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钺生辉，金钏灿灿
——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

在探访镇江营回来的路上，琉璃河西周遗址博物馆是必去的地方。我一路寻访过去，无论是路标还是向当地人询问，他们对琉璃河遗址的称呼都为“商周遗址”。在回答我的问路时，都要纠正式地再询问一遍：“是商周遗址吗？”在我的头脑中，因为琉璃河西周城垣的发现，已将其定位为北京建城的起始点，这已成为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宣传用语，所以我把琉璃河遗址与“西周”两个字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但对把琉璃河与“商”扯上关系颇为诧异。

武王分封为何把北方的封地选在燕？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在北方建立新的统治据点，所选之地一定要具有建邦的基础，不可能白手起家去建立邦国。专家告诉我们，召公受封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采用“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分封的具体办法又往往与被灭国家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商朝是起源于黄河下游的漳河两岸，以太行山东麓的冀南、豫北广大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商族所建立的强大的奴隶王国，先以中原为基地，后又不断向外扩大势力。它在“内服”之外大封“外服”即方国作为屏障，东方有商奄、薄姑（蒲姑）为与国，北方有同姓之燕亳、孤竹为与国以及肃慎等属国，西方在晋西南之石楼、永和、灵石一带建有与国，南方则在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建有邑国。其中又以东方与北方之方国较为强大。在这些地区商代文化的大量出土，尤其是大墓、城址的发现，以及象征权威的兵器——各类青铜中多钺的事实，都可以得到说明。所以，当周初分封时，必须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采取相应的统治措施。为此，周初分封时，在商朝的首都——安阳和汲县（即朝歌）一带，派出了武王的弟弟康叔建立了卫国；在东方之商奄，封周公建立鲁国；薄姑封师尚父吕尚建立齐国；在北方于燕亳，封召公建立燕国，于蓟城封帝尧之后建立蓟国等等。同时，周之统治中心又从西向东移，在河南洛阳建立东周，谓之“成周”。如此，周在商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如武庚发难之地，北方抵御燕亳之区，都有最强大的力量和重要首领分封于此，坐镇其地以藩屏周。周王这样部署的目的，主要是对付被打倒的商族和其他各族的反抗，同时把同姓封于内线，在成周最近之处，构成掎角之势，也可防止联盟中异族的内叛，其用心是十分良苦的。正因为如此，再加之其他原因才使周之天下长达八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姓氏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

专家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燕之起源并非始于周初的分封，而是殷商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势力，或称方国。这个从属于商的自然生长的奴隶制方国，早期称匽，至于燕之名得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最早的燕字只见于甲骨文，为象形字，稍晚的燕字为金文篆体，隶定后的燕字，大概始于简册。周初分封时，燕之名已有文字记录，其地望就是“燕之亳社”或“燕亳”。周王的北方封地，定都何地有一个能否站稳脚跟的问题，而且周朝的北方之敌又主要是方国燕亳等，因此召公到北方后直指燕亳旧邑，是最为有利的，既可就地控制，又可利用本地资源，燕亳旧都乃是周王的最佳选择。

既然召公被封燕前，燕地并非荒无人烟，已有方国存在于北京地区，那么商代之燕创国于何时？商代燕国文化的面目如何？这都是追根寻源的考古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1977 年，在平谷区刘家河村发现了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专家认为，无论从器物的组合关系，还是从器物的造型和花纹，都可以判定刘家河铜器群属于“商式”铜器，大体属于殷墟一期，约相当于商代历史上的盘庚时代。尽管当时还无法准确地判断刘家河铜器是当地铸造的，还是来自中原的制品，专家都断言它们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刘家河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三羊罍，一直稳稳地坐在首博的通史展厅中。商代前期铜罍的演变大势是器体从瘦高向矮肥发展，主要是颈、腹逐渐变得矮肥。刘家河的三羊铜罍已经是矮肥形，在它的肩部凸起三个羊头，卷曲的犄角呈祥云状，下垂的目光十分内敛，微抿的嘴巴显现出温顺的性格，腹部有两道扉棱，底部宽宽的外撇形圈足稳重中透着优雅，整件器物精巧美观。

刘家河还出土了一件重量级文物，那就是铁刃铜钺。它的刃部是铁的，但它采用的不是人工冶铁，而是天然陨铁。就是将陨铁锻制成薄铁刃口后，和青铜钺身一起浇铸，使铁刃和铜钺熔成一体，成为铁刃铜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器物，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早在 3000 多年以前，北京地区的先民，已经懂得利用天然陨铁，并且掌握了加热锻打技术。铁刃铜钺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至今全国只发现了三四件，国内现有的商代铁刃铜钺只有两件，另一件出土于河北藁城台西村。这件珍稀文物说明，北京地区从商代开始使用铁，到现在已经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从而将我国用铁的历史从春秋时期向前提早了 1000多年。

平谷刘家河铜器群的发现，意味着商人势力北进之前锋，在盘庚时代已抵达燕山南麓。商人迅速地向外扩张势力，表现在考古学上便是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或商文化的直接影响，向四周有了较大的扩展：往东达到鲁中地区，向南跨越长江，西进关中地区，北方则至少到今石家庄一带，在太行山西侧还要更往北。盘庚时期基本保持了这种强劲的扩张势头，而其进取的目标，主要是西北和北方。殷墟卜辞中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起码从武丁开始，便大力征伐西北及北方的敌人。然而实际上，盘庚迁殷，商王朝统治中心北移，主要原因是为了对付势力渐大，对商王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西北方向的敌国。在这种背景下，商人在先前的基础上继续往北推进，便是必然之事。

商人在燕山地区的活动尚难以详考，但在商代晚期，商文化的影响已经越过北京继续北上。在河北的卢龙，辽宁的朝阳、喀左，内蒙古的克什克腾、翁牛特、赤峰等地陆续发现十余起计 20 多件商代晚期的“商式”青铜器即可为证据。至商代晚期，燕山南北的一些方国已经与商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有的成了商王国的附庸，成为商王国东北方向之屏障。这与盘庚时代商人涉足北京地区，应有直接关系。专家认为，盘庚时期对燕山南麓的经略，在后来商人与北方地区的交流方面，确有积极意义。

刘家河商代墓中还出土了几件非常漂亮的金器。一对金臂钏，用圆形金条打制而成，端部捶打成扇形；一对金耳环为扁喇叭形，底部还有一道沟槽，可能用于嵌饰；一支金笄子，就是女人的发簪，这几件金器造型简洁。以我的美学观点来看，金器的造型一定要简洁，即所谓的良材不雕，而这种简洁的造型，一定是提炼出来的，值得推敲与玩味的那种，而不是随便捶打出来的。刘家河金器的造型就是简洁的美，金笄子捶打出的那一道棱形，是现代工艺美术装饰中好用的手法，金臂钏端部的扇形，特别是金耳环那种三维的喇叭形，令人赞叹。

从历史的角度讲，刘家河金器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它与“商式”铜器同出一地，该如何理解？据文献记载，商汤灭夏，一部分夏人往北方迁徙，后来发展成秦汉时期的匈奴。遗址考古也发现，被迁的夏移民已经分布到了燕山北侧，而且与当地权贵融为一体了。作为北方草原地区一支强悍的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当然是商王国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商人势力在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界地区出现，或者说在北京这种特殊的交界地区出现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应该是必然的事情。

从黄金工艺制品的角度讲，我国用黄金制作实用器及装饰品始于何时，文献中记载很少也缺乏物证。考古工作中，在河南郑州、安阳，河北藁城的商代遗址中分别出土过金块与金箔；四川广汉南典镇发现的商代金杖，是用纯金皮卷制而成，而金面罩、虎形饰是用金箔模压制成的；还有山西的保德县、石楼县也都出土了商代赤金弓形与金珥状器和金片。这些零散出土的器物，还没有形成工艺体系，只是出于原始阶段，说明商代已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平谷刘家河商墓中的这几件金器，很是精致，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可以从中了解金器工艺品产生与发展的线索。专家们对几件金器进行了多次研究与鉴定，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应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1993 年上半年，国家文物局对全国一级文物进行核查时仍定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