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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还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人类早期活动主要是物质性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对大自然认知的提升，人类有了更多的精神活动和理论思维，而系统化的理论思维则催生了更多的理论形态。在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独树一帜，它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研究和回答人类的实践活动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实践性也是它最突出的理论品格和生命价值。这种理论品格和生命价值表现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符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思想标识。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国家面貌沧桑巨变，构筑了今天进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起点，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的力量”发挥了巨大引领和凝聚作用，也形成了相当的“理论自觉”。2000 年 11 月 12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四个如何认识”研究班第二期上海班结业式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进展，研究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呈现了四个历史性的阶段：第一阶段，以设立四大“经济特区”和“开发开放浦东”为标志。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后，逐步形成了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进而发展至内陆的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第二阶段，以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包括实施“走出去”等战略，这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体现。第三阶段，以 2013 年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为标志，包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现在正步入第四个阶段，以推出和扩大开放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为标志，是更高要求、更高质量扩大开放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围绕解决“欠发展”问题而展开，以加快发展经济为焦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进，我国主要围绕解决“科学发展”问题而展开；今天主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而展开。就对外开放来说也面临不同境遇，今天打开开放新局面，是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世界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目标上展开的。在对内加大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给国内发展营建新的动力，在本国国民获利的同时，也让其他国家分享红利。而从人类发展看，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人类交往、各要素流动的加剧，推动了全球多边开放不断前行。正是自由贸易的不断开放发展，造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的繁荣。
在现阶段，无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论是“八个明确”还是“十四个坚持”，都是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的研究和解答，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新的实践成果，又是中国实践产生的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当代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认为，“建立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对激发探究的经验问题提供连贯和恰当的解决方法”
。而任何科学理论都有一个延承、发展、丰富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主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科学发展观主要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探索和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这些理论形态凝结了几代人探索、实践的心血。
恩格斯在谈到“思想进程”时认为，“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作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立足于已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又对已有理论做出新的丰富发展，是一个与火热实践相偕而行的理论发展、丰富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站立于改革开放新的现实契口，是延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探索创新成果；同时，它们也是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融汇和扬弃。如习近平思想话语的一个形质特征——人民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得到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人民和群众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构成。“以人民为中心”，上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根基，下涉中国“民本”思想文化传统之渊源。《尚书·皋陶谟》，是记载君臣谋议国事的重要文献，其中有着深厚的民本理念。如：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强调治政“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就不用惧怕任何风浪和挑战。再如《管子·形势解》记载了神农、大禹、汤武的“以致民利”：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以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浚河道，铲高治低，以利人民。商汤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君，以利人民。他们行动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人民。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又如《管子·桓公问》记载的一段桓公与管仲谈治国理政的问答：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
桓公问管仲：“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有得而不亡，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不急于创始和作新（不玩小聪明），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不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而要多了解人民所厌恶的各种问题，以便自身引以为戒。”
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学说中，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根基。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不息的流脉。这种“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以利人民”“察民所恶，以自为戒”的民本理念，扬弃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论中，扬弃于“利为民所谋”的论述中，扬弃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中，也扬弃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历史阶段都有突出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