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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社会工作和美国福利政策、慈善基金会、金融制度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共生共荣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福利危机、金融危机和家庭社会危机、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减弱使得美式福利陷入一种制度性困境。这种困境和婚姻家庭危机、贫富差距导致的阶层固化和金融危机形成一种互动效应。如果美国金融危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作为福利政策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将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
婚姻家庭危机的表现之一是极端个人主义破坏了传统家庭的基本社会规范。表现之一是离婚率高位运行。离婚率高位运行，家庭概念、家庭结构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原因是过于世俗化，去传统化、去宗教化。曾经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稳定的家庭结构、较低的离婚率、家庭的绅士文化、较好的夫妻关系、温和的亲子关系、和睦的邻里关系、睦邻运动等构成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但如今个人主义超越了家庭和社会，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世俗化、金钱化等导致社会的衰落。
性解放、极端女权主义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挑战了传统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新保守主义家庭价值观。传统的美国家庭观念是男女组成家庭，通过婚姻契约组成合法家庭，但该主义认为家庭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晶，而是个人意愿的结果。
美国从19世纪末工业化、现代化以来，离婚率经历了3次高峰。每次离婚率高峰都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在20世纪成为现代化的领先者，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急剧提高。随着现代自由、民主观念的增强，女性角色的变化，离婚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1867年到1929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但离婚率增加了20倍，1929年全美有201468人离婚，有一位作家描述道，每2分钟有1人离婚。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离婚率、非婚生子率再次大幅上升，社会层面的转型使自我个人主义文化的表现更强。在这30年里，发达国家出生率下降，离婚率、堕胎率、非婚生子率普遍上升，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率的不平衡状况。虽然出生率低，但婚外出生率大幅增长，欧洲增长了250％，美国增长了300％；转变的个体主义价值观预设可以不担心生存，人们日趋强调自我表现，家庭只是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职业上的自我实现是首选目标，而不是养儿育女，对单亲家庭相对宽容，单亲妈妈的经济能力不再令人担忧。
数据表明，美国最近20年离婚率持续下降。年轻人不爱离婚，老年人忙着离婚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2008年到2016年，离婚率（离婚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21‰降到了18‰。
与有些国家年轻人离婚率升高相比，美国正好相反：年轻人离婚率低，反倒是中老年人成为离婚的主力军：1980年，45岁以上的夫妻，离结率不到10％；但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6％；每4对美国老夫老妻，就有一对走不下去。就在美国中老年人忙着点播《单身情歌》的同时，美国“80后”“90后”年轻人仍然高唱着《我要我们在一起》。
美国的离婚率似乎正在走向一条先高后低的曲线。离婚导致贫困还是贫困导致离婚，或者是贫困和婚姻破裂互为因果。美国的离婚率在1870年到1900年翻了三番，达到4‰。到20世纪80年代，1000个家庭中有23对“劳燕分飞”，最高时达到23‰，到21世纪，离婚率又快速下降，达到4‰，再次回到了100年前的原点。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国人半数婚姻走向解体，但大多数美国人会再婚，初婚到再婚的时间间隔为3年到5年，总体再婚率达到2／3到3／4。基于性别工作模式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大量新增劳动力都是女性，到2009年，女性在美国就业市场上的人数历史上首次超越男性；但同时，女性成为全职工作“理想”的意愿在下降，从32％跌至21％，许多职业女性反而不愿意工作。近年来，居家父亲的数量有所上升，但总数不大，据统计，2007年，全美2300万子女年龄在15岁以下的已婚家庭，560万个家庭是女性居家，16.5万个是男性居家。
离婚率最高的是贫困群体、弱势群体。
美国离婚率最大的受害者是单亲家庭的儿童，儿童的贫困化和单亲的代际传递特征越发明显。婚外生育、非婚生育现象越来越严重。现在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比之前长得多。社会化养老人手不足，家庭养老危机出现。社会保障可以让老年人生活无忧，也可以加重老年养老的负担。
原来家庭养老曾经是美国的主要养老模式，很多州都规定子女有养老的责任和义务，后来由于福利政策的完善导致美国个性化和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兴起。20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大，国家对老年人的照顾已经由家庭转移到政府和社会。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由如下部分构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医疗救助和1961年的食品券制度，还有对老年人的住房补贴等制度体系。这极大减轻了子女的经济负担，目前还有少数州立法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如南科他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尽管美国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发达，老年人长寿无忧，但社会化养老还是有解决不了的困境，年老多病的老人会给步入中年的子女造成沉重负担。90岁以上的美国老人有50％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照顾这些老人无论对家庭、子女还是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89年，得克萨斯州的雷埃德温被控对94岁母亲构成刑事懈怠。雷埃德温及妻儿和老母亲居住在一幢小屋内，小孙女想探望奶奶，他们不允许。待到成年人保护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老人居住的房间臭味熏天，可怜的老人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地呻吟着，整个身体长满褥疮。工作人员将老人带离其住所，几天后老人去世。法院判决，雷埃德温构成犯罪
；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任何人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故意、粗心大意等构成刑事懈怠的方式，造成年满65岁的老人严重身体伤害的，构成犯罪。但在此案中，因证据不充分，且审判人员对具体量刑存在不同意见，最后此事竟不了了之。
据美国反老年虐待中心援引全国调查委员会的一项研究，2005年全美有100万到200万老人受到保护人的伤害、盘剥或不公平对待，只有极少数受虐待案例引起有关部门关注，更多的受虐待案例没有被曝光，至于经济剥削报道出来的比例不到1／25。报道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面对家庭化的养老和社会化的养老困境，法律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法律代替不了亲情，金钱买不来和睦。老年人最好的保障依然是一个充满爱意、关怀和无私的家庭。
美国社会是否会陷入贫富两极分化的金字塔结构，是否会重演中世纪类似封建的社会结构？贫民子弟是否能通过自我奋斗实现向上流动，通过教育是否能改变自己的贫困命运？社会学家帕特南通过调查发现，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大约有2／3的美国民众都认为，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这是美国梦的一种事实；但到21世纪，民调数据显示，人们开始怀疑下一代人还有机会成功、向高处走，怀疑努力工作能得到回报
。原来机会平等、努力改变命运的美国梦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美国梦已经同人们渐行渐远了。
社会阶层分化表现从收入不平等向收入平等再向不平等的两极化趋势发展。在20世纪几乎是走向一条钟形曲线，21世纪几乎又走向V形曲线。
其一，收入趋向平等阶段。美国社会从1910年到1970年，收入分配趋向平等，经济金字塔被削减为平地。贫困率整体下滑，社会成员的收入整体上升，不平等现象逐渐回落。当时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比富人高一些，当时收入处于前1／5的富豪们，年收入增长率为2.5％；收入处于最后1／5的穷人，收入增速年均3％。正如社会学家道格拉斯·马瑟总结：“从1945年到1975年，贫困率稳步下滑，社会成员的收入整体持续上升，不平等逐渐回落，这就像一场经济大潮到来，所有船只都因此水涨船高。”
但此后尤其是21世纪，社会分化加剧，阶层固化加剧。自2009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及金融危机破裂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二，收入趋向不平等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数十年的平等化趋势开始逆转，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穷人和上层阶级开始拉开差距，下层及中产阶级开始分化，最上层的顶端更上一层楼。从1967年到2011年，种族内的不平等也两极分化。具体表现为同一种族内有钱人更有钱，而穷人则每况愈下。
其三，脆弱的中产阶层。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例越来越高，中产阶层有渐渐萎缩的趋势，这是美国经济结构金融化的结果，原来钢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的产业大军，是中产阶层的主力，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大军失业沦落为贫困阶层。而据一些学者研究，美国最富有的10％的群体在金融危机发生的20世纪20年代末到1932年，占有的财富从40％上升到45％，危机使得美国最富有的阶层更富，而后下降到1945年的33％。这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产阶层在扩张。从1972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又从33％上升到47％。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美国最富有的金融家阶层1％的家庭占有的资产从1970年的9％上升到2007年的23.5％。
多年来，金融市场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深度不断加大，即各国金融资产相对于其GDP的比率在不断提高。自1990年到2010年，金融资产超过GDP的国家从33个增加到72个。在发达经济体，可以说发达国家经济体金融资产的价值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而金融资产的价值则是其国内生产总值4倍的有美国、日本、荷兰、新加坡。其中美国金融资产（这里的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银行存款四大部分）的价值是国民生产总值的4.5倍。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美国是金融国家、金融社会。
美国新时代的阶层分化表现为种族分化和阶层分化并行，且阶层分化更严重。这些新的社会分层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种族差别被阶级差别掩盖。种族内部分化严重，有钱的白人、黑人和拉美人更有钱，而同族的穷人更穷。自1919年到2005年，处在金字塔底端1／5的最底层美国家庭，平均税后收入年增加900美元。中间阶层的1／5家庭，年收入增加8700美元，最顶端1／5的超级富豪年收入增加745000美元，
美国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
在美国近几年有“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拉丁裔移民中很多人面临难以想象的贫穷，但白人的工人阶级状况比他们还要悲惨。美国黑人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同为白人，美国苏格兰爱尔兰后裔万斯是为数不多的从寒门中跳出的贵子。万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贫困的白人家庭完成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进而成为律师的逆袭。多数生活在铁锈地带（Rust Belt）的白人生活在代代相传的家庭。万斯在其自传《乡下人的悲歌》中提到过，对于那些大多数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贫穷是家庭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过奴工，当过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在机械厂做过工人，在美国人的称呼中他们是“乡下人”“乡巴佬”“白色垃圾”，苏格兰爱尔兰后裔最早18世纪移民到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几个世纪一直没变。这些群体是美国最为持久、变化最少的亚文化群体，他们的家庭结构、宗教政治、社会生活依然不变。
其二，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教育平等是机会平等的代名词，一些经济学家的调查表明，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大学本科是分水岭。自1980年到2012年，以全职男性为调查对象。以每小时工资计算，平均收入增加幅度在20％～ 56％，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研究生学历人群，高中毕业的男性收入下降了11％，高中没毕业的下降了22％。而在2009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1％的最富群体，其收入增加了31％，而99％的美国家庭收入几乎没有改变，增加也不过0.5％。
美国在40年中，收入不平等加剧，超级富豪和整个社会的鸿沟正在拉大。
其三，家庭财富的代际传递特征越来越明显。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家庭即便是大衰退，家庭净资产在1989年到2013年间还是增加了47％，而高中毕业的家庭，家庭资产净值缩水17％。
有钱人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读大学的巨额费用，穷人家庭的孩子则需要背负沉重的学生贷款。穷人家庭的孩子仍然是穷人，富人家庭的孩子仍然是富人。富二代、穷二代这种中世纪的代际世袭似乎在21世纪的美国回潮。在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故事《富二代安德鲁》的主人公安德鲁属于典型的富二代，而凯拉属于典型的穷二代。安德鲁住富人区，上好高中峰顶中学（毕业率为85％），现在读大学；凯拉毕业于马歇尔高中（马歇尔中学），属于差学校，退学率达50％，目前早婚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固定工作。凯拉现在就读社区大学。
无论是衰败的社区还是新兴的社区，费城和本德镇是美国社区的两个缩影，衰败社区中也有富人区，新兴社区中也有穷人区。过去的美国梦，社区融合，融合了每一个美国人的梦想，当今社区隔离又回到了原点。
在当下的美国，邻里社区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阶级隔离。同一城市社区，一边是富人的天堂，另一边是穷人的地狱。从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阶级隔离通过居住社区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森严。不同的家庭，按照经济收入的不等居住在互不往来的邻里社区。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高收入家庭搬离低收入邻居，到城郊开阔的生活空间、停车场和购物中心。基于收入的阶层分裂导致居住的社区分离。种族分裂被阶级分裂取代。这种阶级越来越多的家庭住在清一色的富人社区和穷人社区。隔离的悲剧在美国各地城镇不断上演，正如帕特南所说，“无论穷爸爸还是富爸爸，我们的孩子只能和同样出身的孩子一起成长，富爸爸的孩子不会遇见穷爸爸的孩子。法定的种族隔离被事实上的邻里隔离、社区隔离取代”。正如帕特南的调查表明，在美国阶级分化正在取代种族矛盾，贫富差异从区域看泾渭分明，美国梦破碎，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曾经工业化时期的阶层融合被当代的阶层分化相隔离，新兴的社区贫富比邻而居。
1.衰败的工业社区败落为穷人社区
费城郊区下梅里昂镇：富人区在20世纪40年代绿树成荫，道路两旁是私人公馆，风光如画。居民是金融界精英、高级咨询顾问、大学教师、医院医生。一步之遥的肯辛顿，居住的是工人群体。1820年，爱尔兰、意大利、波兰等移民潮如潮水般涌来，在磨坊、船坞、皮革厂、包装厂工作，一代代这些移民家庭住在同一所社区，到同一座天主教堂礼拜，孩子们上同一学校。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全球化，工厂开始撤离，邻里开始撤退，从1970年到2000年，30年时间流失了25万个工作岗位。
2.新兴的社区贫富泾渭分明
俄勒冈州的德舒特县所在地本德镇是一个四季如画的地方，坐落在周边破落的农场之间，曾经是一个伐木业为主的小镇，20世纪50年代，人口不到11000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伐木工场关门，产业开始萧条，但后来转型为旅游业、建筑业为主，从1970年到2013年又开始繁荣。人口从30442人增加到165954人；本德镇人口从20469人增加到52029人。外来人口增加后，建筑业开始欣欣向荣，金融业、理财顾问、服务业开始发力。经济繁荣惠及股票从业者、建筑业，这些从业者都属于当地富裕阶层；而伐木业从业者和体力劳动者则逐渐走下坡路。贫富差距拉大，20世纪90年代人均收入增加了54％；但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也增加了1倍。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比例从7 ∶ 1增加到12 ∶ 1。本德镇的人口以白人为主，占91％，拉美后裔占8％。穷人主要居住在东区，富人居住在西区，东区儿童贫困率达到43％，西区儿童贫困率低于4％。
西区人居住在豪宅，有门卫看守，园林般的交通、小型啤酒厂、公共图书馆、艺术馆应有尽有；东区只有路边摊、当铺和停车场，穷人大多住在拖车里。目前这个地方和以前比，发生了社区隔离，穷人住穷人社区，富人住富人社区。一个外领者曾经描述：我在美国东部地区长大，记得小时候，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社区。但在这里，富人住在富人区，中产阶级住在中产社区，还有穷人社区，这种贫富分化趋势是否会延续下去。
美国的贫富差距、阶级隔离，正如有学者比喻的那样，“美国正在拉丁美洲化”，让一位观光客想起了墨西哥的所见所闻，“许多房子被围在高墙里，墙头上有玻璃，有些房子只有矮墙，但还有门，有些房子连墙都没有”
。
美式福利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互动，国债资产证券化又加剧了债务陷阱。资本证券化和福利政策的叠加效应加剧了美国制造业衰退；而财政支出赤字化，国债证券化金融化更是使得美国有可能陷入债务的金融陷阱不能自拔。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化和生产全球化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两大推动力，战后，美元作为强势货币，作为国际关键货币，和黄金挂钩，国内的高利率使得美元投资海外的速度加快。1957年，美国经济经历了衰退，导致国内投资机会减少。美国投资欧洲和日本的机会增加。由于欧洲当时的高关税，在欧洲当地投资建厂就是理性的选择，绕过高关税把美国生产投资工厂欧洲化成为美国公司跨国公司的有效途径。而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美元经历了两次快速贬值，欧佩克试图通过调高石油价格避免损失，又进一步加剧美国资本外流。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使得美国企业持有的国内资产不断贬值，而国际资产不断升值。石油危机导致的能源成本高企，又成为美国制造业成本增加的负担，通货膨胀、福利支出加大等持续恶化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环境。这迎来了美国的滞涨，高通胀、高失业、经济低增长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顽疾。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里根革命采取的货币主义政策，提高了利率，降低了通货膨胀，短期内却增加了失业。这种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幅增加了国内资本的负担，提高了制造业成本。加速了制造业资金外流。另外，高利率吸引了外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增加了美元的国际需求，导致美元升值。然而美元升值又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
美国可算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中转站，这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目的地，形成美元流动的国际循环，世界其他国家购买美元资产的比例加大，甚至大于美国国内的购买者。截至2019年，美国国债投资者的比重达到41％，比2009年的47％下降6个百分点，尽管外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比例下降，但仍然占到一半。其中，日本持有美国国债2200亿美元，英国持有2200亿美元，中国持有10000亿美元。其余的为美国公众和美联储持有。美元的发行定价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作担保，债务和美元挂钩。美国国债的极限在哪里？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有学者针对英国的情况评论，要么国家财政摧毁公共信用，要么公共信用摧毁国家财政。
福利危机体现结构性危机，有人说福利制度帮助穷人过度慷慨，有人说福利制度不足。自由主义极端自由陷入虚无主义陷阱，保守主义极端保守，陷入民粹主义陷阱。社会共识难以在短期内达成。社会工作作为协调者的作用发挥空间受到压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