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初照下的幽燕大地
——记北京几处著名的新石器遗址

北京是我从小生长的城市，然而直到我年过半百之时，才开始对“……是怎么来的？”这一问题感兴趣，也许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能力回答这类终极问题，所以也没有认真想过。我幼年时多次去过的周口店，在儿子幼年时又带他去过。当我再次面对周口店猿人的雕像，它似乎在对我说，北京从原始聚落周口店到最新的革命文物——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已经相继走过了五十万年的历史。

北京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不要扯得太远，还是从北京的新石器时期说起。

人类居住场所和生活方式明显受着环境的制约，在远古的蒙昧时期尤其如此。将环境演变的顺序与古人类居住遗址结合起来，便不难看出史前和历史初期人类居住场所的变化，这些变化向我们揭示出我们的先人是如何走出洞穴，由山区走向山前丘陵地带及山前的平原台地，最终走向平原的移动或称进化的轨迹。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边缘地带，它的西部、北部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屏障，东南呈向渤海湾缓缓倾斜的平原。它很像半封闭的海湾，因而被形象地称为“北京湾”。北京平原在经过近代古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之后，冲击形成了三块台地：一块位于太行山山前，处在永定河与拒马河之间的台地，在北京的西南，它是北京平原三大台地中最小的一块，被称为房山—良乡台地；一块是位于军都山南，处在潮白河与永定河之间的台地，是三大台地中最大的一块，温榆河发育其上，称为昌平—北京台地；第三块位于燕山以南，潮白河往东的一块台地，泃河、错河发育其上，被称为杨各庄—平谷台地，这三块台地都位于山前，在这些台地之间发育着广阔的泛滥平原。考古发掘向我们展示，有着优越地理位置的北京小平原，从很早的时候起，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北京在经过“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发展以后，大约在距今 10000—4000 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大约距今 10000 年的新石器早期，在西山清水河的东湖林二级阶地上存在着东湖林人的遗址；距今约 8000 年的新石器早、中期，在平谷泃河北岸二级台地上存在着上宅遗址；而位于房山拒马河西岸台地上的镇江营遗址，存在于距今 7000—8000 年的新石器早、中期。不仅是新石器时期，就是其后的商周遗址，也都分布在二级台地或二级阶地上。我们的先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土地来繁衍生息，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足迹呢？

考古发掘似乎总是能与“偶然”扯上关系。1966 年 4 月初，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同学实习时在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侧发现了一些人骨，随即通知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考古发掘，认定为是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遗址的南面，蜿蜒的清水河流过由侏罗纪火山碎屑岩系构成的侵蚀低山区，向东注入永定河，清水河河谷较窄，两侧分布着河漫滩和两级阶地。人骨与文化遗物均产于第二阶地上的次生黄土堆积里，它的时代应为全新世。

东胡林遗址就这样浮出了水面，它是距今 10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墓葬遗址。根据保存的三对完整的髌骨判断，墓葬中为两男一女。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两男一女的合葬制度反映了氏族社会内家族组织的存在，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

该氏族社会的墓葬文明程度反映了北京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第四季末次冰期后，全新世初期，气候开始转暖，人们纷纷离开穴居的山洞，向近水源的山间及山间的平坦地面迁徙。附近的山地仍是采集、狩猎的场所，平坦开阔的黄土台面便于人们活动，也是较好的墓葬地。黄土阶地面既有利于人类生活取水与土地利用，又有利于抵御洪水的侵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开始向平原过渡的特点。

墓中以女性个体保存的材料最多，可判断为一少女，而且文化遗物保存在原来的位置上，就是都在少女的身上。一串螺壳项链位于颈部，骨镯在腕部，河蚌制品置于胸前。螺壳项链由五十多枚小螺壳组成，专家鉴定这种螺壳属于生活在海滨的蜒螺，每个螺壳的顶部，均有磨成的小孔，穿系起来，可以想见当年戴在少女的脖子上一定很漂亮。位于腕部周围的七枚扁状骨管，系由牛的肋骨截断磨制而成，四长三短，从原排列位置观察，可能是长短相间，用绳索穿连为一副骨镯。河蚌饰品则已破损。文明曙光初照下的北京人，已经有着这样精致的审美意识，并做出了这么美观的饰品，少女像被电脑复原之后，她佩戴着这些饰物，穿过远古安静地看着我们。

从文化遗物的性质，人骨上的一些特征看，要比现代人，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都原始，专家认为是比较早的遗存，但缺少文化遗物。因此，北京地区到底有没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仍是一个未解的疑问。直到镇江营一期文化类型的发现，才为解决这一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

镇江营遗址位于房山区北拒马河西岸，南依镇江营村。其一期遗址属新石器早期，距今 8000 多年。先民们从山区的洞穴中走出来，在就近的阶地面上生活，而且进一步迁徙到了山区边缘的冲洪积扇与台、高阶地上定居。镇江营遗址就是坐落在北拒马河西岸开阔的平原区，第二级阶地面上。优越的气候、水源、土地是使镇江营文明发展的主要条件。遗址反映了当时人类主动适应与选择自然的结果，它填补了北京新石器早期阶段考古学的空白。

东胡林与镇江营两个遗址的存在及其特征，说明了它们是周口店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继续，是人类生产和文化的一个进步，有力地展现了人类已有了较强的适应及开始改造自然的能力。

上宅文化遗址位于平谷区城东的上宅村北，金海湖的西北岸，文化遗址分布于第二级黄土台地上的一条东北至西南向的冲沟内，距今 7000 年左右。遗址中出土了包括农业生产用的石器和生活用的陶器，文化层中还出土了禾谷作物的孢粉、碳化果核和灰烬、家畜和野兽的雕塑艺术品以及石质捕鱼工具等。这反映了在全新世最适宜气候条件下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以农业为主，开始定居，文化日益繁荣的事实。上宅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地理考古学家侯仁之先生认为，上宅文化可称得上是北京东部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代表。

北埝头遗址位于平谷区城西北的北埝头村西，距今 6000 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北埝头人是在错河改道到北埝头村北形成了第二级阶地之后，开始定居在这临河的第二级阶地面上的。当时的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等条件都极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湿润的气候及临河丰富水源加上阶地面上的黄土底层，既适宜人类生存，又利于农业生产。该遗址与平谷上宅遗址相比，处于距离山地较远的河流平原区，说明先民们走得更远，进一步走向了平原。由于周围没有直接的山地作为依托，为避风暴及走兽，人们选择了阶地东侧较高的地势，并用挖半地穴的方式保护住室的安全。在房屋遗址中，发现了埋在地下保存火种的深腹陶罐内有木炭和灰烬。这表明居住在这些设有火塘房屋内的人们，很可能是一个对偶家庭。专家推测为氏族部落遗址。

雪山遗址位于昌平区西的雪山村南。雪山一期相当于仰韶或龙山文化时期，距今 6000 多年；二期距今 4000—5000 年。人类当时对居住地理位置的选择是十分恰当的，是台地与冲洪积平原交界地带，台地两侧有源自山地的关沟河与虎域河流过。研究发现，气候较湿润时期的雪山一期文化遗址多分布于较高的第二级台地面上，而气候较干燥的第二期文化遗址又多分布于较低的第一级台地面上。这与人类自古以来“随水而居”的准则是一致的。人类就是在不断地适应自然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中生存与发展的。

以上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由山区向山前丘陵地带和山前平原台地，并进一步向平原地带移动的轨迹。与人类这种一步步脱离山区、半山区而向平原地带发展相对应的，就是人类逐渐脱离狩猎、采集方式而向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在人类最初懂得栽培之后，只有平原地区才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便于开垦的肥沃土地。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不断寻找便于耕作的土地，才是人类不自觉地由山区、半山区向平原地区迁徙的真正原因。山前丘陵和平原靠近河流的台地，本身可避免水患，四周有肥沃的土地可供开垦，又有丰富的水源可供灌溉和交通，因此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主要的栖身之所。北京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其大多位于河旁台地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具有普遍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世界各大原生文明，无一不是在早期较为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因为只有农业的发明与发展，人类才能告别游猎时代，走向定居的聚落并进入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氏族之中，从事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人类文明也只有依托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才能不断进步。

北京新石器时期先民们的迁徙轨迹告诉我们，由于不断进步的工具制造技术，使人类增强了与自然斗争的能力，人类的文化也就不断地进步。新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已经从石器的打制技术为主转变为磨制技术为主，创造了许多农业生产工具。制陶技术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上宅遗址在早期是夹砂陶占大多数，到晚期的遗址中泥质陶大量增加，至第三期则以细泥陶为主。学术界一般认为，陶器的生产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陶器制作的进步，反映了上宅人生产和生活用具的不断进步，以及残留的采集活动逐渐被农业取代的事实。原始农业与饲养业形成并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说明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石器时代北京三大地貌区的发育演化特征及其规律，决定了山前地带是北京文明发展的主要地区。该地区既是沟通中国南北方交通的重要枢纽地带，也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方中国文化交融的地带。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指出，昌平雪山以及平谷上宅等遗址出土的遗存中，就已经显示出南北文化交流的迹象。来自北方的红山文化和来自中原的龙山文化，在北京的平原上，与本文化相接触，从而使这里的古代文化既具自身特征，又融有相邻文化的某些因素。这一特点，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正在日益显示出来。考古学上所说的“燕文化”，应该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为北京城的起源和北京城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因此，从历史渊源上看，北京今日能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