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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一门真正的科学理论不是人为“构建”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孕育而成的，是对新现实、新问题、新实践的回应。列宁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这样论述：
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关于“理论与实践”“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谈到：
智慧及知识的诚实性要求人们必须放弃未经证实的说法，即使在思想中也必须尽量缩小推测与业经确立的知识之间的差距。
拉卡托斯非常强调知识、理论本身所应具备的客观性，以保持“智慧及知识的诚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新实践的回应，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诠释、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回应。这一理论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是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科学发展观是进入 21 世纪后，对新形势下遏制GDP至上、经济发展一线突进，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发展民生这一历史要求的回应。这一理论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观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变化、新的要求，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是对新时代统筹国内外两个战略大局新的治理要求的理论回应，续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
在国外大局上，总体上是根据新的全球态势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参与全球治理，扩展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内大局上，总体上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谋得新福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产生于国内外两个战略大局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境遇和实践过程当中，是这一历史过程中面对“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有哪些变化”的理论自觉的产物。正如习近平在谈到“理论与时代”关系时说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二十一世纪与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有哪些不同，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有哪些变化，如何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只有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才能科学构造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实践和政治发展，是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母体。新时代包括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内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论述的：“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