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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
一门科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它能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大地上，回应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而应用于实践，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根本性价值所在。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发展实践的，并且它自身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1886 年 12 月 28 日，《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指出，不能把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1887 年 1 月 27 日，《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关于这一点，1899 年列宁在为《工人报》撰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也曾指出：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机械的思想教条，而在实践中表现为丰富形态的不断发展的活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是个动态过程，它是鲜活的，不断融汇着新内容、新元素、新气息，理论也不只是一种形态，它是应运而生、动态发展的。
“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
对科学思想，首先要建立一种科学态度，在实践中科学地把握和运用科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要多从实践视角、以实践思维来理解、把握和践行，尤其要在推动当下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些重要维度上，运用好这一思想体系。
思维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先导。我国正处于 21 世纪第三个新十年开始之际、“十四五”开局之际、中国现代化“两个十五年”开始之际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口，如何形成全社会更激励创新的体制建构和精神氛围极为重要。一个民族的创新情商高，发展就快、福祉就多，反之亦然。1936 年 10 月 15 日，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 300 周年纪念大会上谈到，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创新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必须持续升级、不断扩容”
。但创新并不容易。1851 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指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当时正是开展了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内的思想大解放，才有了 40 多年云蒸霞蔚的中国改革开放。
被认为是“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谈到，“知识”有两种，第一种是“技术知识或技术的知识”，第二种是“实践的知识，因为它只存在于运用中”。
创新性思维实践，就是要以思想解放引领各方面的创新。如前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灵魂，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本质上是思维和观念的创新。“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不打破种种僵化的观念，就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实践。“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解放思想主要是突破来自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的话，那么新时代思想再解放，更需要对历史方向的高度自信和不畏艰难的现实韧性。
创新的本质是突破。所谓“创，始也”（《广雅》），创新是“始造”，而非“后造”。英语中“Innovation”一指更新，即对原有东西的替换；二指创造出新的东西，即原来没有的东西；三指改变，即对原有的物事进行发展和改造。任何挂着“改革”“创新”名义的逆改革、伪创新，都有害于社会进步。中国经历了漫长计划经济时代，“创新”遭遇的社会性磨损很大。今天一方面是“创新”话语的铺天盖地，另一方面是真正有价值创制的实际稀缺，更使真正的创新成为紧要。
今天推动创新性思维实践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来推动创新性思维的实践不断深入，减少耽误干正事的无谓争论，遏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一步破除各种条条框框，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上来。
推动创新性生产实践，对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全面复工复产和推进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所谓创新性生产实践，就是对经济、生态、发展问题在新发展理念下，实现新的技术革命。1912 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他指出“创新”就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界定了“创新”的五种情况：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新的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诠释和验证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特别是通过大量引入外资、技术和管理，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新组合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发展模式上我们还是粗放型，主要依靠拼资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透支了环境和资源，还透支了人力资本和权益资本。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目前全球面临经济下滑压力，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后经济低迷，在一边抓疫情防控、一边加快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内外双循环的特殊时期，进一步推动创新性生产实践，才能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能在发展模式上贯彻好新发展理念，实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创新性生产实践，一方面，要保护好生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贯彻好“五大发展”理念，走依靠科技和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经济，工作重心回到经济建设上来，包括扶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着力转“危”为“机”。尤其是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长。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经济建设依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突出经济建设这一主线、搞好经济发展上，要“不为浮云遮望眼”。
无论全球治理还是区域治理；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地方治理，创新性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取向。创新性治理实践，就是以创新性思维推进公共治理的变革和升级。就我国来看，从过去传统型的管制管理，到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历史性进步。现阶段我国在公共治理上面临的创新变革压力，可概括为三大实践方法论命题：
一是在空间上，如何实现从“点”到“面”的展开。无论是“自贸区”的建立，还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布局；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还是推进“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本质上都是通过“点”的突破示范，带动全局。从 2013 年我国首个“自贸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至今，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增至近 21 个。空间上已在不同区域形成了多点试验。“试验”的价值在于把“先行先试”取得的可复制或可推广的经验普遍化，实现“由点到面”的全局性展开。
二是在模式上，如何实现从行政性管控到社会性治理的转型。无论国家治理还是地方治理；无论是城市治理还是乡村治理，除了要更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推动管理更新外，更要推动治理理念的革新。行政力量包揽一切、统管一切的模式已难以为继。2015 年 1 月 13 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要扩大社会有序的治理参与，从以政府为主角的管控向以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柔性化、公众参与型治理转型，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还要支持一切有价值的创新探索，不搞一刀切，倡导“格物致知”而不搞“格物致律”。
三是在价值目标上，如何实现从效益导向向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追求导向的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切改革、发展、政策、举措、创新，都应求真求实，以是否真正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是否真正增进人们实际福祉来衡量。正如习近平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我国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城市化等各方面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马克思曾谈到：“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任何长期的变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下行压力大，更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收入权益，最大限度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活。要切实提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准，让人们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有真正的“获得感”。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体制创新是一种以创新性思维推动体制优化的实践，它注重从体制上解决突出问题。
1886 年 12 月 28 日，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谈到：“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
1893 年 10 月17 日，恩格斯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像你们的民族那样的伟大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批评人们以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现象，指出“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
，“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
。
正视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暴露出来的制度性、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全面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体制机制，提升科学化的能力和等级，是汲取疫情给予我们教育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要正视问题，要有切实的行动，迈出切实的步伐，要有全局性的谋篇布局，正如马克思名言说的：“一步实际运行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教育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更是 21 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性目标最为重要的基础。创新性教育实践，就是注重教育的历史责任，以创新性思维推动教育的结构性创新。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教育体系改革创新，改革教育评价制度，从根本上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痼疾，切实扭转教育功利化、产业化倾向。
教育是用来点亮人的灵性的，好的教育具有开发性、启迪性，善于点亮人灵性的光芒。这一点在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2018 年 9 月10 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强调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我国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53.71 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89 亿人，专任教师 1792.97 万人。
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3005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40 所，成人高等学校 265 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推动包括教育体系改革、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扭转教育功利化、短视化倾向等在内的创新性教育实践，尤其要从五个方面实现结构性的突破。
第一，要按照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推进高校学科建设发展。第二，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调整创新思政课程体系，加大理论性资源供给，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化劳动观念、劳动技能和劳动品质的系统培育；
第四，要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教育系统现代科技创新治理体系。2018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华尔特·罗斯托（WaltWhitman Rostow）已将“技术创新”提升到创新的主导地位。高校应成为科技创新强有力的引擎和基地，发挥科技创新第一梯队的作用，聚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推动创新性教育的实践中，要加大基础性研发投入，为创新性教育赋能，厚植创新发展土壤。第五，要健全财政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社会教育投入占教育投入的比例。
要进一步激活社会力量，鼓励更多社会性创新实验，实现有效率的创制性突破和公共产出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