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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5 月 18 日，世界博物馆日这一天，首都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我在读过这些报道后便被吸引走进了新的首都博物馆，同时也开始了我的文物摄影，这是我生活经历中的一个新阶段，带给我极其充实与美好的感受。
为什么这么喜欢博物馆？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文物摄影？最初的感觉是因为它们太美了，引得你不由得举起相机。但是古代的美不同于今时的美，有不少在博物馆观看过展品的人都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古人做的东西这么美，今人的科技水平这么高，却再也做不出来了？这个问题仿佛难以回答，只能让人无奈地摇摇头，直到我看到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之先生的一段话我才找到答案。
2007 年夏天，首博举办过一个“古陶文明展”，这个展览对我有着启蒙的作用，不仅让我开始了解古代文明之美，也回答了今人为何再也达不到古人的智慧这个问题。
古陶文明展的内容包括：神与巫的主题——红山时期带有神秘祭祀色彩的人、神、动物，引领着人们去完成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痴心与梦想；黄河古韵——中原绚烂的彩陶文明，不仅登峰造极，也构成了东方艺术和汉语文字的源头之一；泥封探隐——最初的古代印章于方寸之中所保存的大量最原始也最真实的古代印迹，已成为继甲骨文、金文、简牍之后，金石学的又一重要成果；瓦之精英——始于周而造极秦汉的瓦当文化，让我们领略秦汉瓦当所展示的大气与唯美并被深深震撼；砖之荟萃——伴随着先民地面建筑产生而生成的秦砖，不仅猛硕大块，而且留下了足以令后人时常浩叹唏嘘而又无以穷尽的奥妙和美；古陶撷英——华夏先民以陶为依托，将智慧与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常常使后人叹为观止，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异彩纷呈的陶的文明史。总之，古陶文明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一些更老、更早的文物，为了收集整理它们，路东之先生放着画展不办，“固执孤旅，低首前行，从来未曾改变过方向！为了能在‘理想主义的细瘦行列’中不掉队，我们动用了最大的真诚、智慧和信念，忍受着艰辛、苦闷和孤独，也感知着欢乐、幸福与自豪。”（路东之）
这个展览告诉我们一个内涵，如路东之先生自己所说：“我知道在那本不遥远的古代，神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神或者说超人就在人们中间。不像我们今天，神已经远去，世间只有人了，处处都是差异越来越小的人了。在那个时代，人类的精神是那么完整。他们与宇宙和大自然浑然一体，他们可以感知和使用我们今天已经难于感知与使用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的先民作品是那么浑然那么完整。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吧，现代文明把我们的精神分割得支离破碎。我们迷失了关于‘完整’的记忆和本能。在这个神性远离以至消失泯灭的时代，我们多么需要看到一束来自远古，来自祖先，来自人性自身的神性光芒。它将提示我们对智慧、理想以及崇高感与神秘性的认知和理解。”
终于明白为什么今人不如古人聪明了。是因为我们自身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是因为蒙蔽我们心灵的层层尘埃，我们自己已经不完整了；更是因为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需要祖先神性光芒的照耀，这一束远古的神性光芒，不是迷信，更不是巫术，它是来自人性本源的、毫无污染的、纯粹的光芒，它来自我们的内心。从此，我迷上了神与巫的主题，它引导着我，开始学会了解历史，并尝试着去回答“我是怎么来的”这一终极问题。
因为拍摄文物，我开始产生兴趣去了解它们背后的事情。北京的那些文物不再是一件件孤立的东西，历史也不再是零散的碎片，我从对文物单纯的欣赏喜爱迈步到历史的长河之中，文物的美与历史融会贯通，使我对它们美的理解有了深度，有了厚度，并让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我背着那台普通的佳能单反，用始终伴随我的那几只定焦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一尊尊文物，为它们编写短文，叙述它们的历史，讴歌它们的美，这一过程带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充实了我的生活，滋养了我的生命。
历史是一面镜子，更是一把护佑心灵的大伞，我们只有把自己放到历史的长河之中，才是一滴永远也不会干掉的水，才不会对生命发出无奈的喟叹。博物馆以文物的形式让我们更直观、更具欣赏性地了解历史，它所提供的独特的环境，恐怕是其他场所难以比肩的。奥运期间首博开办了五大联展，人们不惜花几小时排队等待，只为一睹五千年文明瑰宝。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不仅怀有对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而且还颇具专业水平和认知深度。他们以越来越沉稳的心态以及越来越专业的水平，加入欣赏、钻研文物的队伍。一位在校研究生在参观首博时说：“中国在不久之后，一定会再出现那些书香门第的。”这种对文化传承的自信，是最为可贵、也是最让人充满希望的。文化的裂缝正在弥合，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仍有令人忧心之处。那些焕发着古代文明与智慧之光的文物不会始终存在并时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抛开那些人为的破坏因素不说，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有些文物只能作为特展展出，展览一结束即被收起，何时能再见，就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不能确定。另外，因为博物馆所必须执行的一些任务，以及换展甚至是撤展，有些文物也会见不到了。首博的城建展厅是常设展览中的重头，以考古实证的形式，向人们述说着北京城的由来与发展，是对北京通史的重要补充。然而这一花费巨资建造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奥运前夕被换展了，改成了更能博人眼球的精品文物。那些标示着燕都蓟城位置的陶井圈再也见不到了，这些陶井圈以文物的形式，对北京建城历史的开端这一重要的时间点进行了实证。斗拱，这一充分利用力学原理而又颇具美学成分的建筑构件，曾在展厅中被解析给人们看，使我们能从视觉的角度了解它、弄懂它，如今它们都不在了。城建展厅撤展那天，首都博物馆城建厅的志愿者全体到馆，把展览内容整个讲了一遍，以此作为对自己心爱展厅的告别。
面对这些遗憾，我们只能依靠手中的相机，将那些文物及时记录下来，昭示给后人。北京考古学家苏天钧先生，也以那种“固执孤旅，低首前行，从来未曾改变过方向”的精神，做着毫无商业性的基础工作，倾其精力编写了十五卷之浩的《北京考古集成》。苏先生将北京浩繁的历史文化史料，众多的历代古迹，异彩纷呈的文物，丰富多彩的民俗，以及有关北京考古的分散出版的著作和见于各种报刊的论文、文章编辑整理成一部类书，于 2000 年出版，供热爱北京、热衷于北京史研究的人们查阅翻检。著名历史地理考古学家侯仁之先生为这部书题写了书名。然而苏先生还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将《北京考古集成》中涉及的内容尽量图片化，以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示北京的历史，并希望我来做这件事情。
十几年来，我也积攒了不少自己拍摄的文物照片，基本上都离不开《北京考古集成》中的内容，因缘契合，看来这件事是非做不可了。根据苏先生的要求，从新石器到明清，我选择了四百多件北京地区出土与传世的文物，大多数为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展品。这些文物贯穿了三个主题：
第一，是以文物实证来见证北京建城、建都的历史；第二，是以文物来展现北京是在中原与东北、西北的民族融合与民族纷争中，地位日趋重要，逐步上升这一历史发展特点；第三，是要用异彩纷呈又奢华富丽的文物展示北京历朝古都都城文化的特色。用文物讲述历史，用文物展现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色，就是这些图片想要起到的作用，也是《幽燕拾珠》要说的事儿。
苏先生认为做这样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是件功德之事。老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担心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传不下去，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见到它们，了解它们的历史及故事，为此他们不遗余力。他们中的很多人辛勤耕耘，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艰苦、孤独而又枯燥的文物与考古事业。在《北京考古集成》中我读到了这样一则事例：
考古学是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和时空的关系，并据此探讨人与自然，以及人们所处社会关系的一种历史学科。资料是信息的载体。有一位研究者自调查拒马河先秦古文化遗存开始，中间选择镇江营和塔照两遗址进行发掘，至结束遗址的发掘，共用了 5 年的时间；从整理、研究发掘资料，到编写报告，又费去了 7 年时光。作为这一研究项目的主持人，随着这个 12 年时光的流逝，从风华青年进入了深沉的中年。人生有多少个 12 年，人生能以旺盛精力工作的年代，又有几个 12 年！用这么多的时间，完成这样一项研究，值吗？这本研究报告无疑很有价值，然而花费这么多精力写出的书，只是为后来研究者砌的让他们登上超越的台阶。研究者本人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在发掘结束后的几年里，遗址破坏较为严重。由于当地盛产大理石，两遗址原有的采石沟不断扩大。现在镇江营遗址的西半部被切削至生土，塔照遗存已不复存在。”这位考古学者独此一家的对塔照遗址的研究，已死无对证了。这不仅未能使她流露哪怕一点点的暗暗欣喜，透过这不多的文字，见到的却是一位正派学者埋在内心深处的痛楚而无可奈何的情绪，正在向外汹涌地流淌出来。
把宝贵的青春都奉献出来，只完成了一项考古研究的竟然是一位女性。我默然，继之肃然起敬，我轻轻抚摸着书中她的名字，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敬意。他们默默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为后人“砌的让他们登上超越的台阶”，而不是自己的纪念碑。这些大多处于“灯火阑珊处”的学者，做出的成就令我们“蓦然回首”，在惊叹与赞赏之后，我们更加懂得学史、读史的意义，逐渐领会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我们建立起敬畏之心，学会不再孤立地看待问题，学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之中，鉴往知来，为现在的自己正确定位。
满怀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敬畏与对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敬佩之情，跟着前辈们的脚步，也做一些文物宣传与保护工作，这些工作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历史的延续也是生命的延续，我也希望能砌一节为后人“登上的超越的台阶”。为了那份深深的挚爱，让那些精美的文物始终留在我们身边，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共同欣赏它们的美，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并记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