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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的值得记录的东西”
。如何总体把握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主线，对其进行具有纵深度的总体性科学描述，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内在要求。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本书从十四个截面切入中国政治发展行程，尝试建立一个解释力周延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学术分析框架。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行程，重点是研究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12 年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点内容、主要特点；结构性的演进；理念、政策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变革路径，它们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显性形态，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步伐，研究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内容和历史性演进。
本书立足于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观察，从十四个截面切入中国新时代政治发展的行程，尝试建立一个实践性的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学术解释模式。已有的这方面研究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点性、单篇性研究比较多，但历史进程性、历史纵深性和总体把握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严重不足，本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临。这个“大变局”最为显性的，首先是新冠肺炎（现称“新冠感染”）疫情完全打乱了全球的正常秩序，正在全面“改写”人、社群和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关系。本书成稿之际，“奥密克戎”肆虐正劲，全球经济持续走低，国际秩序全面“重组”（Re-formation），全球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似乎没有哪种力量能把人类搅成这样。总之，历史和时间的步履，都已不是踩在原来的节拍上了。
一定意义上，今天人类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有史以来生死攸关的重大考验。能否渡过这一困难时期，赢得新的蓝天白云，既看人类的智慧，也看人类的运气。
这个“大变局”的另一个显性内容，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以 5G、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兴领域、新兴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加速向各个领域渗透融合。生物、能源、脑机融合、光子芯片、氢能源等先导性、颠覆性技术快速兴起。技术的逻辑和力量，正在全面地对世界秩序和人的生活方式进行重新“编码”。天体时间和社会时间都在相对加快，各种张力加剧，一切处于变动之中。如果说我们是站在某个十字路口的话，那么这个路口无论位于哪个方向，似乎都飘着不确定的迷雾。
本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起步，这是一个新的时间地带。“新时代”的诸多社会内容正在不断综合呈现，潜在的逐渐显性化，微小的逐渐全局化，各种政治结构性问题得以显现，变革正在加剧。可以预见，“新征程”上，将会有更多新的社会内容的呈现。
本书在总体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提下，研究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流脉与逻辑，总揽性、重点性地展现国家治理的主线和框架，透视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方位、路径，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一管之见，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尽绵薄之力。
本书共由十九个部分组成。除了序引、导言、参考文献、后记，主体部分共十五章。十五章中，除了最后一章研究结语和展望，十四个章节描述了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行程的十四个截面，是一个总揽性、全景式的观照。每一章都是独立的关于重点问题历史行程的研究、阐发、描述。对于每一个截面的分析，立足的是社会生活本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聚点”研究。在总体把握中，进行最有本质特征的科学抽样（Sampling）和对创新内容做“元描述”（Meta-description）的分析。
第一章总体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本章重点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三个大的历史阶段。从“两步走”，到“三步走”，再到“两个十五年”规划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理解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主要历史线索。
第二章研究改革时代的“思想符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握“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是理解政治发展和理论底蕴及其相互关系的关键，也是这一章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三章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主线。2012 年为发端的“新时代”，十三个主要方面的演进发展，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考察维度。结构性的演进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多样形态，也成为“新时代”最具表征性的社会内容。
第四章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构和阶段：“新中国”（1949 年）、“新时期”（1978 年）、“新时代”（2012 年）。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本章是对三个大的结构性历史阶段的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首提“四个现代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21 世纪 10 年代做出“两个十五年”现代化建设安排，它们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性词汇。
第五章研究新时代治国理政框架与治理进程。新时代政治发展的重大方面，是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完善和调整。本章对于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做出五个方面的归纳描述；对于治理进程，提出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以“十四五”为起点，以二〇三五为远景目标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线分析。
第六章研究“放管服”改革行程。“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标志，也是“步入深水区”“啃硬骨头”的主要内容。“放管服”改革与 20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一脉相承，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职能理论在新时代的贯彻、探索和实践。
第七章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介入全球事务的两座“引桥”，是新的时间流程里中国参与世界的拓展方式。它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政治发展的基调。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面临巨大困难，审时度势进行调适，是面临的内在要求。
第八章研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探索的历程。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维度。1979 年 3 月，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2019 年 11 月和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提出“全过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使中国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有了一个灵魂性的标签，拓展了国家民主制度研究的范围。
第九章研究“法治中国”建设历程和基本路向。民主与法治不可分。1979年 9 月，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1999 年3 月，写入《宪法》总纲第五条；2014 年 10 月，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法治建设的新开篇。2020 年 11 月，提出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时间表。
第十章研究现代化推动的“中国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推动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后发劣势”，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有效之举。同时，这也是现代国家解决重大问题的常用手段。但“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搞人海战术、搞大体量，而是一种“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重点擘画和重点突破，是把握和处理决定国家发展的“重大变量因素”。
第十一章研究中国国家制度型构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基础。中国国家制度体系是一个有着不同层级的型构体系，具有“生成性”与“创制性”双重特性。1992 年 1 月，邓小平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1992 年 10 月十四大、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提出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行程表。
第十二章研究科学执政的基本问题，即执政资源的支配、运用和配置科学化。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提“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2007 年 10 月写入党章总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主要在处理党宪、党法、党政、党际、党群关系中得到体现，而科学执政的基础，是实现对执政资源科学配置、科学支配和科学运用。
第十三章研究党的建设历程。1962 年 11 月，提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
。1985 年 11 月，首提“从严治党”概念。2014 年 12 月，首提“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组成部分。从“党要管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构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流程，是观察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四章研究从 20 世纪中叶至 21 世纪中叶贯穿的百年复兴历史目标。1894年 11 月，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口号，成为激发中国民众的巨大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精神符号。1997 年 11 月江泽民访美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3 年 3 月，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民族精神的再造和体制制度的创新，是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
第十五章是研究结语和展望。以“十四五”为起点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展现出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三大空间，即“美好生活”的建设空间、“生态文明”的建设空间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建设空间。一个国家只有把人民的生活搞好了，才具有根本上的制度竞争力；生态文明建设决定了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质量；“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巨大空间，也是决定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和价值取向。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本书研究遵循的思想方法。在这一思想方法下，本书注重把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置于特定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进行切入和观察，注重在体制进步的历史观上进行整体把握。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描述性研究方法。科学研究通常有三个基本的目的：探索、描述和解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情况及事件。研究者观察，然后把观察到的事物或现象描述出来。由于科学观察仔细而谨慎，因此，科学描述比一般的描述要精确。
任何科学研究，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描述性研究，二是解释性研究。前者注重描述研究事物的客观状态、特征、功能或进程；后者注重归因分析。这两种基本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本书研究总体上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注重整个进程特征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同时也在内在机理、动因和发展逻辑方面展开深入的分析。
（2）全息记录与重点分析。所谓“全息记录”，是指立足整体观照，保持全面、系统、客观、无重要遗漏的研究方法。“全息”概念来自希腊字“holos”，意指全面、完整的信息。1948 年，英国科学家丹尼斯·伽柏（Dennis Gabor）在提高电子显微镜分辨率过程中引入“全息”理念，他以这一理念和方法获得了第一张全息图及重建像。本书的“全息记录”研究方法，指以“总揽全局”的整体观进行观察分析，“全息式”地记录研析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
与此同时，注重重点方面的分析，主要是采用“关键成功因素法”（key success factors，KSF），即以关键因素为依据确定整体分析框架中的重点，对多个影响整体系统目标的变量，找出其中最为关键和主要的（成功变量），通过对关键成功因素的识别，确定变量优先次序。确定国家治理的“十四个截面”，作为研究主线的设定，即基于这一考量。
（3）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既是本书遵循的辩证逻辑基本原则，又是研究保持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要求在研究中处理好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关系。历史方法是依照对象发展的自然进程来揭示其规律，属于描述性的方法；逻辑方法则用概念、范畴、理论等形式概括反映对象的发展规律，属于理论思维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最早由黑格尔（G.W.F.Hegel）提出。他认为逻辑的发展，是与哲学体系的发展一致的。恩格斯则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本书“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本质是实现理论与事实、“是”（ought to）与“应该是”（is）的统一，实现研究思维与现实的契合。
（4）注重对创新性特质的创新性研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灵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过程，是个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应得到深刻、全面的学术、学理上的科学描述。本书在研究中，注重开阔创新视野，捕捉创新因子，注重保持对创新的感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