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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钺生辉,金钏灿灿
——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

在探访镇江营回来的路上,琉璃河西周遗址博物馆是必去的地方。我一路寻访过去,无论是路标还是向当地人询问,他们对琉璃河遗址的称呼都为“商周遗址”。在回答我的问路时,都要纠正式地再询问一遍:“是商周遗址吗?”在我的头脑中,因为琉璃河西周城垣的发现,已将其定位为北京建城的起始点,这已成为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宣传用语,所以我把琉璃河遗址与“西周”两个字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但对把琉璃河与“商”扯上关系颇为诧异。

武王分封为何把北方的封地选在燕?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在北方建立新的统治据点,所选之地一定要具有建邦的基础,不可能白手起家去建立邦国。专家告诉我们,召公受封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采用“封邦建国”“以藩屏周”的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分封的具体办法又往往与被灭国家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商朝是起源于黄河下游的漳河两岸,以太行山东麓的冀南、豫北广大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商族所建立的强大的奴隶王国,先以中原为基地,后又不断向外扩大势力。它在“内服”之外大封“外服”即方国作为屏障,东方有商奄、薄姑(蒲姑)为与国,北方有同姓之燕亳、孤竹为与国以及肃慎等属国,西方在晋西南之石楼、永和、灵石一带建有与国,南方则在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建有邑国。其中又以东方与北方之方国较为强大。在这些地区商代文化的大量出土,尤其是大墓、城址的发现,以及象征权威的兵器——各类青铜中多钺的事实,都可以得到说明。所以,当周初分封时,必须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采取相应的统治措施。为此,周初分封时,在商朝的首都——安阳和汲县(即朝歌)一带,派出了武王的弟弟康叔建立了卫国;在东方之商奄,封周公建立鲁国;薄姑封师尚父吕尚建立齐国;在北方于燕亳,封召公建立燕国,于蓟城封帝尧之后建立蓟国等等。同时,周之统治中心又从西向东移,在河南洛阳建立东周,谓之“成周”。如此,周在商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如武庚发难之地,北方抵御燕亳之区,都有最强大的力量和重要首领分封于此,坐镇其地以藩屏周。周王这样部署的目的,主要是对付被打倒的商族和其他各族的反抗,同时把同姓封于内线,在成周最近之处,构成掎角之势,也可防止联盟中异族的内叛,其用心是十分良苦的。正因为如此,再加之其他原因才使周之天下长达八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姓氏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

专家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燕之起源并非始于周初的分封,而是殷商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势力,或称方国。这个从属于商的自然生长的奴隶制方国,早期称匽,至于燕之名得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最早的燕字只见于甲骨文,为象形字,稍晚的燕字为金文篆体,隶定后的燕字,大概始于简册。周初分封时,燕之名已有文字记录,其地望就是“燕之亳社”或“燕亳”。周王的北方封地,定都何地有一个能否站稳脚跟的问题,而且周朝的北方之敌又主要是方国燕亳等,因此召公到北方后直指燕亳旧邑,是最为有利的,既可就地控制,又可利用本地资源,燕亳旧都乃是周王的最佳选择。

既然召公被封燕前,燕地并非荒无人烟,已有方国存在于北京地区,那么商代之燕创国于何时?商代燕国文化的面目如何?这都是追根寻源的考古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1977 年,在平谷区刘家河村发现了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专家认为,无论从器物的组合关系,还是从器物的造型和花纹,都可以判定刘家河铜器群属于“商式”铜器,大体属于殷墟一期,约相当于商代历史上的盘庚时代。尽管当时还无法准确地判断刘家河铜器是当地铸造的,还是来自中原的制品,专家都断言它们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刘家河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三羊罍,一直稳稳地坐在首博的通史展厅中。商代前期铜罍的演变大势是器体从瘦高向矮肥发展,主要是颈、腹逐渐变得矮肥。刘家河的三羊铜罍已经是矮肥形,在它的肩部凸起三个羊头,卷曲的犄角呈祥云状,下垂的目光十分内敛,微抿的嘴巴显现出温顺的性格,腹部有两道扉棱,底部宽宽的外撇形圈足稳重中透着优雅,整件器物精巧美观。

刘家河还出土了一件重量级文物,那就是铁刃铜钺。它的刃部是铁的,但它采用的不是人工冶铁,而是天然陨铁。就是将陨铁锻制成薄铁刃口后,和青铜钺身一起浇铸,使铁刃和铜钺熔成一体,成为铁刃铜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器物,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早在 3000 多年以前,北京地区的先民,已经懂得利用天然陨铁,并且掌握了加热锻打技术。铁刃铜钺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至今全国只发现了三四件,国内现有的商代铁刃铜钺只有两件,另一件出土于河北藁城台西村。这件珍稀文物说明,北京地区从商代开始使用铁,到现在已经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从而将我国用铁的历史从春秋时期向前提早了 1000多年。

平谷刘家河铜器群的发现,意味着商人势力北进之前锋,在盘庚时代已抵达燕山南麓。商人迅速地向外扩张势力,表现在考古学上便是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或商文化的直接影响,向四周有了较大的扩展:往东达到鲁中地区,向南跨越长江,西进关中地区,北方则至少到今石家庄一带,在太行山西侧还要更往北。盘庚时期基本保持了这种强劲的扩张势头,而其进取的目标,主要是西北和北方。殷墟卜辞中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起码从武丁开始,便大力征伐西北及北方的敌人。然而实际上,盘庚迁殷,商王朝统治中心北移,主要原因是为了对付势力渐大,对商王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西北方向的敌国。在这种背景下,商人在先前的基础上继续往北推进,便是必然之事。

商人在燕山地区的活动尚难以详考,但在商代晚期,商文化的影响已经越过北京继续北上。在河北的卢龙,辽宁的朝阳、喀左,内蒙古的克什克腾、翁牛特、赤峰等地陆续发现十余起计 20 多件商代晚期的“商式”青铜器即可为证据。至商代晚期,燕山南北的一些方国已经与商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有的成了商王国的附庸,成为商王国东北方向之屏障。这与盘庚时代商人涉足北京地区,应有直接关系。专家认为,盘庚时期对燕山南麓的经略,在后来商人与北方地区的交流方面,确有积极意义。

刘家河商代墓中还出土了几件非常漂亮的金器。一对金臂钏,用圆形金条打制而成,端部捶打成扇形;一对金耳环为扁喇叭形,底部还有一道沟槽,可能用于嵌饰;一支金笄子,就是女人的发簪,这几件金器造型简洁。以我的美学观点来看,金器的造型一定要简洁,即所谓的良材不雕,而这种简洁的造型,一定是提炼出来的,值得推敲与玩味的那种,而不是随便捶打出来的。刘家河金器的造型就是简洁的美,金笄子捶打出的那一道棱形,是现代工艺美术装饰中好用的手法,金臂钏端部的扇形,特别是金耳环那种三维的喇叭形,令人赞叹。

从历史的角度讲,刘家河金器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它与“商式”铜器同出一地,该如何理解?据文献记载,商汤灭夏,一部分夏人往北方迁徙,后来发展成秦汉时期的匈奴。遗址考古也发现,被迁的夏移民已经分布到了燕山北侧,而且与当地权贵融为一体了。作为北方草原地区一支强悍的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当然是商王国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商人势力在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界地区出现,或者说在北京这种特殊的交界地区出现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应该是必然的事情。

从黄金工艺制品的角度讲,我国用黄金制作实用器及装饰品始于何时,文献中记载很少也缺乏物证。考古工作中,在河南郑州、安阳,河北藁城的商代遗址中分别出土过金块与金箔;四川广汉南典镇发现的商代金杖,是用纯金皮卷制而成,而金面罩、虎形饰是用金箔模压制成的;还有山西的保德县、石楼县也都出土了商代赤金弓形与金珥状器和金片。这些零散出土的器物,还没有形成工艺体系,只是出于原始阶段,说明商代已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平谷刘家河商墓中的这几件金器,很是精致,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可以从中了解金器工艺品产生与发展的线索。专家们对几件金器进行了多次研究与鉴定,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应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1993 年上半年,国家文物局对全国一级文物进行核查时仍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商铁刃铜钺平谷刘家河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

2.商早期金臂钏平谷刘家河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 oRVur099yN3BKAArdJKk7ZuW5piQeREeo3Sxv4zLEvs3JmPxD3gtFKi30u4OZ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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