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文化的深沉与厚重
——燕地青铜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领袖的诗句为我们描绘出一派苍茫壮阔的幽燕景色，厚重、深远，诗中那种见于言外的对于将来的期待与不确定的情绪，总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幽燕在华夏大地上已成为一个带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地标，那么燕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考古学家对于燕文化的认知又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西周燕国，自西周早期分封始，地处北方民族的环围之中，曾是周王朝的东北屏障。但是，文献里有关燕的记载甚少，尤其西周时期的燕国，自第一代燕侯起，有八世燕侯无任何文献记载，直至第九世燕惠侯继位时，已是公元前864 年。也就是说，西周早、中期历时约 200 年的历史，在文献中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要了解这一段历史，对考古发掘实物资料的释读尤为重要。从考古学的角度界定燕国文化，研究其产生、发展以及与周边文化的碰撞、选择、排斥、覆盖的过程，是对燕国初期历史的一种再现。西周燕国遗物早在上上个世纪便有发现和著录，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最重要者当是 1960 年对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一大批有明确出土地点，并经过考古发掘的燕侯、燕王等发现的铭文铜器，为认识燕国历史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1986 年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地带，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面积的燕国文化遗址，清理出西周时期大量墓葬和车马坑，其中带有铭文的堇鼎、伯矩鬲就是代表。进一步调查和发掘，查明琉璃河董家林村，有一座西周时代的城垣遗址。从古城遗址、墓葬规模和带有燕铭文的青铜器等推断，这里就是燕国的都城。这是已知北京史上最早的城邑，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琉璃河西周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最著名的，能在首都博物馆牢牢坐稳宝座的就属克盉、克罍和堇鼎了。

克盉、克罍同出土于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克”是人名，盉与罍都是青铜酒器。它们的重要价值是铸造在器盖内壁上的铭文。据史料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同姓贵族和开国功臣到各地任诸侯。将燕地，即今天的北京及周围地区封与召公。召公的长子名叫克，由于召公要留在西周王朝的京师宗周辅佐王室，就由克到燕地就封，成为事实上的第一代燕侯。克盉、克罍的铭文记载周王分封燕王的史实，与史书记载完全相符，说明燕国的始封地就在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这就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城。我们常说北京建城已有三千多年，就是从这时算起的。

堇鼎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堇”也是人名，它造型雄浑凝重，纹饰简洁古朴，它的器形、风格、铭文、字形与黄河流域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说明了三千多年前，北京地区已具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形成了统一的整体。鼎腹内壁铸有铭文 4 行 26 字：“匽候令堇饴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尊枘”。记载了堇奉匽候之命去宗周向召公奉献食物，并受到召公的赏赐，堇因铸鼎，以记荣宠。铭文内容进一步证实了克盉、克罍铭文所记载的召公封燕的史实，说明燕地与周王朝的从属关系，周王朝一直有效地管理着燕地。

北京 3000 多年城建史的起点已经找到，就是始于周王分封的燕地。但是我们马上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周人到千里之外的燕地封国，占据这块土地后又是怎样巩固统治的呢？

据文献记载，周公率军镇压管蔡之乱，商王子禄父北奔，禄父原被封于殷墟原地，其之所以北奔，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齐鲁已建立，东奔已不可能；二是北方原曾是商之盟族，势力还相当强大，北奔可寻求庇护。由于禄父的北奔，使周王感到来自北方的压力，由此建立了燕国，将周朝三公之一召公的后人封在那里“以蕃屏周”。

燕国建立之初，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华北大平原，西有巍峨的太行山，时有山地民族侵扰，东有渤海海浸和黄河故道的滚动所造成的沼泽地带，道路不畅，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无险可守，南面是商人腹地，商人复国心盛，不可能帮助周人，北面是曾保护商王子，与周人抗衡的商旧臣。周人率军越过广袤的商地，远离王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燕国初立，战事频繁，平定领地内的土著，抵抗北方民族的侵扰，均凭武力解决。燕侯墓中随葬多件铜戈、戟、护面和车马器，中型墓中有兵器、车马器者的墓室较大，也可看出在同类墓中具有较高等级的现象，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贵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统领。

燕国是周王同宗，召公是周朝重臣，燕国在北方要比其他分封国等级高，是北方诸侯中名正言顺的统领，但是燕国所面临的北方民族也曾十分强盛，因而时有冲突发生。到西周中期，燕国势力已跨过永定河，在京西的昌平落脚，昌平白浮燕墓，随葬品中日常容器相当少，大部分为兵器、车马器。其M2 为一女性，仅随葬的各种青铜戈就达 15 件之多，另有戟 6 件，加上剑、斧、盾、矛等共 37 件，还有车马器 33 件，而铜、陶容器总共只有 3 件，可见当时的武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在众多兵器中，有非常漂亮的青铜短剑，剑柄用鹰首和马首装饰。北方辽阔的大地上，苍鹰盘旋于蓝天，骏马奔驰在草原，先民们把鹰和马的造型用在了这两把短剑的剑首上。北方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决定了其豪放、剽悍、重义、尚武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这与重礼仪、重文教的中原农业文化迥然不同。因此北方民族的青铜器没有中原的礼器，而主要是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具，造型与纹饰粗犷豪放，装饰纹饰多为写实的动物，极富草原风情与生活气息。由于草原上经常有野兽出没，功能灵活的青铜短剑是北方民族最常见的护身利器。

盾是古代手持的防护性武器，多用木、藤、皮革等轻便材料制成，表面上大多镶有青铜盾饰，既加固了盾，又装饰了盾体，盾饰上狰狞的图案具有威慑敌人的作用。在一面盾上饰有蛇，盘曲着身体，三角形的脑袋，微张着口，狡黠而又蓄势待发。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我们从好莱坞大片中看到的古埃及的蛇纹装饰，还是意大利著名珠宝制造商宝格丽首饰上的金蛇，都具有这种极其聪慧而又凝聚着力量的姿态。对于自然力的理解，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有着相同的表现，这说明了人类在思维与情感上的趋同性。盾饰背面有铭文“偃侯”二字，表明这件镶有盾饰的盾属燕侯所有。

这些兵器印证了周朝初期保卫北疆封土的艰辛历程，然而“封召公于燕”仅仅是屏周吗？或者说“以藩屏周”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体制，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不同文化相互交融与相互推动的角度，召公封燕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我们在研究燕文化的著述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字眼“夏家店下层文化”，仿佛在研究探索燕文化的特征与渊源时，不能不把夏家店下层文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活跃在我国北方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其活动区域北从西拉木伦河起，经赤峰、朝阳达京津地区，南北约有千公里，东从辽河起，向西至张家口，宽约 500 千米。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在燕山南北发展延续的时间里，大体与夏商相始终。上限可达龙山文化晚期，下限在京津塘地区已与西周文化相接触，其发展轨迹有从北向南延伸的趋势。这支雄踞北方的古代部族，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是任何北方早期青铜文化所不能与之相比的。经过考古专家和学者们多年的潜心研究，普遍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由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发展演变来的。它的一支越过燕山长城，进入华北平原北部地区，与当地先进的商周文化融合为一体，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特别是商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早在 1983 年，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就指出过：“认识到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或作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都集中地反映在这里。”有学者认为，苏老的讲话是针对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而讲的。因为这两个北方文化无论是在有关我国文明社会的到来还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都起着“脊梁”的作用，它也为燕文化找到了源头与构成元素起到了作用。有专家更为明确地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北方先燕文化的一支，它是北方燕文化的基础。召公封燕的历史背景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北方的发展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燕文化是由北方诸多民族文化集聚融合形成的。

了解了燕文化的渊源与构成，流连于燕地青铜之间，西周燕国的那些名臣显贵便一一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西周名臣贵族有哪些？老大当属召公无疑，除了克之外还有一串名单：毛班、矩、圉、攸、杨……这些西周的百名老者们，衣着光鲜，佩戴着名贵的、有着草原风范的青铜宝剑，车辚辚、马萧萧地穿行于燕都之内。青铜器上的铭文一一记录下了他们所拥有的无上荣光与恩宠。

班簋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一件蜚声中外的器物，也称毛伯彝。它有四个兽首环耳，下连向内卷曲的象鼻作为足，托起布满饕餮纹的簋身。器腹内有铭文20 行共 198 字，主要记载周成王命毛伯伐东国狷戎的史实，大意为：某年八月，周王命令毛伯继承虢成公的官位，夹辅王位，并监管繁、蜀、巢 3 个方国；又命令毛伯率领军队讨伐东国狷戎，吴伯为左师，吕伯为右师，三年平定了东国……毛伯将这些事迹告诉了子孙班，并告诫班要吸取蛮夷国灭亡的教训，要敬德爱民，不要有一丁点的违背。班拜手叩首，做鼎以颂扬父考蒙受周王室美好的福荫以及先祖的辉煌事迹，并铭记先祖曾被周王任命为执政大臣的这个荣耀。

这是一篇毛班记录毛氏族先人煌煌事迹的回忆录，它的历史价值在于，有关周成王伐东夷国之事，史无记载，此簋铭文补充了史籍的不足，因此弥足珍贵。班的名字在《穆天子传》中多次现身，可见其在周王朝中拥有的位置，因此班簋是西周穆王时期的一件青铜器。此簋何时何地出土无考，自北宋年间被历代皇家所珍藏。清代末年八国联军抢掠北京皇宫，班簋流散民间。十年浩劫中，多少国宝重器、字画珍玩在“破四旧”的狂风中化作碎片，肩负使命的文物工作者把焦虑的目光投向了查抄物资和废品收购站，专门成立了文物清理拣选小组，每天在废物堆中搜宝、捡宝并且还收获颇丰，抢救出了一大批文物。1972 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呼玉衡、华义武师徒二人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拣选文物，在一堆废铜中发现了几块铸有西周铭文的青铜碎片和一个残破的簋身，经过他们在小山般的废铜堆里锲而不舍地翻找，终于一片片地凑出了器物的口、耳、腹部。经著名青铜鉴定家程长新的鉴定、考证，初步认定它就是清宫旧藏“班簋”。经过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的修复，险些遭遇回炉命运的班簋重见天日，如今它安稳地坐落于首都博物馆的青铜展厅之内，成为首博的镇馆之宝。在观赏班簋的同时，让我们也永久地记住那些为保护文物呕心沥血的文物工作者们。

首都博物馆中有一件青铜鬲曾被陈列在精品展厅中，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一件鬲，它就是伯矩鬲。一般鬲的袋足以光素无纹的为多，而伯矩鬲的三个袋足分别铸饰了三个牛头，牛角的角端翘起，高于器表，下端是圆圆的眼睛、活泼的耳朵和美丽的云纹状鼻翼；顶部的平盖装饰着浮雕牛首纹，角端也是翘起的，盖中央有一个由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组成的盖钮，整个器物的构图精美绝伦，还透出一丝梦幻般的童话色彩。器盖及颈部内铸有相同的铭文“才（在）戊辰，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铭文大意是，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父亲的纪念。这件器物出土于北京琉璃河遗址的黄土坡村M251 号墓，是周初青铜器中的杰作，也是北京地区出土的最精美的一件青铜器。

伯矩，或曰矩是何许人？他是带有周血统的诸侯，还是商人后裔？他与燕侯之间存有何种关系？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伯矩所做的铜器不止一件，出土的加上见于著录的传世器共计 22 件，其上都带有“伯矩做宝尊彝”或“白巨做宝”“矩用宝尊彝”的铭文，可见做器者矩在西周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是个地位很高的上层贵族。而与伯矩鬲同墓出土的伯矩盘及其铭文，为回答伯矩的身份提供了依据。伯矩盘造型古朴，纹饰精湛，是一件具有商末遗风的文物精品，盘底内铸有铭文“癸伯矩作宝樽彝”。此铭的字体和器形、花纹的特征等，都和伯矩诸铜器时代一致，可知癸伯矩与伯矩、白矩同为一人，但“癸”为何意，它是古代的一个方国吗？关于癸国的情况，文献中的资料不多，专家们只能从金文和甲骨文中寻找有关线索。

甲骨文和金文资料显示，癸国族在商王武丁时期就已存在了，并且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现有资料已经说明，周初的诸侯国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是商王所封之国而被周王所承认的。因此有专家根据考据推断，伯矩鬲铭文中记述燕侯赐伯矩贝是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燕侯与癸伯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古时诸侯之间馈赠礼品也会称“赐”，《说文解字》中释“赐”字为“予也”，而“赏”则是“赐有功也”。所以从这两个字的区别，以及伯矩做器是为了纪念父亲而不是记载燕王的恩宠，也可体悟出燕、癸应是两个并存的国家。

有专家指出，伯矩鬲虽然出自琉璃河的燕国贵族墓地，但做器者矩应是跟燕侯并存的另一个诸侯——癸伯。燕、癸的差别在于，燕国所封的爵称为侯，而癸国所封的爵称为伯。西周中期以后的癸国器和矩器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出土很少，但从一些有铭铜器上看到，伯矩的后裔在西周的政治舞台上仍很活跃。矩是族氏名者，从五年卫鼎铭文中可知，那时的那个矩官居司空之职，是周王身边的重职之一。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癸伯矩及其后人在西周历史上的位置。

癸既是周初诸侯国中的一个，那么它的地望在哪里？北京琉璃河出土了伯矩铜器，陕西宝鸡峪泉和甘肃西峰出土了伯矩簋，辽宁喀左山湾子出土了伯矩甗，由此看来癸国应是北方地区的一个小国。琉璃河遗址已被证明是燕国的都邑，不应是癸的封地。但是伯矩鬲铭文记述的燕侯赐癸伯矩贝币的事实，反映出癸国和燕国应相距不远，或许就在燕国附近。令专家作出这一推断的，还在于商代癸器的西周伯矩铜器群，它们的形制和花纹都带有北方青铜器的特征，那些用大兽面和牛头做装饰，就是北方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也许在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的某一片土壤之下，就静静地躺着癸国的遗存。无论田野考古能否找到这一遗存，伯矩鬲与伯矩盘都告诉我们，燕文化不仅是由北方诸多民族文化集聚融合形成的，它还拥有强大的中原文化的元素，而商文化总是在燕文化中留下自己鲜明的一笔。

圉也是西周的名人，留下不少有铭铜器。圉方鼎器盖内、器腹内铸有相同铭文：“休朕公君，燕侯赐圉贝，用作宝樽彝。”铭文记载了贵族圉参加周王典礼并获赐贝币，铸鼎纪念这一殊荣。圉卣是圉诸铜器中最典雅的一件，它器形浑圆，十分端庄有范儿。器盖上有一对相互对视的长冠鸟，在纤丽的鸟纹旁边，是大大的兽面纹，对比强烈；器身施有四道弦纹，将颈部的夔龙纹与腹部的兽面纹分割成两个画面，在腹底部还各有一鸟。盖内及器内底各铸有相同的铭文，内容与圉甗相同，因此这几件器物是同时所做。看来这次典礼非同一般，圉用周王赐予的贝币做了这么多宝彝，真是非一般的尊荣，看来他是西周初期的一位老资格的人了。

西周的青铜器尚未脱离狞厉之气，但它的纹饰很有意思。比如在圉方鼎的口沿下装饰着一条小龙，它双身共首的图案同时表现出龙的两个侧面，如果把这两股龙身合起来，即是一条立体的龙。这种独特的艺术透视法，或称把立体剖开展现成平面的画意，与我们今天在平面上画出立体的图画正好相反，古人的思维真是有趣。鼎的纹饰也采用了古人特有的透视法，把立体的牛头展开成平面，如果我们引导小朋友们来做这样的手工游戏，把画在纸上的这种牛头对折起来成为一个立体的牛头，是否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古人的艺术构思呢？

除了这种独特的透视法，西周铜器在造型上也很华美。尊是盛酒器，也是地位较高的酒器，贵族在祭祀中往往捧尊飨神。西周宝尊造型具有挺拔的曲线美，纹饰极尽繁缛，工艺精湛，尊身上的四道扉棱又称出戟，给尊贵华丽的色彩中添上了挺拔刚劲的一笔，令我们想起高级轿车上的腰线。扉棱和腰线被广泛用于现代装饰中，这种装饰需要极高的审美修养并且经过提炼才能做到，而远古的匠人已将这种扉棱技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宝尊的器口内仍闪烁着金灿灿的黄铜光芒，令人第一眼见到就立刻被它吸引，而宝尊幽绿的青铜锈色显得十分高雅。铭文中的“单子工父戊尊”中的“工”字，是否可理解为动词呢？那么这尊就是单子为父亲戊做的。

随着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脱去了礼器沉重的盔甲。鼎的器形越来越秀丽，壁薄足细，狰狞的兽面纹不见了，纹饰也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完全脱离了西周铜鼎庄重、雄厚的风格，代表了春秋礼器的新风尚，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鉌是春秋时期出现的饮酒器，斑驳的锈色难掩金色的铜身。扁圆的器身带点儿异国风情，上腹部那一圈带状钩云纹与三角云纹，到战国时期成了特有的纹饰。

匜用于沃盥之礼，以匜浇水为客人洗手。周代沃盥之礼所用的青铜水器经历了盘、鉌匜与盘、匜两种组合。匜腹部浑圆的曲面与单耳云纹鉌的曲面很一致，有一圈带状钩云纹与三角云纹，浅浅的非常雅致。宋元时期，匜成了瓷器中的宠星，极力追求古雅的造型与纹饰，是仿古瓷中的佼佼者。

还有一件鉌的曲线与上两件一致，那种半圆半扁的腹部美得难以言喻，纹饰都做在上腹部，绝不影响腹部收束的过渡。三角形纹饰的每个角上都有乳钉纹，就像新疆帽上美丽的珠子，有一种闪闪烁烁的感觉。三足也是那种由浑圆收束而变细，底部墩出圆脚，有如三只小巧的高脚杯。这三件器物的造型值得学工艺美术的学生们仔细揣摩。

在首博的青铜展厅里，有一件战国的小口鼓腹鼎，这种小口鼓腹鼎是燕国特有的铜鼎造型，用于烧水，迄今发现极少。它鼓腹带盖，形制极为巧丽，只有三足呈现出我们熟悉的鼎足的样子，器身已被彻底圆润美化了，而足也不是那种圆壮的老虎腿，因为在腿部加了几道棱彰显出一种优雅的气质。现代的中高档轿车的车身也喜欢用这种棱做装饰，这种十分洗练的线条令车身显得非常洋气。最让人着迷的是它的锈色，那一抹一抹幽深的绿色，让我想起有一次乘飞机俯视黑龙江大地。那大地的色彩就是一抹绿、一抹黄、一抹棕，加上它一望无际的宽广，就像一块巨大的画板，任画笔在上面恣意地涂抹，竟还是用枯笔皴出来的那种效果。这青铜锈色也是被自然与时间孕育出来的，幽绿中还有一抹蓝，实在是太美了。

战国的青铜壶非常美，而在壶身上做出几层纹饰的壶更是战国时期的典型器物。其时金银技术已经出现，镶嵌（错）红铜鸟兽纹壶，在壶盖及器表均以红铜镶嵌花纹，盖顶中央饰一组叶状纹饰，其外围饰三组鸟纹。壶身有五层纹饰，分别饰有虎、马等动物，特别是在第五层纹饰中的马纹清晰可见。有专家把这种丰富具体的纹饰称为“人事活动纹”，即指有关贵族的社会生活和宣扬作战勇敢的水陆攻战等景象的装饰图案。这类纹饰的装饰手法有的是嵌入红铜薄片，有的则嵌入金银丝以构成富丽的花纹。它的出现，标志着青铜器纹饰已彻底地摆脱了商周神秘的风格，呈现出人性化与世俗化，并为以后两汉画像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丽青铜器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历史及社会发展的主线。商末周初的青铜器，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以商人的风格占主导地位。商人尚鬼神，所以这一时期的纹饰，绝大多数是表现动物或曰兽面的形象，而动物形象中又以幻想动物居多，怪异的主题纹饰与繁缛的附加纹饰结合在一起，加上厚重的器形，给人以神秘诡异之感。审美意趣服从于宗教信仰，纹饰的功用，主要不是满足审美的需要，而是为了信仰上的需求。西周中晚期青铜纹饰的风格已趋向简单，布局多环绕口壁周围，且不很注意两相对称，这种为西周晚期所独创的纹饰，已摆脱了商代余韵，特别是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形成了周人质朴的风格。经过了王朝更替，现实的周人对于天命的解释偏重在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方面，更注重礼乐制度，制器较多地注重对祖先的祭祀，青铜器上常铸有长篇铭文记述盛典并颂扬先人之德。春秋战国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又一个高峰期。春秋中期以后，奴隶制社会走向解体，新兴地主阶级的权贵们最终抛弃了公式化的奴隶主阶级艺术，倡导一整套新的装饰艺术，这样就促使青铜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发展，逐渐消除了作为奴隶主阶级礼器的标准，向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活日用器物转化，纹饰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现状，给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范铸法的新发展，令青铜工艺进一步提高，能够做出更为精微华丽、复杂繁密的纹饰，无论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纹饰，都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燕地青铜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展示出与中原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同时也拥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发达的中原文化与北方地方文化在北京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