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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层面的外事工作，并将其视为国家外事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外事工作，并就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在外事工作中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2018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地资源，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
在地方各项外事工作中，地方省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积极承担或参与国家的对外援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地方开展外事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然而，在我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型社会主义国家中，地方参与国家援外本质上属于一种“有限参与”，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允许是地方开展对外援助的前提，没有或失去这个前提，地方的对外援助便丧失了合法性。另外，中国地大物博，东西南北之间差异明显，各省、市、自治区等地方单位也各有所长，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具优势。因此，开展对外援助不单单是国家的任务，参与或分担相应的援外任务也是地方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国家对外援助的现实需要之外，地方作为“次国家行为体”，能否成功充当国家援外执行人的角色与地方自身的实力和发展优势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工业基础较好、经济实力雄厚、对外联系强度大等，在我国对外援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上海作为“次国家行为体”，探讨其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具体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将这一典型的个案详细解剖，也可以为地方如何更好地参与国家对外援助提供有益参考。
此外，从我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来看，1993年是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印发了《关于我部改革援外管理体制的通知》，将对外经济贸易部改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对援外项目实行企业总承包责任制。至此，我国援外管理体制先后实现了由“总交货人部制”到“承建部负责制”再到“承包责任制”的转变，且“承包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考察1950—1993年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状况，可以较完整地分析我国援外管理体制的变化，加之博士论文篇幅所限，笔者将以上海为研究个案，详细考察1950—1993年“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重点领域、主要模式和具体方式，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为“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对外援助探索新的规律之道。
诚如学者周弘所言：“对外援助是跨越国界的财政转移，牵涉众多的跨国行为者、复杂的利益关系、烦琐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以及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家间关系。”
毫无疑问，在众多的跨国行为者当中，代表整体的主权国家是对外援助的主要国际行为体。而作为构成主权国家各个部分的地方省市，无疑是连接国家内政与外交的纽带，在对外援助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各省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普遍加强，各地在吸收、内化国际资源谋求发展的同时，也通过“一省包国”“项目承包”“协作分包”“参与援建”等方式积极参与国家的对外援助，充当中央政府对外援助执行人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作为工业基础相对雄厚的大城市之一，为国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提供具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一论断，不仅获得了政界认可，学界也达成了共识。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讨论会”，便对上海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情况进行了专门探讨。仅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角度而言，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中国省市在历史时期，乃至今天都为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的新闻报道、商务部等官方部门已公布的统计数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央与地方档案馆披露的档案资料等，也为研究中国对外援助中的地方实践提供了可能。
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对外援助当前颇受学者们的关注，但研究的重点多聚焦在援外战略和援助理念等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或案例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专门从“次国家行为体”的视角探讨地方省市参与国家援外的研究更为不足。对于“次国家行为体”缘何要参与国家援外以及如何参与国家援外等问题，有待学界从不同视角展开进一步掘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地方省市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绝非一种纯粹的自主行为，而是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以“次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在得到中央的授权和允许后，依法、依规、有序地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在国家的对外援助中，“次国家行为体”参与援外的动机何在，方式有哪些，经历了哪些历程与变化，在不同时期的援外活动中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态势？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亟须学界提供相关个案研究。为此，本书选取上海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体”理论和国家结构理论入手，具体考察1950—1993年上海市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理论依据、风雨历程、成败经验，并就当下“次国家行为体”如何更好地参与国家援外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对于研究1950—1993年“地方参与国家援外”这一课题的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理论维度、现实维度、地方维度三个层面进行考察。
众所周知，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国家行为体和以国际组织、跨国集团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是构成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主要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也是组成国际关系行为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美国学者卡伦·明斯特和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行为体不仅包括今日世界上公认的193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还包括市政当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私人组织、国际组织……”
然而，在实际运作层面，由于外交权与主权国家的高度关联性，对外行使外交权的往往是主权国家，而非地方政府这类“次国家行为体”。因此，地方在对外事务中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其活动范围往往被框定在“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反映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主要体现为地方部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被动角色和被消解的对象，不在重要研究对象之列，而对主权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仍然是国际关系学科关注的中心与焦点。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多元化治理理论的兴起，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地方政府改革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这反映在学界也随之出现了诸如地方政府学、微观市政学等政治学学科分支。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关于州与联邦的关系、地方部门改革、地方政治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整体而言，侧重国内行政改革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对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关注度不高。
具体到中国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围绕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区域竞争加剧等问题，学界产生了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研究地方政治、地方经济、地方治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成果。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关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探讨多聚焦在个别学科和个别领域，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和可观的规模，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就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新的研究视角、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相关学术成果丰厚。但由于我国的国情、国家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地方外事授权有限性原则，导致“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理论、实践层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且比较分散，尤其是如何从地方角度认识新中国开展对外援助、发展对外关系、实施对外战略，这方面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可挖掘空间。本书通过对1950—1993年中国对外援助中上海角色的考察，旨在从地方角度梳理分析新中国的援外实践活动，对国家进一步整合对外援助中可利用的地方资源，以及地方如何配合国家对外战略，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自1950年开始实施援外活动至今，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援外战略与援外政策不尽相同，但中国以对外援助的方式为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维护地区稳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对外援助的“新兴大国”，中国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引导其自力更生的义举往往被西方守成大国“误解”和“打压”，导致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尤其是围绕“援外模式”之争和“援外空间”竞争，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备受西方一些守成大国的争议、质疑甚至是污蔑。同时，从国内层面来看，在历史时期，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力度与规模一度超过国力可承受的范围，对此民众存在疑惑，在新时代，对中国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以及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的前提下依然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民众表示不解，甚至当前社会存在一定的负面情绪。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国外的争议，既是大国角力的策略使然，也与政界、学界、媒体界不能够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有关。就学界而言，既需要加强宏观理论层面的研究，从整体层面解读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政策、理念，努力构建“中国援外”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权，也需要加强实践层面的研究，积极寻找中国对外援助的生动例证，不断掘进“中国援外”的细节。为此，梳理总结1950—1993年中国对外援助的上海实践，从地方的视角客观解读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与初心，对及时回应西方一些国家的“武断”言论，消除国内民众的困惑与不解，从而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更好地引导民众理解国家的对外战略，均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 Nye）率先提出了“软实力”的理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
。“软实力”理论的出场，对全球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转变传统的城市设计、建设理念，在追求城市经济指标和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同时，日益重视城市文化的挖掘、精神的培育以及城市形象的宣传，并以此作为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影响的新方式，从而不断塑造一座城市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和“知名度”。“软实力”理论对全球城市建设，尤其是大都市建设产生了新启示并提出了新要求，挖掘一座城市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客观理性地解读一座城市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毋庸置疑，在激烈的全球城市竞争中，上海十分注重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明确提出，要将上海建设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中，创新、人文、生态是上海不可或缺的城市元素。而上海的人文精神，既体现在“百年中国看上海”的发展史当中，也厚植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挑起中国对外援助重担的伟大实践中。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工业优势，以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人力资源开发等援外方式，对亚、非、拉、东欧等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成为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事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有效配合国家外交工作和实施对外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1950—1993年中国对外援助中上海实践的考察，不但有助于勾起历史记忆与反思，而且能够向世界展示上海在国家对外援助中的历史角色，以及上海以对外援助的形式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所做贡献的“立体画卷”，从而唤醒受援国，乃至国际社会对这座城市的“尊重”和重新认知，不断塑造上海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文化“软实力”。
对外援助，简称“援外”，其概念的界定，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国外也存在着不同的称谓并赋予其不同的内涵。据《辞海》中的解释，“援”含有“救助”的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认为“援助”指的是“支援帮助”。
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援外”进行了界定，认为是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支援外国。
这一界定基本说明了对外援助的内涵，但对“谁支援”没有进行回答，且以“外国”作为支援对象也显得较为单一。
英国学者约翰·怀特（John Wyatt）主张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考察对外援助的内涵，认为对外援助“只能严格地用来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机构所实施的帮助或计划进行帮助的行为”
。在这里，实施对外援助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包括国际组织、民间协会等其他主体形式。也有外国学者主张从宏观意义上认识对外援助，如兰凯斯特理解为：“一个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将资源转移到另外一个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其目的是改善受援国的民生。”
在我国，有学者强调要从广义上理解对外援助的概念，如陈金明认为：“它是指一个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以优惠的方式所给予的物资、设备、资金和技术等，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或达到援助国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
这一界定将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纳入援外主体的范畴，并将受援国限定为发展中国家。也有学者强调援外的主体一般仅指主权国家，如丁韶彬认为：“对外援助最常用的含义，通常指主权国家提供的包括发展援助、军事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等各种形式在内的援助。”
而商务部2014年12月15日施行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对外援助是指使用政府对外援助资金（以下称援外资金）向受援方提供经济、技术、物资、人才和管理等支持的活动。”
关于对外援助的称谓，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美国自实施“马歇尔计划”后多在官方表述中使用“对外援助”的概念；国际组织和部分西欧国家倾向于使用“官方发展援助（ODA）”或“发展援助”；北欧国家则喜欢用“发展合作”的称谓；在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被称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现官方文件中一般用“对外援助”统一表述。
关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周弘认为，流向外国的援助可以分为官方发展援助、其他政府间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官方资金流动等）、非政府援助（包括私人援助和基金会捐赠）。
陈金明根据不同的标准，从四个角度对对外援助进行了划分。以援外内容为准，分为直接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援助、医疗卫生及教育援助；以援外形式为准，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以“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理论”为准，分为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激进主义援助；以援外主体为准，分为官方发展援助、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及个人提供的对外援助。
学界和政界关于“对外援助”概念的研究与认定，为本书界定这一概念提供了基础和参考。考虑到对外援助的复杂性和本书的学术语境，并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外援助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协会乃至个人出于政治、经济、文化、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动机，以优惠或无偿的方式向受援国或者受援地区提供有形帮助的活动。把握这一概念，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援助方的把握。实施对外援助行为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但以政府官方部门为主。这里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地方政府。二是对受援方的把握。受援方既包括受到援助的主权国家，也包括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地区。三是对援外目的的把握。对外援助是基于援助方的现实利益而展开的，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对外援助，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家外交工作和实现对外战略利益的需要。即便是具有无偿性质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维护援助方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对援外内容的把握。主要包括资金、物资、技术、贸易等有形的客体，无形的内容，如声援、慰问等本书不归入援外的范畴。五是对援外方式的把握。本书以《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指出的8种方式为准，包括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援助方式均带有优惠或无偿的性质。
学界对“次国家行为体”概念及理论的关注，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外交实践的深入而展开的。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始终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有学者强调：“即使在今天，对国家行为重要意义的强调仍不为过分，因为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有能量的行为主体。”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家的权力产生了多向度的流散，国家内部的政治单位参与到全球事务或区域事务中来已是不争的事实。实践的变革催生理论的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次国家行为体”进行了研究和解读。
最先向“国家中心”范式提出挑战的是约瑟夫·奈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他们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主权国家外，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机构实体也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则提出“两枝世界理论”，认为当今世界“一体化”与“分散化”并存，“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对等，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突出了“次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并对世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则认为：“可以把世界政治体系理解为一个世界性的互动网络，它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在国家‘之上’或在国家‘之下’的政治行为体。”
1993年11月，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欧盟宣告正式成立，这一“超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更是冲击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论断。以欧盟为研究样本，加里·马克斯和利斯贝特·胡格提出了“多层治理理论”，认为在“超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中，单一主权国家的权力存在向上或向下让渡的现象，“次国家行为体”同样是参与决策的重要行为体。
也有学者就“次国家行为体”对外关系理论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平行外交”理论与“多层外交”理论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帕纳耀惕·索尔达托（Panayotos Soldatos）与伊夫·杜恰切克（Ivo D． Duchacek）等人提出了“平行外交”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可以从事平行于中央政府外交的国际活动，地方政府外交活动与中央政府外交活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与此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布雷恩·霍金（Brain Hocking）提出的“多层外交”理论，强调“次国家行为体”与跨国公司不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际行为体，该行为体必须在地方、国家、国际层面进行多层博弈才能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
对于“次国家行为体”，我国学者陈志敏、苏长和、杨洁勉等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理论视角与研究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均聚焦国家权力多向度分散的现象和趋势。
如何界定“次国家行为体”这一概念呢？学界的认识可谓见仁见智。从国家外交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在考察这一概念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从“国际关系行为体”谈起。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行为体是指世界舞台上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独立行使国际权利，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实体。”
也有学者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是指能够独立地参加国际事务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政治实体”
。一个机构或组织要想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至少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组织结构和存在形式稳定且有一定的实力、拥有独立自主权与决策权、具备独立的对外行为能力。按照这种标准，“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分为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很显然，两者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国家行为体就是指国家，它是国际政治最基本的行为体，除此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则包括有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和跨国公司等”
。《外交辞典》则对“非国家行为体”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其是“寻求对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国际决定和政策产生影响的实体或团体”
。它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多国公司、谋求解放与独立的武装力量或恐怖团体，以及个人等。
何为“次国家行为体”呢？我国学者从“次国家政府”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次国家政府’一词指那些只在一国局部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政府，即所有在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
很显然，这里包括单一制国家中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联邦制国家中的联邦成员单位等。也有研究者指出：“次国家行为体则由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司和企业等行为体组成，城市是地方政府中的次国家行为体。”
笔者认为，“次国家行为体”首先属于“国家行为体”，它与“非国家行为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国的政治语境以及本书的范围，笔者倾向于将“次国家行为体”视为陈志敏老师提到的“次国家政府”，具体是指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授权下，在国家一定地域与范围的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省一级政府及其领导的各种力量。
伴随着国家纵向层面权力的划分，央地关系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董娟认为：“央地关系是一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行使各自职能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复杂动态关系的总和。”
也有学者将我国的央地关系理解为同一个组织上下不同层级的关系，这种关系为“委托—代理”的关系。“中央是国家治理的委托方，地方则是代理方。地方运用中央授予的权威来实现中央规定的任务，中央则回报给地方以部分利益。”
张斌则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在中央地方之间的纵向配置，其内容包括行政区划、政府级次、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多个方面。”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这种制度之下，央地关系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朱旭峰和吴冠生认为，我国的央地关系调整旨在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具有“复杂且灵活的动态调整”特征，如采取渐进式的集（分）权、有选择的集（分）权、差异化的集（分）权。
关于央地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李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1949—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集权”与“放权”的循环往复是央地关系的典型写照；1978—2012年，中央与地方围绕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展开博弈；2013年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之后，央地关系日益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道路。
2018年3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继续强调，我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上，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毋庸置疑，外交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国内外社会普遍存在着共识。英国学者杰夫·贝里奇（G． R． Berridge）在其著作《外交辞典》中对外交的概念进行了专门的界定，即“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国内和驻外官员进行的交往活动”
。我国学者鲁毅等人认为：“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广而言之，外交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
在这里，学者们一致认为主权国家是实施外交行为的主体。
关于外交权，洛克（Locke）在自己的著作《政府论》中有相关的表述，他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这里的对外权在洛克看来即外交权，“是与外交有关的宣战、媾和和订约等权力”
。对外权因国家而产生并被国家赋予合法性，具有明显的“依附性”。而在大多数国家，对外权（外交权）被并入行政权的范畴，成为政府部门管理对外事务的重要部分。与联邦制和邦联制国家不同，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在这一体制下，“国家整体才是国际交往中的主体代表”
，因此，外交权由中央机关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和自治地区对外不具有独立性，故不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具体而言，我国的外交权归国务院行使，由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保护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与利益。
然而，考虑到国家统一的需要和地区的差异性，在外交权归中央的前提下，我国地方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外事权是中央依法授予地方拥有的对外进行经济、人文、科技等交流与合作的权力。比如，在外交权归属中央的原则下，澳门享有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依法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
同样，“在外交权属于中央的原则下，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
。在对外关系层面，外交权和外事权均含有对外开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成分，但二者存在着根本区别。就我国而言，在存在形式层面，外交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被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可，而外事权必须被中央政府依法授予才得以存在、才具有合法性；在权力归属层面，外交权归中央独有，外事权多归中央下辖的地方政府所有；在内容属性层面，外交权属于政治性事务的范畴，而外事权多属于非政治性事务的范畴；在利益表达层面，外交权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外事权多以维护地方利益为主；在实际效力层面，外交权与国家共存亡，具有长期性、常态性，外事权因中央政府的依法临时授权而生，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偶然性。
1.国外有关对外援助理论的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考虑和着手战后重建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为此美国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旨在向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实现战后恢复与重建。随后在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Truman）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美国外交的“四点行动计划”，其中，“第四点计划”旨在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援助和生产性投资与开发。毋庸置疑，美国这两大计划，对当时欧洲的恢复重建和不发达地区状况的改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下，对外援助和“南北合作”也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学界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躬耕于这方面的研究，试图从不同的层面解释这一现象。从早期来看，西方国家有关对外援助的理论成果主要有：汉密尔顿·弗利德曼（Milten Friedman）的《国际经济援助：方式和目的》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对外援助政策理论》
，大卫·鲍德温（David A. Baldwin）的《对外援助和国际政治的分析》
以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为了什么和为了谁而进行对外援助》
等。此后，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对外援助理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国家利益理论、受援国中心论、超国家理论、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理论等竞相发展的局面。
一是国家利益理论。国家利益理论以现实主义的理论为典型代表，持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摩根索、华尔兹（Waltz）、多斯桑托斯等人。该理论认为对外援助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是维护民族生存、保障国家安全与主权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看来，对外援助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其战略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
华尔兹进一步补充，认为对外援助是世界大国谋求霸权的工具，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都是为了维护援助国的安全与国力，服务于理想的国际秩序的构建。
多斯桑托斯认为对外援助是调解和平衡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贸易差额的重要手段，但这种调解与平衡最终维护的是援助国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亦即这些国家的纳税人），以“对外援助”“国际贷款”等形式为这种不平等贸易提供资金，从而得以补偿这些巨额差额。只有这样，这种严重剥削性的不平等的世界贸易才能够存在下去。
此外，援助国在受援国的投资具有选择性和利己性，对外援助旨在为援助国开发市场，而非促进受援国的自主发展，最终导致受援国在经济上长期依赖援助国的援助。
二是受援国中心论。如果说代表现实主义的援助国中心论旨在研究援助国的援助动机，那么受援国中心论则关注受援国怎样使用外援。传统的受援国中心论认为，外来的援助能够为受援国的发展提供资源、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从而促进受援国的发展，并且当受援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不再依靠外援而实现自主发展。但实践证明，这种论调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援助国的援助往往使受援国的市场得不到开发，从而缺少自主发展的动力，不得不持续依赖于外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美国的约翰·怀特。他认为对外援助能够使受援国得到一些必需的资源，但并不能引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而是强化彼此间从属关系、实现援助国对受援国控制和压迫的工具。
三是超国家理论。对外援助的主体除了主权国家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这些机构和组织的资金不仅来自各个成员国，其对外援助的预期、援外的理念与动机、实施援外的模式等因素也深受各个主权国的影响，最终经过整合和妥协达成援外共识，从而形成超国家理论。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提出的“一致性”理论、欧共体提出的对外援助“3C”原则（协调性、互补性、一致性），以及援助国俱乐部“主流观念”的形成，均是以超国家的理论与政策就对外援助活动进行规范和指导，从而提高发展援助的效率。
四是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理论。对外援助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经贸往来、政治对话、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外援助政策的实施，许多国内决策都可能在远隔千里的他国产生影响，而这些现象既不能为国家利益理论涵盖，也不能为超国家理论解释。
在国际交流交往日益便捷化的时代，对外援助无形中承载着向外输出或释放援助国发展经验、模式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功能作用，是国内因素外化的重要渠道。
此外，有学者指出，国外学术界就对外援助理论的研究，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三大视角来分析。经济学注重从受援方的角度研究外援的经济功能，包括：强调资本积累的补充论，代表人物如罗斯托（W. W. Rostow）、多马（E. D. Domer）、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以及斯特劳特（Alan M. Strout）等人；强调资源再分配的减贫论，代表人物如希尔斯（Seers）；强调宏观政策环境的结构调整论，以彼特·鲍尔（Peter Ball）、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等人为代表。政治学侧重从援助方探讨援助的动机及政治作用，包括：激进主义的剥削论，代表人物有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人；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论，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等人；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人为代表。社会学主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利益互动关系，代表人物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
2.国外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以及配合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国开启了对外援助的步伐。对于中国的援外活动，国际社会给予充分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援外规模的扩大、援外政策与理念的调整以及援外空间的变迁，外国学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试图解释中国的援外战略。
一是对中国援外规模与援外效果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和规模不尽相同，但对外援助的效果明显，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并促进了受援国的发展。就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和规模，外国学者给予充分的肯定。哈尔山（Hal Hill）表示，鉴于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国已经是这样一个主要的捐助国，这也许是不寻常的。
北野尚宏（Naohiro Kitano）与原田由纪诺里（Yukinori Harada）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21世纪初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和规模。两位学者通过估算2001—2013年中国的对外援助净额，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通常使用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数据做比较，发现中国的捐助者排名从2001年的第16位上升到2012年和2013年的第6位。
随着援外活动的开展和援外规模的扩大，对中国援外成效的探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斯特芬·里姆纳（Steffen Rimner）指出，通过从对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北部、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过渡到对非洲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援助，均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
古斯塔夫·梅尔文（Gurtov Melvin）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对外援助在数量上无法与美国或苏联相比，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它对提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起到了很好作用。
约翰·富兰克林·库珀（John Franklin Copper）表示，中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对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的援助、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状况显示，中国是一个拥有广泛的对外援助计划的贫穷国家，它仍将是富国和苏联的良知。
二是对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研究。由于历史时期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非洲逐步成为中国援助的重点地区，尤其是随着中非经济联系的增强与双边合作的深化，中国援非战略和中非关系成为国外学界热议的话题。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I． Rotberg）认为中国援助非洲的方式多样，又有所侧重。这些援助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如援建灌溉项目，援建公共建筑（部门办公大楼、文化中心、体育馆、学校、医院和诊所、道路和桥梁等），同时对轻工业也给予支持，如援建生产砖、纺织品、纸张、木材、水泥的工厂，以及援建生产糖业和谷物的工厂……到2008年年初，中国已经在非洲提供了840多个援建项目，如保健中心、体育馆、医院等。
史蒂分（Chuka Enuka）等人则以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例，采用相互依赖理论作为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援助非洲的历史和特殊时期中国援助非洲的动机。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有着自己的战略目标，但中国援助非洲的一个出发点是帮助非洲国家消除贫困，并巩固非洲国家民族独立的成果，这是中非深化合作、共同发展遵循的重要原则。
当然，对中国援助非洲的行为，国际社会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另有所图。但一些客观公正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如雷赫尔（Axel Dreher）、安德烈亚斯·富克斯（Andreas Fuchs）、罗兰·霍德勒（Roland Hodler）三人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特别容易受到受援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俘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回答。学者们以援助分配的实证文献为基础，通过收集117个非洲领导人的出生地和种族群体的数据，并在2000—2012年实地调查中国在非洲的发展融资项目，发现中国的援助并没有更多地分配给政治领导人的出生地区和领导所属的民族居住地区。对于中国和世界银行的援助，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非洲领导人在控制区域固定效应时，将更多的援助用于分享种族群体的地区。
三是就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比较研究。主要有中国援外的时间与空间的比较，如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I． Rotberg）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和重点地区。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最初的援助主要是朝鲜、越南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中国的援助计划迅速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南亚、中东和非洲。到1975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项目比美国都多，这种状况至今仍在继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援助计划在全球每年达到了2. 2亿美元的水平。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助国，超过50万中国专家被派往世界100多个国家从事1426个援助项目建设。2006年，中国在86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持续的援助项目，共计有114个国家是中国援助的对象。虽然越南、朝鲜和柬埔寨是中国最重要的早期援助对象，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非洲获得了中国大部分的援助。
此外，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提供援助类型的比较，如盖尔A．伊迪（Gail A． Eadie）与丹尼斯·M．格里泽尔（Denise M． Grizzell）从轻工业、交通运输、农业、水利与灌溉、公共卫生与培训、电力和通信、体育和文化交流、重工业八个领域考察了中国在1975—1978年对外援助的状况。发现就向不同国家提供的援助类型而言，非洲国家的农业、灌溉、医药和体育设施项目相对较多，而亚洲的项目更多涉及轻工业和交通运输，只有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获得了重工业项目。
还有中国与其他援助国之间就某一议题的比较，如古冈文乔（Fumitaka Furuoka）就中国、日本援助非洲的动机进行了比较。该学者通过检验、比较中国与日本在非洲的外援分配模式，发现中国和日本提供的外援主要是由援助捐赠者的自身利益驱动的，两国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大的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援……此外，受援国的人口规模是决定中国和日本援助分配的重要因素。虽然日本倾向于更多地关注受援国的需求以及这些国家的治理，但是总体而言，两个援助国之间提供援助动机没有太大差异。
此外，尚有一些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其他研究。比如约翰F．库珀（John F．Copper），以东南亚国家为例，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援助的状况，指出相邻的地理位置、重要的交通通道以及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促使中国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和往来。在中国提供外援期间，由于历史原因和在该地区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北京承诺向东南亚提供的援助比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多。
又如北野尚宏（Naohiro Kitano），在从援外形式、援外实施结构、援外政策、援外规模和数量等方面回顾中国对外援助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未来中国援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指出中国对外投资过热可能会引发和加剧受援国家的债务风险、中国对外援助的信息公开性仍然有限等问题。
再如北野尚宏（Naohiro Kitano），指出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力度与规模的扩大，中国援外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提供对外援助的主体中，省级政府、地方企业和地方研究机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地方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为受援国培训人才中的作用也在增加。
1.对外援助研究现状概览
我国自1950年正式开启对外援助的步伐，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但关于对外援助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作为配合国家外交的工具，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义，因而社会各界更多的是从政治口号和对外宣传的角度来认识与解读这项活动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世界两大主题的越发清晰，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对外援助不仅是国家外交的一部分，也是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支持、引导亚非拉贫困国家与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尤其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与理念不断调整、援外的覆盖面和规模不断扩大、援外的成效日益明显，国内学界对援外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日益使其成为“冷门绝学”中的一则“显学”。
就现有的研究而言，一是在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石林、周弘、丁韶彬、李小云、孙同全、黄梅波、白云真、陈力、张海冰、曹俊金、张郁慧、舒运国、曹亚雄、陈金明、刘鸿武、章昌裕、潘忠、杨东升、汪淳玉、张永蓬、熊淳、李小瑞、吴玉梅、葛传宇、张效民、邓智慧、陈松川、任晓、陈莹、左常升、刘方平、李安山、俞大伟等（注：相关专家学者尚未全部列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对外援助”进行了研究。二是在对外援助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如石林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周弘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援外60年》《援外书札》《外援在中国》、丁韶彬的《大国对外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李小云的《国际发展援助概论》《国际发展援助：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黄梅波的《南南合作与中国的对外援助案例研究》、陈金明的《新中国的外援战略研究》、张海冰的《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陈松川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研究（1950—2010）》、孙同全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比较研究》、张郁慧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等（注：相关代表性著作尚未全部列出），陈力、周弘等专家学者在重要期刊上公开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就中国的对外援助展开研究。笔者初步统计了1998年至2019年7月期间，公开发表在国内重要期刊上的文章，数量共计280余篇。三是在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形成了四大研究流派。
包括国际关系学派，从国家利益与国家外交的层面研究对外援助，代表人物有周弘、张郁慧、刘鸿武等；国际经济合作学派，认为对外援助是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转移，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有章昌裕等；国际发展学派，认为对外援助是推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维护世界和谐、解决人类难题的重要手段，代表人物有周弘、李小云、潘忠、杨东升、孙同全、张海冰等；管理学派，视对外援助为系统工程，主张从制度和技术的层面优化援外管理系统，从而提升援外的效果，代表人物有李小瑞、丁韶彬、吴玉梅、张效民等。
2.对外援助研究的几个视角
（1）基于政治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
国内关于对外援助的研究，发端于政治学的视角。改革开放前，学者们主要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探讨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问题，系统的学理分析较为匮乏。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不断调整与改革，基于国际政治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风起云涌。2002年，学者周弘出版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国家的援外理论与政策。学者们也纷纷发表重要论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总结对外援助的理论和经验。
一是外国援外理论引起国内专家的关注。学者樊莹、娜琳、林晓光、周永生、赵绪生、姜磊、刘丽云等人，介绍国际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特点与有益经验，并将西方援外的模式与中国进行比较，以总结探讨中、外在对外援助中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如刘丽云基于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不同的对外援助观。
二是重要领导人物的援外思想备受关注。学者刘方平、佘湘、张雪娇、吴绍禹等人，分析了国家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对外援助思想与援外理念，并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阐释了这些重要论断对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和理论贡献。
三是中国援助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动机、政策、模式、理念成为研究的热点。学者张海冰、李安山、舒运国、胡美、金玲、张浚、王小林、薛琳、朱玮玮等人，分析了中国援助非洲的政策和动机，强调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从非洲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旨在引导非洲的自主发展，目的是实现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互利共赢。有学者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具有自身特点，是一种“发展引导型援助模式”，这种援助方式集“援助”与“合作”为一体，目的侧重于促进受援国的发展，而实际效果则是实现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随着中国对非洲援助力度与规模的扩大，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各种目的对此进行歪曲和指责，对此学界进行了积极回应。有学者认为，歪曲和指责的本质是对中非关系的政治化操作和人为的“妖魔化”。
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援助在国家对外战略与国家外交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相关的研究也随之“红火”起来。学者刘方平、张勉励、石婧、薛力、陈莹、张家飞、罗圣荣、陈世伦等人，探讨了中国对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动机、援助政策以及援助中的不足，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偏重经济援助、缺少国别援助计划的制订、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不紧密等问题，为此，要从援外理念、援外体系、援外布局上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需要。
四是中国援外战略调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的制定，同国内实际需要与国际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大致以1978年为分界线。改革开放前的援外战略主要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后的援外战略主要为国内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服务，强调互利合作。对中国援外战略的这种调整和阶段划分，从整体层面而言，学界表示认同。但对中国援外战略具体调整的认识上，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三段论”，相关学者有周弘、李小云、张效民、李小瑞等人。但对具体时间节点的划分又存在不同观点。周弘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二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第三个阶段形成于21世纪初。
张效民则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为第一个阶段，援外的政治诉求强烈，1979—1994年为第二个阶段，开始强调援外为经济发展服务，1995年以来为第三个阶段，突出合作共赢。
李小云等人则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和中国援外规模，认为1950—1973年是意识形态输出型的政治援助阶段，1974—1990年是援外调整转型阶段，1991年至今是复合目标型的经济技术援助阶段。
另一种观点是“五段论”，代表性学者如熊厚，他基于对外多边援助政策导向的不同，将其战略调整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初的萌芽阶段，缺乏系统和连续；1972—1977年的初始阶段，中国对外多边援助超出了自身可承担的能力；1978—1982年的调整阶段，中国对外多边援助开始变得务实；1983—2004年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多边援外力度加大、覆盖面广、形式日益多样化；2005年至今的深化阶段，多予少取是突出特点。
五是关于中国援外战略转变的内涵与特点，学者们进行了总结和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援外战略转变的过程是援外理念、援外目标及援外实践的战略转变，而援外理念的利他共赢性、援外战略目标上的经济优先性、援外实践中的高效性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新特点。
黄梅波等人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援助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经济因素的作用增大、日益侧重能力建设、环保因素日渐被重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提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学者对新时代中国援外战略的调整提出了预案，建议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加强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合作、加强与受援国的沟通、不断完善援外评估机制、进一步提升援外的透明度，从而优化我国现有的援外战略。
此外，一些学者热衷于中国对外援助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学者陈松川于2017年出版著作《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研究（1950—2010）》，在对中国不同时期对外援助政策特征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以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建构主义和认知理论的视角为基础，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解释。潘亚玲则对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提炼，认为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已经形成了以利他主义与共赢精神为核心的“本体论”、以发展目的至上为核心的“认识论”、以平等与开放为核心的“方法论”、以综合手段与循序渐进为核心的“实践论”，这种“四位一体”的格局，构成了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的主体。
也有学者从我国外交方针和经济基础层面寻找援外理论来源。如张海冰在解析“何为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不附加任何条件”到“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转变，再到“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转变，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2）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和功能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援外活动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针对这种变化，学者们展开了研究，如石林等人于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一书，对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状况进行了客观阐述与总结，并梳理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发展历程、管理方式、成套项目援建与成效状况、技术援助状况、援外医疗队状况以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状况，成为了解和研究新中国对外援助的不可或缺之作。后继者们从国际发展援助、对外经济援助方式、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对外援助主体等层面展开了研究，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经济合作》期刊上。
一是国际发展援助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李小云等人出版的《国际发展援助：中国对外援助》一书，论述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之间的碰撞、互动与中国对建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回应，从援助管理、援助方式以及援助理念等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并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证，阐述了国内国外对这一多边机制性的发展合作方式所持的态度与评价。学者沈丹阳等人强调西方官方发展援助的经济功能与经济属性，认为官方发展援助本质上是援助国政府主导的战略性商业行为，暗含着援助国政治经济战略意图，在实现经济目标的过程中，除可以增加对受援国的投资、带动受援国经贸出口外，还能够扩大本国在受援国的经济影响。
学者丁韶彬、毛小菁、严启发等人介绍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变化与世界官方发展援助的新趋势，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官方发展援助呈现数额迅速增加、重点援助空间从亚洲向非洲转移、援助领域侧重关照公共设施建设、财政条件更加优惠的新特点。
也有学者对西方官方发展援助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技术援助中，对发展中国家附加了更多的条件，以对外援助来推动西方国家贸易和投资的意图更加明显。在援外资金数额上，西方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大幅缩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援助不增反降，穷国债务问题愈演愈烈。
二是对外经济援助方式备受学者们热议，探讨的焦点是援外优惠贷款方式。学者黄梅波等人出版的《南南合作与中国的对外援助案例研究》一书，汇集了中国对外援助领域的专家学者收集整理并分析的14个中国对外援助案例。每篇案例研究在对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概况、特点、效果进行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南南合作特征，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在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方式以及援助效应等方面与传统援助国的不同。学者陈力对我国援外优惠贷款方式的作用与运作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政府对外提供的优惠贷款并未采取“转贷”的途径，而是经对方政府同意直接或间接地贷给中方企业，这种“变通”的做法既确保了对外援助的效果，又消除了“转贷”中加息加费的弊端，实现了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统一。
他还将我国援外优惠贷款方式与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援助性贷款方式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性质、目的、受用范围、组合方式上存在着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为我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在使用要求上限制条件更少，但业务形式相对单一，与政府出口信贷结合不紧密。学者张艳则介绍了法国公共发展援助的变迁和成功经验，并对优化我国对外优惠贷款业务提出建议，如突出优惠贷款的“开放性”、建立健全国别风险评估机制、加强贷后管理工作、明确优惠贷款的目标等。
学者黄梅波强调，1995年对外援助改革后，中国援外的主要方式是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无偿援助三种。但优惠贷款的特点决定了其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将继续处于主要地位。
三是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成为研究重点。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技术援助和经济合作，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存在一些负面的评论和声音。为回应国际社会负面的舆论，客观地认识中非经济合作，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研究。学者张海冰出版的《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对非洲的发展引导型援助是通过“合作＋援助”的方式来实现的，旨在“引导”非洲国家探索实现自主发展。学者贺文萍、张汉林、钟诚、闵森等人肯定了中国对非洲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成效，强调中非经济合作充满了新的机遇，是一种互利双赢。从实际作用来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推动了双边贸易大发展，推动了非洲债务问题的解决，有力地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也有学者就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援助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如对非直接投资容易出现大幅波动、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等问题。同时，自主发展能力偏弱是非洲未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桎梏，也将直接影响中非经济合作发展进程。
四是对外援助主体的变化也是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主体是政府，尤其在改革开放前，官方提供的对外援助呈现压倒性态势。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援外改革与援外政策的调整，企业参与对外援助的力度开始加大，而这方面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学者孙丽霞、何小欧等人
，重点考察了中兴通讯参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状况，强调援外项目是帮助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同时企业承担的援建项目有助于促进受援国的发展，有效地配合了国家援外工作的经济目的。学者余南平则以华刚公司在刚果金项目为研究个案，考察了企业参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功能作用。他认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援助模式，集投资、援助和贸易为一体，将企业海外投资与海外援助结合起来，既可以弥补国家援助模式脱离市场的怪圈，又能将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受援国的发展紧密关联起来。
五是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话题。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侧重政治动机到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兼顾的转变，这种变化让学者们产生了研究兴趣。学者黄梅波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外的动机中，政治因素的考虑较多，改革开放后，经济因素的影响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对外援助与经贸互利合作相结合的形式，对外援助成为中国促进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以及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机会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对外援助对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中民则从对外援助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指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70年代，是以单方面援助为主导的经济交往；20世纪80年代，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3）基于历史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
随着学界对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深入，以及新的史料和文献被不断地挖掘与发现，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通过整理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又以对外援助的政策思想史、对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史、地方援外史为典型代表。从时间节点上看，基于史学视角的援外研究，探讨的主要是1978年以前的问题。从内容层面来看，涉及经济援助史、军事援助史、人道主义援助史等方面。
一是关于对外援助的政策思想史研究。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我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中国援外政策的出台背景、内涵特点、变化调整及功能成效，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热议。首先，我国的援外政策史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分析“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时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促使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而国内政治“左”转的时代背景和面临孤立的国际背景是推动中国慷慨援外的主要因素。
此外，学者张郁慧就“一边倒”战略决策下对外援助进行了历史考察。也有学者如李伟等人，就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的形成、变化调整以及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其次，中国对某一国家的援助政策史也是学界关注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对1956—1965年中国援助非洲政策形成的认识，应该放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援非活动忽视经济利益，更侧重政治因素的考虑。与非洲国家一道建立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冷战背景下加强和第三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是当时中国援助非洲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
最后，国家领导人援外思想形成史也是学界关注的话题。有学者基于新中国对亚非国家援助的考察，探讨了周恩来对外援助思想的形成史。认为周恩来对外援助思想的形成，经历了1949—1956年的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的成熟期、“文革”十年的发展期三个阶段。
周恩来的对外援助思想，以实现受援国的独立发展为基本目标，坚持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本方针，出于“相互援助”的动机。
二是对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史研究。这方面的相关学者有肖非、李岩、刘军、殷晴飞、薛琳、李一平、蒋华杰、张勉励、宋梁禾、赵晋、周振等人，探讨的多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对越南、印尼、柬埔寨、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及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历史，涉及经济援助、粮食援助、军事援助、项目援助等方方面面。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史研究来看，有学者分析了1950—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状况，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0—1954年对越南的援助以军事援助为主，同时配合一定的经济援助，以实现援越抗法的目的；1954—1964年越南相对和平的时期，中国援越以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1965—1973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规模与援助领域均有所扩大；1973—1978年，随着越南民主解放革命事业的完成，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逐渐减少。
张勉励就1958—1964年，中国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进行了历史考察。赵晋以1955—1956年越南统一火柴厂筹建为例，考察了新中国对外工业援助状况。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史研究来看，学者蒋华杰以1971—1983年农技援非为例，介绍了20世纪70—90年代“顶替援助”的形成和发展始末，指出国内农业援助模式的直接搬移，因难以适应受援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必然受挫。
从中国对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史研究来看，学者李岩考察了1978年前中国与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合作状况，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综合国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向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援外支出过大，与当时的国力不相适应。此外，学者殷晴飞考察了1949—1965年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状况。认为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非洲、拉美国家，援助的形式主要以政府、红十字会和驻外使馆的名义，这一时期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承担着多重政治功能。
三是地方援外史研究。地方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研究是目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但随着一些原始资料和文献的面世，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学者胡辉以广东省参与国家援外活动为例，考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方省份在国家援外事业中的贡献，指出广东省对非洲的援助实行“归口管理”“分省负责”的援助体制，这种体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效保证了地方援外活动的开展。广东省援非的成效明显，不仅促进了中国对非外交战略的实现，也提升了非洲受援国的经济独立性，还有利于广东省的企业走向非洲。
学者杜英梳理回顾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徽省对非洲经济援助的状况。强调这一时期安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具有惠民性、协作性的特点，且援建单位以基建施工单位为主，参与援建的人员以农业、纺织和基建工程技术人员为主。该时期，安徽省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成效明显，不仅有助于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目标的实现，也加深了安徽省和非洲受援国的联系与合作。
（4）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的增加和援外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确保对外援助的效率与成效，使对外援助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和有序，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一些学者基于管理学的视角，将对外援助视为一项系统的工程，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援外活动，进而确保实现对外援助成效的最大化。该领域的学者以李小瑞、丁韶彬、吴玉梅、葛传宇（台湾）、孙同全、张效民、邓智慧、曹俊金、黄梅波、李小云等人为代表。
一部分学者注重国际社会援外立法规范和管理规制的研究，并将外国援外管理经验与中国进行比较，进而提供借鉴和参考。如学者孙同全等人出版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比较研究》一书，指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制度规范以政策为主，以及一部分部门规章，缺少基本法，对外援助管理组织体系比较完善但缺少独立的、专门的政府管理部门。而随着援外规模的扩大与援外结构的变化，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还运用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介绍了澳大利亚、韩国、英国、美国、中国台湾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状况，进而为完善中国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如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建立科学的对外援助规划与评估体系等。
另一部分学者联系我国的实际，侧重考察我国援外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制度规范、组织架构、运作流程等层面对中国援外管理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学者黄梅波等人对我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及对外援助管理体系进行了系统考察。一是从援外管理机构演变来看。1950—1960年是援外管理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由中央人民政府与有关部门共同管理。1952年成立的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援外物资，财政部直接管理现汇援助。1954年对外贸易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归口管理援外成套项目。1956年技术合作局、成套设备局、对外经济联络部等是对外贸易部的下设部门，共同负责援外执行工作；1961—1982年是援外管理发展阶段。1961—1964年，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援外物资和现汇援助的管理。1964—1970年，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总管对外经济技术援助。1970—1982年，对外经济联络部负责援外管理工作；1982年以来是援外管理体系化阶段。国务院直属部门（先后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商务部）管理援外工作。二是从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演变来看。1958—1970年实行总交货人部制，1971—1980年实行承建部负责制，1980—1983年实行投资包干制，1983—1993年实行承包责任制，1993年以来实行企业总承包责任制。三是从当前我国援外管理体系来看。援外工作管理机构按层级分为国家归口管理机构、部门管理机构、地方管理机构、驻外管理机构。
此外，也有学者就援外管理的某项专门制度进行了研究。如学者郑成平专门探讨了我国援外财务管理工作，认为搞好援外项目财务管理主要有两点：一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援外资金的管理规定；二是加强企业内部核算，降低费用支出。
具体包括确保援外资金专款专用、抓好援外项目对外结算、保证援外项目质量、建立健全援外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等。学者魏建国专门探讨了援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强调培养援外骨干人才，需要加大援外奖励制度，为优秀的援外企业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健全援外主体管理制度来强化援外骨干队伍建设、规范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管理。
（5）基于体育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
基于体育学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主要探讨对外体育援助在配合国家外交工作和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涉及体育援外历程、体育援外方式、体育援外教练、体育援外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有俞大伟、袁雷、程序、侯桂明、赵海波等人，其中又以俞大伟为主要代表。
关于体育对外援助的概念，学者俞大伟进行了简要说明。他认为体育对外援助是以体育为手段进行的对外援助，其形式包括：硬件（资金、体育器材、体育设施）援助和软件（教练员、体育专家、裁判员、医生、竞赛组织管理人员、体育科研信息）援助。
他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战略定位，将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分为三个阶段，即1950—1978年的形成阶段，1979—1991年的调整阶段，1992年至今的改革阶段。他强调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具有维护国家利益、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提升国家形象、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关于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主导方式，俞大伟根据财政条件差异和资源流向不同，认为可以分为无偿体育援外和体育援外合作两种。
关于体育援外主体，俞大伟认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体是多元的，政府援助的规模和数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现有的体育援外主体格局中，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有待提升。
学者程序对援外体育教练如何成功执教进行了思考，认为援外体育教练自身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语言能力、专项技术素质以及正确的工作方法是确保成功执教的关键因素。
学者侯桂明对我国体育援外教练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项制度经历了1957—1963年的初创阶段、1964—1970年的发展阶段、1971—1978年的急剧增长阶段、1979—1994年的结构调整阶段、1995—2012年的理性回归阶段。
此外学者赵海波还对我国团体操援外工作进行了考察，指出我国团体操对外援助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创编团体操、培养团体操人才是受援国的主要需求。团体操援外彰显了独特的体育外交魅力，对维护和谐的国际关系，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6）基于其他学科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
随着国内学者就我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分化，基于文化视角、教育视角和医疗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也随之产生。
一是基于文化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文化视角下的对外援助主要探讨文化因素对援外活动的影响，以及对外援助本身具有的“软实力”。这方面的研究以李小云、齐顾波、魏雪梅、胡美、曹启娥、王新影等人为代表。学者李小云从“新发展示范”的视角解读了中国援外的历史经验和微观实践，指出中国对外援助不单是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战略利益的产物，也包含一些中国自身的文化因素。
学者胡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援非的独特性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使中国在对非洲援助中可以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克己复礼”的文化观念，使中国在对非洲的援助中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传统方法论促使中国对非援助着眼于非洲的自主发展。
学者曹启娥以对外经济援助为例，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中的伦理思想，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包含韬光养晦、义利平衡、独立自主、共同发展、负责担当、构建和谐世界秩序的伦理因素。
学者魏雪梅则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审视对外援助，认为对外援助可以有效地展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还有学者强调，援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既要立足中国的体制与规范，又要充分考虑受援国的社会文化制度，即寻求文化层面的适应。
二是基于教育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教育视角下的对外援助研究主要探讨教育对外援助的意义、方式及发展历程等问题。这方面的学者以牛长松、刘鸿武、滕珺、哈巍、庄腾腾、陈莹、康乐、朴银实等人为代表。学者朴银实等人，考察了教育对外援助的重要意义。强调进一步加大对非洲教育援助的力度和规模，不仅可以改善当地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增强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也是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的内在要求。
学者牛长松回顾了中非教育合作的三个阶段，指出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教育合作遵循相互借鉴与影响、促进非洲社会自主发展、教育援助量力而行、互利共赢、注重实效、以双边合作为主多边合作为辅的原则。这种教育合作的形式多样，包括政府高层间的互动、院校间的交流与合作、互派留学生、人才援助、对非人力资源开发、推广非洲汉语教学与研究等，教育合作的成效明显。
学者庄腾腾等人则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教育援外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教育援外基地仍然存在规模难以满足多国需求、地域布局具有一定局限性、专业布局面临严峻挑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发挥中国教育援外基地的功能作用，需要在教育援外基地数量规模、质量水平、区域布局、专业建设等多个层面再优化、再完善。
三是基于医疗视角的对外援助研究。医疗视角下的对外援助研究，主要探讨援外医疗队及其他医疗援外方式在援外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学者杨桂林、李安山、许铭、左耘、周海金、蒋华杰、陈金龙等人为代表。学者许铭认为中国对外医疗援助与医疗合作成效明显，“如今已形成包括双边卫生人员交流、派遣援外医疗队、人员培训、援建医院和疟疾防治中心、赠送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多层次、宽领域的工作模式”
。学者李安山对援外医疗队的历史和规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分析了援外医疗队的贡献以及在配合国家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和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影响。
学者杨桂林等人，以中国对也门的医疗援助为例，分析了中国援外医疗面临的问题，指出由于我国对也门的医疗援助资源相对分散，加之当地医生损公肥私行为对我国医疗援外活动的冲击，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效果欠佳，援外医疗形象受到较大的损害，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急需在也门设立中国医疗区，从而规避医疗风险和市场风险，按照中方的医疗管理模式开展对外医疗援助。
3.有关上海对外援助研究的回顾
有关地方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研究是当前整个援外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上海对外援助的研究更是著述稀少，一些研究成果散见于工具书、通史类著作以及5篇硕士学位论文之中。《上海外事志》《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通史》等工具书和著作当中不同程度地记载了上海对外援助的情况。此外，就目前来看，有5篇硕士学位论文基于不同层面探讨了上海的援外活动。
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许文颖，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上海援摩洛哥医疗队研究（1975—1985）》，着重梳理了1975—1985年上海援助摩洛哥医疗队的历史概况和发展规模，指出援外医疗队在艰苦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受援国的认可与赞许，是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成功范例，为建立良好的中摩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蒋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对西非部分国家经济援助研究》，以上海援建几内亚卷烟火柴厂、来沪培训马里卷烟厂实习生的案例，分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对西非部分国家的经济援助状况，这是作为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上海，对外积极承担援建项目、提供成套设备、提供技术支持、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的生动例证。在对外援助工作中，上海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方针的需要，在新中国开展援外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叶爽，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中非“友谊”的地方叙事——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对非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着重介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派遣援非医疗队、上海承担援非成套项目、上海对来沪学习的非洲实习生进行技术培训的状况，上海对非洲国家提供的大力援助，为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良好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的蔺瑞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对东南亚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研究（1955—1964）》，探讨了1955—1964年，上海在成套项目援建、设备提供、派遣援外专家、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等方面，对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援助的概况。
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朱晨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对非洲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研究（1956—1966）》，指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是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总称，经济援助是指资金、物资方面的帮助，技术援助是指智力、技能、资料、工艺方面的帮助。从这一概念出发，作者研究探讨了十年建设时期上海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状况，尤其是从援建成套项目、提供项目设备、人力资源援助等方面，介绍了上海援助几内亚、加纳、马里的状况。
研究目标是梳理1950—1993年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整体状况，以上海为例，展示这段时期地方省市对外援助的立体画卷。
研究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出发，寻找“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原则和方向，并分析中共四代领导核心对以上理论与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状况，指出注重妥善处理好援外工作中地方省市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强调地方参与援外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援外工作的大局是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的普遍共识。第二章阐述国家对外援助中地方参与的中国逻辑，中央政府的授权，是地方开展对外援助的合法性来源。地方“参与权”的获得，需通盘考虑国家层面的需要和地方的实际与实力，是中央与地方间互动选择的结果。地方参与国家援外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但“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决定了“分工协作”是地方参与国家援外的主要方式。地方参与国家援外与国家援外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性，一般情况下，地方参与国家援外有助于国家整体对外战略利益的实现，但地方政府因“争利”而不惜职能“越界”或行为“膨胀”，极有可能扰乱中央的援外战略部署，无益于国家利益的实现。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是运用历史分析法、档案文献梳理提炼法、典型个案研究法，全面回顾1950—1993年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上海市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风雨历程。1950—1954年，抗美援朝开启了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步伐，1955—1964年，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空间得以拓展，1965—1978年，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经历了急增与骤降的阶段，1979—1993年，随着国家援外工作的调整，上海参与国家援外逐步走向理性的时期。第七章主要对上海参与国家援外进行客观解读，包括分析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具有的自身特点和成功经验，以及工作上的失误和教训，指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海对外援助关注的国家利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主要目标。最后论述在历史时期上海补救援外工作失误的举措，以及从援外理念、援外主体结构、援外渠道、援外机制、援外宣传等层面对如何进一步解决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一般性问题给出建议。
本书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上海援外主要内容及援外模式进行分析与把握，这也是本书的关键所在、亮点所在、成败所在！尤其是如何将一条条琐碎的援外信息归类整理，形成条理分明、层次清楚、系统完整的援外实践总结是研究的重点。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种：一是历史分析法，通过系统梳理1950—1993年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历史，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分析，坚持“有一份材料说一句话”，客观地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上海实践；二是文献内容分析法，通过对《上海外事志》《上海轻工业志》等以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把握，围绕军事援助、工业援助、农业援助、医疗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话题，展示上海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三是政策分析法，对外援助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上，探究上海对外援助活动的政策依据及运作过程；四是统计分析法，相关档案中包含大量的具体数据，这就需要以统计学的方法，对上海对外援助活动进行必要的计量和分析。
技术路线如下：首先，对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并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有关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进行学习，提炼总结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理论渊源；其次，对中国援外史和上海地方史进行学习与把握，客观分析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时代背景；再次，到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机构寻找有关上海对外援助的第一手资料，并一一整理、归类；最后，根据前期的理论学习准备和资料获取，按照论文大纲进行撰写。
实施方案如下：一是通过马恩经典著作的阅读、对我国领导人有关援外重要论断的学习理解和对新中国不同时期援外政策的把握等，消除理论上的困惑，从而总结出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基础；二是通过到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搜集相关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不断丰富研究的内容，确保论文研究的饱满、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对上海援外的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并就上海对外援助实践进行客观评价。
一是研究视角新。随着国际发展援助事业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及我国对外援助影响力的提升，对外援助不再是“冷门中的冷门”。学者们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视角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数量可观的重要学术成果。但基于“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家的对外援助，并专门以上海市为例，以1950—1993年为时间节点，探讨中国对外援助中地方实践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为从微观层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新的选择。二是文献材料新。上海市档案馆有丰富的有关上海对外援助的零碎资料，其中许多都未曾被使用，笔者对这些原始文献的获取、整理、分析并应用到本书中，可以客观而系统地展示1950—1993年上海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全貌。新材料、新文献的使用可以确保研究内容的饱满、真实、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