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式,并非指有一个像太极图的现成图形。当然,宋代的很多图书都可以从《系辞》《说卦》和有关虞氏卦变以及《周易参同契》中找到线索。这里的图式,是虞氏易学的卦爻符号变化和注解文字中领会到的参悟本体的形式和形式感,它们有的可以通过卦爻结构认识,有的可以经由图象来理解,有的仅能凭借文字切入。简单地说,图式是易学向世人展示其对宇宙人生问题的看法的形式符号体系。它的基础能指是卦爻符号,其次是语言文字,通过语言文字形成的某种图象以及伴随图象认识过程中的数理模型,都可以看作图式。后两种就是我们广义而言的“象数”,当然,也包括基本卦爻符号及其变化体系。因此,图式既不同于图、表,又不同于文字语言和卦爻符号,毋宁说它是整合了以上诸种的一个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符号体系,或者说是能指体系,其所指是具有先验德性的太极或者太极结构。
这个图式并不同于西方的自柏拉图以来的理式。柏拉图式的理式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或者说型、型相,最高的型相是至善的,万事万物通过某种方式分有和模仿这个型相;虞氏易学图式和其他易学图式一样,其目的是即体即用,知和行在其中,这和西方形而上学的旨趣有很大的不同。图式和现代科学哲学的范式也有区别,范式来自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意义是指存在于常规科学之中的诸规范的集合体。库恩指出:“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它们存在于教科书、课堂演讲和实验室的实验中。” 据此,范式可以理解为历史的生成,它涵盖了科学研究的历史中具体的方法和实际的例子;这些方法和实例来自历史,又进一步作为集合体影响和推动了历史。而在易学图式中,这种历史和历史感被凝缩起来,它从来就没有“被抛入”历史的感觉,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体用合一,在历史中自觉不自觉地建构历史,即李泽厚所谓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 “这种绝对律令(引者案:道德信念)对人的内心从而人的行为具有不能抗拒、无可争议的规定性和规范作用。它是超验或先验的理性的命令,却要求经验性的情感、信仰、爱敬、畏惧来支持和实现。” 首先,易学图式从主体的认识结构和指向来说,是理性的,而且还是先验理性,也就是说它先天地具有某种图形、图表的内在特征即直观性、整体性和自组织性的特点,因而“图”这个语素在图式中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其次,所谓要求经验性的情感支持和实现,是相对于先验形式的内容灌注,内容和形式无法抽离,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哪怕是在重要的哲学反思和根本怀疑时,也是一种基于形式和内容的互动。最后,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关于伦理的某种公理规范时,该公理规范才会从作为形式的图式中凸显出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因而不仅在先验图式中具有形式逻辑的平面性,更能在人生中显现辩证逻辑的立体性、丰富且复杂的多种可能性。
基于此,易学图式把西方文化中的经验—逻辑图式和中国哲学中包括心学和理学在内的诸宇宙—人生图式作出了区分,它的基本内容如下:一、它建立在人生经验和先验理性结构的历史基础之上,二者呈现出历史的长期互动的关系,并将继续下去。生活和重大理论成就(并非西方的科学,而更多是人生智慧)成为一个保持张力的集合体,它能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生活导向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概念框架,不如说是一种主客体融合的契机。二、易学符号把易学图式与其他诸般图式区分开来,它隐含着符号学所要求的世界观,即世界的意义在于符号活动的相互观照之中。卦爻符号和解释语言,尤其是作为易学根本的卦爻符号及其运动形式,成为天人之间的德性象征、变易之理,寄寓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和等级秩序的政治哲学。三、因之,易学图式决定了某种自然图像以及某种价值标准(准确地说,是具体价值观所蕴含的形式,类似西方元伦理学对元初的价值和伦理词语的分析,但不同于这种分析哲学式的语言陷阱),它在自身丰富的形式系统或符号系统的自组织的协调的运动之中获得自身,这是一种把生活和世界超越地融合的信念,也是一种理论和理论的方法。四、易学图式具有某种认识一致和美学体验的普遍性。见到六十四卦的任何一种理性排序会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欣快感或者敬畏感,这恰恰是人类最为崇高和深刻的情感,因此,易学图式不仅是一种集合体、综合体,它还是信念源。它有和范式相同的地方,它同样会把形而上学要素、科学理论要素和社会心理要素整合到一个复杂的关系结构之中,但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往往通过看上去“大道易简”的途径完成。五、易学家在建立各种不同的易学图式时,其图式的根本易学特性一致,图式这种能指所指向的所指即太极结构和太极运动一致。但是每个人营造符号变化时的体系性和自组织性,包括卦爻符号的理据性和感悟方式的互动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这大概和《周易》的特殊表意方式有关。“《周易》文本的表意方式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作为卜筮之书大行其道,其根本上也是仰赖符用理据性的创造与变化。禅宗的谜题也是有意打破原有的理据性,建立新的理据联系。感悟本身就是建立理据性的途径。” 这后一句也可以反着说,建立理据性的途径就是感悟本身。实际上,感悟带来理据还是理据带来感悟依据每个易学家的治学风格的不同,也是对于《周易》符号运用的不同理解。
符号运动作为中介,是人与世界相接触和融通的方法,它揭示了自然运动和心灵运动及其二者的关系,是对本体的把握和对道德的涵摄。相对同时期其他易学家而言,虞氏易学通过紧紧依靠易学符号运动使其更具体系性和创造性,在他的体系中,理性和感悟经常能把人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如前述,太极是先验德性的存在,其本体结构通过一动一静的符示方法映射生活和伦理。就动态而言,则一方面强调乾阳运动的道德意义,一方面也注重乾阳的一气流变。在描述乾阳运动时,有一个重要的符号意指,即月体纳甲的方法。月体纳甲把运动凝结成一幅月相显现,可以说是动中有静。月体纳甲的直观性、流变性以及灵悟性使得其符号中介的功能变得越发显著,但月体纳甲符显的动力基础来源于卦爻符号对于四季节奏的模拟亦即虞氏易学的卦气说,虞翻整合了前人对于卦气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凸显了他的创造精神,比如除去四正卦的其他六十卦在连动框架内对于气候的解释。六十卦的接续符显又被统摄在坎、离、震、兑四正之中,该理论把具有先验德性的乾阳落实在具体和较为固定的四季节奏的意识之中,卦气由于把自然节令和生活结合到一起,生活中的“应该”和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就由抽象的乾阳德性形式和尚待填充具体道德内容的伦理词汇变得有了烟火气。但是生活是丰富多样的,生活中常常充斥着各种道德冲突,比如内在的道德原则和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经权矛盾的问题,这势必体现在作为符号模拟的卦爻运动上。因此,作为对于巨大而浩渺的时间模拟的卦气说遂逐一变成了处理具体空间问题的之正说、消息说、卦变说等等。之正说分为爻性变正和特变(指特殊情况下爻正变不正),对应着生活中的一般道德理想和事急从权的灵活取用原则。消息说以阴阳消长和阴阳相推把一卦变化和六十四卦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应着人生的大局观和细节决定成败的相互联系。卦变说比较复杂,包括卦变的一般规律、特变、连动、旁通变和应变等等;卦变说的变化基础是爻变,其在易学体例之中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对应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意识也多种多样。
由于分阴分阳的太极结构,相对于太极运动而言展现的是结构性的静态的观照:一种迭用柔刚的终极理想,这就是“成既济定”的人文目标,也就是自《周易》开篇的乾卦《彖传》以来反复强调的“保合太和”的和谐天下的理想,是一个完美的“终结”的图式。成既济定主要通过“象”的“型”来达至一种人文理想,虽然象的本身呈现的是静态观照,但是由于象和象之间存在各种联系,一个象的成象过程也就是某种方式的卦爻变化,因而在静态观照中便能感觉到运动,这是静中有动。成既济定分为前既济象和既济象。既济象就是六爻俱正,运动似乎已到尽头,但实则是在积蓄某种力量以待于变化出现。这是有待于变的不变,是一种生活中的理想的形态;有待于变,不是主观上的要求和期许。前既济象与之相反,是持守某种不变的变,持守的不变即是既济象;朝向既济象的变,正是一种阴阳运动在象这种型上的表现,这是一个朝向某种预设目标的进程,或者说是在进程的某个阶段或局部展现出不同的看问题看世界的视角和维度。前既济象可以分为半象、两象、覆象、反象、旁通象、爻伏象、卦伏象、逸象等等,它们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分阴分阳的太极结构进行象征,给人以静观的基座。
无论是乾阳运动的精神先导性还是把它作为气化流变看待,它都类似于作为使命或者说具有先验德性的天命的“运命”,该活动通之于太极,展现了使命的精神与现实境遇的落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命运,太极展开的阴阳运动也就是命运和运命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必须要反复说明的是,虞氏易学伦理思想不是简单地给出某种道德规范,甚至也不是提供道德原则的致思路径,它在象数易学的框架内沿着两个方向为伦理学提供发展和开拓的契机。第一,它以符号领悟式的方法,对于元伦理理念诸如“善”和“应该”做出了有别于西方语言分析式的解释,把对元伦理理念的理解放置在太极结构和分阴分阳的太极动静状态的基础之上,这使得天人德性理据的展开充满了一种“抽象”的流动过程。第二,在具体伦理境遇之中即道德生活中通过同样丰富而生动的象、数、理的全方位整合而进行符显,通过“超融”的方式既在客观上进行现象学括除,又在超越伦理理性和道德感性的基础上唤起内心的省察,在一种“非概念”的反思和批判中,体悟到某种道德本质。而这全部的过程便体现了虞氏易学图式的功能、作用和影响。说到底,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语言分析的元伦理学的东方的符号领悟式的“原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