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抚摸历史的年轮

在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众人皆知的艺术珍品，它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巨大，运输最艰苦，花费最昂贵，器形最宏巨，气魄最壮阔的玉雕作品，那就是大禹治水玉山。把一块玉料通体雕琢成山形的摆件，俗称“玉山子”，这是清代玉雕工艺中的新品种之一。玉山子的显著特点就是以著名的画稿为蓝本进行设计制造。这座玉山子根据清内府所藏宋代的《大禹治水图》临仿而成，描述了千古流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玉禹山”用名贵的密勒塔山和田玉雕成。禹山卓立如峰，有着直插云天的风范，在山间峥嵘的峭壁、激湍的瀑布、参天的古木之间，聚集着凿山导水的千万劳动大军。工匠巧妙地利用原石随形而雕，灵活地安排山水人物，使大禹治水的故事既有一气呵成的连贯，又曲折有致地引导着人们的目光。“玉禹山”置于错金丝的褐色铜座上，青白玉的莹润光泽与铸造古朴的青褐色铜座相配，更显得雍容华贵，相得益彰。夏禹是久传民间的圣王，大禹治水是数千年来人们一直传颂的伟大功绩，大禹的前人都是用“堵”的方法来治水，唯独大禹采用了疏导的方法征服了洪水。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不畏艰难、改造山河的巨大精神力量，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道理。

大禹到底是故事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古籍中所描绘的那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与“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真的存在过吗？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之前还存在着一个夏王朝。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确信无疑。然而到了近现代，一些学者对夏王朝存在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这些怀疑主要来自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由于缺少文字证据，夏至多属于神话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夏王朝是否存在，不是神话与现实的争执，而是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大问题。夏王朝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历史从此出现了科学意义上的国家，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当今，中国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夏王朝。主要依据是：在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关于夏的记载；周人较早的文献《诗经》以及东周时期的其他著作或西周、东周的铜器铭文中还具体提到了禹的事迹；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写成的《史记·夏本纪》，还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夏朝世系和历史。另外，甲骨文的发现使《史记·殷本纪》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属于夏朝时期的商先公，其中一些也在甲骨文中得到了证明。据此判断，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史记·夏本纪》就绝不会全属虚有。因此，他们相信夏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史实。由于探索夏文化的学术意义重大，所以他们不辞劳苦，前赴后继地追寻夏王朝的文化踪迹。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开始了探索夏王朝历史的尝试。当时学者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的地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仅仅依靠十分有限的文献材料还无法有效地辨认出夏朝时期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特征。那么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和寻找夏王朝的遗存呢？

我们脚下的土地中，沉睡着古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和物品。只要人们能够正确释读这些沉默的古代遗存，它们就会真实地述说其所经历的历史。考古学就是解决古史疑问的方法。那么什么是考古学呢？它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可简要地概括为“从文献到文物”。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导引，出土文物的实证意义又是毋庸置疑的，文献中记载的资料，通过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得到实证，这一历史事实即被认定。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即物质的遗存，而这些遗存应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的研究集中在对过去的研究上，包括过去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所以它的研究对象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1928 年至 1937 年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证明曾经作为传说的商朝历史是可信的，从而印证《史记·殷本纪》有关商王朝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从考古学文化中确认出商文化这一成功的例子，不禁使人们自然地想道：夏文化是否也能通过考古学找到呢？夏文化问题就这样在中国考古学上提了出来。

夏文化的探讨涉及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是一场多学科的大会战。继历史文献学之后，古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到探索夏文化的行列。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地致力于对有关文献的可信性考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夏王朝所经历的绝对年代、夏族的迁徙、社会形态、信仰习俗、与周边方国古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考古学家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通过对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遗存材料的分析研究，对夏文化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与周邻相关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有关文化特征和性质作出判断；地理学家除了对与夏王朝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望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外，近来还更多对地貌环境予以了关注；天文学家借助文献中记载的发生于夏王朝时期的重要天文现象，对“仲康日食”“五星联珠”等天文现象发生的绝对年代进行推算；物理学家主要是运用测年技术对考古学提供的标本进行绝对年代测定。

多学科成果的互相参照，无疑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更多的依据。1996 年至2000 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目标就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年表。中国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始终绵延流传的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中国历史的明确纪年始于公元前 841 年，即司马迁的《史记》只追溯到西周晚期周厉王的共和元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也就是说文献中作记载的中华5000 年文明史只有 3000 多年可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缺憾。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有关学术问题实施多学科联合共同探讨，最终在 2000 年 11 月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把夏王朝的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夏都地望位于洛阳平原中部的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也成为被接受的观点；而武王伐纣这一关键时间点，被定在公元前 1046 年。历史曾经把武王伐纣的年份深深地隐藏起来，这一问题的解决，下至西周，上至夏、商，很多历史的谜团都能顺次揭开。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结果。

从西汉的刘歆就开始了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年代学的系统研究，之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但都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有多学科的大兵团作战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填补了中国文明史的空白，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向前延伸了 1200 多年，即夏朝之始，它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给出时间上的标尺，以及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成绩虽然是阶段性的，但年表的发布给出了一个学术讨论的基础。学问越辩越明，更深入的讨论有益于学术的进步，而且专项资金与技术的投入使得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高规格的工程和广泛的学术讨论，以及大幅度的宣传，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知识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早期国家的探索是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而推进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学术界认为中国从周代开始进入国家，而其后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把中国进入国家社会的年代提前到商代晚期；郑州商城的发掘与研究，把中国进入国家社会的年代提前到商代早期；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把中国进入国家社会的年代提前到夏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中原地区，率先发生了国家进程的演化，相继诞生了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史称老三代，成为中国的早期国家。禹最终建立了夏王朝。文物与考古材料显示夏文化分布、影响地域之广袤，内部等级差别之强烈，大体符合恩格斯提出的科学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即按地域划分子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置这两项标准，由此判定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国家，华夏民族由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夏代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演化而来，与原始氏族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具有政治方面的内容，即经过分封的氏族成为夏王朝统治的基础，执行夏王朝的各项管理任务，而且还标志着夏王朝与方国部落间经济关系的建立，《尚书·禹贡》中记载的赋税征收，就是关于夏代封建与贡赋关系的一个重要记载。这种经济关系是原始氏族社会演进为夏代氏族社会后的新形态，表明这种关系已经由萌芽状态渐趋成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已开始发芽、长叶、开花。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夏代的氏族奴隶制开中国奴隶社会之先河，对其后的商、西周两代的社会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国家，并非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国”，它只是处于发生国家进程最初的一些阶段，远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而只是林立邦国中的佼佼者。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而“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含义，就是封邦建国。按《尚书》中《大诰》《昭诰》记载，周原本是商王朝西方的一个小邦，在公元前 11 世纪灭商，取代“大邦殷”成为天下共主。周公东征胜利结束后，坐落于西面关中平原的首都镐京被称为“宗周”。而位于东部伊洛平原以王城为中心的雒邑，因属于护卫宗周的屏障和镇抚东方的重镇，被称为“成周”。为了维护和巩固西周王朝，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开始实行封藩建卫措施，分封诸侯国，以藩屏周。西周时期分封制度的实施，促使宗族形成并进一步发展。这种分封制度导致了社会等级与血缘的亲疏远近相联系，宗法成为处理各级贵族之间关系的准则。西周时期的宗族严格区分嫡庶，并且由此形成了严密的大宗与小宗体系。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历代文献记载详略不一，目前经过考古工作能够基本落实下来或取得重要线索的封国有鲁、齐、燕、晋、卫等。西周通过分封诸侯，开发了边远地区，建立与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燕乃召公始封。老一辈考古学家认为，燕乃是随地方生产的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方国，并不是从周朝的分封所开始的，它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可见，燕是西周王朝分封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古国。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武王灭商后，即封召公奭于北燕，作为西周王朝的北部屏障。召公奭历经武王、成王、康王三王，是西周早期对周室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物，是西周著名的三公即周公、召公、姜太公之一。有专家甚至认为他与周公齐名，将燕地封给他，可见此地对于屏周的重要性。关于燕的始封地，汉代以来，意见各异，后来的文献记载也不一致，但大致范围还是集中在北京及其河北省交界地域。直到 1962 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现了房山琉璃河遗址，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确认就是燕国的始封地。

有关琉璃河西周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有：20 世纪 70 年代在董家林村发现了建于西周早期的古城垣，地面上尚可见到残高 3 米左右的夯土墙，静静伫立，散发着沧桑的气息。在城内发现古代房基、窖穴、废弃物堆积坑等遗迹，城外有护城壕。90 年代在城的东北角发现用鹅卵石垒筑的通往城外的排水道，在城的偏北部发现宫殿建筑基址群和陶窑，在城的西北角发现平民居住区。对西周墓葬的发掘，发现了带有墓道的大型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漆器等随葬品，其中青铜器铭文多次出现“匽侯”字样，表明这是一处燕侯家族墓地。另外，这里出土的西周早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还显示出这里与首都宗周和成周的交往关系。西周的武王封燕，使周文化从此扩张到北京地区并成为当地的主导文化因素，标志着北京地区正式纳入西周王朝的版图。琉璃河西周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人们得以确认西周王朝所封燕国的地望，逐步认识到西周时期燕文化的特征。

周朝对于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就是周公所制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周公是被后世代代尊为楷模的人物，他高尚的品格与治世之才被世代称颂。但他总是显得有些面目不清，也许是由于他应有的名分及历史位置和作用始终未见清晰明确的记载，只说是辅佐成王，但这反而更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中国文化中，对那种默默无闻、鞠躬尽瘁却又功绩卓著的人总是充满着敬佩之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对他人格的感叹与赞誉。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并完备起来的，周公的制礼作乐，使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最终得以成熟和定型。在儒家经典“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之中，记载了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但《乐经》毁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相较于远古对巫与神的原始崇拜时的礼乐，周朝的礼乐不仅形成了系统的制度，而且拥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礼乐文化的形成，是西周社会宗法封建制确立的标志。

什么是礼？《史记·礼书》认为，礼是“人道经纬”“万端规矩”。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人道”指的是等级社会之人道，也就是说，礼制只能产生于等级社会。它是古代王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宗教、刑法和制度的“万端规矩”，在于它规定了人在等级社会中的关系与位置，是维系天下等级制社会秩序的准则。

“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是区别于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维护，使人能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成为人内心的道德尺度，有荣辱心，有道德底线。其四，《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即礼的作用是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只有通过知礼、守礼，才能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

“乐”的最原始起源，也许是来自原始先民在祭祀活动中的节奏，他们挥动着手臂、跳跃着、晃动着头颅，以期得到与天地的沟通。这种令人沉醉的节奏慢慢形成了鼓点，配上了吟唱与呼唤，随着先民们情感的不断注入，优美的“乐”形成了，演奏乐的“器”也逐渐出现。如何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有秩序的协调一致。《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左右，礼的作用在于建立秩序。乐的作用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而形成一种完美的状态，交响乐队的组合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所以“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周代的礼乐虽各有制度，在形式、功用上不同，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礼”是人文的大概念，“乐”是礼制的一项内容，“乐”的和是为“礼”的秩序而服务的。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所以树立“德”，以“德”为教化，是周公制礼乐的一个重要目的。周公心目中的“国”，就是一个理想化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又被陶渊明加以艺术化的提升，桃花源留给人们无限的憧憬与想象，永远是纷繁世界中的一个精神乐园。有人能塑造出周公的形象吗？我心目中的周公，挺拔、高大，有一缕极其优雅的美髯垂至胸前，他目光谦逊温和而又智慧深远，手指白皙修长，在宣导与教化时，从不以手指人，或是情绪化地挥动手臂，他的手总是轻捻着胡须，含蓄地注视着前方，然后再缓缓而言。无论如何，周公的形象始终清晰不起来，他只是雾中的一个身影，只能令人感知，而不能刻画。

昏庸荒唐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一个人称褒姒的女人玩死了自己，平王东迁把国都搬到洛阳，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一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到来了。春秋战国的政治大动荡、大变革，使西周建立在宗法秩序基础上的等级分封制度、世官世族制度、国野都鄙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随着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新型官僚制度、俸禄制度、官吏选拔制度、郡县制度建立了起来，为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民族大融合是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前提。春秋时期华夏中原地区以外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不断内迁或内侵中原，使中原地区形成了“诸夏”和蛮、夷、戎、狄交相杂处的局面。然而，战争和政治联系也是民族交往的形式之一，而且是最为激烈的形式，各民族通过交战和政治往来达到互相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必经之路。另一条民族融合的渠道就是通婚。当时夷夏通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血统的融合，对民族融合是一个大促进。春秋后期，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与诸夏交往杂处的各族，不是被分化就是已经同化，不少都加入了华夏的版图。春秋以后形成的中原三晋、东方齐鲁、南方楚、西方秦、北方燕几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无不以华夏为核心融合了一些少数民族及其经济、文化因素，因此，在华夏民族已经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天下一统，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激烈的战争由诸侯割据走向统一的巨变时期。战国的百家争鸣，虽然常常是各引一端，互相难辨，但各家思想的宗旨大都着眼于国家的统一，都是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出谋划策。他们或鼓吹王道，或者称颂霸道，或主张以仁义治世，或主张以霸道统一，或主张王、霸并用，或主张“合纵”“连横”，以及垄断商业以富国等。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所以，百家争鸣从整体上说是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和大一统的洪流，成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这样一个动荡而又繁荣的时代，文化作品也一定是独具魅力的，所以春秋战国又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时代。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孔门后学辑录的一部记载孔子言行的书，为语录体散文。书中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文字虽短，但语言洗练，言简意深，有一种徐缓含蓄的风格。这些语录，用鲜明的、人们常见的事物做比喻来阐明人生哲理，句式上使用并列排比的语句，层层推进，阐明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给人以启示。值得一提的是，《论语》虽然是语录体，但也能用简洁的语言生动描绘出人物的举止神情，把老师的风趣幽默、学生的笃信师说，以及师生间的亲密之情写得委婉细腻。通过简短的几句对话就将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堪称大师水平。而后世的《红楼梦》也是靠写对话来描写人物、交代各种关系与结构的翘楚之作。

与孔子温文典雅的风格不同，《孟子》文章仍属对话体，但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词锋犀利，气势磅礴，富于辩论性。《孟子》的文章据理驳斥，写得理直气壮，层层推进，非常有说服力，那些一连串的排比反问句，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各种辩论场合都是以驳倒对方而告结束的。《孟子》不仅文风犀利，而且善设机毂，欲擒故纵，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和幽默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带有百家争鸣激烈竞争中的辩士特色。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是不是很过瘾？《孟子》的文章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文章不仅气势充沛，而且语气也极为逼真，有很多接近口语，自然流畅，非常生活化，说明《孟子》散文也在脱离语录体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

《庄子》的散文又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是它独有的特色。《庄子》散文构思宏伟，想象奇妙，汪洋恣肆，变化多端，语汇也丰富多彩。如著名的《逍遥游》，根据神话传说，以夸张的手法写鲲鹏之大以及它展翅于天海之间的壮阔景象，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极具画面感。而《秋水》则用拟人的手法写河伯从“欣然自喜”到“望洋兴叹”，一波三折，说明宇宙是广阔无垠的，而一个人所了解的东西是有限的。既蕴含着意味深长的哲理，又具有开阔深远的意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庄子》散文多用韵，读起来和谐而有节奏感，这种朗朗上口的文章，结合着隽永的味道，读之如嚼橄榄，沁人心脾。

提到现实主义与浪漫激情的完美结合，非《国风》与《楚辞》莫属。《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 500 多年间的诗歌 305 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国风》就是《诗经》的第一部分。“风”的意思是风土民谣，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即“十五国风”；“雅”是正声雅乐，即用于宴会典礼的正统宫廷乐歌；“颂”则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如果《国风》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基调，那么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则用他所创作的富于楚文化色彩的骚体诗歌，以充沛的感情、奇诡的想象以及华美的语言开拓了长篇抒情诗歌之路，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艺术的基础。

《楚辞》本意为楚地的歌词，实际上是骚体类诗歌的总集，西汉刘向编辑，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共计 16 篇。提起《楚辞》，人们的自然联想就是浪漫，它想象奇特，感情汹涌澎湃，仿佛被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推动而向外奔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屈原在《离骚》中借诉说离别的忧愁，自叙平生遭遇，并以奇诡的想象抒发自己坚贞不屈的精神和爱国情感；而《天问》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悴，因此指天说地，评古论今，一口气洋洋洒洒地向老天提了 170 多个问题的著作，这些问题中的有些至今都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不断地被后人感悟与思考。特别浪漫的是，屈原以奇幻优美的笔调写出他幻想着去寻访女神，向宓妃求爱，以及他寻爱不得的痛苦甚至是那梦交幽媾的蛛丝马迹，这种奇艳的想象被现代人称为“意淫”。其实，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作者想表达自己对理想的一往情深以及对理想始终不渝的追求和坚持。后辈诗人都继承了这一手法，表面在写爱情，内核却与政治形势、个人命运以及对仕途的期望密切相关，无题诗即是其中的代表作。无题诗几乎都是爱情诗，诗句都写得极其婉转深沉、清丽典雅，都很有画面感，都带有那种咫尺天涯、求之不得却又欲罢不能的隐痛，对于中国文人百转千回的九曲之肠来说，这种形式也许最合他们的胃口，又想表白，又要隐晦，那么就只能依靠浪漫了。

风起云涌的战国七雄争霸，最后的结果，商鞅变法奠定了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基础。经济制度的改革导致了秦国国力的增强，而他的连坐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法，甚至调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使集权制进一步强化并使秦国拥有“虎狼之师”的强大兵力，迅速崛起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有专家说，是以商鞅、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把秦推上统一中国的舞台，由秦消灭六国而完成“千古一帝”的伟业；读《史记》专家王立群老师则说是因为秦国的六代明君，重用人才，几代图强且能抓住时机又没犯错误，而六国则国君昏庸，又总犯错误，国内人才流失又贻误诸多机会，恰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小杜紧跟着又来了一句：“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深刻，辩证，历史的总结。

《阿房宫赋》是我除《长恨歌》之外最喜爱朗读、背诵的篇章。“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念着这样的句子，口中仿佛嚼着一枚橄榄。然而那迤逦三百里的繁华胜景，转瞬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随着杜牧的一声“嗟乎”，他发出了对世人的警叹：“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致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段有点绕口的文辞，在中学的课堂上，被学子们朗朗诵读，听上去是那样悦耳，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历史的余音缭绕，杳然知其所之也。

轻轻抚摸历史的年轮，从夏王朝迈入国家的脚步开始，到西周的制礼作乐所确立的社会制度及其具体内容，进而到春秋战国为华夏大一统所做的铺垫，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无数浪漫之作，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清历史的年轮，让这么美丽的年轮不断扩展开去，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追寻真正可以用“前赴后继”四个字来形容与概括。强大的科学技术手段，多学科大兵团作战的组织形式，为考古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多的历史遗案将昭告于天下，对历史会有更加深入、更多层次与角度的认知。然而，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全民意识中对祖宗遗产保护责任的认知和自觉性到底达到何种程度呢？周公在礼乐制度中所倡导的“德”的核心，在现代人的价值观中占到几许地位呢？我们永远只是轻轻抚摸历史的年轮，不要惊扰它，更不要伤害它，让它的年轮永远清晰，始终能为我们讲述那一串串隽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