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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和贫困一直相生相克、如影相随，尤其是现代化转型国家，贫富差距普遍较大。现代化重塑了贫困的含义，扩展了贫困的外延，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包括伦理生活和精神信仰生活；同时现代化重塑了贫困概念的分类：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我们把贫困家庭分为残疾人家庭、老龄化家庭和贫困家庭。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和难题，不到5岁就夭折的儿童，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产妇死亡率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
贫困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既有客观的定量标准，又有主观的心理认同标准。绝对贫困最早由英国牧师朗特里在1900年通过入户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了11560户人家，这些人有鞋匠、劳工和工人，发表了《贫困：关于城镇生活的研究》而提出的，他得出结论：拥有超过3个孩子的家庭必然要经历一个吃不饱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10年。
他认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生存是必须的，缺乏这些资源的人是贫困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考虑物价、人口等综合性因素在内，国际贫困线标准也在不断调整，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的标准，国际贫困线的标准从每人每天1.25美元上调到1.9美元，
因而绝对贫困线标准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在做动态调整的。
相对贫困是指一个人或家庭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差距比较。
一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水平40％的人口归为相对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专家则认为，收入低于平均水平1／3的社会成员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依据两个理论观点：一是人的需要不仅是物质需要，而且包含文化伦理、精神信仰等因素；二是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质量标准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这包含着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比较，是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平等差异。本书的相对贫困不仅是指物质财富方面，还包括伦理文化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含义。
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三种需求，物质需求、伦理文化需求和精神信仰需求；人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需求，且各种需求强烈度不同，会随着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从生命周期来讲，婴儿到青年期，物质审美需求最强烈，属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阶段。但物质审美需求不是越多越好，存在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社会心理感受，当物质满足到一定临界点后就存在厌倦和过度饱和的感觉，获得感、满足感开始下降。中年期对伦理文化需要最强烈，需要处理好家庭中养老、抚幼的关系，家庭伦理需求、家庭观念需求最强烈，但核心家庭、夫妻家庭的矛盾也最强烈。老年时期，就到了精神信仰需要最强烈的阶段，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态度，对终极关怀的需要，对生命的恐惧和留恋，对生命认识能力的缺乏和无知是最痛苦的。实际上，与单纯的物质需要和享受比，物质享受最容易满足，伦理文化需求次之，精神信仰需求最不容易满足。
中国式离婚背后的婚姻财产诉讼占到婚姻矛盾的90％。从社会分层看，贫贱夫妻百事哀，有因为缺钱而离婚的，也有因为钱多而离婚的。婚前财产公证不被认可，婚后为财产争夺不可调和。如果把家庭比作一个公用地，每个理性的个体成员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导致集体非理性。传统农业社会中的集体人、家庭人演化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金钱在成就一个家庭的时候也在摧毁一个家庭。很多人认为婚前谈财产伤感情故而回避，但离婚后谈财产分割不仅伤感情，更伤心、伤神、伤身体。婚前越是碍于脸面不谈钱，离婚后反而越是谈钱伤感情：似乎从一个极端非理性转到另一个极端非理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传统习俗，赡养老人、养育幼儿的传统源远流长。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是家庭人、社区人和社会人。人和人亲密无间，形成了独特的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被规范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这些关系似乎都在发生变化，不但没有传统的父慈子孝，现在还出现了“啃老”的现象，很多家庭中的子女婚后靠父母买房、靠父母办婚礼、靠父母做家务、靠父母消费。一些传统的伦理秩序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发生了伦理秩序失衡甚至倒置的情形。
夫妻结合不仅是肉体的结合、财富金钱的结合还是价值观的结合，是关于快乐和幸福、情感偏好、习惯偏好等一系列的结合，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更是导致一些小康甚至富裕家庭的解体，快乐和幸福一直是几乎每个个体人、家庭人和社会人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两个目标。如果说快乐是及时地行乐，它只是物质的、短暂的身体感官体验，那么幸福可以说是永久的精神文化升华。物质满足、肉体愉快、金钱富裕只能提供快乐的短暂体验，快乐和幸福的一个根本区分点就是，快乐的物欲享受都有一个饱和点，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然而精神文化享受却不存在饱和点，你越是追求它，它越会引你进入更高的层次，获得过去从未有过的精神满足，永无止境。快乐的另一面是痛苦，物质痛苦相较于精神痛苦而言，物质痛苦是短暂的，比如饥渴，只要吃饭、喝水就能解决，而精神痛苦是长久的，需要长期疗伤。
在当代中国，还存在三类特殊贫困家庭，分别是残疾人家庭，老年家庭和边缘、低保、低收入家庭。
随着中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中国的残疾人脱贫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贫困残疾人数量由281万人减少到169.8万人。各级政府支持协助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残疾人58.8万名，他们通过实用技术培训掌握了1门以上劳动技能；各地政府为11.3万个贫困残疾家庭进行了危房改造，1.3万个贫困残疾人享受到康复扶贫贴息贷款支持。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2000多万个残疾家庭，近900万名残疾人纳入政府低保，113000多个残疾人家庭实现了无障碍改造。
据对上海某区的不完全调查，残疾人家庭结构比较复杂，有一户一残家庭、一户两残家庭、一户多残家庭，还有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有的是父亲照顾儿子，有的是女儿照顾母亲，有的是夫妻双残、儿女残疾，等等。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龄化程度达到18.7％。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数据显示，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在2025年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作为中国经济、金融、科技、贸易重镇的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统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35.2％。
我国当前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国低保、低收入家庭数量还是一个很大的基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为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
而据不完全调查，低保、低收入家庭中很多是单亲家庭、隔代家庭、联合家庭、独居家庭等。上述几类家庭的绝对贫困已经基本解决，但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不同家庭之间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使在发达的大城市“两不愁三保障”解决得相对较好，不少家庭依然有新的需求产生，这种新的需求大体表现如下：物质需求从“吃的多”向“吃的少”转变，从“吃的饱”向“吃的好”转变；文化伦理需求从追求快乐向追求幸福转变；精神信仰需求从面临内心焦虑向寻求内心平静转变。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需要不等于需求，因为经济学意义的需求分为两种，即无效需求和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有消费能力的需求，无效需求则是无消费能力的需求。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需要不等于贪婪，而是有节制的欲望。我国传统文化的克己复礼就是一种节制，是一种美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强调节制是美德。正如有学者认为快乐不等于幸福，古代先贤曾把快乐和幸福区分，灵魂的快乐和肉体的快乐不同，节制是肉体上的，没有节制的快乐就是放纵；幸福是牢固难变的，人们不愿意承认活着的人幸福是因为命运多变，一个人如果由命运摆布，他显然不会一直幸福，所以，我们经常把幸福比作空中楼阁，比作朽木镌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欣欣向荣。同时因为有了经济基础，中国社会救助政策从问题导向转向民生导向，这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从传统救助向现代社会救助转变的社会变迁特点。上海的社会救助政策是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缩影，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本书便以上海为例，以期对中国社会救助政策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