻别传》谈到虞翻的易学经历。其奏表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这里讲到《周易》的性质以及家传孟氏易的情况。据《会稽典录》，虞氏先祖秦时为虞香，香十四代孙意，由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歆，歆生翻。这也就是说余姚虞氏，是由河南迁来的。东郡，是秦始皇时建置的，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虞意是迁余姚的虞氏始祖。
其世系应该是：虞意—虞光—虞成—虞凤—虞歆—虞翻。
奏表又说：“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匏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这里谈到虞翻自己家传孟喜易学，发奋著书的情况。又点明了自己治易的原则，即“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应当以经文为标准，不能玩章句，那种依据一些秘说，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必然会导致“于经疏阔”，这是不利《周易》研究的。也即是说注解和易例要为经文服务，这一点也是对虞翻易例为什么会产生变例的最佳解释，即为了经文，有的时候不惜牺牲掉体系的完备性和严谨性，这一点其实是失之偏颇的。虞翻又说：“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这一段则说明了虞翻易学与道教的深刻联系，虞氏易深受魏伯阳月体纳甲说的影响，积极采用月体纳甲说来解释经传，以月体纳甲的“象”来符示其太极运动的规律和状态。“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这表明虞翻以自己的家学为正统，注易流于世俗，不合于“古义”，就应该有所改定，并进一步希望人君能调和阴阳，匡正乱世，用易道治国而“致麟凤”，即天下大治的境地。他又上奏说：“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谞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知其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犹可怪笑。”荀谞即荀爽，也是汉易的一个代表人物，即便如此，虞翻的评价也只是“有愈俗儒”，比俗儒高一点而已。至于具体卦爻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以及对于《系辞传》词句的顺序编排，那是不同的理论观点之争。“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谞。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这一段表明虽如荀爽、马融、郑玄、宋忠等名儒，他们注《易》也是“难以示世”的，只是对荀爽颇有同意。这说明虞翻对自己家传的易学非常自信，对自己的易学成绩也颇为看重，但是他对众儒的评价有时候显得苛刻，同时难免有门户的偏见。
虞翻被流放后，曾说：“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准则在于行事忠直、不愿意卑躬屈膝，又表达了自己心系典籍的志向，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为世人所了解。所以在晚年，他仍坚持著书立说，以使圣人道统薪火相传：“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颇有谬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他对自己所认可的学术思想不会轻易改变，如有不同看法，一定表明出来。
通过虞翻的奏章自述，我们可以看到虞翻的易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世代家传的家法，即治孟氏易学；一是刻苦学习，博采诸家，融会贯通诸家易学精髓，如虞翻对卦变、旁通等易例的诸多创造就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