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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而逐渐显现的。1978 年改革开放后，最早谈及反腐败问题的是 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十三大。十三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就会使整个党衰败。”
虽鲜明提出了“反腐败”这一命题，但基本上是伦理本位，把“廉洁自律”放在重要位置。
1992 年 10 月，十四大提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1993 年8 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首提反腐败斗争“三项工作格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1997 年 9 月，十五大提出“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强调“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2002 年 11 月，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强调“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2012 年 11 月，十八大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制度理性”进一步强化。十八大后随着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形成，“把权力关进笼子”成为取向。十九大明确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
；并提出“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
；“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把“制度”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二十大强调“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
“权力”和“权力制约”问题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问题。
对于遏制腐败特别是如何对权力实现有效的制约，是从“伦理本位”到“制度本位”不断演进的过程。从“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再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构成了中国反腐败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主线，是一个制度理性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