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岭南文化的代表

岭南文化主要指广东近代文化，是在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千年文明积淀后，广东已有文化特征深化与开始从非主流变为主流的文化。一般认为，享乐性、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观性、实用性、远儒性是广东文化的主要特征，成为世代广东人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并作为一种集体心理作用于每一个广东人。至近代，广东文化的这些特征不仅更加明显，而且一改以往无大作为的形象，肩负起全国性、全局性的使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环境，造就岭南人和中国北方人不同的人物性格、思维方式等。

近代岭南文化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

1.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和学者，出生于广东南海，后人因此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康有为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的年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已极端腐败，西方资本主义正呈上升势头，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竞相开始对中国实施其殖民战略，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内忧外患。站在时代的前列，康有为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建立学堂、实施变法，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内，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可贵探索。

（1）康有为中国文化观主要表现及特点

由于家庭环境氛围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就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一生著作甚多，共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涵盖大小著作130余种，其中大部分是对儒家传统经典的注疏，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以笔记形式写就了著名的《学术源流》《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等代表性论述，对中国古代传统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各种学术流派在思想上的特点与异同等进行了深刻地比较与分析；②以专著形式写就了《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代表性专著，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儒教学派的形成、发展与确立的渊源和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证；③以诗文形式写就了《感事》《已丑上书不达出都》《出都留别诸公》等名篇佳作，为后世留下了1000余首内容充实、言辞瑰丽、意境宏阔、浓郁浪漫的优秀诗作，为中国传统诗歌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④以书法形式留下了“飞白书势铭”“文章千古事，花柳一园春”等许多传世佳作，首倡北碑运动，采用“圆笔”作为碑体，打破了上千年来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构成了近现代书坛碑派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并创造了独具艺术风格的“康体”，写成书法艺术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对书法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独特的个人详解。

（2）康有为西方文化观

在吸收和消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时，一次香港之游开阔了康有为的视野，赋予了他人生价值观新的转变。由此，康有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并逐渐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西方文化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籍基础之上，康有为“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收集了不少介绍各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不断接触到资本主义发展各个层面的知识体系和新鲜事物；②经过大量的学习了解和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先进，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晚清政府的腐败，他立志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中国；③在对比认识的基础之上，康有为运用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知识和思维模式撰写了许多名著。比如他1885年写成的《人类公理》一书，借鉴的是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证明法，1888年写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一书，借鉴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理阐述方法。其他的如《大同书》充分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带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思想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等篇章，则反映了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借鉴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康有为西方文化观的形成，是循序渐进的。起初，他对西方文化的关注点主要在西方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侧重于游记见闻和历史常识。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关注西方文化及其根源、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体制、西方科学文化及其发展，以及西方思维方式及其运用等有关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先进经验，汲取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精髓，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开始了通过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改革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弊病的真理追求。

（3）康有为中西方文化观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康有为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伟大政治抱负指引下，他十分敏锐地观察和把握到了时代变化和发展的趋势与脉搏，并形成了“中国要走变革维新发展之路”的清晰观点。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康有为注意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并有机地将中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广泛运用于实践当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康有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存在着积极因素，不能简单地认为民族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要被彻底淘汰的，但是也不能落入守旧的窠臼之中故步自封，不求革新；②康有为告诫人们不要“醉心欧化”，不能简单地认为外部的东西都是美好的，都是可以完全照搬的，但是也不能陷入盲目排外的冲动之中来者皆拒，不求进步；③康有为提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主张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扬弃”、对先进的西方思想进行“提倡”，他首次提出以中西结合方式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给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在坚持儒家传统和维持帝制的前提下，学习借鉴西方的立宪经验；（4）康有为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评述不只限于空泛议论。

2.梁启超（1873—1929），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自幼便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1岁时中秀才。1889年，17岁的梁启超中举，被称为岭南奇才。虽然只有56岁寿命，却留下了一笔数量极其宏大、质量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其光芒不仅照耀着他的年代，而且至今仍在放射光芒。他从1891年（19岁）在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并从事新学及变法维新思想传播开始，直到1929年1月19月在北京逝世，近40年，他一直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政坛的一位风云人物，在这期间的重大政治事件中都有他的影响。他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始终坚持文化学术活动，他大都以办报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与文化学术活动，所以，他的文章大都首先发表在他先后所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时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随后才结集出版，有部分专著是完稿即单独出版的。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18册（何天柱编），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48册，1926年中华书局又版《饮冰室文集80卷》，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合集》40册，1989年北京中华书局重版12册，此外尚有其他未收入文集的文稿，总数达千万字以上，堪称文化学术泰斗，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代宗师。

（1）梁启超早年的中西文化观

梁启超初次接触西方文化，是在1890年入京会试的返程途中。路过上海时，他阅读了《瀛寰志略》一书，在这本中国较早期的世界地理志中，除了有大清、朝鲜、日本的地图外，还包括了欧洲的地图，书中真实客观地介绍了大量印度、阿拉伯、欧洲各国的文明，并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详尽地介绍。梁启超由此眼界大开，始知世界除中国外，还有五大洲各国。在其师从康有为时，康有为已经完成从中学至西学的重要转变，并形成了自己以中为本的中西文化观。梁启超亦深受康有为思想学说、中西文化观的影响，认为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这时候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还承袭了康有为雪祖宗之愤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于将泯、维王教于渐坠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对于中西方思想、政治制度等进行了逐一对比，以期寻求一条救亡图存之路。此时梁启超开始深受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影响，相信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写下一系列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文章，也一度与革命党有过较亲密的接触。此外，他还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书中所宣扬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奠基石。梁启超认为若能采纳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方可挽救沉疴难愈的中国。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他对康有为以西人之学艺政制，衡以孔子之学的思想产生了怀疑，于1902年公开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详述了政教分离、思想与信仰自由等问题，认为保教妨思想自由，公然反对保教，并发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心声。梁启超这种中西文化观的转变，还体现在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上。起初梁启超与康有为都认为中国应保留君主制，实行虚君共和。但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广泛阅读了各类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西方书籍，中西文化的融合使他开始意识到国家的希望并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国民。不久，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倡导开民智、兴民权，主张中国人应通过学习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来改变陈旧的观念。他指出只有新民，才能有新政府、新制度、新国家。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也完成了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的思想转变。因此他既能为了与国民党势力一较高下而与袁世凯合作，也能因为袁世凯妄图称帝而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积极策划参加护国战争。梁启超对于民主共和的支持是非常坚决的，针对其恩师康有为的复辟主张，他发表了《辟复辟论》，明确指出所有复辟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康有为和张勋发动迎接溥仪复辟的闹剧时，梁启超认为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不仅以个人名义发反对通电，还替段祺瑞起草讨逆宣言，并参加武力讨伐。

（2）梁启超晚年的中西文化观

梁启超所生活的年代，中国正处于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随着中国的国门洞开，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尾随着坚船利炮，以一种洪水猛兽般不正常的态势涌入。向来自视甚高的天朝大国心理优势丧失殆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近代的文人们，在巨大的失落感中，或者对外国入侵者抱着强烈的畏惧与憎恨，对西方文化全面排斥；或者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有传统文化不可比拟的优势，不得不在你死我活的厮杀中平心静气地向敌人学习，而这种学习，往往不自觉地带着中劣西优的文化自卑情结，梁启超也概莫能外。他自年少开始，接受的便是规范的传统教育，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正途，传统文化对他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其中西文化观形成的过程中，便一直充斥着矛盾，既必须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救亡图存，又必须努力捍卫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他曾在《欧洲心影录》里面记述这种心情：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西学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早在变法期间，他就曾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在主持译书局期间大量编译了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书籍，为普通民众普及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中国的传统文化。1896年在完成《西学书目表》的编写后，他在后序中写道：“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为当时全盘西化的倾向而忧心忡忡。”但这时期的梁启超，仍然将西方文化当作改造中国的武器，对西方文化不自觉地报以一种仰望的态度。梁启超退出政坛后，于1918年底赴欧洲游历了一年多，此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严重、满目疮痍。梁启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对于西方文化不再一味崇尚肯定。在经过了深刻的体会和反思后，梁启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发现，恢复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他认为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而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是极其浅薄可笑的。他告诫年轻学子：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拿西洋的文明来补助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1923年，梁启超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文化自信心，他认为“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中国的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佛教、文学美术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同样的，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而他坚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绝非枝枝节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这种文化自信心，与五四运动中依然怀揣着中劣西优文化心态的健将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不是一种保守和倒退，而是对于中西文化之间，有了更为平等、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必然的规律。

3.孙中山（1866—1925），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而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着严峻考验的时代。人生的经历，直接影响着文化观的形成，伟人孙中山也不例外。但孙中山又不同于常人，他有过长时间接受西方文化的经历，这奠定了他坚实的西学根底。同时，传统文化同样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两种文化的交替碰撞，形成了孙中山的文化观。

（1）传统文化是孙中山文化观形成的根脉

一是家学渊源。他在回忆自己早年经历时说：“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回华，是十八岁时也……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这期间有过6年的西学经历之后，再接受传统文化。从幼年到青年时期，他的求学过程是传统—西学—传统的途径。

1895年秋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英国遭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绑架后与邓廷铿谈话时说：“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象，生平信佛，取‘帝象’者，望我将来象关帝耳。”时在1896年10月。能以“帝象”为孙中山启用名号，这里至少说明三层意思：第一，他的母亲是知识女性，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母亲是他启蒙和家学的渊源；第三，其幼年时母亲已教诲他要立大志。传统文化的接受，家学是一条重要途径。此外，父亲及其他的史料也在证实着他的家学渊源。

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实际上也是一位倾心于传统文化的人，同时也不排斥西学。据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所言，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与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一样，都相位风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州的风水先生，选择坟茔，修建坟墓。祖父故后，风水师谓葬后10年必生伟人。1866年，孙中山诞生，这里虽多流露神秘色彩，但说明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父亲孙达成后来虽皈依基督教，但未能改变这个传统文化影响的家风，而且彰显的是孙中山家族在接受文化方面的多样性。从孙中山母亲笃信佛教即可看出。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出生并在12岁之前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孙中山，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自然是很深的。

孙中山曾讲过：“我父亲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在文化观念上也是一个较开放的人。”在这样一个家境中，孙中山在接受文化方面是宽松的。1911年，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谈话时，宫崎问：“先生中国革命思想形成于何时？”孙中山回答：“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可见，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2）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孙中山的经历极为特殊，因而他接受传统文化的路径也有其特殊之处。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接受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融汇于他的思想之中，是伴随着他的一生的。及至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均有建树，这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神农氏有见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即使是上古的历史文化，他都有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他也有研究，“失自庖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外至日本、高丽、安南、交趾之族亦皆号曰同文”。中国的悠久历史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孙中山是从世界大理念及其意义上来审视的。有史以来中国“创制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药也，瓷器也，丝茶也，皆为人类所需者也”。对道家文化及其缘起，能从化学工业的角度进行阐释，“然化学之元祖者，即道家之烧炼术也。古人欲得不死之药，于是方士创烧炼之术以求之。虽不死之药不能聚得，而种种之化学工业则由之以兴，如制造朱砂、火药、瓷器、豆腐等事业最著者”。仅从以上几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程度及其对不同侧面的深入研究。

孙中山不但在典籍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且择其善而从，将其运用于当时治理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同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他的政治倾向己经形成。“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治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在有进步之机兆也。”孙中山倾慕于上古的“共和之制”，与他当时从事的伟大事业有着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必然联系，是他吸纳中国传统文化极好的范例。孙中山研究和接受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多元认识方面，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政治思想。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政治的习惯做法，改朝换代，总要对上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孙中山也不例外。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胡汉民呈送过关于成立国史馆的报告，孙中山说：“查中国历代编纂史之机关，均系独立，不受他机关之干涉，所以示好恶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笔者据事直书，无拘牵顾忌之嫌，法至善也。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耀宇内，昭示方来。该员所请设立国史院之举，本总统深表赞同。”可见，这种传统文化理念，实际上是历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折射。

（3）先进西方文化是他文化观的形成

孙中山13岁随母亲往夏威夷岛，是他正式接受西方文化的开始。离开故国穿越大洋的途中，新鲜景致使孙中山激情顿生，视野大开。“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理。”此后的六年间，或入“英监督所掌的书院”，或入“美人所设之书院”，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教育。18岁返归故国乡里，不久又往返于香港和夏威夷岛之间，或在香港书院，或在夏威夷岛。这期间，由于父亲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的缘故，孙中山“有较多的机会和广州的英美传教士接触……我终于学会了英语”。孙中山不但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而且自身已有接受西方文化的良好基础。在中国近代以来目光走向世界的著名学者、政治家中，很少有出其右者。

孙中山，是最彻底学习和考察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人。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社会最复杂、最为动荡的时代。他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吸纳先进的西方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还包括自然科学方面，青少年时期就打下了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这些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形成，又为后来革命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中西文化兼取是其文化观形成的归宿

孙中山的经历，决定了他必须面对两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文化形成的根脉，在经历了“传统—西学—传统”的回归之后，再现的是他对中西文化的吸取与兼容的整个过程。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表现了伟人的世界文化理念兼容并蓄的精神。

从宏观上看，在文化的取舍上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孙中山是以广阔而开放的心态，深邃而多视角的世界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力求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对西方文化，“取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对中国传统文化，“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为我所用。在他关注的中外历史与文化中，“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他涉及的中西文化，实则都是他过滤过的。在孙中山看来，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五四新文化，都应该熔于一炉，兼采众长，创新发展，使中国跻身世界第一文明大国。 k7kb5rFcH5ogFxqfC6QObe/Efycjno0nTDqObJrKd2iNwW/r430SqU5Or2p056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