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营断想

在首都博物馆的通史展厅中，端坐着一只红陶壶，来自北京房山区著名的镇江营遗址，距今至少已有 7000 多年的历史。镇江营遗址所处的环境靠山面水，适宜人类生存，很早就出现了人类活动遗迹甚至是居住遗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及石磨盘、石磨棒、陶网坠等表明镇江营一期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镇江营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物，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北京西南地区新石器早期较晚阶段考古学的空白，它证明后冈一期文化不可能来自磁山文化，其源头就是镇江营一期文化。

在镇江营的考古研究报告中，经常可以看到“后冈一期”这几个字眼，它是一处什么样的遗址呢？后冈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临近殷墟。梁思永先生因主持了 1931 年的发掘，获取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个明确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关系而闻名。后冈遗址仰韶时期遗存成为豫北冀南区的代表，被称之为后冈类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仰韶文化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各地区仰韶时期的遗存有着各自的源流和分期，已不再是仰韶文化一词所能包容的了，因此，有专家提出“后冈一期文化”的概念，将其从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1979 年武安县磁山遗址的发掘引发了后冈一期文化来源方面的问题，当时非常盛行的观点是磁山文化为后冈一期文化的直系祖先。而镇江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导出了这样的结论：后冈一期文化是镇江营一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承袭了镇江营一期文化的制陶工艺和审美意识。

这些专业的考古结论讲的是文化年代发展之间的关系，它们能向我们说明哪些道理呢？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稳定性贯穿文化始终，这种稳定性可以称之为“内核”。文化内核就是由本身的集中突出特征组合而成的文化躯干，从而显示出与别种文化相区别的特色。我们把握住内核，才能澄清文化的本来面貌，避免内涵的不断外延，正确理解一种文化的类型。这种红陶器就是镇江营一期文化的内核，所以只有它才有资格坐在博物馆里。小小一件文物，承载了太多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考古学家们是如何根据早期的特征探寻文化的源头，如何依照晚期特征考察发展趋势，如何依据每期的横断面以纵观同期的生产生活总况，又是如何观察各期的纵向联系来区分不同的文化。也许只有“抽丝剥茧”这四个字，才能形容考古工作者的工作历程，它告诉我们，严密的、科学的分期是文化研究的必要基础，而客观、审慎、不懈的工作，才能不断地揭开历史的面纱，看到它本来的面目。

因为这件小小的红陶壶，使我对它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去探访镇江营的意愿。我翻开《北京考古集成》，让我读到了更多的感人信息。

蜿蜒的拒马河发源于山西省北部，东流横断山脉，于北京市张坊处分为南北两支，在它注入大清河之前，滋润着两岸千里沃野，万顷果园。拒马河流域西、北毗靠太行山余脉，东邻燕山南麓，南向华北大平原敞开门户，处于南北交通之要道，沿拒马河逆流直上，又成为东西联系之孔径。1986 年，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人员组成调查组，对北京境内的拒马河流域进行了详尽而又艰苦的调查，共发现先秦古文化遗址 20 处及采集点 15 处，尤其是镇江营新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修正了 1959 年以来认为该遗址属商周时代的认识。另一重要收获是在当地农民采石沟的断崖上发现了塔照遗址。从 1986 年 9 月至 1990 年 7月，发掘工作持续了五年，隶属于北京房山南尚乐乡的镇江营遗址一直是工作重点。这一项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清楚地理出了这类遗存的年代关系，使拒马河流域有了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学编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关于这项考古研究工作很多年前就已有专著出版，但令人最为动容、甚至难以忘怀的是在这项工作中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考古学家自调查拒马河先秦古文化遗存始，中间选择镇江营和塔照两遗址进行发掘，至结束遗址的发掘，共用了 5 年时间；从整理、研究发掘资料，到编写出研究专著，又费去了 7 年时光。作为这一研究项目的主持人，随着这 12 年时光的流逝，从风华的青年进入了深沉的中年。人生有多少个 12 年，人生能以旺盛精力工作的年代，又有几个 12 年！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不要说用自己的风华年代，就是付诸了毕生的精力，也完成不了几项考古工作，或说取得不了几项成绩。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持着他们，忍受着艰苦、孤独与寂寞，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在风霜雪雨的考古现场，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之中，默默地耕耘。也许专家对此项考古研究项目的评审意见，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

“过去，拒马河流域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我所拒马河考古队十余年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大批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建立起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一个地区的文化编年是今后考古工作的标尺，是类比的基点。拒马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对整个华北平原乃至长城沿线的先秦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

——北京市考古学会会长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齐心

“实事求是是此书突出的特点。目前编写的考古报告中，人为地增减资料是普遍现象，虽然是研究后的增减资料，但确实给进行第二手研究的人造成选材上的困难。本书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实物资料，将所有的地层关系、平面图和剖面图全部发表，标本也尽可能多地使用，对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避讳，这是考古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求实精神，也是作者学术水平的客观标志。

作者在核实标本的过程中，将数千张标本卡片反复核对过三遍，力求准确无误地反映标本的特征，对千余组叠压打破关系也反复核对过三遍，使地层确实成为相对年代的可靠基础。在严谨、认真、客观主导的精神下研究，才能具备科学性、准确性、可信性，才能为后人再研究提供全面的资料。该书在这一点上确实下了大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苹方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为后人展示着历史的脚步与脉络，敬业、奉献的价值观，神圣的使命感，严谨、认真、客观的治学态度，在当今物欲横流、追求眼前利益的时代，始终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灵魂，告诉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

基于对考古前辈的敬仰以及对文化遗址的向往之情，我曾两次专程前往镇江营遗址探访。驱车从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口下来，便直奔长沟—大石窝方向驶去。一路可见从大石窝一带开采下来的，摆放路旁的石料及石雕，那些石料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天然形状，花纹如行云流水，风格各异，唯美中彰显出北方雄健的风格。据说天安门的汉白玉都是出自这里。一路打听镇江营和那座古塔，令人欣慰的是，年纪稍长的人都能熟门熟路地指出方向。一位大姐还告诉我说，今年雨水大，听说上边又来水了，已经好几年没见水了。话语中的那种欣喜之情感染着我，更增加了对镇江营的向往。下了公路进了村路，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镇江营村。从苏天钧先生（我称他为苏舅舅）主编的《北京考古集成》中，找到过一张 1986 年镇江营开始发掘时的遗址照片：一座小山坡上，那座辽塔立于槐树之旁，宽阔的拒马河在脚下流过。时隔二十多年，我来到此地时，小树已长成大树，遮蔽着辽塔，脚下是镇江营村，依然有河水流淌。但它旁边却是一条宽阔的碎石滚滚的采石大沟，时有运输的车辆穿梭而过，羊儿寻找着石窝中的嫩草，何处是大姐所说的涓涓细流？村里的老乡说，遇上上游下大雨，这条大沟仍是一条大河，从这沟中采集的沙石是用作修京港澳高速二线的。城市在不断地建设，遗址及文化层却早已荡然无存，连一座陈列展馆都没有留下。我怅然若失地站在村口，仰望那槐树与古塔，想起一路看到的那些待价而沽的缤纷石料，不禁有些黯然神伤。《镇江营与塔照》出版时，因开挖石料，遗址就已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印有祖先足迹的那些遗址，如何抗拒得了商业利益的诱惑？二十多年是能成长起一代人的时间，然而也正是这二十年，将何止几代先人们生活的文化遗址毁坏殆尽。考古工作者奉献青春甚至是毕生精力发掘出的遗址，该由谁来保护，谁人又保护得了？空中飘下细细的秋雨，渐渐打湿了地面，老槐树与古塔依然健在，仿佛是给我为镇江营的悲哀送上一个淡淡的安慰。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王国维先生所说人生三境界中的最高境界，也是我翻开《北京考古集成》时会有的心情。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很多都具有这种力量，虽居于“灯火阑珊处”，却能将后人惊得频频回首。所谓“蓦然回首”，是因为受到了震撼，中国拥有一批默默无闻地造福于人类、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们，他们的品质与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就是因为有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才拥有了自己的国力与国格，成为被世界所尊敬的、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大国。遗址虽然消失了，但历史永远不会消失，它是一把能真正护佑心灵的大伞，使我们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探索、思考，建立起自己的人生坐标，以史为鉴，为自己的人生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