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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救助贫困家庭过程中，美式社会工作的方法越来越完善，从初期的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到后期的社区社会工作，再到社会福利政策兴起，社会工作行政方法发展也越来越成熟，同时由于福利政策的弊端，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购买服务兴起。形成了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干预的治理模式。
个案工作方法在美国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服务模式。玛丽·里士满的《社会诊断》一书奠定了个案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她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揭示家庭婚姻、社会贫困等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诸如贫困、乞丐、婚姻乱象等社会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有效的应对策略。后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观点的影响，她开始关注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从单纯的贫困救济到关注个人的心理问题。但其个案社会工作理论在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评，左派认为因为社会工作比传统慈善过于苛刻，在对穷人的帮助上，一点也不慷慨；右派认为社会工作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自我奋斗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破坏了市场竞争的秩序，违背了自由竞争的精神；社会工作就是在这种左右冲突中如履薄冰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并不断演化发展出多种个案模式，这里列举其中六种模式。
弗洛伊德（1856—1939）作为心理社会派开创者，是一战前后的两个不同世界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作为该模式的奠基者，他的影响力不是因为长寿，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他崇尚科学，认为科学是解决人类灾难，实现人类美好、和平的唯一希望，他见证了人性的欲望不受节制地放纵，从而导致战争的爆发，如果人们都理性地服从社会文明，社会道德又会压制人的本能欲望，导致抑郁；他见证了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的抑郁、压抑。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受制于非理性的欲望和本能，但他相信理性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他提出人是本我、自我、超我的平衡体：本我是人的本能，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自我是理性的，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是社会道德，遵循的是道德原则。这三个“我”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相互平衡的状态。后来有人将心理学应用于个案工作，揭示服务对象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该模式发展出人在情境中的理论，提出人和环境是一个互动体系，人改变着环境，环境也改变着人，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心理派社会工作模式强调通过治疗，增强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互动能力。处于世纪之交的弗洛伊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伟大在于开创了一个用科学分析的方法、用临床观察治疗的方法，探寻人内心世界的焦虑、冲突和抑郁的新时代。
功能学派源于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进化论，通常被称作社会进化论，又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作为社会学创始人之一，被社会史学界公认为除马克思、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之外的第二流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结构内部的各种要素功能可以解释它们的起源和存在，他不承认宗教先验主义。他的经验主义、进步论和个人主义对美国的社会学、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由弗洛伊德的学生兰克倡导，经塔夫脱及罗宾逊综合后提出了功能派社会工作模式。该学派认为个体的行为是冲动力、理智、感受、意志平衡作用的结果。该模式以自我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强调人是自己的创造者，个体行为虽然受潜意识、非理性、早期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但决定性因素还是个人意志，个人能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助以发挥潜能、解决问题。功能派认为个案社会工作的主要目标不在于治疗个人，而是达到社会目标，所有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发挥个人、群体和社会潜力，满足个人需求和社会利益。功能学派强调个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工作者是协调者的角色。
“问题解决派”由芝加哥学院伯尔曼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其核心观点是：人的一生是面临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人从生到死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尝试不同解决方法。解决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方法和获取支持。工作者的目标是帮助受助者消除心理焦虑，增强自我功能；针对受助者的过去、现在状况对未来生活的影响，专业工作者为其提供适当的服务。
行为修正学派兴起于20世纪初期，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它以学习理论为基础，认为个人的行为是在外在环境刺激和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强调外在环境条件的影响，强调可观察的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是可描述的、可量化的，反对抽象的心理学概念，认为必须把抽象概念具体化、可观察化和可操作化，经过治疗后是否恢复正常，鉴定标准也是可观察、可验证的。撇开人的内在心理机制分析，直接从偏差行为入手，直接以行为偏差的症状作为治疗对象。它主要是一种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以削弱不适应行为、增加适应行为为主要目的。但如何判断一个人、一个群体具有社会偏差行为，社会工作者如何干预这种行为偏差者，干预到什么程度则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大考验。干预不足可能导致失败，干预过度也违背助人自助的职业伦理，具有操纵案主的倾向，导致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该模式由芝加哥大学创立，用于解决个人或家庭的心理问题，工作人员和案主主要围绕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通过将焦点集中在问题解决过程，从而把社会个案工作的理论和实务统一起来。这个学派认为社会个案工作应该是一种目标集中的活动，在社会工作过程中要注意效率和效果，既要考虑帮助服务对象，又要考虑节省时间和金钱。任务中心模式聚焦的8类问题主要有：人际冲突、不满意的社会关系、正式组织中的职业问题、角色困难、社会转型问题、情绪问题、资源不足问题和行为偏差问题。
“通才实务派”在综合上述各流派尤其是任务中心派和问题解决派的思路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和服务过程中，将心理咨询、家庭和解、社区融入社会融于一体，社工在具体实践中又身兼数职，集社会政策实施、项目化的社工商行政管理、个案方法、小组方法和社区方法于一身。因而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又被称为“全科”社工，甚至有人夸张地自比“全能社工”。
“通才实务派”既需要面对不断发展的基础理论，用基础理论分析个案的多维度需求，又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掌握沟通、交流和对话技巧。某种程度上“通才实务派”要求社工是多面手。但也有人批评通才实务派自负过头，不是天才就是蠢材，因为无所不知和一无所知之间的区别就是天才和蠢材的区别。但面对复杂的世界变化的问题，用封闭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知识解决不了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问题。因而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活到老、学到老”就具有了现代意义，从这个视角看，社工的角色应该被定义为“学习型”“实干型”及开放社会中的“纠错型”社工。
慈善组织会社就是小组工作的雏形，发展为后来的社会工作协会，进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机构。
美国之所以能发展出小组方法，和其独特的结社精神分不开，小组方法、团体方法是这类结社精神和传统文化演变的产物。小组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和发展，1930年出版的《群体的社会过程》一书，奠定了小组工作的理论基础，1935年美国小组工作研究会成立，1939年社会群体工作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组。此外，20世纪30年代匿名酗酒者协会成立，社会工作者和协会会员一起帮助酗酒者重新获得新生活。在工作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小组工作技巧，如倾听、同理心、观察等。1946年，在全美社会工作者大会上，小组工作被确立为正式的社会工作方法，小组社会工作开始走上专业化道路。
首先，美国人的结社传统由来已久，结社精神、结社科学、结社艺术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单独靠一个人做不成事情，需要大家集体合作。英国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美国人的慈善组织会社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这种天然的传承关系基于两国相同的基督教文化和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法律。如果说英国人更崇尚贵族精神、精英主义，那美国人则更强调民主精神和平民主义。托克维尔评论两国的文化差异时说：“社团在建立时，在英国由当地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普通人组织社团；英国人往往单枪匹马做一番大事业，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英国人认为结社是强大的行动手段，美国人则把结社看作是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
社会工作的小组模式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政策等多因素相互作用、演绎的结果。
其次，当时工业化过程中，男子酗酒现象越演越烈，成为家庭不稳定和婚姻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也为此颁布禁酒令，但效果仍然不好。因为禁酒令让美国财政收入大减，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就以取消禁酒令为目标，此后宪法修正案宣布禁令取消。宪法修正案取消只是在联邦层面不再实行全国性的禁酒令，而由各州根据情况实行不同的禁酒法案，由社会团体和社工组织具体实施。再次，美国社会工作专业小组有相同的目标：实现小组成员及家庭成员共同决定的目标；帮助经历了个人、家庭、职业和适应问题的个人，获得预期的改变；促进个人能力的提高和生活的充实；将治疗、自我提高和个人自我实现有机结合起来。最后，小组工作模式有三种：社会目标模式、矫正模式和互惠模式。社会目标模式适合于解决社区发展的有关社会问题；矫正模式适合于带有一定治疗性的临床治疗；互惠模式适用于个人和社区。但有时这三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也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没有绝对的界限。
理论基础来源于系统论和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系统和人、群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个人和群体出现功能失调或其他问题，和社会系统的功能不正常有关，而人和群体的行为又会影响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因此个人的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变迁来解决。
社会目标模式以关注社会整合和个人参与的社会责任感为重点，通过人的能力提高影响和改变社会。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提高小组成员的民主意识和参与社会变迁的责任心，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并提高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但关于社会目标模式也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对社会变迁的目标理解也各不相同，比如保守主义者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以个人本位看待福利制度，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福利制度本身，认为福利制度是养懒汉的坏制度，导致了个人责任、家庭责任缺失，因此应该摒弃高福利制度，采用“选择性”福利制度；而自由派则认为贫困群体之所以贫困是个人责任的缺失，不是个人道德缺陷，社会福利的不完善，导致贫困家庭、贫困群体增加，社会流动性减少。解决的根本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治疗模式小组采取治疗个人问题或矫正个人问题行为或态度的方式，以行为修正理论和社会化理论为基础，小组是进行治疗的媒介，社会工作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在促进小组成员的沟通和互动过程中，增进自我意识，实现行为转变。小组关注的是个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的矫正而不是社会问题，它介入的重点是为个人提供一个小组的治疗环境，为个人提供心理康复和行为指导，帮助小组成员达到适应社会生活的最佳状态。
互动互惠模式的基础是系统论和场域论，认为个人、集体、家庭、社会是一个系统。它关注系统小组成员和整体系统的关系，要通过个人、小组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开放和相互影响，增强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小组或团队是一个工具，被看作一个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系统，小组成员依靠其他成员为自己解决问题，挖掘自己的潜能和建立信心。
社区自治传统在美国由来已久，美国的社区工作源于睦邻社区运动，美国社区专业工作方法的正式形成和确立相对要晚一些。1909年，美国首批社区福利委员会成立于皮茨堡和密尔沃基，1939年召开的美国社工会议，提出并讨论了有关社区组织的方法，1944年在社会工作会议上，成立了社区组织研究协会，直到1950年召开的美国社会工作会议，社区组织才正式被列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机构。社区工作的理论假设如下：
社区居民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人们有改变的愿望和改变的能力。人们应当参与社区的重大改变之中，并对这些改变进行调控。由自身促成的社区生活的改变具有特殊意义和持久性，但内部的改变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和外部人力。这些外部资源的引入需要政府支持、社工介入。正确的方法可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正确的方法不是大包大揽，不是包办一切，而是通过社会政策支持、社区社工的引导，激发居民的潜力、能力和学习动力。人们应该学习合作行动的技巧，在外界的影响下，通过社区居民的自我努力和奋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满足。
1.社会分析和意识形态理论
社区工作相关的意识形态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社区分析的理论主要有社会学和政治学、心理学。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同性革命、种族主义，强调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强调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强调家庭责任、个人责任、有责任的自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和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结合；还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等，强调社区的融合、社群的团结。
2.社会变迁理论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及人们行为模式发生的变化，如渐进变迁和剧烈变迁、社会进步和倒退；功能学派强调均衡，冲突学派强调非均衡。
3.社会运动理论
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又被称作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模型分析了哪种情况下众人拾柴火焰高，哪种情况下三个和尚没水喝。既有经济理性的因素分析，又有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心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及超理性因素考虑。具体到美国社会的社会行动，既有新保守主义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保卫家庭”行动，又有捍卫个人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行动。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斯曼（James E.Rothman）依据美国的社工发展经验和现实，总结出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计划模式、社会行动模式。
1.地区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鼓励居民通过自助及互助解决社区问题，提高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挖掘培养地方人才。这一模式是美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治理念和结社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调美国民主主义的平民精神和参与合作精神。但有时这种平民主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法解决的价值观分歧，如针对弃儿的跨种族收养正演变为美国社会冲突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白人家庭收养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孩子逐渐普遍化，一些学者认为族群融合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一些学者甚至民众认为美国白人家庭收养印第安原住民弃儿是种族灭绝，是种族同化。全美黑人社会工作者协会则在1972年表达了反对出于任何原因将黑人孩子安置到白人家庭的强烈立场，该组织认为跨种族收养构成某种形式的文化灭绝，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只有黑人家庭才能对黑人孩子感同身受。正如美国学者维拉佩里认为：“支持跨种族收养的人，不考虑肤色差别是开明个人主义者；而反对跨种族收养的人强调‘肤色和社区意识’，两者反映了对美国种族主义的不同态度。”
时至今日，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宪法、民主和自由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
2.社会计划模式
依靠专家建议的精英管理模式，通过专家调研、论证、计划，落实推行，解决社区内存在的问题，这是自上而下的解决模式。这一模式和地区发展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强调专家治国的精英主义，如果说“地区发展模式”强调白人至上，有种族主义、大众民主之嫌，那么社会计划模式则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这是因为美国本身是多种族、多移民、多文化结合的国家。
3.社会行动模式
针对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现象，社会工作者动员组织社区居民，采取集体行动，通过大众传播呼吁社会各界和政府的关注和同情，以解决贫困问题。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贫困运动等社会行动推动福利国家制度化取得了巨大社会成就，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美国社会甚至两党对社会公平、福利制度的理解不同，认知不同，甚至对家庭婚姻、堕胎、税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看法相反。保守派认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削弱了美国传统的勤俭节约美德、努力工作的职业精神、自我奋斗的自立自强精神；认为高福利制度赖以延续的财产税、遗产税、企业所得税、各类福利补贴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合法剥夺。自由派认为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福利缺少，不在于个人自身道德缺陷，只有消除造成贫困的社会根源才能消除社会不平等、不公平。
从美国开始的新政府革命，政府购买服务体现了政策、市场、社会组织三方合作治理新思路。美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和英国不同，英国的方法是国家（严格地说是议会）制定一些关于外包的总体性政策。美国的法律政策制度较之英国有很大的传承性，社会组织带有从英国独立出来的13个州发展出的新兴国家特征。美国的社会组织包括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等都是民间组织的性质。资金完全来自私人捐款。以教育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捐款超过整个国家教育拨款的一半。民间社会组织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比政府拨款的大学、医院还重要。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财政支持、市场化外包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
政府的支持方法：直接补贴、合同外包、服务费、课税扣除、纳税减免合同及相关规则。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伟大社会工程、向贫困开战，公共资助逐步增加，各级政府开支也逐步加大，但各级政府提供的补贴和合同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指导。为确保政府体制更加有效地运行，确保社会组织机构能够接受政府的资助和监管，各级政府对于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指导也更加细致，甚至直接规定外包的受益人。具体模式如下：
1.财政补贴模式以补贴形式给社会组织，以竞争招投标方式实施。政府直接将费用给社会组织，如医院，病人看病的医疗费用由社会组织医院支出，政府再拨款给医院。社会组织向残疾人、老人、穷人提供住房，这些残疾人、老人、穷人向社会组织缴纳房租。政府在很多项目中进行选择，不直接资助社会组织，让消费者选择服务提供者，建立起市场化的外包机制。
2.税收减免模式，以儿童育儿税收抵免为例，儿童保育的使用者可以用联邦收入税抵免在儿童保育上的支出。这种抵免以一对一的美元等额减税形式提供给低收入者和最需要的人群。
美国政府政策具有一定的变化性和原则性。政府财政支持、民间基金会的捐款及税收减免受美国经济影响较大，受两党竞争的政策变化影响也较大。
3.政府养老模式，实行个人责任、政府托底、职业年金的三重机制，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基础养老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保险等模式，为个人养老提供个性化、社会化、职业化的养老保险模式。这是一种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分担的养老模式。
20世纪90年代，受福利瘦身、税收减免的小政府、责任政府影响，政府“只掌舵不划桨”的理念逐步盛行，新公共管理理念和实践开始发力。美国政府职能也开始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绩效型政府转变。绩效型外包的地位加强了，联邦政府立法和一些州立法均加强。联邦政府只提供指导性文件，各州政府分别实施。绩效外包到2005年应用到50％。
各州有很多自由决策权。美国学者艾丽莎·文森将绩效外包分为两大类：一是结果导向型外包，将费用支付和完成结果挂钩，俄克拉荷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伊利诺伊州采取这种绩效外包模式。二是绩效型外包，根据预算要求实行外包。在具体实践中，各州有各州的独特性，各州有各州的选择。
根据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一个项目统计数据，在所有研究的年份中，美国的社会组织收入有57％来自服务收费、31％来自政府、13％来自个人捐款。服务收费中包括政府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项目或学校教育等项目支付的款项。基本上政府的财政支持费用仅占1／3多一点。社会化的个人捐款比例占13％
，最主要还是靠市场化模式运转。社会组织鼓励个人奋斗、自我负责，这是由美国的历史文化决定的。有学者认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有两种：一种是公益捐赠，另一种是自我奋斗。但从发展趋势看，个人奋斗的市场化机制占主流，公益捐赠、政府购买属于再分配领域。
一些研究者将美国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类型分为10类，服务类型也大致体现了社会组织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服务领域。从儿童到老人、从卫生保健到教育平权，从吸毒、酗酒等社会矫正到残疾人群体的社会帮扶。
绩效型外包是结果导向型管理，政府将重点放在最终效果和花费上，根据效果决定支出，并评价效果，不仅重视服务提供的数量，更关注服务质量，且非常重视项目评估的公民满意程度。
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经济和财政影响，据一些学者的研究，1960年到1995年，美国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政府开支翻了2倍多，支出重点是医疗服务。对大部分传统社会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支持，政府开支增长了513％，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领域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的研究指出，社会服务领域在经济方面整体处于适度规模。在慈善捐赠和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少。另外一些城市研究者指出，公共事业组织占用了38％的流通慈善捐款，占用支出的比例不足14％，占资产比例的12％，2004年美国国税局注册的慈善组织多达110万个。
俄克拉荷马州康复服务部门的社区康复服务中心于1992年开始采用绩效外包制度，这个州的支付方法是，每当项目进行到一定的时间节点，预计的服务结果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就付款。承包人向委托人提出标价，预算每个顾客的平均花费。根据承包供应商的方案，委托者提出要求：决定消费者的需求占标价的10％；职业准备规划占标价的10％；工作安排占10％，4周的工作保存期占20％；工作稳定期占标价的20％；消费者适应期稳定期再加90天，占标价的30％。上述6项指标，每一项完成后，承包商都可以获得相应比例的报酬。承包商达到单项服务的一个时间节点，就给康复服务部门寄账单。如果服务商提供顾客难度较大，就会得到较高报酬，这样可以减少服务者的不满。在评估阶段，顾客及其家庭可以设定服务目标。工作稳定期满后，顾客和雇主双方都满意，服务商才可以获得余下的款项。据政府评估结果，1992年到1997年这5年间，政府支出下降了51％，客户等待时间缩短了53％，等待时间从8.14个月减少到3.85个月，评估时间下降了18％，从12周减少到10周，失业率下降了25％。
俄克拉荷马州的案例在美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无疑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种局部的成效是否具有全局性价值，仍然值得反思；碎片化的改良能否根治整体性福利政策的困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