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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弄清话语权的内涵，最基础的是了解话语的概念。何为话语？该词可追溯到拉丁语“discourse”。而“discourse”由“dis”（穿过）和“course”（行走）组成。按此理解，话语有言语表达之义。进一步看，依据这最初的语义，话语的表达应当是不受任何限制和干扰的，它可以自由展开于各方向。而在法语中，“话语”更接近于对事实诉说，也就是“言语”的意思。戴维·克里斯特尔所编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对话语有这样的定义：“它是一些话段的集合、构成个别可识别的语言事件，例如一次会议，一个笑话，一次布道，一次采访等。”
但是这个定义主要是从形式上来界定的，是按照传统的语言学角度来理解。在 20 世纪中期，哈里斯突破了传统对于有关话语的抽象式研究，首次提出了“话语分析”的概念。人们逐渐重视话语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话语与具体情境的联系，从而将话语分析运用于研究现实具体交往。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更是将话语分析运用于对意识形态、政治等问题的研究。在福柯的视域里，话语的构成是离不开符号的，但人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符号集团”，这个“符号集团”只受到相应的语法规则的约束和限制，应当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话语的限定及其内涵。福柯认为，话语体现着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话语关系。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脱离不了“话语”而进行，可以说，在福柯的视域里，话语其实也是一种活动的过程。话语不仅有益于人类知识和信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并为实现以及巩固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服务，而且，话语还会深刻影响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实力的削弱与发展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见，在福柯的视域里，话语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政治的功能。
综合学者们对于话语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是从不同的认知角度、不同的学科来理解话语的，因此，学者们对于话语的理解不尽相同，存在一些争论，但是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如果要给话语下一个定义的话，话语可以理解为一种极具现实实践性的言语符号。话语可以凭借其外在形式的词汇、相关的语法和其他符号系统，表达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精神意志乃至价值信仰。
厘清话语的概念只是基础的步骤，要想真正把握话语权的内涵，还要厘清“权”的含义。“权”内在地包含“权利”以及“权力”两重含义。因此，对于话语权的内涵，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从“话语权利”以及“话语权力”两个维度来进行理解与研究。
先看“权利”。《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曾对“权利”有较为深刻的解释，认为：“权利描述一种制度安排，……表现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表现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即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该原则赋予诸如平等、自由或道德的力量等某些基本的个人价值以重要意义。”
显然权利的深层意蕴强调的是资格、利益，或者说一种好处。那么，话语权利指的就是对话语运用的某种资格或好处。由于话语极具现实实践性，因此，按照这种理解，话语权利可以更为具体地分为言说权利以及行为权利两类。言说权利，主要指人们具体在言说、交流以及辩论等语言上享有的权利。行为权利，主要指表达公民主张、公民利益以及需求的权利，如参与选举、投票等权利。
而“权力”的含义则与“权利”有着显著的差异。权力侧重强调一种支配力、掌控力。因此，如果把“权”理解为权力的话，那么所言的“话语权力”则强调的是言说者的权力，具体体现为言说者对于话语的支配能力以及支配程度。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话语权，典型的代表是福柯。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紧密相关。前面说过，福柯认为话语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功能。由于话语与一定意识形态相关联，所以服务意识形态和执行某种权力意志难以避免。因此，福柯认为，每个话语其实也是一个调节、控制权力的系统，是一种控制力的表现。所以福柯明确提出话语即权力，人是通过话语来赋予自己相应权力的，话语是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权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话语。“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
此外，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密切性还体现在权力必然会产生话语。福柯认为，权力的施展、运用过程，其实也是创造新话语，赋予话语新的内涵、新的形式的过程。
综合而言，话语权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可以认为是由话语权利以及话语权力构成的。但是相比较而言，话语权力在话语权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话语权侧重的是一种话语权力，强调控制力、影响力。对于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而言，它们的话语权尤其强调话语权力，具体来说就是指它们的影响力、控制力等方面。
从价值观的内在属性来看，价值观是意识形态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主流价值观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着力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主要从主流价值观以及话语权两个分开的层面来进行研究，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间接地表达对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理解，但并没有全面、具体地对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概念加以界定。
前面说过，话语权从话语权利的角度来看，指一种对话语运用的某种资格或好处；另一方面，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看，指言说者对于话语的支配能力以及支配程度，体现为一种控制力、影响力。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话语权都离不开话语来发挥作用。对于话语权的实现来说，它必然要涉及话语的创造、话语的言说表达、话语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以及话语效果等方面，而话语的创造、表达、传播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因此，对于话语权来说，它内在地具有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效果等五大要素。话语主体是话语权生成的主体要素，主要解决谁说的问题；话语内容是话语权的载体，解决“说什么”的问题；话语方式是话语权的言说方式，解决“如何说”的问题；话语传播是通过一定的平台和渠道表达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解决“何种渠道方式”的问题；话语效果是指话语能否得到话语对象的反应和认同。而主流价值观是多数民众信奉、认同的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多数原则以及大众化的原则。因此，从国家、社会发展稳定的角度来看，一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需要不断地增强影响力，具体来说，在于能使更多的民众认同，能够进一步地引导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健康有序地发展。可见，主流价值观话语权问题主要强调的是主流价值观的统摄力、感召力、影响力等如何实现与提升的问题。然而，主流价值观要想实现话语权，提高其统摄力、感召力、影响力，显然不能通过强制或者命令的方式来实现。通过强制或命令的方式来要求民众认同或践行主流价值观，只会让民众更加排斥、反感主流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广大青年来说。这样不仅不能增强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反而会更加减弱话语权。我们必须要采取较为“软”的方式，如通过灌输、引导、说服以及感染等方式，这样才能真正感化、说服更多的民众认同并自觉践行主流价值观。
综上所述，如果要给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下一个具体的定义，可以将它理解为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主体基于对话语内容、话语言说方式、话语传播体系、话语效果评价与反馈体系的构建而使主流价值观话语产生控制力、感召力以及影响力的一种权力。
当前，在学术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是极为热门的问题。深入探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关联对于更好地理解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之间有何关联？要想把握两者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
要想有效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必须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入手。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要义，才能论及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一个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极难把握的概念。尽管意识形态是难以把握的概念，但是还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朱兆中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以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一定价值观为核心，以一定政治目标或社会理想为标识，以一定的话语系统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确定起来的系统的思想信念。”
俞吾金也有类似观点，并提出意识形态所包含的范畴。他认为意识形态“至少包括三个范畴：信仰、价值观和理想”
。概括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它不能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分离。更具体地说，它是把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团体的利益需求当作根本出发点以及最终目标，以一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价值观作为核心，力求在整个社会形成较为一致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以及行为规范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又可具体划分为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起统治作用的思想学说。它规定和影响其他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它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及其意志，也是一个社会思想以及价值文化的重要支柱，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主流意识形态与话语权是密切关联的。一定阶级以及社会集团为了维护、巩固现有的统治基础，必须要提升话语权，增强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具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控制权，谁就能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和模式”
。当前学术界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但是概括而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者集团以自身的阶级或集团利益为着眼点，通过创造和掌控话语，建构相应的话语体系，并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教育形式来引导民众认同本阶级或本集团的信仰、价值观、理想，进而获得引导和控制社会发展的权力。它是集中体现阶级利益关系之权力，也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式。
那么，厘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之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究竟有何关联？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首先，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助于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得到增强，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这些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关键。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映统治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理想、信仰以及价值观的相关话语能否得到民众更为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因此，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而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提升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然而，“认同是主体对他者的自觉自愿的认可、接受、赞同、同意乃至尊崇……认同其实就是接受一套价值模式，并将其内化到个人的学习过程。因此，认同的核心、实质就是价值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的民众认同问题，关键在于使民众能够接受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阶级以及集团提出的一套价值模式，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提升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就是提升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而在一定社会中，当多数民众对于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保持接受、认同的态度，并积极地去遵守、践行这一价值观，这其实也能反映出民众对于这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的价值模式是基本认同的，具体来说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价值认同。而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就是把增强主流价值观的民众认同感作为重要目标。可见，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助于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可以以当代西方主要国家为例，来对此做进一步的论证。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些国家，由于民众受到统治阶级的话语粉饰，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大体而言当前多数西方民众是认同西式的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但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从根本上来看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为何极力宣传这一价值观，并运用多种传播途径来推动这一价值观话语的传播，缘由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提升这一价值观话语权来巩固民众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从而达到维护以及扩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目标。
其次，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前面说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现统治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然而无论是创造话语，还是建构话语体系，抑或是传播话语，其重要目标在于使民众能够认同统治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信仰、价值观以及理想，这样才能获得话语权。换言之，要想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要把增强民众对于统治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价值观、理想以及信仰的认同作为主要着力点。价值观、理想以及信仰是有差异性、层次性的。“如果说价值观反映了‘应然’对‘实然’、‘应当’对‘是’的超越，那么理想、信念、信仰不仅是‘应当’对‘是’的超越，而且是更高的‘应当’对‘应当’的超越。”
尽管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包含理想、信仰、价值观等具体方面的认同，但是最为根本的就在于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要受到民众接受和认同。从一定意义来说，虽然意识形态包含很多范畴，但价值观无疑是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界定为价值观的理论体系”
。当民众能够认同统治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必然能够推动民众对统治阶级、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主张、理想信念以及信仰的认同。而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主要指的就是主流价值观。另外，增强更多民众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向心力以及认同感本身就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提升的主要目的。可见，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本身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