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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在分析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时，指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也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因此，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主流价值观具有大众性，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当前国内多数民众所接受与认同的价值观，但是要想使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被更多民众理解与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且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必须切实提高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此外，当前在价值观领域，各种非主流价值观正在不断地争取民众以便增强影响力，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地加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与渗透，力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来颠覆和瓦解民心。前面说过，话语权既指“权利”，同时也指“权力”，对于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而言，尤其强调“权力”，即一种控制力、影响力。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要想巩固在价值观领域的“主流”地位，必须要努力获得话语权，而且要进一步提升话语权。那么，何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前面论及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主要强调话语主体通过对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话语效果等方面的构建来不断推动话语传播，从而使主流价值观增强对社会舆论的引领，巩固在价值观领域的地位。那么，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内涵而言，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效果等方面加强体系建构，通过使话语得到有效传播，从而使主流价值观加强对国内社会舆论的引领，并提高国际影响的一种权力。
前文多次强调，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基本的构成要素，要想全面理解、把握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内涵，必须从它的构成要素入手来展开分析，具体来看：
第一，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主体。
通俗而言，话语主体是指“说的主体”。主体可以通过相应的实践化运作手段，“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
。换言之，个体只有通过话语实践，才能提高、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影响甚至说服他人，从而构建有别于他人的特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广大民众可以创造、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努力。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而言，广大民众是构成话语主体的基本力量。然而“话语权也体现在主体‘说的话’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上，其对象是否接受，这本身就与‘权威’联系起来”
，所以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而言，话语主体除了广大民众之外，也必须要有“权威”的主体。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极具权威与号召力。而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通过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以及制度安排，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强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可以说政府也是极具权威的。综上所述，创造、表达与传播反映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实现并提升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这一切显然离不开执政党和政府。领袖人物、领导集体、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显然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中极为重要的话语主体。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话语主体。总体而言，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话语主体具有复杂性以及多层次性。横向来看，有政治家、相关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实际工作者；纵向来看，有领袖个人或领导集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民众。
第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内容。
话语权的实现与提升需要一定的话语内容做基础。话语内容涵盖面极大。话语内容中蕴涵着体现话语主体利益需要、理想目标以及原则、立场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内容。当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话语能够贴近话语对象，并真正反映话语对象的价值诉求，就有助于其利益实现，从而，这类阶级、阶层或集团的话语就能够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就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而言，它充分体现了各话语主体（尤其是执政党）的意志、愿景。而话语内容主要指（话语主体）“说什么”，因此，具体来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尤其强调的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主体内容以及核心思想。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涉及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三大层次，因此，围绕各层次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表述显然是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在不断变化，话语内容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另外，由于话语内容体现话语主体的主观意志以及预期目标，具有主体倾向性，因此，无论党员、领导干部还是相关的理论家、思想理论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在言说、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话语对象以及传播平台因素的影响。只有话语对象理解与认同的话语内容以及符合传播平台定位的话语内容才能得到有效传播，进而获得话语权。
第三，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方式。
前文说过，话语方式是指话语的言说方式，主要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话语方式是构成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没有各种话语方式的运用，话语权力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思考和选择最合理有效的表达方式，努力使自己的想法得到充分表达以获得话语权。可以说，谁拥有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谁就能取得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话语优势。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要想实现与提升话语权，必须要借助话语的力量来进行言说与传播，否则主流价值观只会停留在理论层面，之后被束之高阁，难以被广大民众熟知、理解，这样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也将无法实现。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而言，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言说方式越合理，那么主流价值观所获得的话语权也就越大。然而，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具有三大层次，因此，依据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必然是复合型的话语模式，它是终极价值目标话语、核心价值观话语以及基本价值观话语的有机统一。它以语言符号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主流价值观为内在价值旨归，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所以，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极具学理性以及科学性的话语。不能仅用学理式的表达来言说主流价值观话语，因为这样只会将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受众限定在特定的群体之内。我们必须要根据受众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既要有学理式的言说方式，也要有较为通俗、亲民、大众化的言说方式。总之，话语主体必须要运用合理的言说方式来言说主流价值观话语，最大限度地展现主流价值观话语的魅力以及感召力。
第四，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传播。
要想表达、言说一定的话语内容显然需要借助相关的话语传播平台。话语传播主要涉及这一问题。那么，何为传播平台？具体来说，话语传播平台可以理解为话语的传播者向受众对象传递一定话语内容以及接收话语反馈的渠道和载体。一般来说，话语的传播者及其受众对象可以同时存在于一定的话语传播平台之中。话语平台也可以由话语的传播者建构。传播者借由相关的平台将受众对象吸纳到话语平台中可以获得乃至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而话语受众对象也是自由的，可以自主选择加入或者拒绝加入某一话语平台，影响传播者的话语权。从现实层面来看，无论是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还是思想文化话语权，都需要一定的话语传播平台。就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而言，显然也需要借助相关的传播平台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涵盖面极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而各传播平台往往在平台定位、平台属性、平台受众对象类型等方面存在不少的差异，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要想实现与提升话语权，需要尽可能多的覆盖人群，因此，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传播而言，需要运用多种传播平台。此外，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反映多数民众意愿、理想的价值观，那么，从理论层面来看，将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广泛运用于多种传播平台也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况且将同样的话语内容放在风格各异的话语平台上进行言说传播，往往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话语反馈，这对于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来说是极具意义的。
第五，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效果。
由于话语效果强调的是话语能否得到话语对象的接受与认同，可见话语效果与话语的生产、话语的传播以及话语的接受是密切关联的。就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而言，话语效果是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具体而言，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主要指主流价值观话语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接受与认同，进一步来说，它主要反映主流价值观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定义权、解释权以及控制权是否得到明显增强。如果主流价值观不能够对各种非主流价值观进行有效统摄与引领，而且社会成员对于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那么，这样的话语效果是较差的。当然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中，国际话语权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能否在国际价值观领域增强其影响力，能否让更多的外国民众了解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内涵，理解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先进性及其科学性，乃至于接受甚至认同，这也是衡量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好坏而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衡量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具体评价与反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评价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要对话语传播的实际效果是否符合预期目标做出一个较为科学的检测，以形成有效反馈。而有效反馈可以使话语主体及时调整不适合传播的话语内容，选择适宜传播的话语内容；及时调整不合理的话语方式，选择较为有效合理的话语方式；及时减少或放弃不适用的传播平台而选择较为适用的话语平台，从而提高话语传播效果。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显著的特征，既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又具有显著的人民性以及充分的开放性。具体来看：
第一，强烈的渗透性。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话语权都不是抢夺来的，需要通过持续地渗透使民众逐渐认同与接受。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政府这两大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最重要的话语主体，积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传播媒体来宣传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使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逐步地渗透、影响到具体的社会生活，渗透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各项实际工作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项建设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渗透于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使广大民众感受到了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影响。例如，2004 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 13 条进行了修改，明确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显然有机渗透于其中，并且得到民众积极的回应。
第二，显著的人民性。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人民性属性是极为明显的，它体现在许多方面。前文论及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主体具有多层次性以及复杂性，其中人民群众本身就是构成主流价值观话语主体的基本力量。话语主体是话语权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话语权建设的基本方向。人民群众作为基本的话语主体，能够使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内容建构、话语传播不偏离人民需求的“轨道”，能够充分体现民众本身的价值诉求以及长远需要。可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人民性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再者，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而言，执政党和政府是极为关键、重要的话语主体。而在我国，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作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重要主体的党和政府，其创造了许多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概念、范畴与表述。这些概念、范畴与表述内蕴的价值内涵从根本上看都是代表中国广大民众利益的。例如“中国梦”话语，它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创造的重要政治话语，充分体现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层次，它内含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以及人民幸福梦，而这三梦中，最为根本的就是人民幸福梦。“中国梦”话语创造了许多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概念、范畴与表述，并积极传播之，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增强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情感的需求，有效解决群众各种困惑，从而使人民群众更好地生活。
第三，充分的开放性。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是开放性的话语权，而非排他性、侵略式的话语权，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着显著的差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向全世界推广“普世价值观”，充斥着话语优越感，使话语权极具排他性、侵略性。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充分的开放性特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背景下，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在当代中国除了由以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三大层次为主要内容的主流价值观之外，也存在着各种形形色色的非主流价值观。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影响，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必须要具备开放性，绝不能强制、排他，要靠自身的话语魅力来引领、统摄其他非主流价值观。
此外，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的充分开放性特征也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本身的价值特性有关。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三大层次价值理念本身就是秉持开放精神发展形成的，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层次中的 12 对基本范畴，既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的价值资源，也有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扬弃而来的价值资源，也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合理继承而来价值资源。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需要和其他价值观进行交锋，吸收其他价值观中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容与元素，提升价值观生命力内涵，要避免自身走向僵化、保守的境地，不能与大众脱节。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向心力的重要基础，是推进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和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保证。这些都离不开其功能的发挥。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显著的功能：维护政治合法性、价值评判以及引领社会思潮。
第一，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功能。在政治学视域中，所谓合法性是基于对某种政治共同体、权威机构或者政治秩序的认知、认同，使其得到多数社会成员承认、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权威性。它是维持一定社会发展与稳定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哈贝马斯曾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它是一个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必须具备的属性。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取得政治合法性，那么这样的政权是难以稳固的，一个政权或一种社会制度最大的危机莫过于合法性危机。然而政治“合法性一方面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属性，其特别与政府结构的绩效有关，取决系统能力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统治的合法性为人民所赋予，当掌权者重视平等的原则，不因肤色、种族、信仰、党派之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待遇时，最易取得人民的承认、接受和认同”
[1]
。可以说政治合法性的取得与巩固跟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赢得民众广泛接受与认同有着极大的关联。
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价值观要想实现，必须要有强大的感召力、影响力作为基础。具备强大的感召力、影响力的价值观，才能够引起民众的内心认同。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就希冀通过科学建构话语内容，使反映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主流价值观的相关话语得到有效传播，从而让主流价值观产生强大的感召力与影响力。通过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有助于民众进一步认同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理念，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可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功能。况且，从宏观上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实现与提升的重点是推动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相关话语的传播。但是从深层次看，由于这些话语都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话语，这些话语的传播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内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可以说，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就具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护、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理性的内在属性。总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功能。
第二，价值评判的功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就内具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依据这个标准来对社会的人与事进行相应的评判，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以及具体行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评价标准，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凡是符合或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相关行为就是社会倡导的，凡是危及、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相关行为便是社会反对的。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话语主体要极力倡导的价值观话语，被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传递给社会成员。与此同时，对一些不良话语加强批判力度，使广大社会成员了解、弄清哪些话语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究竟如何能够实现其根本利益。更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话语主体应该使社会成员把握善恶、美丑的客观标准，使其不断提升思想道德境界，明辨是非、规范行为，使自身的思想意识以及具体的行为能够符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价值评判标准。例如，当前党和政府话语主体，极力倡导“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这一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坚守专注的意志品质，自我否定的创新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品质”
，从价值观的维度看，“工匠精神”其实是充分反映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中敬业价值观的话语。在全社会倡导“工匠精神”，本身就是推动敬业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形式，而这一话语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所强调的价值评价标准。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品质从深层次来看，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有利于人民幸福目标的达成。既然倡导“工匠精神”，那么，与“工匠精神”相违背的行为，必然会遭到谴责与批判。
第三，引领社会思潮的功能。伴随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这些社会思潮中，既有爱国主义以及集体主义等积极向上的思潮，也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堕落腐朽的思潮。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和对抗，使很多人出现价值困惑。从学术角度看，学术领域无止境的“争论”渗透至日常生活和政治领域之后，容易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的局面，也可能造成价值冲突。因此，我们一定要把社会思潮的争论与交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合理的限度，使之不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这就需要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引领社会思潮的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是通过话语的强势传播而发挥作用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基于对科学理论的理解与把握，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也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需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通过建构及传播话语而形成一种权力。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本身是融合中、西、马的产物，因此，话语极具包容性。这样的话语很显然具有传播优势。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思潮的相关话语从根本上看，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相一致的，因此，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在传播过程中，显然能够对这些思潮进行引领。而主流价值观话语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落后社会思潮的相关话语进行交锋与碰撞，从而展开一定的话语斗争。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相关话语的局限性是尤为明显的，通过这样的交锋、斗争，主流价值观话语必然也能够引领、统摄这些社会思潮的话语，从而进一步稳固社会价值观领域“一元多样”的格局。
[1] LucianPye.“ The Legitimacy Crisis ”， in L . Binder etal .（ eds ）， 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