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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迈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后，走上了对亚洲邻国进行殖民侵略扩张的道路。伴随着日本对东亚各国的军事侵略、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教育也成为其侵略扩张的组成部分。为了对其占领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永久的殖民统治，日本一方面加紧对东亚各国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企图通过教育手段，强制性地输入“日本文化”与“日本价值观”，彻底地实行民族同化，巩固军事占领成果。日本推行的殖民教育，已经不是传递知识、繁衍文化等功能的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完全纳入军事、政治的轨道。但是，殖民教育毕竟也是一种教育行为，这就需要着眼于教育本身这一视角，仔细研究日本在其占领地进行殖民教育的制度、方针、课程、教材、学生、师资等一系列问题，以阐明殖民教育的本质。
由于日本在各地的占领呈现割占地、殖民地、租借地等不同形式，日本在各地推行的殖民教育也呈现不同的特点。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教育是日本对其占领地殖民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朝鲜是日本殖民侵略的国家中唯一整个国土被强占的国家。第二，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统治和殖民教育时间长达 35 年。第三，日本殖民教育与殖民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军事侵略等紧密联系，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四，日本虽然通过武力占领了朝鲜，通过朝鲜总督府强制推行殖民主义教育，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中断。也就是说，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殖民教育是伴随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相互矛盾、斗争进行的。
日本投降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及教育侵略受到日本及韩国学界的重视。而同样作为受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教育的中国，对日占时期朝鲜教育鲜有人关注，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书试图通过宏观阐述日本对朝鲜殖民教育政策的纵向结构，微观考察和分析其殖民教育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内容等，探讨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朝鲜实施的殖民教育政策的发展变化及特点，论证殖民教育与殖民统治侵略的内在联系，揭露殖民主义教育的实质。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可以拓宽日本对东亚各国侵略历史研究的范围。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的侵略罪行中，教育侵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方面企图以军事侵略来征服东亚各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另一方面又攻心为上，利用各种教育手段，试图彻底泯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将殖民地人民逐渐培养为低级劳动力和“皇国臣民”。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渐成“显学”，研究热潮迭起，成为中国学界一大亮点，但相对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教育侵略仍未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对日占时期包括朝鲜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殖民教育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关注和研究日本对东亚国家进行的殖民教育，探讨其教育实质，不仅有助于全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各国的侵略罪行，而且有助于拓宽学术研究领域，加强东亚各国学术交流与合作。
其次，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无条件投降虽已过去 70 多年，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发表谬论，企图否认侵略战争、掩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战争，主张“侵略有功论”。在教育方面，他们把殖民教育作为侵略战争的“闪光点”努力使其显现出来，大肆颂扬殖民地教育的功绩，宣称其教育为殖民地“带来了先进的日本文化”“抵制了西方的文化侵略”，为殖民地“培养了人才”等。本研究可从一个侧面有力揭露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本质，使右翼势力的诡辩在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在中国，虽然对日本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的殖民教育研究比较活跃，但对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教育研究却比较鲜见，即便有所涉及，也多是简略的介绍。如，《日本侵华教育史》
的“日本侵华教育与朝鲜、东南亚殖民地教育的比较”中，以 2 页的篇幅简要介绍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教育过程。《日本近现代教育史》
在论述日本在台湾、“伪满”等地实行的殖民教育政策时，对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教育的内容和过程也有所涉及。另外，在一些日本史、朝鲜史的专著中，如《朝鲜简史》
《日本史》
，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教育也有所介绍。近年来，开始出现有关日占时期朝鲜教育的研究论文，如曲波的《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探析——以 20 世纪 10 年代为中心》
，但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偏狭，相关研究人员寥寥无几。总体上来讲，日占时期朝鲜教育研究或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研究尚处在一个起始阶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与空白。
日本战败后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专门研究其在朝鲜的殖民教育的专著比较少，只有《日本教育通史》类中对相关内容有所涉及。日本文部省编《学制 80 年史》
在“外地教育”部分对朝鲜等地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叙述，而这些叙述对殖民教育大体上持有美化和肯定的态度。当然也有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站在反对侵略、反思侵略战争罪行的立场上，对日本在朝鲜实行的教育持以批判的态度。如石川松太郎、海老原治善、小泽有作等进步学者从明确战争罪责、促进中日友好的立场出发，努力揭露殖民地教育实质。他们通过《近代教育史》
《现代日本教育政策史》
等专著，揭露日本在朝鲜实施的教育是旨在抹杀民族意识的日语教育和低级的实业教育。小泽有作在《民族教育论》
中则进一步指出，日本殖民教育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同化——皇民化为目的，通过注入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并教授近代生产技术的初步知识等进行殖民地经营。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学界对于日占时期朝鲜的殖民教育研究多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总体历史结构的把握敬而远之，而埋头于所谓的个案研究，重视从细微的个别事例或一些局部的问题等微观上进行史实的叙述和考证，很少涉及教育目的、性质等“政治性”问题。由于日本“教科书事件”的影响，研究内容也多以教科书为主。《写在教科书中的朝鲜与日本：朝鲜初等教科书的推移》
通过对课程安排以及教科书内容的考察，叙述了 1895 年“小学教育令”的制定到 1979 年间初等教育的历史。同样，《日本在朝鲜教了什么》
也是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实证考察殖民教育的实态。《韩国的国语、国史教育：朝鲜王朝期·日本统治期·解放后》
考察了朝鲜的日语、日本历史教育的状况。这些研究，力求“中立”或“客观”，以事论事，很少谈及教育目的、教育性质等深层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除《皇民化教育与殖民地国史教科书》
《日本统治末期朝鲜的日本语普及、强制政策》
等延续 80 年代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界出现了以藤冈信胜为首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藤冈信胜在《侮辱的近现代史：现在是克服的时候》
《教科书中不教的历史 1，2》
等专著中，以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主张和呼吁应该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思考日本的历史，声称近代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和生存权利。他大肆颂扬其殖民教育为殖民地“带来了先进的日本文化”“抵制了西方的文化侵略”、为殖民地“培养了人才”等。其他一些学者也随之主张“殖民地教育近代论”。如古川宣子在《日帝时代普通学校体制的形成》
中，强调日本强占时期的教育制度虽然是畸形的、殖民性的，但不能否定日本给朝鲜引入了科技教育内容、先进教育学制和体系、教员资格制等近代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并使朝鲜人通过规范化的学校制度和教育体系接受近代教育。也就是说，她从两个侧面思考日占时期朝鲜教育的双重性，即殖民性和近代性。
进入 21 世纪，日本学界开始出现了从多元视角研究殖民地时期朝鲜教育的论文和著作。稻叶继雄的《宇垣总督时代的朝鲜教育》
《山梨总督时代的朝鲜教育》
分别通过对当时总督府内教育行政官员的思想和履历考察，分析他们对朝鲜教育政策制定方面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佐野通夫的《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开展与朝鲜民众的对应》
则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朝鲜民众对日本殖民政策的应对上。他认为殖民地初期朝鲜民众对于日本开设的学校持回避的态度，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开始渐趋接受。本间千景的《韩国并合前后的教育政策与日本》
一书，以 1905 年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到 1911 年朝鲜第一次《朝鲜教育令》颁布为止的日本教育政策变化为主线，考察了日本确立殖民教育政策的过程。《殖民地朝鲜的学校教员——初等教员集团与殖民地支配》
一文认为，作为殖民地教育的担当者，教员应着眼于教员中朝鲜人与“内地人”的差别、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在朝鲜培养的教员与“内地”招聘教员的差异、京城师范学校毕业者与其他师范学校毕业者的差异等诸多差异，要善于因地制宜。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是直接推行殖民教育的当事国，对其在朝鲜的殖民教育研究比较活跃，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学者的研究视角与立场而言，既有对日本殖民教育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有公然主张“殖民教育有功”论或“殖民地教育近代化”论的学者，还有一些注重某一个侧面的实证研究，就事论事，很少涉及教育目的、教育性质的“中立”学者。在研究内容上，相对集中于日占时期日本对朝鲜的教育政策研究和学校教育过程的研究，对朝鲜民众的教育态度、教育心理以及朝鲜民众对殖民教育的抵抗等方面的“换位”研究较少。
在韩国，对日占时期朝鲜殖民教育的研究相当活跃，成果也颇丰。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考察韩国学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第一，从韩国教育通史的角度，全面概括叙述日占时期朝鲜殖民教育。李万圭的《朝鲜教育史（下）》
[1]
、吴天锡的《韩国新教育史》
、韩国教育史研究会的《韩国教育史》
等，对日本殖民教育的方针政策、殖民教育的实施以及朝鲜人对殖民教育的抵抗等进行了总体的把握和概括。朴尚万的《韩国教育史（中）》
、韩基彦的《韩国教育史》
、车锡基和申千湜合著的《韩国教育史研究》
等，主要着眼于日本在朝鲜实施殖民教育的过程，重点探讨殖民地教育的实质及影响。韩国教育研究所的《韩国教育史——近现代篇》
除对近现代时期朝鲜教育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以外，还对学生运动、教员运动、新干会的教育抵抗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李惠英的《韩国近代学校教育百年史研究Ⅱ：日帝时代的学校研究》
一书也以百年史的宏观视角，梳理了朝鲜近现代发展沿革，强调日本殖民教育政策基调是皇民化和愚民化，而韩国人的行为则表现为双重性，即顺应和抵抗。上述研究成果，除采用了史料分析、史论结合的传统研究方法外，还运用了口述史的方法。因为是通史，多从宏观着眼，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日占时期朝鲜教育的基本脉络和轮廓，但也存在具体脉络和细节不清楚、很难做到史料突破等局限。
第二，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研究日占时期朝鲜民族教育的发展。孙仁铢的《韩国近代教育史》
和卢荣泽的《日帝下民众教育运动史》
分别对私学和民间主导的夜学、书堂、讲习会等教育机构开展的民族教育活动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考察。车锡基的《韩国民族主义教育的研究》
一书，则通过对民族教育机构开展的朝鲜语、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教育课程，以及学生抗日运动事例的考察，展示了朝鲜民族教育的抵抗。除了上述专著以外，金镐逸在《近代私立学校的设立理念研究》
一文中，把近代私立学校的设立理念归结为基督教主义、文化主义、民族主义；郑慧静在《1920，30 年代韩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与评价》
一文中，把日占时期朝鲜近代教育的思想分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天道教三类。上述研究着眼于朝鲜人的民族教育抵抗及民众教育的实态，强调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即强调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朝鲜可能会走上正常的近代化发展道路。这些研究在克服殖民史观的层面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存在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倾向，缺乏对殖民教育的整体把握和论证。
第三，对学校教育中课程及教科书的研究。刘奉镐的《韩国教育课程史研究》
、咸宗圭的《韩国教育课程变迁史研究》
等，按不同历史时期整理和研究了与教育课程相关的法规、课程安排等内容。金翰宗的《朝鲜总督府的教育政策与教科书发行》
、许载英的《日帝强占期朝鲜总督府的教科书政策与教科书编纂实态》
立足朝鲜总督府时期的教科书政策和教科书出版发行，重点研究朝鲜总督府的教科书。另外，还有很多研究集中在修身、日语、朝鲜语及汉文、地理、历史等具体课程或教科书分析上。如李元浩的《日帝下修身科教育研究》
、崔勇基的《日帝强占期的国语政策》
、李秉谈的《日帝强占期初等学校地理教科书中体现的日本主义与殖民性》
、崔阳镐的《日帝统治下韩国初等国史教育课程研究》
等。以上研究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基于课程和教科书分析，重点揭露日本对朝鲜人进行的同化教育以及旨在泯灭朝鲜人民族意识的殖民教育实质。
第四，对不同阶段学校教育的研究。韩祐熙的《日帝殖民统治下朝鲜人的教育热研究——以 1920 年代公立普通学校为中心》
和吴成哲的《1930 年代韩国初等学校研究》
，分别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等学校“教育热”进行了关注，韩祐熙指出，主导“教育热”并享受普通学校教育福利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因此，应从经济层面深入考察“教育热”现象及其实质。而吴成哲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源于日本殖民者对低级劳动力的需要，而且朝鲜人的入学要求也是滋长“教育热”现象的重要原因。对中等教育的研究中，朴哲熙的《殖民地时期韩国中等教育研究（1920—1930）》
一文，除史料分析外，还特别运用口述资料，考察了1920—1930 年朝鲜高等普通学校的课程、纪律、课外活动等，并通过朝鲜人中等学校与在朝日本人中等学校的规模、设施、毕业后去向等方面的比较，揭示了日本对朝鲜人教育的殖民性。朱益钟在《1930 年代中叶以后朝鲜人中等教育的扩充（1935—1943）》
一文中，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入手，认为朝鲜和日本分别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和供给者，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的扩充不仅与日本的军需工业和皇民化政策有关，而且与朝鲜人的教育需求有关，朝鲜人对未来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渴望，助长了朝鲜人的教育需要，由此导致了朝鲜人“教育热”的出现。他的这种论证和结论，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遭到了一些民族教育者的反驳和谴责。高等教育研究中，车锡基的《日帝下民立大学设立运动》
对朝鲜人自主创办大学的过程进行了考察。郑善伊的《京城帝国大学的性质研究》
对日本在朝鲜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京城帝国大学的设立及其运营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本设立京城帝国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牵制朝鲜民立大学设立运动，而是根据其殖民地统治需要及殖民政策的变化而做出的决定。
第五，对日本的教育政策进行宏观的把握和考察。郑在哲在《日帝对韩国殖民地教育政策史》
一书中，运用大量史料，集中分析了日本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教育课程、教科书内容等，认为日占时期朝鲜教育旨在抹杀朝鲜人的民族性，是强制把朝鲜人化为所谓“日本臣民”的过程，因此教育完全超出一般教育的轨道，是赤裸裸的殖民同化教育。此书过于集中在对教育令、教科书等内容的静态分析上，缺乏对朝鲜人和日本殖民者间相互对立以及相互妥协等曲折过程的动态把握。弘文宗的《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教育政策 1910—1945》
一书，在前半部分分别介绍了殖民教育的类型、理论背景、日本教育通史及日本殖民政策的理念根源，这些内容为日本殖民教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和背景知识。基于这种理论根基，其书的后半部分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教育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细致的梳理。金在祐的《朝鲜总督府教育政策的分析研究》
一文，对朝鲜总督府的教育政策进行宏观梳理，认为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教育政策是为了适应统治殖民地人民、镇压民族教育、抹杀民族意识的需要而制定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他对日本的教育政策本质进行了宏观的论证和分析，但没有进行历史分析，因此未能体现出不同历史背景下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变化轨迹，而且对于朝鲜人的教育应对也未涉及。
综上所述，韩国学界对日本在朝鲜殖民教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分散，具体领域和个别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即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着眼较少。在研究视角上，尤其是涉及民族教育部分时，不免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色彩过浓的问题，不能客观对待日占时期殖民地教育。还有一些学者受“殖民地近代化”论的影响，研究视角和观点上不同程度地带有“殖民地教育近代化”的倾向。
南北分裂后，朝鲜对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也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与研究。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笔者无法对朝鲜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全面的考察，目前掌握的仅有朴德俊的《朝鲜近代教育史》 [2] 一书。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考察和分析朝鲜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以及日本强占朝鲜前后的教育政策，认为日本对朝鲜施行的教育是殖民地奴化教育。与此同时，作者对朝鲜民族教育以及朝鲜人对日本奴化教育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不吝笔墨。遗憾的是，该书的研究范围仅截止到 20 世纪20 年代，之后朝鲜对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研究状况则无从了解。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注重吸收、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立足史实，史论结合、史论并重，对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进行客观地剖析和论证，防止以偏概全、以点带面。
第二，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以日本对朝鲜教育政策的纵向变化为主线，着眼于教育本身，即深入研究教育方针、学制、学校的课程、教材、师资等教育内部的微观问题，同时把视线转向外部，着重分析教育同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军事侵略、文化武装等外部宏观背景的密切关系，点面结合，揭示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容。
第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将日本在朝鲜推行的针对朝鲜人的教育政策与针对在朝鲜的日本人的教育政策以及同一时期日本国内的教育政策进行比较，充分揭露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另外，本书还将日本不同时期在朝鲜实施的殖民教育政策进行比较，并阐释其原因。其中主要分为五个时期，划分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日本当局发布的教育法令，即四次《朝鲜教育令》的发布；二是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乙巳条约》《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以及“三一”运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等。
[1]
李万圭.朝鲜教育史（下）［M］．首尔：
，1991.
[2]
朴德俊.朝鲜近代教育史［M］．首尔：
，1989.