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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光绪八年）夏初，清政府的官员这样写道：“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方，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一百二十年前，昏庸腐败的清王朝对对手不甚了解，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最终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自那时起从维新变法到现代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的磨练与探索，从苦难走向辉煌。
时间转眼到了2002年。2002年，中国的GDP突破了10万亿人民币，随后，2003年人均GDP突破了人均1000美元。这反映出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已经把经济总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全球经济增长的观点看，中国在20世纪末出现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亚洲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中国经济在经过几年的调整后，重新跨过了9％这一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标志。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经济还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较高增长速度。1978—2004年，中国保持9.4％的增长，创造了奇迹，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平均不能低于7.2％，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五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根据国际统计局2008年10月20日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7年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4％、11.6％、11.9％，2008年的1月—9月之间中国的GDP总额已经达到了20兆1631亿元，实际增长率超过了9.9％。
2011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不断得以提升。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013年达到30％
，可以说已经从精英阶段步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还不是十分合理，导致多数四年制大学走向趋同而高职院校等职业类型的学校鲜有学生问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日益凸现出来。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近邻日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二战”后）经过了经济恢复期，自1955年开始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20年里（准确地说是1955—1973年），日本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尤其是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连续实现了57个月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这一阶段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高峰，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2.2％。
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低增值型工业结构变为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的高增值型工业结构，即由“轻、薄、短、小”类型转变为“重、厚、长、大”类型。至1970年，重化学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上升至62.5％
，跃居世界首位。另外，许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如造船、机床、电视机、汽车等。历经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工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水平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在大型科学技术、大量生产技术和民用电子技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钢铁、机械、水泥等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已名列世界前茅。
著名学者舒尔茨（T.W.Schultz）曾在《穷国的经济学》一文中指出，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来完成的，尤其是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等高技术人口数量的增加是评价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和质量的关键，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能是通过提高人口的素质和质量实现的，而人口的素质和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教育活动来完成的；教育投资是一种能够使人的能力得以增长的生产性投资，即教育通过对人的培养这个中间环节去实现经济、社会方面的效益，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促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教育发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日本教育学者永井道雄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可以举出很多原因，诸如战后实现了设备更新、在越南战争期间为美国提供了军需、国民拥有勤劳与储蓄的良好习惯等。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因为日本所培养的一亿日本人才没有流向国外，而是留在了国内，他们对日本国家的经济复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的确，在“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中，教育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历史，日本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二战”后崛起时代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之下，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始终把教育政策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国家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并且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毫无疑问，高度重视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例如，注重教育投资，提高国民学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改革理工科教育，加速培养科技人才；加强产业教育，培训大批熟练劳动力；推行英才教育，选拔才能较高的人；适应产业结构的转变，进一步整顿大学体制。
而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主动地进行了结构的调整与政策的变革，从而使高等教育与经济保持了协调发展，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现的，也就是说，日本高等教育进行自身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自身也实现了大发展。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聚焦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高等教育与其国家竞争优势，必将对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有所助益。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获得更大的优势。
1980年，位于日内瓦的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初步创立了一套评价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原则、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以及数据指标，开始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国际竞争力评价和排序，并出版《世界竞争力报告》（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公布研究和分析的结果。1989年，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加盟WEF，共同组织国际竞争力研究和出版年度报告。自1996年开始这两家组织分别出版各自的国际竞争力报告：WEF出版《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GCR）》，IMD出版《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WCY。随着国际竞争力相关报告的陆续出版，近年来，国家竞争优势及国家竞争力的提升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点。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是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指标，从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评价指标出发，通过考察日本的科技发展模式、产学合作模式、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这几个维度，高等教育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与作用必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订与颁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如何发展高等教育，或者说对高等教育进行何种改革将会更有利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呢？日本在经历这一过程的关键时期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可供我们参考借鉴呢？关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从国家竞争优势的两个重要评价指标——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出发，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与分析日本高等教育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必将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有所助益。
国家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因为各自所持的立场不同，对其界定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ichaelE.Porter）在1990年的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取决于四个基本要素，即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和辅助性行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果和竞争。其中，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基本要素是先天拥有的，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等；高级要素是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创造出来的，如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波特认为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通过加大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口的普通技能和知识水平，刺激和激励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研究，将极大地提高国家高级要素的质量。
所谓竞争力，是指一国依据市场条件，建立最有利于保障竞争资源、互动发展的创新机制，使竞争主体不断增长的一种综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竞争力研究体系得到了各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以及各国的普遍关注。迄今为止，对该理论的研究比较成熟并得到世界公认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另一个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的世界竞争力研究理论。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研究认为，国家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下，与世界整体中各国的竞争比较，所能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发展的系统能力水平。它主要包括八大因素：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影响、金融实力、基础建设、企业管理能力、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源，每个要素又包含若干方面，共有几百个指标。在进行世界各国的竞争力排名时，世界经济论坛对国家竞争力是这样定义的：国家竞争力是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的各种因素、政策和制度的集合。本书认为，所谓国家竞争优势，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下，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在国民财富的持续增加、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经过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还是IMD与WEF，在他们的理论及评价体系中，都将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作为其重要的评价指标。本书所关注的主要是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因素，也就是波特先生所强调的高级要素。科技实力主要包括科技人才资源、科技投入水平、科研产出水平、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程度、科技潜力等方面，它无论对于军事实力的增强还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力资源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不提到学者〔美〕西奥多·W·舒尔茨，〔美〕西奥多·W·舒尔茨将教育投资视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特别强调了教育投资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且随着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作用和所获得的实际价值将远远超过物质资本投入所获取的利润。因此，对教育的投资即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对其投入的大小和程度的高低将决定其产生的收入大小和程度的高低。
舒尔茨非常强调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大作用，将教育作为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力资本投资。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竞争优势将主要依靠知识，知识与人力资本要由国家教育培训体系和科研机构来生产，如果一国教育发达、科研实力雄厚，该国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本书的研究主题为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准确地说，通过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评价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指标（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来审视日本高等教育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就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评价指标来说，笔者认为，从长期影响来看，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是高等教育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两个主要的途径。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与该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鉴于此，在国内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将着重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这两个角度来加以考察与分析。
与国家竞争优势相关的一些概念，例如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我国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且与国外相比，研究多限于学术界，由政府机构进行的研究比较少。
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就目前来讲，虽然IMD和WEF这两家公认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机构已经存在并且每年都将出版全球竞争力各国的排名状况，1990年波特教授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相关的评价因素，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模糊性较强的理论。我国学者在1996年首次将波特先生的著作介绍到了中国。
除此之外，据我们的目力所及，国内尚未出现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理论著作，有研究者在学位论文中针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加以分析，其分析的视角是微观经济学的较为专业的视角，并结合着大量的定量分析数据，其分析有一定的尝试性。
在期刊文章中，关注国家竞争优势的文章数量较多，但是，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或者结合企业分析的文章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与“国家竞争优势”相关的概念较为繁多，例如国家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国家核心竞争力、大学竞争力等，各种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让人目不暇接。
作为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政府体制融为一体，提出了国家竞争的全新分析框架。该理论最初是以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进入学术领域的，而世界上较早对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的两个机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他们自1980年开始联合倡导并进行国家竞争力的相关评价。20世纪90年代，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竞争力的理论构架体系。波特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不仅强调一国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的取得，取决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四个基本要素是：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和辅助性行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两个辅助要素分别是指政府和机遇。
IMD认为四对力量塑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环境：一是本地化与全球化，即国内、区域内布局生产及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活动；二是吸引力与渗透力，即能够创造就业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能够创造收入的向国外市场扩张能力；三是资源与工艺过程，即强调存量资产增值能力的工艺方法、组织流程、专用技术等；四是个人冒险精神与社会协调发展，即强调个人主义，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强调社会福利、追求平等和社会凝聚力。由这四对力量分解为八个因素：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政策和运行、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
学者蒋慧工在其著作《国家核心竞争力三元素：人才、创新、制度》中对于国家核心竞争力进行了解说，他认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含义是指，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胜机的超常发展能力，这种超常发展能力主要由独有创新能力及实现创新能力必不可少的人才素质规模和制度性环境构成。简言之，他认为，人才、创新、制度三项基本元素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
针对竞争力、大学竞争力等概念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中心依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和理论研究基础，结合中国的特点，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归纳为三大要素，即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并详细地指出了大学竞争力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即人力资本竞争力、基础环境竞争力、产出竞争力。
此外，关注我国的国家竞争力、科技竞争力、教育竞争力的文章比较多，或结合我国的国情做具体分析或针对问题提出建议，指出国家竞争优势评价体系中的一些特点，例如与GDP相关的指标、与出口额相关的指标、与就业人口比例相关的指标影响较大。
对于波特教授国家竞争优势评价体系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存在忽视规模收益的作用，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忽视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的影响等缺陷。
对于日本教育问题的关注，也许是由于地理位置邻近与文化传统具有相似性的缘故，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过。由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出现较晚（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目前还尚未成熟，对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的研究在国内研究的资料中，目前还尚属空白。而国内的研究者在关于日本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探讨方面，与国外的研究者关注点明显不同，可以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别有一番风景。
鉴于本研究试图从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而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从长远角度来讲又是高等教育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途径，下面我们将从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与分析。
（1）关于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
关于教育与国家发展。随着战后日本和欧洲的重建以及非洲国家的独立，国家发展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新式经济计划的推出，国家间的密切合作，加上从美国输入的大量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使得这些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很快就恢复到了原来的经济基础，恢复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而欧洲与日本的经济重建，正是得益于坚实的经济管理基础、丰富的生产技术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教育与国家发展这一课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对于日本的教育，格林（AndyGreen）认为，虽然日本的现代化晚于法国和德国，但是在运用教育作为国家形成工具的发展型国家方面，日本提供了最明确的范例之一；巴克斯（Burkes）认为，“在日本，经验已经证明教育是铸造民族统一体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而昆明斯（Cummings）也曾这样表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者，是最早把教育看作国家发展工具的国家之一。格林认为昆明斯的表述虽然不完全对，但是肯定击中了一些要害。明治体制下的日本政府特别清楚地理解了教育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亚洲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第一个成功范例，为其他几个国家相继模仿。
国家发展包括经济与社会其他事业在内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教育整体的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在探讨的课题。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包括不同的层次与类型，而国家的发展也富含不同维度的界定，因此，何种层次或类型的高等教育与哪一种维度的国家发展相适应，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着制约，这都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高等教育在政策与结构层次的及时调整，促进了该阶段国家经济的发展，准确地说，一方面及时地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满足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经济的发展又保障了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与该阶段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或者说是相协调的。
罗斯托（WaltW.Rostow）认为，为了实现成熟的经济，所有社会都必须经过以下五个阶段，即传统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高度消费阶段。为了实现“经济起飞”，传统社会需要经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包括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
而在引进先进技术、探索崭新的科学技术以及转变国民的价值观念方面，教育的作用必不可少。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通过研究表明，教育在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它向社会提供了一支能在科学上有所发现、发明，在生产技术上有所创新、有所变革的科学研究和设计队伍；第二，它向社会提供了能掌握和运用先进生产方法的技术队伍；第三，它向社会提供了适应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和技术管理人员的队伍；第四，它提高了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新产品的推广和使用，为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准备了条件，同时也为今后技术力量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基础，为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供给提供了保证；第五，它使社会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得以保存和传播。
在近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历史过程中，教育的促进作用虽不引人瞩目却十分重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近现代发展史都证明，教育不仅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而且促进其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教育的这种促进作用往往是间接而复杂的，难以立竿见影却深刻长远。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投入、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自由宽松的教育发展环境等，都是教育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重要条件。
教育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舒尔茨1961年在研究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时就认为，美国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的33％贡献率是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的。据此，我们也对广州市1978—1993年间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研究，得出“该期间教育贡献率为32.3％，而1993年当年教育贡献率为23％，教育已经成为最关键的生产力衍生因素”的结论。
但是，在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教育在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工业起飞时期的英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与日本，由于类型不同，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处于工业起飞阶段（1783—1830年）的英国，由于当时工厂中所需要的技能与知识不是十分复杂，故而对工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要求并不高，而19世纪中叶开设的学校也是大多出于慈善的目的，而非职业上的需要。因此，英国正规学校教育的发展是工业化进步的结果，而非工业化的原因。日本与英国完全不同，19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制度的建立为日本的现代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且，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学习与模仿”是其主要的指导思想，一切复杂的工业技术均是引进而来，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早期急需大量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教育的作用自然凸现出来。而“二战”以后，西德与日本的战后重建，尤其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实现，教育与培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定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和阶段需要一定的教育与其相适应并为其服务。工业化初期、工业化蓬勃发展时期和后工业化即知识经济时期，所需的人才和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质量上和层次结构上，而且表现在教育指导思想、培养模式、宗旨和目标上。就是说，只有当教育与所依托和关联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协调时，才能有效地发挥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否则，教育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笼统地断言，教育能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不科学的。要使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改革。这种改革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合工业化时期需要的不一定能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当然，知识经济所需的普遍人才特征，也并不完全适用于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这就要求教育界一定要根据相应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阶段制订教育改革方案，并加以实施。学者曲恒昌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政府和教育界应该努力创造这些条件，以促使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
（2）关于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
在梳理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之前，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日本教育与经济这一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展的日本教育研究第一个切入点，就是关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日本教育特质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日本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学者张德伟的论文也是我国探讨日本教育与经济的第一篇论文，论述了日本的“教育立国”与“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指出教育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专业著作还包括学者梁忠义教授编著的《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战后日本教育——日本的经济现代化与教育》《日本教育与经济》《日本教育发展战略》，学者刘北鲁编著的《日本教育现状》《职工教育与经济发展》等。这一阶段的日本教育与经济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日本经济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的主要经验。
学者史亚杰、王红菊认为，日本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较好地处理了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日本高等教育坚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度发展；反过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良好的人才市场和投资环境，又促使大学教育迅速发展。日本高等教育坚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主要体现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自觉调整培养规格和人才结构；在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建立高等教育的质量观；通过巨大的科研优势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通过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多渠道吸引和筹措办学经费。
日本明治维新后用了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起飞”，而这应归功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具体包括：第一，初等教育的普及，全面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第二，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第三，配合殖产兴业政策，大力重视职业教育。
学者袁韶莹认为，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对外开放，欧美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被吸收进来，这导致本国经济的起飞以及整个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确立了“教育立国”的思想，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此后，由于始终坚持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原则，教育持续不断地发展到今天，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本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都与大力发展教育密切相关。第一次飞跃是在明治维新后到“二战”前，当时日本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各国首屈一指。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学义务教育的普及，培养了大批具有初等文化的产业劳动者。第二次经济起飞是“二战”后的20年，并在以后的40年内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日本战败后，194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55美元，倒退了整整30年。但是，仅仅用了10年时间，日本便从战争创伤中恢复了元气，人均GDP达到2949美元，超过战前最高水平。日本采取赶超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使国民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因为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教育。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为教育投入的增加提供了政策依据。日本文部省曾测算出，1930年—1960年日本经济增长中的25％是由教育投资的增加所贡献的。1960年—1990年的30年间又有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推算出19％应属于教育的贡献。
日本战后的经济在1955年达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直到1973年。是什么条件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当然，促成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教育的作用占重要的位置。例如，注重教育投资，提高国民学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改革理工科教育，加速培养科技人才；加强产业教育，培训大批熟练劳动力；推行英才教育，选拔才能较高的人；适应产业结构的转变，进一步整顿大学体制。
教育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教育的普及与发达程度，而且取决于教育与经济的结合程度。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政府为实现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的目标，依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教育体制、结构、内容等进行了及时的调整改革，保证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实现。
在谈及大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凯斯泰尔斯教授认为，大学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发动机，他说，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新的世界经济中的电流，大学就是21世纪发展所依赖的重要动力源。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始终把教育政策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赶超西方并确立经济大国的地位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也随之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
学者于洪波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技术革新极大地改变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国家的行政统制和经济界的强行干预，使日本教育几乎成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附庸。当教育本身除经济发展不再具有其他独特的目的之时，那么所有的人就会屈从于残酷的利益原则，作为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就无从实现。
日本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都很发达，在每一种教育系统内均把重点放在科技教育上，使之与产业发展形成各种接合点，从而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发展学校教育并不断增加科技教育的分量，以保证企业有高质量劳动力的供应与技术力量的成长。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进入企业的劳动力能尽快适应生产技术进步的要求。此外，在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科技队伍，形成优秀的技术群体，使先进技术尽快物化为直接生产力，从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能力。从日本教育先行和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高涨的基本作法和成功经验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日本之所以成为泱泱经济大国，主要受益于教育，尤其受益于科学技术教育。
针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国内一些研究者大多关注某省市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关注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他们在学位论文（主要是博士论文）或文章中，研究主题或关注某一城市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或者关注某一地区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实证研究法，通过大量的数据与分析模型来加以分析与论说。
他们认为，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一直是教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论题。教育对经济增长明显的拉动作用致使其经济功能得到进一步彰显。学者王守法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发动机。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类型的影响，结合北京地区经济发展的例子，他还深入地探讨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
学者范明在其著作中，结合高等教育对江苏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践，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应该协调发展。
学者樊华运用分析模型，对1998—2002年时序立体数据进行处理，发现我国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同步演化，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没有收敛迹象。他认为，经济科技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二者相互正影响。
另外，也有学者在文章中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运用数学模型统计分析了1973—1992年间日本和加拿大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关系，得出了加拿大的人均GDP的增长对国家教育经费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要远大于日本的结论。
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与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最大
，而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对于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问题的探讨，学者吴光辉认为，纵观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轨迹，可以说，它局限于两大价值框架内：一是西方化与日本化；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交错与冲突，使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也留下了直到近代社会才逐渐凸现出来的深刻“阴影”。他认为，与“早发内生型”的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比较，“后发外生型”的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经历了一场“突变”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被压缩了的”近代化，体现为模仿欧美国家进而转向“日本化”的一个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突出表现就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确立，强制性地要求高等教育无条件地“应国家之需要”，为国家培养人才与发展科学。
评判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否成功，应打破头脑中已有的“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成功”的模式固见，从高等教育系统的外部，无论从工业化的成功、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程，抑或社会阶层的平等化等方面加以审视，超越“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或者研究者自身也要走出“边缘”的地位
，也许评判结果才能得以明晰。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得益于决定数量发展的两个条件：第一，从政府快速推进近代化的需要出发，对学习西方学术的人才产生强烈的需求
；第二，主动要求入学的阶层已经形成，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中已经出现“要求接受更好的教育”的人群。简言之，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高等教育政策也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订、出台的。明治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一方面加大力度普及基础教育，以向广大国民传播知识；另一方面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社会和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为了办好东京大学，文部省曾一度将国家预算的40％拨给该校，且这一比例持续到1890年。
艾瑞克·阿什比（EricAshby）曾指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模式的输出（the model for export）经历了四大浪潮：第一大浪潮是15世纪大学在欧洲遍地开花；第二大浪潮是16世纪至17世纪大学由欧洲传至美洲新大陆；第三大浪潮是19世纪大学由基督教世界向非基督教世界传播；第四大浪潮则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学者高益民认为，现在第四大浪潮仍在持续，而这一浪潮的重要特点就是美国模式的世界性移植（transplantation），明治维新后日本对高等教育模式的选择反映了西方各国高等教育模式对日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美国因素的吸取只是局部的，而主要是法国和德国模式得到了推广。
战后初期日本的美国式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思路可以概括为：实现高等教育的“一元化”；实现大学的“教育机构化”；确立“一府县一所”的国立大学建设原则；引进“认证制”（accreditation）；确立宽容的私学政策。战后初期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决定了日本高等教育的这一走向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从移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角度看包含着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日本领会、吸收、采用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过程，即日本高等教育的美国化过程；另一个过程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日本遭遇抵抗、修正和改造的过程，即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日本化过程或它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史。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在三个阶段的发展最主要的特征可以用“民主化”“大众化”“自由化”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但是，日本战后高等教育美国化所带来的诸多“消化不良”使日本意识到重新认识美国模式的意义，当前正在进行的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大学评价改革等都包含着对美国模式的本质进行再认识、再挖掘的因素。
国内学者在关注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涉及较多的便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由“战后恢复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人的能力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愈来愈受到日本政府和经济界的重视。日本高等教育的转型，也可以称之为质的变化，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一事实，不能不说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有着某种直接的相关关系。
即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专门人才需求的增加，以及国民收入提高后对教育投资的增加，这两个增加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总结战后日本大学改革与发展时，可以发现有这样两对矛盾贯穿于大学制度演变之中，这就是传统与改革、权力与制约。
这两对矛盾的自身运动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地位的相互变化构成了战后日本大学制度演变的主要特点。
学者陈武元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他还认为，在考察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对如下几个因素的考察是不可忽视的，即企业制度与企业内教育、国民对教育的热情、私立高校的蓬勃发展。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因素还包括政府的政策导向，如理工科人才培养计划促使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企业积极吸纳大学毕业生，高就业率是日本高等教育得以大发展的保证；绝大部分女性在结婚或生孩子之后离职，从而保证了全社会的高就业率；非经济因素，如第一次人口高峰所带来的升学压力，促使政府放宽对私立大学的限制；私立高等教育所占的比例很高，其教育经费很大部分由学生的家庭负担；企业内教育系统发达。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当然，战后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教育的作用占有重要的位置，主要由于日本的高等教育主动适应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为主动适应经济高速发展而进行改革。具体包括：第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第二，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第三，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比例；第四，进行课程设置的改革；第五，积极推行产学合作。说到日本高等教育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私立学校比例较高；第二，多数学校规模较小；第三，培养目标明确；第四，学科设置与课程开设特色鲜明。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为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扩大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量，提升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从而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
学者史亚杰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日本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个动因；同时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又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人力支持和强大的发展后劲。应该说，日本的教育与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互动中实现双向发展的。日本也正是在教育与经济的这种“互动双向发展”中实现其经济强国与教育大国之理想的。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制度虽然发源于19世纪末叶，但是真正展开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高等教育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中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从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来说，日本采取国家举办少数高水平的大学、依靠私立大学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方式，因此形成数量上以私立大学为主的高等教育体制。第二，从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方式来讲，日本走的是逐步递增、渐进的道路。第三，从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来看，日本的方式是：首先，咨询机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咨询报告；其次，政府根据咨询报告的建议修改或制定法律与政策，最后，实施改革。
学者朱永新、王智新认为，日本高等教育具有高度重视教育法规的完善、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立国功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及时改革等特点。
研究者周瓦、蒋洪池认为，日本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全面改革，主要举措包括建立新的政府财政资助项目，选择性地分配经费；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突显研究型大学的作用；改革大学教育，加强大学与企业界的合作等。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重视本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将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与大学教育结合起来。在日本学者米泽彰纯看来，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处于全球学术改革的十字路口。因为日本在距离上远离北美与欧洲，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日本的学术始终处于世界学术发展的边缘。
本论文的研究主题选定为“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就这一主题来讲，本研究主要试图从国家竞争优势的两个重要评价指标——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日本高等教育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据本人的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将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相结合分析的外文文献。而在日本的文献中关注这一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多数是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或是日本高等教育进行单方面的探讨。本研究认为，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是高等教育影响国家实力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两个主要的途径，鉴于此，在外文文献，主要是日文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将对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相关文献加以梳理。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研究、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包括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加以考察与分析。
据研究查找的资料来看，日本国内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资料甚少。正如前文所述，波特教授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的英文版，1992年，日本学者土岐坤将该著作翻译为日文版。
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要素条件、需要条件、关联与支柱产业、政府的作用等。此后一些日本学者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波特教授的其他著作，进一步向日本国内介绍国家竞争优势的相关理论。
2002年，日本学者安藤晴彦、元桥一之在合著的《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构想》一书中，完全采用了波特的理论框架，从经济的视角对日本的竞争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IMD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鉴的相关数据显示，日本的世界排名在1989—1993年一直保持第一的位置，1994年开始滑落到第2位，1995年为第4位，至2000年已经跌落到了第24位，而2002年又下滑到了第30位。
由此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随着经济的低迷，世界排名不断下滑，2002年已经跌至30位。日本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应着重从政府、大学、金融、企业、个人这几个方面积极采取相关的对策
，他们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当前的首要课题。日本学者滝田辰夫结合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针对日本的国情，具体分析了国家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及大学竞争力，并且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是提高竞争力的源泉，担当着培养国家栋梁重任的大学今后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也应从国家的支持、企业的合作等长远的角度采取积极的措施，在人才培养中积极推进网络教育。
在全面探讨日本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文献之前，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日本教育与经济的相关研究。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问题上，1962年日本文部省发表了《日本的发展与教育》的教育白皮书，该书试图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探讨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曾参与经济审议会长期计划制订工作的学者清水义弘教授主张，教育本身不具有目的，决定教育目的的是现实社会的各种力量，高速经济发展之下的教育政策促使人们由量到质、由政治观点向产业观点进行转变。这一时期的特征很明显，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说，这是一个“经济要求进入到教育事物内部的时代”
。
日本学者草原克豪认为，日本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帝国大学的诞生等一系列明治以来的教育的发展变化正是顺应了国家发展的需要，日本政府创设大学正是为了培养国家的精英，而且当时的日本高等教育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同理，“二战”后，设置高等专门学校、大学扩招理工科学生等高等教育政策陆续出台，也正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谓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是指1955年至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这18年间，根据GNP的计算，日本的经济规模大致扩大了五倍。
在这18年间，主要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后的1965年，经济增长曾经出现短暂的不景气，因此，也有学者将1955—1965年称为第一次经济高速增长期，将1965—1973年称为第二次经济高速增长期。大致来说，前期的经济增长又被称为内需扩大型的经济增长，后期的经济增长又被称为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是一个超乎想象、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者大野健一所说的那样，经济高速增长期是一个给日本的生活方式带来有史以来最为剧烈变化的时代。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速增长赋予企业家们、国民们至少是10年的发展目标。日本国民辛勤的劳动，只用了不足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制订的目标。第二，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正式形成。随之，经济的二元构造彻底消失，人们的工资水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尤其是理发师、美容师等服务行业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总而言之，体力劳动的价值与前一时代相比，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第三，激发了企业中间阶层的活力，各种创新、发明不断地涌现出来。自动洗衣机、电视机等新产品不断面市，连电视台的节目中也出现了鼓励产品创新的节目，激发了国民发明创造的热情。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激发了国民的教育热情。日本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的阶段。日本学者金子元久认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大致为15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大众化，而高中教育的普及也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扩大期”。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为日本高等教育的“调整期”。1976年，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类型——专门学校诞生了。如果将专门学校的入学率也包含在内，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0％。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处于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的状态，因而也被称为“调整期”。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被称为“再编与再扩大期”。包含专修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从数据上的显示来看，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同时，高等教育制度甚至是教育制度也迎来了各种改革与讨论。
针对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学者彭佩尔（T.J.Pempel）发现，日本的产业界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能够满足产业界的人才需求；二是希望高等教育机构在课程开设方面更加专业化，增加理工科学生的招生名额。他还指出，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在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高等专门学校的设立，因其属于国立，且学费低廉，吸引了大量的平民子弟就学，有效地保障了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中下级技术人员。
工业教员养成所的设立完全是为了应急培养人数不足的工科类教师，完全是为了适应由政府所出台的应急对策。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为了适应经济的增长在教育政策方面所做的调整、所下的功夫。
在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出台之前，按照日本教育界的传统做法，便是广泛地听取来自民间企业等各界的意见与建议。具体说来，日本的民间产业界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与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培养创造性人才与改进通识教育等）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期待教育制度的确立及数量上的充实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后半期，重点关注大学问题的时期及消极期待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半期，对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期待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转换期以及自由化、变革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市民为了环境问题而积极申诉的时候，日本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园纷争。在全国820所国立、公立及私立大学中约有116所大学发生了纷争。东京大学纷争起源于医学部学生处理的问题，而其他一些私立大学主要是由于学费上涨问题以及大学的学生管理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
1963年前后，日本的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开始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由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私立大学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而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又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因而，由于大众化推进的速度过快所带来的配套的设施及准备工作有所欠缺，必然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大学生维权意识的觉醒。
关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日本著名学者中山茂将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阶段分为“起、承、转、结”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分别为占领政策的影响（1945—1952年）、高度成长的奇迹（1956—60年代）、科学优先主义的转折点（1970年前后）、日本模式的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且具体指出日本的科学技术模式具有的特点：第一，大学中的学部依然是教育教学的中心，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由企业研究所及大学共同利用机构来承担；第二，日常用语为日语，学术语言为英语；第三，对留学生的相关政策问题关注还比较少，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升入博士课程的人数有增加的趋势；第四，先进科学技术主要体现在电子领域；第五，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第六，科学研究活动主要以营利为目的。
“二战”后，日本国内一片废墟，当时日美两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可同日而语。经过1945年—1949年的战后恢复期、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的特需时期，日本的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10％左右。如此高速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增长成为日本社会发生巨变的原动力。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GNP已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正如日本学者大野健一所说，日本经济终于结束了跟在欧美之后紧追不舍的漫长历程。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期。日本学者中山茂认为，日美两国的科学技术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半个世纪。
其发展阶段具体如下，第一阶段，推动范式与战后的兴起（1945—1957年）；第二阶段，科学技术高潮与高度成长（1957—1968年）；第三阶段，批判的时代与生态学的观念（1968—20世纪70年代）；第四阶段，日本科学技术的评价与日美技术摩擦（20世纪80年代）；第五阶段，后冷战时代与民营化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产学合作也是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方式之一。日本产学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初期。在东京大学开设工学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由于当时日本的大学制度是以德国的大学为蓝本的，所以，大学的主要任务集中于科学研究与教学活动，严格限制大学与各企业之间进行接触。1890年，《官立学校及图书馆会计法》规定了帝国大学的会计制度，将大学教员与企业的接触合法化。“二战”后，企业及个人向大学进行捐赠的制度，以“奖学捐赠金”的名称引入国立大学的特殊会计制度。然而，“奖学捐赠金”往往是与大学工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相关联的。
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认为，“二战”以前，日本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二元等级式的金字塔”的特征，即以少数帝国大学为“塔顶”，以大量私立专门学校为“塔底”的多层式构造。
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国家主权得以确保，这又使日本政府在选择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甚至可以根据本国的要求自主选择某一国的其中一种学校类型加以引进。如1877年创建的东京大学，其法、理、文三个学部可以说取自英美模式，而医学部则为德国模式。后来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时，又先后加上了工科与农科，而这两科在传统的欧洲大学中是找不到的。除了东京大学以外，日本的工科大学校可谓欧洲技术学院的移植，而札幌农学校的原型则是美国19世纪刚刚出现的赠地学院，驹场农学校则是先取法英国两模式后又转向德国模式，司法省的法学校则主要进行法国式的法学教育。
“为国家之需而立，为国家之需而改革”，这正是日本的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真实写照。明治时代，东京大学正是应国家发展之需要而成立，是国家的大学，是为国家的发展培养精英的大学。1877年，东京大学的成立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东京大学在创立之初是以德国的大学模式为参照的，这主要是由于，在明治时代，世界学术的中心依然在德国，在“文明开化”思想的指导下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当然首选德国。
德国洪堡的大学理念一直以来，影响了许多国家大学模式的发展，洪堡的大学理念对德国的大学模式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美国与日本在引入德国大学模式之时由于背景不同，其发展也迥异不同。
关于日本的大学模式，学者江原武一结合美国的大学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美国模式是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形成的。美国的大学模式，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体系庞大且种类多样。大致看来，美国的大学主要包括设有博士课程的研究型大学与研究生院大学、设有硕士课程的综合大学、以本科教学为中心的本科学院，以及性质与日本的短期大学完全不同、修业年限与短期大学相同的社区学院。他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高等教育与美国的社会一样都是根据市场原理而形成且发展起来的。第二，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大学之间的等级性与阶层性主要是根据各个大学遵循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结果。第三，这种独特的机制不仅体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还体现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是通过这种市场竞争的机制，大学之间的差别得以体现。第四，从美国的情况来，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政党、各种利益集团等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与介入，也许会侵害大学的自治与学术的自由，给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带来麻烦，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成长与发展，甚至将会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五，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主要是研究型大学与本科学院，也就是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具有优秀的大学群，在教学方面也具有优秀的大学群，即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双璧，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独有的特色。
关于日本大学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认为，日本的国立大学担负着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光荣使命，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他认为，自明治时代以来，国立大学一直背负着国家的希望，为了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大批各行各业所需人才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各地区的发展、产业的振兴、市民的生活等方面，国立大学的研究领域均有所涉及，并且为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之际，考虑到科学技术的竞争实力，就愈加重视国立大学的研究活动。这一点，从以往日本的国家政策中均可觅得。国立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实力之所以雄厚，不能不说是国家重视科技实力的结果。因而，在拥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中，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林立、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云集。在科学技术激烈竞争的当今时代，研究型大学更凸显出其地位的重要性。先进科学技术的竞争、高水平技术人才的培养、创建高水平的大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
综上所述，关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这一主题，国内的研究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等方面，仅有少数的研究涉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高等教育的主动适应”等内容，从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角度来探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依然鲜见。
通过对2009—2015年相关著作的补充查找，我们发现，与国家竞争优势相关的研究约有130部，其中2009年以来的约有55部。可见，国内研究者近几年对国家竞争优势问题的关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包括译著）大多是对国家竞争优势与经济问题的解读与分析，例如学者张其仔的《产业竞争优势转型：国际趋势与中国面临的挑战》（2014）、李丽的《低碳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基于国家竞争优势》（2014）、张平的《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优势》（2012）等。学界对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的探讨目前仅有青年学者单春艳的博士论文《俄罗斯教育发展对其国家竞争力影响之研究》（2009）、孙龙存的博士论文《国家竞争力引领下的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流变》（2010）中分别对俄罗斯和美国的教育与国家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在知网上以“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力”为主题进行补充查找，2009—2015年相关文献约有180篇，其中2012年的期刊文章最多，为27篇，但与“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直接相关的文献极少，如浙江师范大学王晓杰的硕士论文《印度高等教育质量对其国家竞争力的影响》（2012）等。据我们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对日本的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的探讨还尚未发现。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或关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或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或关注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发展阶段，或关注国家竞争优势，或关注产学合作的发展，总之，均为单方面的研究，将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结合起来分析的文献较少。因此，本研究所要做的正是结合大量相关的中外文献，从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的视角对日本高等教育在国家竞争优势提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加以梳理与分析，以期对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学者孙承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集中于战后的日本经济，而韩国则集中于文化领域。
有学者认为，日本人研究中国，远较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积极而热心、细心而彻底。戴季陶在《日本论》的开头，就有这么一段话：“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的杂志所登载讲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就像是在手术台上对病人进行细致入微的解剖，而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却仍然像是雾里看花，研究的差距迥然。
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屈辱，使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增加了许多情绪性障碍，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作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提供雅俗共赏的精品，理性地弄清楚日本的历史、搞清楚近邻日本的实然状态。我们不仅要研究日本的过去，也要服务于现在，更要有战略眼光，着眼于未来的日本研究。学者王国维在《静庵文集》（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写道：“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王国维在百余年前所提出的“解日文之能力”“有国文之素养”“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三点要求，正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本研究关注于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主要着眼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的评价指标——科技实力、人力资源两个因素，从这两个因素的角度出发尝试探讨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国家竞争优势提升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选取的理论工具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评价体系的相关指标（包括IMD和WEF的评价指标及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运用这些相关理论对本研究的问题进行细致分析是比较适切的。
古典经济学家们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提出了最早的国际竞争力理论。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新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斯（North），无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Freeman）还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他们的理论依然只是从某个单一的角度探讨国家竞争问题。
竞争力理论首次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政府体制融为一体，提出了国家竞争的全新分析框架。该理论最初是以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进入学术领域的，世界上较早对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的两个机构是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1980年，位于日内瓦的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EF）初步创立了一套评价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原则、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以及数据指标，开始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和排序，并出版《世界竞争力报告》（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公布研究和分析的结果。1989年，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加盟WEF，共同组织国际竞争力研究和出版年度报告。但是，自1996年开始这两家组织分别出版各自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即WEF出版《全球竞争力报告》（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GCR），IMD出版《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WCY）。一些发达国家也相继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和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发展，如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委员会、欧洲的国际竞争力咨询组织。
波特自1980年至1990年分别出版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把对竞争力的研究逐渐从微观的企业层次提升到了宏观的国家层次，从而使国家竞争力成为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概念。波特认为一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不仅需要一国所有的行业和产品都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的取得，取决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四个基本要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和辅助性行、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两个辅助要素是指政府和机遇。
这就是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钻石模型”理论，该理论为分析和评价国家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有效且可操作的工具，对企业与产业如何参与竞争并获取竞争优势均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下面，主要针对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的世界竞争力研究理论及评价体系加以梳理。首先，从定义上来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对国家竞争力的定义，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下，与世界整体中各国的竞争比较，所能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系统能力水平。该机构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鉴》（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2001）主要通过以下几个要素来考察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力：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其中，“经济表现”包括国家或地区内的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就业、物价；“政府效率”包括公共财政、财政政策、组织机构、企业法规、教育；“企业效率”主要包括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金融、管理、全球化能力；“基础设施”包括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卫生和环境、价值体系。其中，在“经济表现”方面要考察大约74个指标，在“政府效率”方面要考察大约84个指标，在“企业效率”方面要考察大约66个指标，在“基础设施”方面要考察大约90个指标。
根据表0.1，我们可以看出，在1996至2006年间，美国依然稳居首位，而昔日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排名在4—30位之间波动，2002年跌到了最低，自2003年又开始慢慢爬升，2006年已经恢复到第17位。
表0.1 部分国家IMD世界竞争力指数（WCI）年度排名一览表
资料来源：刘君梅、刘志扬：《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困境及其出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4期，第27页。根据参考数据笔者自制。
世界经济论坛在进行世界各国的竞争力排名时，对国家竞争力是这样定义的：国家竞争力是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的各种因素、政策和制度的集合。从1998年的报告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在问卷设计和结果分析中引入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设计的微观竞争力指标（Micro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dex），它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制度、市场结构和经济政策对维护当前经济繁荣水平的状况，又称为当前竞争力指标（Curr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WEF长期使用的反映国家经济总体竞争力的指标被称为经济成长竞争力指数（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的能力（未来五年）。从2000年开始，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正式对竞争力指标构成做出调整，将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分为经济成长竞争力与当前竞争力。
具体说来，世界经济论坛评价国家竞争力的相关指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人员称之为九大支柱）：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市场效率、技术准备、企业成熟度、创新。其中“高等教育与培训”包括教育的数量（中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教育的质量（教育系统的质量、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质量、管理学院的质量），在职培训（专业研究与培训服务的地方可利用性、员工培训的范围）；在“创新”这一支柱中包括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公司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大学及产业的研究合作、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的购买、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得性、实用专利（硬指标）、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能力。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中，关于亚洲地区是这样描述的：新加坡引领着这一集团，在综合排名中位居第5位，紧随其后的是排在第7位的日本、位居第11位的中国香港、位居第13位的中国台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灵活而高效的市场和健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名列前茅的优势。让我们具体看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战后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许多增长是由不断增长的出口所带动，这种出口战略主要集中于不断提高的产业效率、质量和生产率上。日本许多领域的产品，如电子消费品和汽车，已经被看作是最好的产品。日本的生产过程和创新技术已被广泛效仿。但是，日本经济的成功在20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下降到0.6％，失业从1990年的2.3％上升到了2002年的5.4％。
关于日本各项指标的世界排名变化，请参见表0.2。从综合排名来看，日本从1990年的第1位滑落到1995年的第4位，至2002年已经降到了第30位；同时人才指标也有几乎同样的变化，从1990年的第2位，下降到了2002年的第41位；然而在科技指标中，从1990年至2002年，仅从第1位降到了第2位，可以看到日本的科技实力犹在。正如《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中所描述的那样，随着通货膨胀的逐渐消失，日本的经济复苏开始起步。虽然日本依然面临着公共财政的管理、市场效率等问题，但是，私人部门对研究与开发的热衷参与、先进的生产流程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队伍，这些都为日本成为世界具有创新性的国家创造了条件。
表0.2 IMD《世界竞争力年鉴》中日本部分指标的排序一览表
资料来源：安藤晴彦、元橋一之：『日本経済競争力の構想』，日本経済新聞社，2002年，27页。
日本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使日本成为全球创新和研究方面的“领头羊”。日本拥有在工业国家中排名位居第3的高强度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主要由企业部门承担的此项支出达到GDP的3.2％，仅次于芬兰和瑞典。日本在创新支柱的全部样本中属于表现最优的国家。有趣的是，日本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世界级地位相当稳固，在15年的经济萧条期间几乎未受到影响。调查数据显示，日本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属于全球支出最高的行列（位居第2位），其研究机构属于世界级的高水平（位居第5位），科学家与工程师是充足的（位居第2位），其创新能力位居第2位。
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日本是全球专利登记数量的佼佼者，仅次于美国。
其次，从评价体系来看，IMD更注重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结合每年度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软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WEF则主要利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同时使用一些较宏观的经济数据。以2000年的指标为例，WEF主要使用了169个指标，其中39个为宏观数据。而IMD2000年报告中使用了290个指标，其中经济数据的硬指标180个。由于目前对国家竞争力的定义及评价体系指标等方面的研究依然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故而本书仅从两个重要的评价指标的视角来考察。
本书所关注的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国家竞争优势方面的表现，尤其是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具体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中，高等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智力素质最重要的途径，是培养和提高劳动者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培养劳动者道德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高等教育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人才再生产基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再生产基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的主渠道。本研究认为，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途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即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两个重要指标——人力资源与科技实力。在某种契合中，深入而广泛地探讨日本高等教育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其研究意义不言而喻。尝试从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角度来审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视角。
正如中国学者潘懋元教授指出的那样，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即“教育要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约，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发挥作用”
。的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发动机。而提到教育与国家发展、教育与经济发展，甚至提到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都自然会涉及一个核心的理论工具——人力资本理论。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别两个概念，即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不同。人力资源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定义人的劳动能力，注重的是人力的开发、使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人的劳动能力，注重人的投资、受益和财富的增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所提及的重要指标为人力资源与科技实力，盖缘于此。
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Petty）率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在分析生产要素创造劳动价值的过程中，曾把人的“技艺”列为除了土地、物力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特别的要素。
此后，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地论述了知识作为投资结果的思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亚当·斯密未能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其经济理论框架中来。德国经济学家冯·图能（H．VonThunen）认为，在同样原材料、商品设备的条件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能创造更多的收入，他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马歇尔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及其资本属性，他特别指出知识和组织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人力资本概念的存在，然而，他并没有将人力资本概念放入其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中。
可以说，真正将教育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始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学者们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对经济发展动力做出全新解释的是舒尔茨。他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同时，他发现工人工资大幅度增长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解释。他将这一部分归功于人力投资的结果。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讲演，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概括如下。第一，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时间来度量。第二，人力资本必须经过投资才能形成，这些投资包括：各级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活动、医疗和保险、个人寻找工作的时间。其中各级正规教育是重要的，对人力资本形成起的作用也最大。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舒尔茨指出，人力投资的增长无疑明显地提高了投入经济过程中的工作质量，这些质量上的改进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第四，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人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第五，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提高人口质量的主要途径。
“二战”后，欧洲与日本的经济重建，正是得益于坚实的经济管理基础、丰富的生产技术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正逢人力资本理论的盛行时期，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政策与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崛起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文加以详细分析。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前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VanHise）明确提出大学的职能主要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归根结底，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一个主要途径。时至今日，人才培养依然是大学的主要职能。自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大学要发展科学以后，科学研究逐渐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洪堡明确提出“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他要求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从而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人才的培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在重视学理研究的同时，愈加重视应用研究及技术开发。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中，科学研究的地位日益提升，大有与人才培养并驾齐驱之势。社会服务是大学的第三职能。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要求大学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也应该是学术性的，要以研究为基础，要富有教育内涵。
大学的三大职能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从大学职能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固有职能，科学研究是人才培养职能的延伸，而社会服务又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职能的延伸，三个职能很难截然分开，它们之间密切联系。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本书将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访谈研究法，在第四章将部分涉及案例研究法。对研究主题“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是比较适切的，从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这两个重要指标分析日本高等教育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在2015年的补充与修订过程中，进一步运用历史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对相关史料深入挖掘，丰满与充实各章内容。至于采用访谈研究法，这主要源于为期一年（2007—2008年）赴日留学的机会，故而选择直面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的部分学者，针对与论文相关的内容进行访谈。在第四章第二节“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竞争优势”这一部分，以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市的关系为例尝试阐释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故而选择案例研究法。此外，为了深入探讨与挖掘日本在新世纪的困境与局限，我们利用两个暑假分别赴天津大沽口炮台和威海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纪念馆搜集史料、深入调研，对本研究进行补充与完善。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众多学者涉及的老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涉及国家竞争优势问题的研究不少，涉及日本高等教育相关内容的研究尤为众多，还有一些涉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但是，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评价体系的两个重要指标（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的视角来分析日本高等教育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据本人目力所及，该研究角度尚属首次。从新视角重新审视老问题，希冀从中有所收获。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最主要的两个途径，而经济指标、科技实力指标、人力资源指标在国家竞争优势的评比之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围绕论文的主题，第一章主要针对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其国家竞争优势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第二章主要聚焦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关注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其国家竞争优势，并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因素加以具体分析。第三、四章主要结合大学的科研职能与教学（人才培养）职能进行论述与分析，也就是说从科技实力、人力资源这两个因素入手，从多个相关的维度综合分析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第五章主要结合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及新动向，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进行分析并对发展方向予以展望。论文主线图如下。
图0.1论文研究的主线图
本研究主要是将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作为研究的主题，通过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历史性梳理，并以国家竞争优势作为研究的主线对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互动因素进行具体的探索与分析；着重从国家竞争优势的两个重要评价指标（科技实力与人力资源）出发，对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在国家竞争优势提升中的作用进行综合且较为深入的阐述与分析，并对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潜力与其国家竞争优势加以分析与展望，以期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有所助益。
本研究的难点主要在于第二章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互动因素分析，即互动因素的具体分析，以及第三、四章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其国家竞争优势的综合分析。这两部分中文的参考文献不是很充分且资料分散，资料大部分是外文文献。对于文献的把握、章节的具体构建以及如何使章节乃至本书的整体在内容的内在逻辑上更加缜密，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相关部分需要涉及互动关系的分析等问题都将存在一定的难度，可以说，这也是本论文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