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的对外援助“独树一帜”，除坚持平等相待、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互利共赢、注重“授人以渔”等原则与理念外，还可以科学统筹、调配全国各地的资源，为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真诚帮助。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和地方省市的积极参与共同完成援外任务，既是中国援外事业不断发展和走向成功的“秘密”，也为世界上中央集权型国家如何开展对外援助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毫无疑问，主权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在对外援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国家的权力日渐呈现多向度的流散，作为地方省市的“次国家行为体”，在中央授权和允许下参与对外事务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着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类主体以“一省包国”“项目承包”“协作分包”“参与援建”等多元化方式充当中央政府对外援助执行人的角色，在国家援外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将地方省市作为参与国家援外的一个主体进行考察，对进一步挖掘中国对外援助的生动例证和实践细节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由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党建教研室副教授闫红果博士撰写，全书坚持理论—实证—对策分析的思路，行文逻辑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理论溯源。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结构的学说，对“次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国家的对外援助提供了方向指导和原则遵循。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与学说，均十分注重妥善处理好在援外工作中地方省市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并始终强调地方参与援外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援外工作的大局。在我国，地方参与国家对外援助有其内在的逻辑：中央政府的授权，是地方开展对外援助的合法性来源，所谓“参与”，在本质上是一种“有限参与”；地方“参与权”的获得，需通盘考虑国家层面的需要和地方的实际与实力，是中央与地方间互动选择的结果；地方参与国家援外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但“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决定了“分工协作”是地方参与国家援外的主要方式；地方参与国家援外与国家援外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性，一般情况下，地方参与国家援外有助于国家对外战略利益的实现，但地方政府因“争利”而不惜职能“越界”或行为“膨胀”，极有可能扰乱中央的援外战略部署，无益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基于对上述理论的解读和逻辑的认知，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法、档案文献梳理法、典型个案研究法，全面回顾了1950—1993年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上海市参与国家对外援助的风雨历程。

其二，实证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封锁，通过对外援助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尤为必要。1950年，中国除对朝鲜、越南提供物资援助外，还组织动员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作为新中国的“王牌”城市，上海市于1950年向朝鲜提供了一批医药器械援助，并在1950—1954年通过捐献武器、募捐吃穿用品、派遣医疗救援队、动员青年志愿参军等方式支援抗美援朝斗争，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支援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联系，对外援助的范围有所扩大，上海市也被赋予更多的援外任务。在“总交货人部制”下，上海以援建成套项目、提供成套设备、派遣援外专家、为受援国培训实习生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提供援助，有力展示了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提出后，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联系有所加强，尤其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一些国家纷纷向我国提出援助请求，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力度也急剧增长，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迎来高峰。援外弊端显现后，国家以“适度”和“提质”为目标对援外工作进行了调整，上海的援外力度也随之收缩，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1978年停止了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反华”国家的援助。在“承建部负责制”下，上海为第三世界国家援建了大量的成套项目，对外一般物资援助的势头强劲，同时开启了对外多边援助的脚步，为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对外援助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日益突出经济属性，为适应这一变化，上海除继续承担国家援外成套项目任务外，还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人员输出等方式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对外一般物资援助继续发展，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展开。而在“承包责任制”下，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多元互动模式，成功激发了援外主体的能动性，在促进我国与受援国之间经济互惠、政治互信以及扩大上海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发展展望。当今时代，面对世情、国情的重大变化，上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相继出台《关于上海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见》《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等政策，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加大对外医疗援助力度，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努力提升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水平和援外志愿服务质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客观而言，上海在参与国家的对外援助中，既有自身特点和成功经验，也存在工作上的失误和教训，但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上海参与国家援外的主要目标。借助对外援助这一工具，上海市较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为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需要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海对外援助关注的国家利益侧重点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参与国家援外旨在维护国家安定与国家政治利益；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参与国家援外重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与经济利益。此外，通过对外援助，上海市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也注重谋求自身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也开始重视运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发展地方经济，甚至一度出现了与国家“争利”、片面强调经济利益的倾向。面对一些问题和教训，上海市曾进行了补救，当时的收效也较为明显。进入新时代，上海在参与国家对外援助中，应在援外理念、援外主体结构、援外渠道、援外机制、援外宣传等层面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本专著的出版得到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本专著的选题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