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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其上承诗则非诗，下衍曲则非曲。从文学角度来看，词是诗乐发展的新体。清人孔尚任《蘅皋词序》云：“夫词，乃乐之文也。”
从其性质来看，词之本质乃合乐之歌词耳。关于词，它经历了晚唐五代与两宋的辉煌期，也经历了元明两代的衰颓期。至清代，在清廷文化笼络政策的条件下，清词得以中兴。清廷统治者将词与诗赋同视为“关乎政教而裨益身心”的统治手段，正如王昶《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所言：“昔圣祖仁皇帝表章六艺，兼综百家，合《全唐诗》而编辑之。益之以词，又取唐、宋、元、明之词，汇为一百二十卷。又定《词谱》四十卷，而后词学始全，用以示海宇而光艺苑。”
清词的振兴，在清乾隆纂修的《四库全书》里也有所体现，然而，细究其收词概况，词体地位虽有提高，但其错谬处亦不鲜见。错谬之甚者，当数《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条目。目前学界对于《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的研究以三个方面为主。
（一）对文献发展情况的论述
如陈春辉《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代词曲类文献的发展情况》（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 年 8 月），该论文主要从清代词曲类文献的著录情况和文献发展的社会背景方面入手，归纳出清代词曲类文献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势力悬殊阶段、逐步发展阶段和相辅相成阶段。但该论文所提及的社会背景一说尚有待斟酌和考量，作者在社会背景介绍中，将清代词曲类文献偏重理论分析与总结的原因仅归结于清代统治阶层的文化自卑和敏感，此论难免过于牵强，难以服众。笔者认为，造成清代词曲类文献偏重理论分析与总结的原因与当时的朴学学风兴盛和文化政策有关，清代统治阶层的文化自卑和敏感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二）对词曲类的文体、观念及批判方法等的相关论述
如徐燕琳《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批判背景》（戏曲艺术，2011 年6 月），该论文从宋明大型官修类书对戏曲资料的记述和归类、《四库全书总目》显示的戏曲研究和选类方法、戏曲思想的时代背景及编撰者的戏曲背景四个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类文献的批判背景作了详细论述。其《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文体批判》（中山大学学报，2011 年 1 月）一文，则针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戏曲文体作了三个方面论述，即《四库全书总目》的戏曲本体论、戏曲特征论和戏曲音律论。这些研究对学界在《四库全书总目》戏曲类方面的研究有借鉴性意义。柳燕、彭芸芸《〈四库全书总目〉词曲观念探析》（历史文献研究，2014 年 6 月）一文，从贬斥词曲而又不尽废之，重情韵、重本色的词曲美学观及工于诗不等于擅填词三个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曲观念作了分析和论述。另外，徐朋云《〈四库全书总目〉词曲观念述要》（安徽文学，2010 年 8 月），则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词曲观念作了简略论述。关于词曲批判方法方面的论文，如王玫《〈四库全书总目〉词曲批判方法考述》（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 年 2 月）。该论文从词曲的源流批判、比较批评、纪事批评三个方面对词曲的批判方法作了阐释，对《四库全书总目》中以词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价值作了充分论述。
（三）对词曲类编撰、辨误方面的论述
如王承斌《〈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存目”辨误》（中北大学学报，2010 年 6 月）主要辨误了《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中的作者之误、卷数之误、词集数量之误、所收词家数量之误、文字讹缺之误。所辨误的词集有《文溪词》《玉霄仙明珠集》《词林万选》《浙西六家词》《诗余图谱》《琼林雅韵》等条目。许超杰《〈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编撰散论》（中国韵文学刊，2012 年 4 月）通过对比《翁方纲撰四库提要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及《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论述了各种提要在顺序、文字、考证等方面的区别，从而略窥《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的编撰及其修订过程，对《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研究作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论述。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辨误类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及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等，诸书于集部方面所纠之谬集中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而对于《词曲类》考辨尚且不足。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笺注的著作亦很少见，近几年出版的仅有王培军《四库提要笺注稿》、踪凡等合著的《四库提要选注（经部卷）》等书，其他笺注类著作尚未得见。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一》为笺注对象，笺出《四库全书总目》条例出处、引言及后人的评价，并对其讹谬处、存疑处作相关考证。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盛大的编修工程，《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几乎同步进行。从清乾隆帝于全国征书起，其圣旨便指出编纂体例的相关要求。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所言：“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
四库馆臣据乾隆皇帝的旨意，不仅对《四库全书》所收书籍撰写《提要》，而且也对未纳入的书籍撰写《提要》，并汇成《四库全书总目》。其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方才告竣，可谓历时久远，工程浩大。该书不仅是《四库全书》的目录提要，更是我国古代书籍编纂的丰碑。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可从编纂动机、编纂内容、编纂方式与编纂过程四个维度展开。第一，编纂动机。自清廷入主中原以来，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经过不懈努力，其政权才逐渐稳固。统治者为消除不利于统治的隐患，自康熙、雍正、乾隆以来皆采取强硬与怀柔的双重策略（如屡兴文字狱和举办修缮活动等），从而控制舆论走向与学界思想。《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更是以维护清廷统治为核心，对典籍的尊崇退居其次。第二，编纂内容。《四库全书总目》分著录类书籍与存目类书籍。著录类皆由馆臣整理、校勘与考证，以四部分类法的体例重抄纳入《四库全书》。存目类书籍则仅存其名，其内容不收入《四库全书》。两者皆撰写《提要》编入《四库全书总目》，方便“以佐流传、考订之用”。第三，编纂方式。乾隆皇帝谕令：“至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檃括，总叙崖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还以经史子集四部法分应刻、应抄与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所撰写的《提要》将一书之原委、撮举之大凡、著书人之世次爵里，井然有序地呈现出来。且各书的《提要》，重在交代作者背景、书中大意，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旁涉，无一遗漏。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凡例》所言“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
。第四，编纂过程。《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有三：首先，全国征书。乾隆帝对此下发多条谕旨，涉及征书、还书、激励等标准，其中，对于进献书籍量大者的奖励更是丰厚，如乾隆皇帝对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大献书家”之赞誉与赏赐《古今图书集成》等嘉奖。其次，分派编纂人员起草、修订。其中编纂人员又以戴震、王念孙、朱筠等汉学家为主，正如梁启超所言：“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
这也使得《四库全书总目》的朴学特色相当浓厚。最后，由纪昀等人统一裁正、加工润色，再交付乾隆皇帝钦定。
此外，自四库开馆以来，这场历经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官方大型修缮活动，著录书籍达 3457 部 79070 卷；存目书籍达6766 部 93556 卷。成书后抄写七部，分贮各地。作为其目录汇编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缜密翔实、分类精当有序，收书量更是惊人。据统计，所收著录书籍 3470 种，存目书籍 6819 种，合计 172626 卷。搜罗如此繁多，编纂如此缜密，可谓后无来者。其“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更是沾溉后世。
在这样的编纂体例下，词曲类书籍尽管地位颇卑、作者弗贵，但出于求全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还是将其收编在内。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词曲类一》提要，收著录类词曲达 81 种，收存目类词曲达 57 种，其价值不可忽视，文学批评价值更是值得关注。本书将其文学批评价值概括为三点：其一，因词曲具有音乐性、语言清丽、重抒情等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往往以音乐性作为评价词曲作品优劣的标准。如《片玉词提要》：“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本通音律，下字用韵，皆有法度。”
可见，馆臣对周邦彦词的肯定，全因其词具有法度并能协乐演唱。其二，馆臣对词曲的判断标准除了音乐性外，还以质朴本色作为尺度。即要求用词应平实自然，不尚新僻、用典之字与过度雕琢之作。如《芦川词提要》：“词曲以本色为最难，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
并评价不过度雕琢的作品为词中高格，如《坦庵词提要》：“萧疏淡远，不肯为剪红刻翠之文，洵词中之高格。”
对于有人格瑕疵的词人，馆臣评价标准也一视同仁。如《东堂词提要》评毛滂“徒擅才华，本非端士”
；《初寮词提要》论王安中“为人反复炎凉，虽不足道，然才华富艳，亦不可掩”
；《海野词提要》言曾觌“为谈艺者所不齿。而才华富艳，实有可观”
，诸如此类，可见馆臣评价词曲的原则并不以作者声名好坏或人格优劣为准绳，而是以音乐性和质朴本色为依据。其三，词曲类《提要》的文学批评思想受《文心雕龙》“文体观”与“通变观”影响颇深。文体观使馆臣对待词曲类的界线愈加分明，并揭示出词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的介于雅俗之间的审美特质。而通变观则是馆臣判断词曲类作品继承性与创新性此消彼长的根据之一，例如针对模仿过之、原创不足的词曲类作品，馆臣往往持批评态度。
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凡三千四百余种三万六千余册，不仅集我国历代文献之大成，亦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典籍修缮工程。当时抄缮七部，现今仅文渊阁抄本全本幸存。因此，文渊阁版《四库全书》是成书最早且存世最为完备的典籍。开馆之初，乾隆皇帝即命馆臣将所进呈的书籍，摘其书名，编成目录。各书皆撰有提要，诸书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各书提要汇合起来，经总纂官纪昀等人增删润色，使其文气条理一贯，即成《四库全书总目》或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目录学著作之集大成者，其相关点评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而《四库全书总目》又属集体编纂之作，其错谬处在所难免。当今学界为其辨误、补正之作亦不少，然其辨误仅围绕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则极其鲜见。下文以学界享有盛名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及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为例，作词曲类考证的相关评述。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作为民国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辨证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其书体例更是具有论辩体色彩，辨证先列《提要》，再附按语，其按语将分析与议论相融合，比较异同，再作论证，呈现出文史通融的特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上具有考辨深度。然而，其对词曲类辨证的数量稍显不足，词曲类提要仅录 3 条，即《小山词》《石林词》《芦川词》。考证虽有天女散花、博古通今之势，但篇目过少，为之一憾。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虽以数据汇编形式进行补正，但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于体例上存在较大不同，此书先列举《提要》内容，再附按语。其按语先列他人论述，后列自己观点，形式上与辑录体相仿。此外，胡氏擅长材料剪裁，在举证上就事论事、综合归纳的特征较为突出。然而，对词曲类的补正相对逊色，其篇幅仅有 36 条，即《词曲类一》11 条，《词曲类二》16 条，《词曲类存目》9 条。《词曲类一》包括《乐章集》《安陆集》《东坡词》《小山词》《晁无咎词》《漱玉词》《芦川词》《于湖词》《克斋词》《稼轩词》《白石道人歌曲》11 条《提要》，主要围绕版本、卷数作补充说明，辨证较少。对于《提要》之误所作辨证仅《晁无咎词》一条，其余补正主要针对所引材料作考。可见，其《词曲类一》考证较为粗疏。如《晁无咎词》，胡氏按语：“吴氏双照楼景宋本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无卷末《洞仙歌》，又卷五《引驾行》上阕，……集内只此一首，《提要》云：‘其《引驾行》一首’，又云‘及集内春云轻锁一首’，似此调有两首，俟考。”
胡氏言《晁无咎词》集内无《洞仙歌》且只有卷五《引驾行》一首，误。经查证，《晁无咎词》卷二有《洞仙歌》一首，卷五及卷一皆有《引驾行》，胡氏凭据吴氏双照楼景宋本而不查四库本，所下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嫌。且馆臣此处所误在于认为两首《引驾行》皆佚其后半，胡氏补正处却未指出。本书针对此条已作考证，可参见《晁无咎词》条。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致力于书籍版本的考察，以版本的角度切入，对馆臣之讹进行辨证。其体例先列举《提要》内容，再附按语。按语先对版本进行阐述后再作判断，主要体现为三点：其一，对《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底本追根溯源，明著版本，并对比《四库提要》所采版本与《四库全书》所采版本的异同。其二，对所举证的材料，皆实录其善本，以彰显《四库全书》所用版本的优势。其三，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本为准，对比其余各阁库本，并着意考察清末至民国期间浙本库书补抄本之来源，将其所得皆录于各条之末。然而，集部却未见词曲类提要的相关补正。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篇幅比重以子部、史部、集部、经部为序，以传统考据法统领全书。其体例编纂先列举《提要》内容，其下附按语，按语主要围绕《提要》讹谬来展开，先对馆臣之讹作判断，再列举材料辨证。辨误着眼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书名、卷数、版本之误；其二，作者之误；其三，内容评价之误。此外，对于时人辨误有讹者则细举材料辩驳。然而，其集部词曲类订误仅有 9 条，其中《词曲类一》占 4 条，即《坦庵词》《懒窟词》《介庵词》《克斋词》，且论述皆过于简单，致其论述部分不够精当。如《坦庵词》辨“师侠”所举例证显得单薄，论说亦不充分，并未对“师侠”“师使”错误的缘由交代清楚，本书在辨证此条时，针对其不足处已作充分论证与材料补充。
本书笺证对象为词曲类部分，主要对学界所忽略的《词曲类一》作进一步考证。篇章体例先列举《提要》全文，再对《提要》逐句笺注，所笺范围以生平简述、讹误考证、引言出处三个方面为主。特别是讹误的考证，学界看似有些内容有所点出，但存在指瑕不全、论证一笔带过或是存阙疑而俟考等问题。试举数例：其一，指瑕不全。如余嘉锡《芦川词》条，所列举《提要》内容存在四处错误，然余氏仅指出张元幹除名时间与胡铨贬谪年代的错误，并未指出文末“李纲疏谏和议为绍兴八年十一月”与“张元幹绍兴八年十二月又寄词一阕”
这两处失误。本书经考证认为，李纲疏谏和议当为绍兴八年十二月，张元幹《贺新郎》（其二）当为绍兴八年十二月后作。由此可见，余氏所引《提要》内容，指瑕不全，只考其一不考其二。再如李裕民《坦庵词》条，所列举《提要》内容存在两处错误，然胡氏仅指出《全芳备祖》所载《梅花》五言绝句作者之讹，并未指出文中极其明显之误，即馆臣所言赵师侠为南宋初人一论。经考证，赵师侠当为南宋中期时人。其二，论证一笔带过。如余嘉锡《芦川词》条，对于胡铨贬谪年代仅以“《提要》谓铨贬于绍兴戊午，误与此同”
一笔带过，未作详细材料举证。其三，存阙疑而俟考。如上文提及的胡玉缙《晁无咎词》条。
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部分的讹误，本书作商榷性的笺注与考证，为学界指出《提要》被忽视的相关问题。兹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年代之误
《芦川词》一卷：
案绍兴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铨谪新州，元幹作《贺新郎》词以送，坐是除名。
考《宋史·胡铨传》，其上书乞斩秦桧在戊午十一月，则元干除名自属此时。毛晋跋以为辛酉，殊为未审，仅附订于此。
又李纲疏谏和议，亦在是年十一月，纲斯时已提举洞宵宫，元干又有寄词一阕。
经考证，此处失误有四。其一，胡铨贬谪新州非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当为绍兴十二年（1142）。其二，元干除名当为绍兴十八年（1148）后，非馆臣所考绍兴八年十一月。其三，李纲疏谏和议当为绍兴八年十二月，非十一月。其四，元干寄词一阕亦为绍兴八年十二月，非四库馆臣所考戊午十一月。
又如《安陆集》一卷：
宋张先撰。案仁宗时有两张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枢密副使张逊之孙，天圣三年进士，官至知亳州，卒于宝元二年，欧阳修为作墓志者是也。
经考证，馆臣言博州张先为天圣三年（1025）进士，误，当为天圣二年（1024）进士。
（二）引书引文之误
《山谷词》一卷：
陈振孙于晁无咎词条下引补之语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他人不能及也。”于此集条下又引补之语曰：“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二说自相矛盾。考“秦七、黄九”语在《后山诗话》中，乃陈师道撰，殆振孙误记欤？
经考证，馆臣所引补之言鲁直非当行家语当出自吴曾《能改斋漫录》，而非语出陈氏。另，今人夏承焘、唐圭璋等撰《宋词鉴赏辞典》所载蔡厚示点评《清平乐》云：“宋代陈师道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引）晁补之说：‘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同上）。”
经查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并未引有此语，同属引书舛误，此语当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又如《溪堂词》一卷：
卷首有序，署“漫叟”而不名，其所称“黛浅眉痕沁，红添酒面潮”二句，乃《菩萨蛮》第一阕中句。“鱼跃冰池抛玉尺，云横石岭拂鲛绡”，乃《望江南》第二阕中句。然“红潮登颊醉槟榔”本苏轼语，“鱼跃练江抛玉尺”亦王令语，皆剽窃前辈旧文，不为佳句。
馆臣言“鱼跃练江抛玉尺”为宋人王令语，误。此语乃晚唐人语。
（三）人事考据之误
《晁无咎词》六卷：
考杨补之亦字无咎，其词集名曰《逃禅》，不应名字相同，集名亦复蹈袭，或误合二人为一欤。
馆臣言“扬补之亦字无咎”认为晁、扬二人名与字相同，误。经考证，扬之字为补之，晁之字为无咎，晁、扬二人名与字皆不同。四库馆臣将晁、扬二人之名与字相混淆，其考证失误，足见馆臣有名字张冠李戴之谬。
又如《坦庵词》一卷：
集中有和叶梦得、徐俯二词，盖南宋初人也。
四库馆臣据《坦庵词》中有赵师侠和叶梦得、徐俯之词，断其为南宋初人，误。今人饶宗颐《词集考》卷四推测“似师侠生于建炎元年丁未（1127）以前”
，此论亦误。经考证，师侠生年当为建炎元年以后。而四库馆臣所持凭据“集中有和叶梦得、徐俯二词”一事并非同代唱和，应为师侠追加之作。此外，赵师侠经历了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四朝，为南宋中期人，非馆臣所言南宋初人。
（四）举证不足与评价偏颇之嫌
《书舟词》一卷：
又卷末毛晋跋，《意难忘》《一剪梅》诸阕，俱定为苏作，悉行删正。今考《东坡词》内，已增入《意难忘》一首，而《一剪梅》尚未载入，其词亦仍载此集中，未尝刊削。然数词语意浅俚，在垓亦非佳制，可信其必非轼作。
毛晋言《意难忘》《一剪梅》为苏作，然未言其所据，当为毛氏臆断。且《一剪梅》一阕载入垓集，与毛氏所言相悖。四库馆臣仅以“数词语意浅俚”为据，断二阕必非轼作，有妄断之嫌，其考难以服众，无显证之故耳。
又如《东堂词》一卷：
蔡绦《铁围山丛谈》载其父柄政时，滂献一词甚伟丽，骤得进用者，当即在此数首之中。则滂虽由轼得名，实附京以得官，徒擅才华，本非端士。方回《瀛奎律髓》乃以为守正之士，盖偶未及考。
馆臣据毛滂曾依附蔡京得官一事，评其非端士一说，有违公允。历代词评对此有所辩驳，如冯煦《蒿庵论词》：“词为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达祖之依侂胄，王安中之反复，曾觌之邪佞，所造虽深，识者薄之”
，又如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四按语：“毛泽民词中有寿蔡京数首，遂贻‘本非端士’之讥。方毛之寿蔡也，蔡之奸犹未大著也。其后吴君特亦以寿贾相词为世诟病。方吴之寿贾也，贾方以干济闻于时。而其卒致奸庸误国，亦非君特所预知也。且即如蔡京生辰以诗词为祝者，其姓名未易更仆数。而毛之词独传，是则毛之至不幸，而君特殆亦一例也。泽民为武康令，慈爱惠下，政平讼简，讵非端士？若以寸楮之投为毕生之玷，持论未免太苛。然而文字不可以假人操觚家，宜慎之又慎矣。”
此外，关于方回之评，馆臣也有错误。馆臣所言方回评毛滂为守正之士，查阅《瀛奎律髓》有关毛滂所有评语皆无所见。然，《瀛奎律髓》卷之二十《梅花类》于张道洽《梅花》诗有方回评张泽民为守正之士相关材料，其注云：“实斋张公道洽，字泽民……前是尝为广州司里，里中新贵马天骥为帅，刘朔齐、震孙为仓使。天骥怒其作《越王台》诗若讥己者，朔齐将举改官，夺以他畀，泽民不屑也。”
由此可知，因毛滂与张道洽之字皆为泽民，馆臣误记二人事迹，其所评“守正之士”当为张泽民，而非毛泽民。另，馆臣论毛滂、王安中、曾觌等人人品与才品持论不公。评毛滂“徒擅才华，本非端士”
；论王安中“为人反复炎凉，虽不足道，然才华富艳，亦不可掩”
；言曾觌“为谈艺者所不齿。而才华富艳，实有可观”
。据此可见，同是人品有瑕疵而才华富艳者，馆臣持论有违公允，尚有抑毛而扬王、曾之嫌。
上述考证，皆有所凭依。类似谬误，《文渊阁四库全书·词曲类一》亦为数不少。本书除笺引引言出处及部分相关注释外，究馆臣之纰漏讹谬，逐条辨证。
在综合比对《四库全书总目》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两大版本的基础上，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为笺证底本，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参校本。前者为文渊阁所藏武英殿刻本《总目》（该《总目》写本现已不传，此乃最早的刊本）。后者为 1965 年影印出版的以浙本为底本，以殿本、粤本为参校本，由王伯祥先生断句的中华书局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提要合计 138 则，本书以《词曲类一》为笺注对象。除笺引引言出处及人物生平注释外，对条目存在错漏存疑处，皆作考证辨误。总之，本书的价值有三点，下文稍举数例，以窥斑豹。具体材料引述，请参阅本书相关条目。
（一）生平笺注
如《珠玉词》一卷：
宋晏殊撰。殊有《类要》，已著录。
按，晏殊传见《宋史》卷三百一十一（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亦可参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夏承焘集》第 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及唐红卫等人著《二晏年谱长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珠玉词》点校本，可参见张草纫笺注《二晏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
《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第 3 册第 890 页仅有《类要》存目。《类要》，全称《晏元献公类要》，其全文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66—167 册
。
（二）考证辨误
受“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
的观念及清真雅正主潮的影响，馆臣于词曲部分的编纂失误频发，诸如考证不足、校勘不精、引证不察等问题突出，此类考证辨误亦是本书价值所在，已纠其大小讹谬四十多处。
如《书舟词》一卷：
考《词谱》载“《江城子》亦名《江神子》”，应以名《摊破江神子》为是。详其句格，亦属垓本色。其题为康作，当属传讹。
此处疑馆臣混淆《词谱》卷二与卷二十一的内容。馆臣所考《词谱》载“《江城子》亦名《江神子》”为卷二的内容且该卷未收录程垓与康与之二人词作，馆臣此处断言《词谱》卷二所载词牌名为《摊破江神子》实属不当。经核查，《词谱》卷二十一收录词牌名《摊破江城子》及阐述其由来，并收录程垓词作，且《四库全书》所收程词亦名为《摊破江城子》。另，馆臣言“其题为康作，当属传讹”，经查阅，《词谱》与《四库全书》皆题为程作，而万树《词律》卷二误《江城梅花引》为康作。
《御定词谱》卷二：“《江城子》五体，又名《江神子》。”
且《御定词谱》卷二所提《江城子》五体，未见程垓之作。
《御定词谱》卷二十一：“《江城梅花引》八体，又名《摊破江城子》”，“《江城梅花引》，按万俟咏《梅花引》句读与《江城子》相近，故可合为一调。程垓词换头句藏短韵者，名《摊破江城子》。”
而《御定词谱》卷二十一见程垓之作，其名为《江城子梅花引》。
据此可知，四库馆臣所言“《词谱》载《江城子》亦名《江神子》”为《御定词谱》卷二之内容；而“应以名《摊破江神子》为是”为《御定词谱》卷二十一之内容。可见，馆臣此处断言《词谱》卷二所载词牌名为《摊破江神子》实属不当。
另，万树《词律》卷二：“《江城梅花引》，康与之……此词又误刻《书舟词》中，题曰《摊破江神子》，然则此调只应名为《摊破江城子》可耳。……于此调又竟作《梅花引》，益与五十七字之《梅花引》相混。故今以此附于《江城子》之后，而《梅花引》仍另列云。”
（三）对提要引言出处的笺证
如《小山词》一卷：
又《古今词话》载程叔微之言曰：“伊川闻人诵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曰‘鬼语也’，意颇赏之。”然则几道之词，固甚为当时推挹矣。
查《古今词话》，并无此说，馆臣误记。该说见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三家有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