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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带来了翻天覆地巨大变化，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从 40 年前的第 120 多位提升到现在的 60 多位。中国城镇化率 63.89％，基本完成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步是“自信”最坚实的基础。而且这种“自信”（self-confidence），是包含了“自省”（self-introspection）在内的一种基础理性。
十八大报告提出“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道路自信”源于道路探索和比较后获得的确定意识；“理论自信”源于对现实的透彻解说和理论自觉；“制度自信”是基于对制度型构、制度内质、制度功能特别是制度效率的理性认知和制度比较所获得的制度信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这一论述，拓展了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凸显了文化的重要位置。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文化系统”理论把“意义”或“符号系统”作为分析单位，当社会价值观被社会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这是一种维持社会控制和保证社会团结的文化聚合力。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了更高的“自信”层级。任何“自信”，都在于它有着坚实的不同于其他同类“型构特质”和相应的社会方位。
“四个自信”容涵了丰富的“中国特质”，经历史风雨洗练而形成，有其内生逻辑。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战略一道，构成具有总体性的理论建构。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以说，一个民族有了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才是民族精神真正觉醒的开始。但它并不是终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制度时指出的：“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