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帝国风范

伟人毛泽东是个大诗人，又是个书法家，在他的作品中，将书法与诗词结合得最完美、同时又最能抒发情怀的，恐怕非《沁园春·雪》莫属了。这幅作品不仅被制作成最大的篇幅，而且被赋予过多种画意，也是人民大会堂中的扛鼎之作。雄视古今的毛泽东，面对陕北雪后壮阔的风景，挥笔写下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而那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总是被朗诵得激情澎湃，荡气回肠。上下五千年，那些被伟人认为都差那么一点儿的古代帝皇，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百家讲坛》中有位老师曾说过，评价中国古代皇帝有两类，一类叫作一代之皇帝，一类叫作百代之皇帝。一代之皇帝是说这个皇帝的影响仅限于一个朝代，例如汉高祖刘邦；百代之皇帝是说这个皇帝造成的历史影响并没有随着他那个朝代的消亡而消失，影响反而继续存在，持续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例如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制国家，而汉武帝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文景之治是中国有名的治世之一。汉武帝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国库中钱多得以至于穿钱的麻绳都烂了，粮库中的粮食多得装不下以至于腐烂了不能食用。从汉高祖刘邦的百废待兴到文景之治的汉武帝即位之初，不过短短 60 多年的时间，西汉王朝取得了这么显著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老百姓拥戴朝廷，秦朝颁布的苛政法律在西汉前期被废止，面对这样的“好摊子”，汉武帝要有哪些作为呢？是沿用前朝的政策还是改革旧制推行新政？那时候的封建王朝，毕竟还是处在起步阶段，在政论家、思想家董仲舒的建言献策下，汉武帝讲了这样一句话：“朕不变更制度，将使后世无法。”这话说得真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汉武帝决心已定，要创立一系列制度让后世子孙有所遵循。这也许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制度礼法上的大作为。

周武王灭商后的分封制度，给后世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令皇帝头痛的问题，汉朝统治者希望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这项工作谈何容易？从世代诸侯手中拿回他们的权利与封地，必然要引起他们的顽强抵抗，吴楚的七国之乱就是明证。国家虽然平定了这场叛乱，削藩仍是个棘手的问题。智慧的汉武帝采用了制度建设的手段，在制度建设中无形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推恩令”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法令，顾名思义就是把皇帝的恩泽推广开来，波及诸侯王的子孙。诸侯王原来的王位传承是选一个王太子来继承其全部的封地及王号，以保证封地的完整性和势力不受损害。“推恩令”则要求诸侯王不仅要对王太子做出安排，而且对其他儿子都得做出安排，要将皇帝的恩泽推广到每一位太子，每人都要分一杯羹。这项法令的实质，是要让那些出自不同妻妾又争权夺利的太子们窝里斗，用维护亲情的伦理，非常有效地把诸侯王的领土和权益进行了分割，造成诸侯王领土的减少与势力的衰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汉武帝真是太有才了。

汉武帝时期还有一项新的法律就是“阿党之法”，这是惩治结党营私的新法律。阿党之法的内涵就是强制要求诸侯国内的两个重要官职“傅”和“相”，严密监视诸侯王的一举一动。傅和相本来是辅助诸侯王的，但如果这二位不向朝廷举报诸侯王的过失就是犯了阿党罪，这可是个政治罪名，可以受到罢官、下狱甚至是更严重的处罚。这样一来，傅和相的工作实质就发生了变化，从帮助治理变成监督举报，两位重要的官员变成了朝廷的眼线，成了代表皇帝去监视诸侯王的特殊人物，这是官僚集团内部的一个重要变化。

汉武帝改革的又一项内容是削弱丞相的权利以加强皇帝的权力。丞相是辅佐皇帝治国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汉武帝前期丞相还是有实权的，皇帝和丞相互相制约。但是外戚田蚡掌握相权之时对手中的权利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任命官员的权力。汉武帝不愿看到丞相拥有那么高的权利来参与决策，就制定了一个新制度把丞相从决策圈中排挤出去，让丞相只有执行的权利而没有决策的权利。一个新的决策机构或称官僚体制形成了，由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官员来决策，这些或是秘书出身或是皇帝信任的朝臣有专门的官职称作中朝官，以丞相为首的大臣则被称为外朝官。皇帝用特殊的组织手段来削弱丞相的权利，还包括丞相在百官中的政治威信。

汉武帝用这些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所解决的问题都是统治者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他的这些手段也都被后世的统治者与政客们熟练运用，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像汉武帝这样的先师，还能是“略输文采”吗？没有他的启迪与现身说法，后世的统治者能掌握那么丰富的治世之道吗？

历史学家对秦皇汉武曾有这样的评价：在中国古代，政治上的统一完成于秦始皇，文化上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汉武帝使一个国家有了一个自上而下共同遵循的社会价值观，这样一个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用法家思想来推行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用国家的暴力机器和强制手段来治理国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焚书坑儒。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多了，他把儒学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提高到国家共同遵守的位置，他用的不是暴力手段而是循序渐进的渗透方式。在汉武帝建立的教育学府——太学里，学生由各地严格选拔推荐上来，学的都是儒家经典，由选定的精通儒术的人讲课，通过考试的学生被授予一定的官位，成绩好的还可以到皇帝身边做事。这样的做法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学而优则仕”。不少原来不学儒术的士子改学儒术，就是因为其他的“杂学”不足以给他带来政治利益，对于满怀济世救国之志的中国知识分子，十分明确选择的重要性。把学习和仕途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学习儒术，这么高明的做法也成了后事之师。

汉武帝的又一项伟大功绩是开疆扩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北方攻打匈奴，东方攻打朝鲜，而西域的开通、派张骞出使西域也是为了夹击匈奴。本来是一项军事战略，却因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古罗马帝国与大汉王朝联结到一起，这是影响超大的历史事件。现在不少的展览与讲座，都喜欢将大罗马与大汉作为两条平行的主线来讲述那一阶段的历史，以更为宽广的角度与更加丰富的层次来帮助我们认知历史。

秦朝的命运只有短短的三十几年，而大汉则经历了 300 多年的历史。伟大的治世之师汉武帝，民富国强的大汉朝，文化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并且拥有帝国的气魄，让我们从中采撷几只丰美的花朵，来感受一下汉之风采。

汉代的艺术风范有大而至简的特色。新石器时期散落在墓葬中简素的玉璧，到了汉代已经成为重要的玉礼器，上面的纹饰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汉代玉璧个头很大，彰显着大汉的气魄。玉璧也是文化生命最长的玉器，从新石器到元明清绵延不绝，形制始终如一，被后代奉为圭臬。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徽设计提案中，清华大学组设计的主体就是一块玉璧；而 2008 年奥运会的奖牌，就是汉代出廓玉璧的形制，在玉璧上端飘着一朵祥云。可见玉璧的力量有多强大。

汉代还有一件代表性的器物就是鸡心佩，椭圆的形状，在玉佩的顶部还有一个小尖儿像鸡心的形状，所以被称作鸡心佩。它最初是来源于韘，是射箭时套在指上的防护用品，后演变为玉佩。鸡心佩大气唯美古意十足，是后来明清方古玉的楷模，后人在它身上花了很多工夫，留下众多精细古雅的仿古玉。

强大富裕的大汉盛行厚葬之风，除了金缕玉衣之外，玉豚握与玉蝉也是厚葬的重要器物。玉豚握就是握在被下葬者手中的一件玉器，是猪的造型，它具有“汉八刀”的典型风范。“汉八刀”并不是说八刀即能琢制出一件玉器，而是形象地体现出汉代玉器简洁的风格。玉豚身上的那几道纹饰，真好像是八刀就琢制出来的，不仅简洁，而且还十分有力度，带给人极强的质感。国家强盛，必然在艺术品上有所体现。汉代的玉蝉也是“汉八刀”的杰出代表，被放在死者的口中，取蝉性高洁及生命蜕变之意。汉八刀简洁有力的刀法却营造出如纱的蝉翼，体侧的翅膀所蕴含的那种力量，预示着经过数年蛰伏即将破蛹而出的蝉儿，在新生命力的推动下，振翅欲飞。

汉代的漆器和丝织品也非常华丽。著名的北京老山汉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漆案，长 2.3 米，宽 0.5 米，是迄今在北方地区汉墓中发现的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漆器。漆案为黑地红彩，间杂其他颜色，上面有动、植物纹，流云纹，几何纹等多种文饰，画工细腻，线条十分流畅飘逸，为不可多得的漆器精品。

老山汉墓还出土了一件大型丝织品，是盖在内棺上的棺罩，长约 240 厘米、宽约 50 厘米，为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一件西汉丝织品。由于老山汉墓早期被盗，棺木已经坍塌，内外棺的棺板被紧紧地挤压在一起，而覆盖在内棺上的这件棺罩被夹在中间才得以幸存。当时没有印花技术，这件织物上面的花纹是用丝线绣上去的，用工之浩，绣品面积之大和完整也属北方之最，为研究北京地区汉代织绣艺术提供了实证。

首博的通史展厅中布有两条展线，一条是北京通史的历史脉络，另一条是同时期世界上的历史事件，以便于对照着来看。大汉当然是与古罗马并肩而行的。罗马柱是古罗马建筑的代表，在恢宏的汉代建筑中也有“罗马柱”吗？中国古代很多陵墓前都有一条大道，被称为“神道”。在神道前往往立有石柱，称作“墓表”，称得上是汉版的罗马柱。1964 年在北京石景山区发现了秦君神道石柱，共有 17 件，柱上有两只螭虎托着柱额，额面上刻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11 字，文字清晰，古朴浑厚。石柱立于公元 105 年，是目前所知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地上建筑的唯一遗存。

在幽燕大地上，著名的满城汉墓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长信宫灯。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然而却不是一开始就归窦绾所有。长信宫灯上有铭文“阳信家”，有学者据此推测长信宫灯原属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因其子刘中意参与“七国之乱”而遭到废黜，封国与家财收为国有，长信宫灯被送入窦太后的宫殿“长信宫”浴府使用，故又增加了“长信宫”字样的铭文以示宫灯易主。后窦太后将宫灯送给了本族裔亲窦绾，窦绾死后宫灯便随她葬入墓内。因灯上还有“长信尚浴”字样，故发掘出土后被命名为“长信宫灯”。

这件宫灯真是大美之物。第一次见她时，我围着她转了很久，用我心爱的定焦镜头拍她的全景，拍她的正位、侧位，她的背影，拍她的脸，她的脖子、肩膀，她的手，很长时间都不忍离去。这位梳髻的跣足侍女跪坐在地，手持铜灯，神态十分娴雅大气。宫女尚且如此，那么在这盏宫灯照射下入浴的西汉女皇族，她们的气度一定不会输给“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贵妃。这件宫灯还是一件环保灯，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可盛水，燃烧的气体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物与复杂的花纹，简洁的笔触正是汉代风范的魅力所在。

窦绾墓中还出土了两件爱物，是一对错金银镶嵌铜豹。这两只铜豹身躯用金银错出梅花状豹斑，体内灌铅，是为镇席之用，高只有 3.5 厘米，长 5.9 厘米，非常小巧可爱。它们好像正谈得起劲，一只喋喋不休地说，另一只偏着脑袋饶有兴味地听，玛瑙镶嵌的眼睛，显现出温柔富贵，分明是两个妇人对谈的场景。用于给窦绾陪葬，真是用心细致入微。

汉代青铜器中有很多南方动物，犀牛就是其中之一。小犀尊在青铜器中个个名头响亮。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可称得上是馆中藏品的一大亮点，它以独特的艺术特点，彰显着东方文明的雕塑之美。然而在国家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尊更美、更华丽的小犀尊，它体态雄健，向前伸探着头，双耳竖起，好像前方有什么吸引它的声音，镶嵌黑色料珠的双眼充满灵慧之气，和善地注视着你，微抿的嘴唇仿佛要与你说话，是要告诉你它听到了什么。两只犀角神气地竖着，通体饰有华丽的错金银云气纹，仔细观看还能分辨出嵌有极细的金丝象征犀牛的毫毛。转到它的后面，肥硕的胖屁股更具雕塑感，肌肉块块饱满发达，充满活力，稳稳站在地上的四条腿，骨骼肌肉结构分明，肘关节、髋关节在肌肉的包裹中微微隆起。谁说中国的传统雕塑不懂解剖学，对中国古典艺术着迷的东邻日本，在它的大部头著作《中国美术》中，将小臣艅犀尊称为“中国雕塑史上的开篇之作”，而这尊错金银小犀尊则称得上是开篇作后的唯美之作。

以我儿时逛动物园的经历，认为犀牛当属南方动物，可是在中原青铜器中，诸多犀牛的形象令我很是讶异，那个时候就有犀牛在水草丰美的原野上游弋？工匠们把小犀尊塑造得如此写实，如此活灵活现，一定对犀牛十分熟悉，做过仔细地观察与揣摩。文献告诉我们，那时的中原地区确实生活着犀牛，商代甲骨文中把犀牛称为“兕”（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雌犀牛”），记载着一次田猎中射获兕 71 头，河南的殷墟与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也出土过犀牛骨，可它们是什么时候在中原匿迹的呢？文献告诉我们，西汉晚期以后，中原人口迅速增加，犀牛迫于人类的压力，逐渐向南方退却，到了汉末魏晋之时，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南迁，犀牛更是只能困居边鄙之地了。《国语·楚语》中的一句：“巴蜀之犀象，其可尽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犀象都近乎绝迹，何况中原。环境保护是人类永远的话题，无论远古还是现代。保护好环境，历史遗迹才能存留下去，否则，生存都受到威胁，那些文物的结局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