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韵，青铜魂

在中国曲折漫长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在原始社会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之处，金色辉煌的青铜出现了，并逐渐取代了古朴的陶风，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了。一件件锈色斑驳、神秘而又具狞厉之美的青铜器，标示着上层贵族社会与普通平民生活明显的等级差别，人类进入了等级社会，并逐步进入了国家与文明社会。

CCTV曾在一档节目中明确指出了文明的要素为“文字、城市与礼制”，这比之前的“文字、城市、青铜器”更为科学严谨地概括了文明的要素，青铜器就是礼制这一上层建筑抽象概念的具体体现。青铜器最初的功用主要是作为礼器使用，礼乐器主要用于祭祀和庆典，而钟鸣鼎食也是贵族身份与奢华的象征。考古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多是王室或王室大臣的重器。商代青铜器厚重，雄浑，纹饰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纹饰基本上是以浮雕的凶猛逼人的饕餮纹和夔龙、夔凤纹为主，这和商人的神权政治有关。周代强调礼治，常常在礼器上铸造长篇颂扬祖先和功业的铭文，风格也趋向于洗练、典雅、庄重，这是理性文化发展的表现。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称霸，青铜器开始从王室垄断中解放出来，王室、王臣的器物明显减少，诸侯的器物明显增多，器形也突破了西周的传统开始向轻薄灵便和工整细腻的方向发展。青铜器的纹饰由礼器的狞厉之美演化为有血有肉的魂魄之美，而长江文明的青铜器更带有蓬蓬勃勃的浪漫色彩。

青铜器的鼎盛时代是商周，但是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的高峰则是春秋战国时代。从考古发现情况看，春秋时期已使用的失蜡铸造技术，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成型加工的重要工艺之一。失蜡工艺是用蜡料制模，外糊范料，烘焙时蜡料融失，而得到无分范面的整体陶范，可一次获得具有三维空间构造、立体透雕效果的铸件，是中国青铜铸造工艺技术的重大进展。春秋中晚期以后的青铜器普遍采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红铜镶嵌等工艺。分铸工艺是器身与附件分别做模，最后把各部分铸件组合在一起浇铸、焊接成型的工艺。它便于铸造形制复杂的器形，同时使铸件的各部分连接坚固。

战国以后，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更是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用器物，如釜、扁壶、铜镜、带钩、建筑装饰件、车马器件等明显增加；在青铜器的装饰手法上，铜镶嵌、透雕、金银错等新工艺迅速发展，这标志着青铜器时代在让位于铁器时代之前又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纹饰更多反映现实生活场景，像贵族宴乐、农妇采桑、水陆攻战等，或单独成画，或组合成画，场面阔大，人物造型生动，反映出先秦造型艺术从表现神道到表现人道的转变，映现出战国艺术家出神入化的创作技巧。

青铜器与礼制是花与果的关系，而礼器之美也被越来越多的专业及业余爱好者津津乐道，他们与青铜时代的美器对话，希望能与它们沟通，以建立远古与现代的联系。杜牧的诗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正是那种在遗迹文物面前想与前朝古人沟通，寻寻觅觅中有些怅然若失的心情写照。在大美青铜之中，我更迷恋长江文明的那些铜器，长江文明青铜器所散发出的那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使我经常在掩卷时发问：我们的先人对于天、地、人、自然、生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理解，才致使他们创造出这么唯美而又寓意深刻的造型？那种思辨，那种对于格调、意境、韵味等精神世界内容的理解，那种对于复杂与凝练、均衡与动感、和谐与冲突、整体与细节的把握，我们后人为什么难以企及、只可望尘莫及呢？这些精美的作品，均出于那些工匠之手，他们所追求和表达的美，由于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结果，为文人墨客所不为或不能为。这些天才的工匠或艺术家，在自己长期的艺术与工艺实践中，用自己的艺术思想与工艺技巧，表达出了他们对于美的理解与向往，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也感受到这些美，并被他们的表达所震撼。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艺术大师啊？

现代人完成了比古人不知高出多少倍的科技创新，然而我们的灵魂呢？我们的灵魂也如先人那样那么清澈透亮、那么简洁聪慧吗？去享受那些大美之作吧！让它们帮助我们拂去商业社会的蒙尘，让远古之光继续照亮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与自然再次浑然一体吧。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青铜器的那一道金光特别灿烂。

1923 年 8 月的一天，河南新郑的一名乡绅，因为打算掘井浇灌菜地，不料掘井人的镢头却打破了春秋郑国贵族沉睡了数千年的梦境，一座郑国国君的陵寝被发掘出来。昏暗的地下墓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随葬器，而那两件莲鹤方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次发掘震动了国内外，莲鹤方壶也成了名震寰宇的文物精品。

莲鹤方壶被陈列在河南省博物院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在它面前站了很久。昏暗的背景衬托着深邃的灯光，莲鹤方壶仿佛依然停留在远古时代。气氛倒是烘托出来了，可是由于光线太暗又不允许用三脚架，即使用大光圈的定焦镜头，也难以把它拍得清晰，再加上玻璃罩难以滤除的杂光，最终也没得到一件理想的片子。拍不成不要紧，但可以仔细观赏。

它是一件分铸成型的青铜器。壶的颈部有两个回首反顾的龙做双耳，腹部满饰着缠绕不绝的浅浮雕纹饰，还蟠伏着四只带翼的怪兽。圈足下是两只长角的走兽作为支撑，与楚文化中长角的怪兽十分相似。最不凡的是它的壶盖，盖上双层莲瓣中站立着一只清新俊逸的白鹤，伸颈展翅欲飞，形象极为美观，完全突破了商周以来铜器装饰的神秘风格，鲜明地展现出一种变化，以至于郭沫若先生第一眼见到它时就强调这是“时代变革精神的象征”。无论是舒展的莲瓣，还是展翅欲飞的白鹤，抑或是器身上奋勇高攀的小兽，都表现出昂扬的生命意志，体现出那一时期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文化思想意识。青铜器不再仅仅是礼器，它已经超越了神秘与王权的桎梏，把笔触投向了生命、自然的美好与力量。

郑国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它的民歌——《郑风》在《诗经》中占有不少的分量。里面描写男女青年恋爱时的欢愉与幽思，那些带点儿“打情骂俏”式的相互追逐与戏谑，甚至是那些渴望的暗示，都是用质朴的白描手法写出来的，这些活泼生动的场面感热辣辣地撩人心。朱熹老夫子虽然沉着脸指斥它们为“淫奔之诗”，“奔”可理解为奔放，但一个“奔”字，流露出他也难抵诱惑以及对真情的肯定意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诗曰：你那青色的衣领，令我悠然心动。纵然我没有来到你的身旁，你就不能给我捎来信息吗？你那青色的佩带，牵动我的幽思。纵然我没有前去探望，心爱的人儿啊，你就不能来到我身旁吗？独自徘徊于城阙之上看人来人往，一日不见，犹如三月之长。

这首古诗，犹如古代版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演绎的这首歌曲，并不是说台北那条名街的繁华与时尚令人流连忘返，而是讲述一个男孩与他女友的伤心往事，因为茫然与痛苦而在忠孝东路徘徊多日，走的是一段伤心之旅：“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忠孝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那种在繁华热闹之下的孤独与寂寞，心痛的感觉在流光溢彩的烘托之下，更是痛入心髓。《子衿》与《忠孝东路走九遍》之间仿佛有一条连线，将人类最美最痛的那种情感倾诉绵延了数千年。而《子衿》中对于衣领与佩带的幽思之情及其暗示意味比现代人更直白、更热辣地表达了情爱的诱惑。这就是《郑风》的风之魅力。

至美青铜器除了鹤还有鸟，鸟本来就是远古先民们的挚爱。1988 年山西太原金胜村的春秋晋赵卿墓出土了一尊鸟尊。全器为一昂首挺立的鸮鸟。凤冠尖喙，双目圆睁，向前伸展的脖颈赋予它一种不凡的气势。全身羽毛丰满，羽纹清晰。鸟背上置虎形提梁，并设弧形盖，与鸟身羽毛衔接，浑然一体。仔细观瞧，鸟的双蹼紧蹬地面，脖颈前伸，收紧的翅膀就要张开，匠人抓住了鸟振翅欲飞前的一刹那进行塑造，可称得上是春秋晚期晋国青铜工艺的杰作。

晋是春秋五霸之一，流亡国外十九年的晋文公重耳，辗转八个国家，备尝艰难险阻，对诸侯各国的政治情况和老百姓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多，所以继位后即整顿内政，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之对周襄王勤王有功，既捞到了政治资本，又将国土扩展到黄河北岸；与楚国的“城濮之战”的胜利，对晋在中原立威定霸有决定性的意义，次年被周襄王册封为“侯伯”（霸主），标示着晋文公的霸业进入辉煌时期。

然而这件具有不凡气势的杰作却是出自晋国一位卿大夫的墓葬。一位卿大夫的墓中有这么精美的陪葬物，特别是那种健硕的、不甘居人下的气度，以及必将展翅飞翔的姿态，反映出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活动风雷激荡，越演越烈。出土文物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春秋诸侯僭越礼制的普遍性。最终，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了进入战国时期的时间点。

中原的青铜器大多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其实最让我迷恋是长江文明的青铜器，那些来自楚国的青铜器，不但用其繁美的纹饰诠释着楚文化的浪漫色彩，而且它们所采用的精密铸造与焊接的技术，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我经常问自己，楚文化是因为屈原的存在而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是屈原受到了楚文化的滋养而成为中国顶尖级的绝品浪漫主义大师？楚辞那种以六言为主，在音乐形态下歌唱的句法，浪漫缥缈，充满着来自楚地的香草气息，令人心驰神往，魂魄随之飞扬，是其他诗词所无法比拟的。而《天问》中那些关于天地、自然和人世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蕴含于浪漫情怀之中，永远给人以深深的震撼。我还特别迷恋长江流域文明古国铜器上那些优美的羊头，那些神秘的涡形纹，这些造型经常会令我思绪飞扬，引出许多遐想。

羊因为与“祥”相协，是古代器物造型的挚爱。长江文明特别是巴蜀文化青铜器中羊的形象颇多，如在四川彭州市竹瓦街一地就出土了两件以羊为题材的铜罍，一件是羊首六涡纹铜罍，器身上有六个旋转的涡纹，另一件是兽面纹羊首环耳铜罍，都具有以羊头为主的造型，犄角极其粗壮，脖颈孔武有力，这种羊的形象不具备温柔、祥和的意味，反而凸显出张扬力量的主题。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那位神经兮兮的女作家对埃及神庙中的公羊这样赞美：“弯弯的犄角是雄性生殖器发达的象征”，这两件铜罍上的羊首就表现了那种力量。对于羊的另一面，早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和其他文明的祖先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尼罗河畔神庙中的公羊与巴蜀文化中的公羊都表现出那种对生命精神与力量的顶礼膜拜和特有的赞颂。

1938 年在湖南发现了一批青铜礼器窖藏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羊方尊。它的造型高大奇伟，纹饰极其瑰丽细腻，方尊腹部的四只卷角羊首，是尊的核心雕饰，神态宁静优雅，眼神聪慧，甚至有点水汪汪的感觉，四足脚踏实地，承担着尊的全部重量，通体饰有晚商青铜器常用的纹饰，我们只能用美轮美奂来形容它。这四只羊与四川彭州市竹瓦街出土铜罍上的羊粗犷甚至带点野性的风格不同，它所表现的是羊温顺典雅美丽的一面，这种表现手法，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的风格。夏、商、西周时期，尤其是在跻身于中国早期国家行列的形成时期，中原文化区周边各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原文化的重大影响。中原地区的礼制，随着青铜礼器的传播，被周边各族吸收，为中原文化与周边各族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巴、蜀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两个十分古老的民族。文献记载，夏代以前就有巴国，商代甲骨文也记载了商王武丁曾经派军队征伐巴方，而西周时期巴成为周王朝控制的南土。巴人主要活动于包括湖北西北部、四川东部的三峡地区。蜀也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蜀国的地望大致分布于成都平原。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的黄帝时代，华夏人就与蜀山氏通婚并开始交往，《史记》甚至称蜀为黄帝的后代。《蜀王本纪》记载，蚕丛氏最早称蜀王，那时候的蜀还处于没有礼乐制度、没有文字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原始社会晚期至夏代。商代之时，蜀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方国，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甲骨文中有关于蜀粮食收成的卜辞，也有征伐蜀国的卜辞。武王克商，蜀国随从周人参加了灭商的战争。

在四川广汉西的中兴乡，有一个名叫三星堆的村庄，被称作“三星堆”的三座土堆，与被称作“月亮湾”的一座高出地面的土岗，在牧马河的南北两岸隔相对望，自古就有“三星伴月”的美称，是当地的一大美景。1929 年春天，这里偶然发现的一个玉器坑里面显现出了 400 多件玉器，引起了古董商与考古学界的注意。1933 年冬天到 1934 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考古队在月亮湾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获得文物 600 余件，初步估计其时代为铜石并用时代至周代初期。1958 年四川省博物馆在三星堆调查发现这里与月亮湾文化遗存完全一致，根据这一带遗址非常密集的现象，专家断言这里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 世纪 80 年代，位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其恢宏的城址、埋藏丰富的祭祀坑、精美的金质面罩和权杖、独特的青铜面具和人像、富有特征的陶器群等文化内涵震撼了国内外学术界。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古蜀国文明，为中国青铜文明格局的研究设置了新的课题，揭开了长期覆盖古蜀国历史的神秘面纱。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型埋葬坑，随葬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多属王室宗庙之器。大型铜器埋葬坑的出现非一般情况所能解释，必然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专家分析很可能是一次王权变换的标志。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成都平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十分利于人类生息与文化交往。将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与中原地区同时代文化遗存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其与中原地区曾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交往。在保持地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周边文化因素的兼容并蓄，尤其是对中原地区先进青铜文化的引进和创造性发展，使三星堆创造了一支崭新的、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区域性青铜文明。在以中原地区为主、被周边地区不同程度文化的影响与推动下，三星堆完成了由氏族公社到酋邦，进而到都邑的历史转变过程，从而进入了文明时代。

三星堆的铜人头与铜面具极具地方特色，多数学者认为，这与古蜀人祭祀祖先的活动有关。

文献记载古蜀王蚕丛为“纵目”，就是眼球突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件已为人所熟知的铜面具，眼球突出，极度夸张，他就是被神化了的蚕丛王吧？而这件带金面罩的铜人头像则更为华丽，金面罩掩住了他的面孔，只露出了两只眼角上翘的大眼睛，紧抿的嘴角显示出威严的风仪。戴着金面罩的青铜人头，王权的象征要明显强过神秘的气息。三星堆的文物不仅向我们展示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独具一格的文化面貌，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文明发展的脉络与足迹。

除了巴蜀文明，云南还有一处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器每每令我一见到它们就挪不动脚步。

西汉时期，古代中国的云贵高原有一个古滇王国，存在时间有 500 年左右，域内的主体民族为滇族。数百年间滇族人民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部分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滇文化，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滇青铜文化。新中国建立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一系列滇国墓葬被发现，超过 10000 件铸造精美、装饰纹样丰富、题材造型生动的滇国青铜器出土，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诠释了滇文化的真谛。从战国到西汉短短的几百年间，滇人用高超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雄奇瑰丽的青铜史诗。这些青铜器所携带的大量的远古信息，既是严肃的研究课题，也是令人着迷的艺术瑰宝。

云南古滇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出现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消亡于东汉初期。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 30 多件特殊的青铜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藏贝壳的器具。贮贝器是古滇地区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其制作工艺集青铜文化之大成，显示了极高的水平。贮贝器与铜鼓一样，同为“国之重器”，是财富、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只能为滇王及贵族所拥有。由于贮贝器并不具有全民性、普遍性和商品性，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最终在中原文化的冲击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滇国的灭亡而衰落了。

贮贝器的器身多为筒形，腰部微收，底部有四足，华彩乐章集中于器盖之上。器盖上有很多场面，有的是几头公牛环绕着一头领袖牛，有的是高贵典雅的鎏金骑士被四头雄姿勃勃、傲视一切的公牛所围绕，血脉偾张的公牛体现了古滇的狂野与神秘以及对生命的崇拜，令人非常着迷。史前的生殖崇拜到了古滇青铜时代仍然延续着自己的力量，希望生命更强劲。现代人越活越脆弱，精神世界也越发支离破碎，所以看到这种本源的艺术表现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振奋，几乎使我们匍匐在地，从内心发出对远古的呼唤。

虎牛共处是古滇青铜器喜爱的造型。贮贝器的桶身以虎做耳，这种虎与牛共存的场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腥气氛，牛的温良中透出高傲，貌似凶残的老虎，由于对牛的可望而不可即露出了一分无奈。古滇青铜器中凡是虎牛共存的场面都带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苍凉色彩。滇人的艺术审美风格真是很独特，驯良与凶残的较量到底孰胜孰负？他们是怎么看待这种生死对立的？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芦笙是云南少数民族喜爱的乐器，在一只芦笙的顶部站立了一头公牛，青铜的锈色并未笼罩它的全身，硕大的犄角上仍有金色透露出来。在以牛为题材的古滇青铜中，牛总是处于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位置，而不是勤勤恳恳、低头耕作的姿态。显然牛在古滇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一定还具有更为神圣的宗教意味。

蜀与滇都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们的青铜文化都十分发达，虽然风格迥异，但都携带了大量的远古信息。这些青铜器与古蜀、古滇的巫师们有着哪些关系？它们反映出的礼器、巫师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功能，这类社会结构关系方面的信息，该如何去解读？对于这些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专家研究的范围，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被它们所吸引。奥运会期间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长江文明展”，是首都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长江沿线十四家博物馆合作共同向北京奥运盛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它向我们简要地展示了一条长江文明的脉络，那些从各博物馆集调来的珍品，它们所具有的神秘与浪漫的色彩，吸引着人们流连在它们的身旁，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它们。展厅中有一位手持速写本的老者，一边观赏，一边在本子上寥寥数笔勾勒出它们的风采。长江，这条中国的第一大河，是大自然从世界屋脊到太平洋之间划出的一条美丽连线，她和黄河共同哺育了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祥地，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被母亲哺育出的异彩纷呈的长江文化，怎能不具有那源远流长的魂魄之美？长江流域古老民族创造的青铜文化犹如群星闪烁的夜空，异彩纷呈。巴蜀的神秘、古滇的淳朴、荆楚的浪漫、吴越的隽秀，都在一件件青铜器中凝聚成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虽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冲刷，却依旧气韵非凡、光彩夺目。它们所呈现出的天人合一、生机盎然、融会贯通、刚毅自强，散发出多元文化交织所形成的独特魅力，迸发出精神与力量碰撞下的激情。长江文明在青铜铸造技术和艺术造诣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