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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谈到：“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
如前述，产生于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科学”。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呈现了突出的实践性功能，也凸显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新时代政治发展的实践方位。
我们知道，人类各个历史时期思想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解说现实”。即对所处的时代、阶段、特征、性质、面临的主要矛盾、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等，应做出尽可能接近实际的判断，以让“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
，这是理论、思想使命所在，也是人类之所以需要科学理论、伟大思想的缘由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形成于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中。每一阶段具有怎样的特点，面临怎样的矛盾和任务，有哪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是这一理论体系首先要面对、要回答、要解决的任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大量对于现实问题、现实方位、现实性质方面的解说。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基本性、总体性、方向性的判断，对于人们把握所处时代和历史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这是理论“解说力”的首要体现。
社会生活不断抽出新芽，结出新果，历史的四季也并非单一色彩。“实践”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是不自觉、不确定的。一种堪称为科学的理论，必须具有认知实践的功能。列宁非常重视理论的这一特性。他在《论策略书》中谈到：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认为：“本质上，认识事物的活动等同于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活动。”
理论和思想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实践本身，需要思辨、需要抽象、需要整理，让人能从纷然杂呈的物事和现象中洞悉条缕、把握方向。在实践性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更是如此。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就是秉承实践精神。“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性功能，在尊重实践、认知实践、把握实践方面体现了辽阔场景，大量论述针对不同阶段、不断发展着的生动实践而发，充分“接地气”而使“生活之树”郁郁葱葱。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凸显注重实践的理论品格，为在急遽的社会变革中认知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导。
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推动实践。从世界范围看，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资源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一种技术产品并不限于只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完成，而时常跨区域甚至“全球化”地完成。全球化时代，技术产品生产和知识产权愈加具有国际意义。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文化软实力尤显重要。从国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形态和政治发展都面临诸多新的特点。
从大的宏观界面看，世界向何处去、中国下一步如何走，是国内外最大的“实践问题”。“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对现实的解说和认知，其价值功能更在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并且助力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现实实践中容易出现沉淀、停滞、固化、板结的态势，这种对于实践的“撬动”是思想的力量。重要的是，它不是对具体实践制定清规戒律或画地为牢。实践如何走，由实践本身的历史逻辑来选择和决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重要的精神本质。关于这一点，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曾指出：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理论创新是对现实的映漾和理论写照。理论的根本性任务就在于推动实践，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通过时代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不断撬动实践创新前行，推动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体悟文明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发展规律。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永恒的命题，也是人类文明拾级而上的动力。现代国家体系中综合国力之比，归根结底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而一种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是能激荡促发个体和集体的创新；促进从个人的创新到国家的创新的发散；促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强健。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irstopher Freeman）和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Nelson）提出著名的“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性创新从微观走向宏观，创新成果大幅度向生产力转化，“创新思维”对提升综合国力，功莫大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方位，是对于国家创新的阐发和推动，内容涵盖理论、制度、实践以及管理、治理、法治、科技、教育、人才、文艺等方面，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强调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强调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等。进入新时代以来，从“社会主要矛盾论”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论”；从“以人为本”理念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从“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从“四个现代化”构想到现代化“两大阶段”战略安排；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三位一体”建设；从“加强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三个自信”到文化彰显的“四个自信”；从“参与全球治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印证了理论创新在中国实践中的丰富含义。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大量需进一步革故鼎新的创新命题。一方面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推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 40 多年改革不断深化，使深化结构性、体制性的“啃硬骨头”改革成为必要，而事实上，近年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疲软甚至停滞；另一方面历史发展规律和文明发展方向昭示中国，以更大力度推进包括原创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在内的各方面的深度创新，是创新实践的题中之义，这正如恩格斯曾谈到的：“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